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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40周年-戚本禹

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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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愛晶和戚本禹在一起

  戚本禹也是一名在文革中浮沉人生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在文革初期,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自他從1950年5月4日進入中南海到1986年出獄,整整36年間,前十八年是其個人的人生高峰,而後十八年是他的人生低谷。

 

  1931年,戚本禹出生於上海,並在那裡念完了小學、中學,直至高中,並於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的戚本禹隨後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從此他平步青雲。

 

  1958年3月,中央機關開始整風運動,林克、戚本禹等八個年輕幹部向上級反映了中央政治秘書室存在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當時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不滿。因為當時反右運動已經明朗化了,他們就借反右運動批判這八個年輕幹部,說他們「反黨」。毛澤東聽聞此事後甚為惱火,用了唐朝「八司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也是機緣湊巧。1962年的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澤東直言了自己新近受到的冤枉。毛澤東想起了戚本禹,隨即讓秘書田家英進行調查。戚本禹知道毛澤東愛讀歷史書,就向毛澤東學習,留心去讀歷史方面的書籍。

 

  毛澤東計劃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一直沒有突破口,當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登出後,毛澤東想以此為導火索,但不料卻怎麼也燒不起來。戚本禹揣摩到毛的心思後隨即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將矛頭直指歷史學家翦伯贊,還提到了一些現實政治鬥爭問題,隱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層中間存在著矛盾和鬥爭。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文革發起初期,由於田家英在一些觀點上與毛澤東相左,遭到罷免,戚本禹取而代之,成為毛澤東的秘書。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筆風過硬的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

 

  此時的戚本禹可謂炙手可熱,漸漸開始「不可一世」起來。江青對他很賞識,但也曾這樣評價:「戚本禹眼睛長在額頭上,朝上看。」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也描寫了戚本禹當時的傲慢情形,他寫道:「到了釣魚台16號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了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可能是午休後剛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氣太熱,只穿著背心和褲衩,坐在電風扇前看著林彪的信。他有個綽號叫『戚大帥』,加上他看信過程中接了一次電話,口氣十分生硬,這就更給我以此人粗魯的印象。」

 

  文革對於戚本禹的政治生涯而言,是一次絕妙的機遇。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戚本禹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他從此進入了「中央首長」之列。

 

  文革之或越燒越熱之際,戚本禹也開始大鬧中南海——他帶著紅衛兵揪斗劉少奇,甚至在朱德的家門口貼大字報,漸漸地便走向「玩火自焚」的下場。

 

  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爆發後,周恩來開始向毛澤東進言——解決「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問題。由於毛澤東有意對戚本禹「刀下留情」,所以,周恩來起初只是拿王力和關鋒「開刀」。由於兩位「兄長」已倒下,戚本禹自知政治生命即快結束。

 

  他為了自保,便將所有事件的責任都推到了王力、關鋒,甚至是江青等人身上,隨即遭到更慘烈的回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給「王、關、戚」扣上了「變色龍」、「小爬蟲」的帽子,也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

 

  在連毛澤東都感到不滿的情況下,戚本禹終於無法再掙扎。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戚本禹在「請假檢討」後,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里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只是到了後來,才慢慢地准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1983年11月2日,戚本禹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出獄後的戚本禹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至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後除繼續鑽研學問、應邀講學外,曾涉足商海,對金融和銀行特別有興趣。如今是一個公司的副董事長。
關鍵詞: 文革 戚本禹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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