「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於鎌倉時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約之故，特彆強調「忠」與「死」

所謂「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種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縱觀歷史，「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其實完全取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一般認為，「武士道」起源於鎌倉時代，定名於江戶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詔書首次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至11世紀，鎌倉幕府建立，以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作為統治基礎。這類政權，通稱「武家政權」，此後統治日本600餘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這600餘年間逐漸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與「死」。所謂「忠」，是強調各級武士須嚴守崗位，絕對忠於各自的主君；所謂「死」，是倡導為主君獻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權」對這兩點的強調，其實是出於一種現實的「等價契約」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與「死」，主君則賜予並保障武士的地位與財富。這種契約關係，常常隨著世局的變遷而有所修正。如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舊主、新主更替頻繁，武士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就更愛強調「為自我獻身」，而不是「為主君盡忠」。

江戶時代，朝野異途，武士道分裂為「士道」與「葉隱」兩派，其倫理觀完全對立

江戶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詞正式出現在典籍之中。「傳統武士」在江戶時代，被迫轉型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備治民才幹，而不能僅僅只懂得殺伐。「原始武士道」於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學影響的山鹿素行，是這一改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張「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範天下；山鹿素行則強調，武士必須文、武兼修，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文」的修養，必須做到重義輕利，因為通過自己的楷模式的行為，讓天下秩序歸於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職分。

不過，江戶政權用儒學改造「傳統武士」的願望，並未完全成功。緬懷「原始武士道」的《葉隱》一書，仍在轉型不成功的「傳統武士」當中廣泛而秘密地流傳。《葉隱》一書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別痛恨讓武士學習儒學、轉型做官僚。按該書的觀點，所謂「武士道」，很簡單，就是「當生與死逼迫你選擇時，唯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葉隱》反對儒學對死的意義的追尋，「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葉隱》也反對儒學用「義」來規範「忠」，作者非常明確地表示：「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麼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說，《葉隱》完全是對「士道」的對抗，前者得到了當局的認可與推廣，後者則被列入禁書，只能在民間秘密流傳。不過，無論是「士道」里的「武士道」，還是《葉隱》里的「武士道」，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歷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過，而只是作者出於現實需要，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的「提純」。

山鹿素行繪像

明治以後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當局出於現實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於半遺忘狀態

明治維新後，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無論是「士道」派，還是《葉隱》派，都難以被當局所容忍。因為這種舊時代的「武士道」，有兩個特點——1、專屬於「武士」這一特殊階層；2、其效忠對象多元，數十萬武士，分別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權宣布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階層的特權，又通過天皇詔書，將「忠良驍勇」的品性，定義為是全體「日本帝國之人民」所共有的優點，同時絕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發布《軍人敕諭》，更是明確批判武士階層長期掌控日本政權的歷史，是「違我國體」。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尷尬，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半遺忘狀態。

明治後期，為向西方證明日本非野蠻民族，新渡戶稻造重塑武士道，認為其與基督教相通

明治時代後期，「武士道」再度被激活，與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有相當直接的關係。

日清戰爭中，因為旅順大屠殺，日本被西方媒體宣傳為野蠻民族。作為辯護，1899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作出版了《武士道》一書。新渡戶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學歐美，並成為基督徒。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優秀特質」，希望說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蠻民族，也有著與西方基督教傳統類似的優秀的道德體系，這一體系就是「武士道」，其內涵是「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日清戰爭打敗了儒學中國，日俄戰爭打敗了屬於西方文明的俄國，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為，一定存在著某種日本獨有的「文化傳統」，在指導日本獲勝。新渡戶稻造的對武士道的重新提倡，正好部分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要。1905年，新渡戶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別召見，並獲准向天皇獻上《武士道》一書；同年，該書增訂再版，風靡全國，新渡戶稻造也成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遺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躍成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備的美德。

日俄戰爭的勝利，卻使得日本國內「民意」，更願將武士道重塑為對抗西方的特有道德利器

新渡戶稻造的寫作初衷，雖然是為了向西方人證明，西方人有的高貴道德，日本人也同樣具備，不過，他對「武士道」的讚美仍有限度，認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所以，《武士道》一書，雖被推崇，但還難以完全滿足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本國獨有的「文化傳統」的發掘熱情。這種心理需求，最終須由井上哲次郎來填補。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編纂出版了著名的《現代大家武士道叢書》。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武士道「在外國幾乎沒有同樣的例子，是日本一種特別的精神訓練」，不但不同於中國的儒學，更是日本民族賴以與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對抗的唯一利器；至於其何以「獨一無二」，井上的解釋是：日本的「武士道」，有著「皇道」與「神道」作為指導原理，所以，「影響從日本及於全世界,負有道義地統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還一再宣稱：「我國的軍隊之所以非常強大，雖然有許多原因，我確信無疑：武士道的存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至於「武士道」的內涵，則無非「忠君愛國」四字而已。

左，戰後日本郵票上的新渡戶稻造像；右：井上哲次郎

戰時，軍方樂於宣揚「葉隱」；戰後，當局又樂於宣揚新渡戶稻造

綜上，「武士道」究竟為何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日本，實際上一直含混不清。鎌倉時代所產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種現實的利益契約；江戶時代，「士道」和《葉隱》互相對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陣營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遺忘；明治後期，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與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說「武士道」是日本賴以抗衡基督教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說，不是「武士」，而是學者和思想家們，在一直不斷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這種塑造，又因為利益出發點的不同，往往彼此衝突……

惟現實政治往往選擇最符合其實際需要的解釋。所以，在侵華戰爭期間，最受日本軍界推崇的「武士道」，是《葉隱》一派，因為《葉隱》鼓吹「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而反對去追尋這種死是否與「義」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戰地，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帶上《葉隱》」，正是東洋大學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給全體日本國民的「忠告」。1941年，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在《戰陣訓》里鼓勵日軍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虜囚之辱」。

二戰結束後，崇拜《葉隱》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為主旨是與西方溝通對話而非對抗，又重新成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戶稻造的肖像，還被印在了貨幣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

參考資料：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三島由紀夫，《葉隱入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訴求與告白——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與明治日本》，《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4期；唐利國，《論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再編與抵抗的失敗》，《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月；韓東育，《關於「武士道」死亡價值觀的文化檢視》，《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頌倫，《武士道與「士道」的分歧和對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張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新民晚報2015/04/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