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內容提要：360年前的「甲申之變」，當時有人稱之為「天翻地覆」，其實不過是又一次周期性 的改朝換代。親歷者事後的歷史檢討，史料較為豐富，然觀點十分混亂，反映了各種不 同當事人的觀察視角和心境體驗是何等的不同。本文秉著「記憶史」的思路，以敘事的 風格，欲將引起這一歷史事變的各種側面展示於讀者面前。作者所能感慨的是，一個政 權的崩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天運」、「人事」一齊奔來，終究說明「合法性 資源」的喪失，是關係政權生死存亡的深層因素，而事變的發生則往往帶有偶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子民」的身份歸屬一變再變，前後 經歷了「大明」、「大順」和「大清」三個朝代。雖說中國歷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換代的習慣(新名詞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敗寇已成常識。但這樣的「半路殺出程咬金」 ，讓京城裡的人怎麼也弄不明白，剎那間紫禁城的皇帝寶座怎麼倒讓「第三者」莫名其 妙地給奪了過去?
360年，六個甲子過去了，往事如煙。所幸保存下來的明清易代記載算是多的，僅在京 親歷的回憶錄就有十來部，擴大到相關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 20年前，搜集並閱讀過這些「記憶」資料，也做過研究。這次重讀，說實話，仍是一頭 霧水——歷史永遠是混沌不清的：這結果是偶然還是必然?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 這個題目。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哲理性的探討嗎?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歷史性的敘述 。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詞稱「後現代」。後現代史學推崇「敘述 法」(而非過去流行的詮釋法)，認為故事說完了，「敘述者也就死了」，餘下都是讀者自己的事。
歷史學家比過去謙遜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歷史發展規律」來標榜自己職業的絕 對神聖——藉助陳舊的歷史構築未來的藍圖，實在是一種過高的奢望。新的說法，歷史 學實際上只是一門重新處理「記憶歷史」的人文學科。歷史既已經遠逝，不可能被原模 原樣地得到整體「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記憶碎片，有的是落花繽紛，滿地枯葉，不 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則是荒蕪零落，依稀見到的只是模糊的歷史背景。但是，以「記 憶歷史」為名，拂去歷史學神聖的光彩，決不意味著歷史思考的艱難性和智力考驗的程 度降低了。這些陳年往事，無一不是我們先輩煎熬過的人性歷練、社會寫照，也不斷地 在拷問後代子孫的智力水平：你們怎麼認識，是比我們聰明，還是依然故我，沒有進步 ?
崇禎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雖說向來見多識廣，處變不驚，但怎麼也想 不到，在短短的兩個月里，歷史的造化要讓他們經歷接二連三的大事變，體味什麼叫做 驚恐萬狀和不知所措。
崇禎皇帝登基已經有17個年頭。18歲時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 忠賢恣意搗亂7年，朝綱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註：天啟皇帝熱衷木工技藝，水平一流， 然不問朝政，魏忠賢等由此得逞，肆虐天下。明政權之崩壞，天啟七年間已然成形，死 後17年明才滅亡，說明事有不可預料者。詳參《先撥志始》、《三朝野記》、《三案始 末》諸書，不贅。)即位伊始，對著前任政治狂燒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動聲色地把大 宦官魏忠賢的勢力消滅殆盡；第二把火，為東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時道路相傳，都以為 「大明中興」有希望了。然而，沒有多久，崇禎皇帝對臣僚的謙遜和柔情消失了，脾氣變得越來越壞。令他煩心的是，官僚們辦事不力，相互間的攻擊隔三逢二，無有休止。 經心腹太監密查，說是在高尚的詞句和說不清的是非之爭背後，仍在玩門戶黨爭老一套 。17年里，他先後更易內閣「宰相」50人(其中處死2人、充軍2人)，任免刑部尚書17人 ，兵部尚書處死2人、被迫自殺1人，誅戮總督7人、巡撫11人。(註：孟森：《明清史講 義》(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崇禎帝辯解說：「朕所誅者是貪欺二字。」(註：史惇：《慟余雜記》，載趙士錦《甲申紀事》本內，中華書局，1959年。)處理的都是那 些伸手要權要錢，說假話大話卻失職連連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於無奈。他發 狠說「但要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就滿足了，以此表達對官僚層素質普遍低下的強 烈不滿。(註：文秉：《烈皇小識》(「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1982年 。以下凡出於該叢書者，不另注。)當幾度整肅無效，失去耐心之後，崇禎帝再度起用 宦官和東廠，重蹈永樂皇帝開創的宦官干政覆轍。
最令他頭大的，則是起自陝北的明末農民起義軍。崇禎執政17年，農民軍跟著他17年 ，猶如幽靈附身，是專來催命、索命的。應對當政者的剿撫互用，農民軍東奔西突，轉 戰陝、晉、冀、豫、鄂、皖、魯、川、甘等九省，死去活來。崇禎九、十年間，農民軍 經盧象升、洪承疇等人的合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兵南下襲明，盧、洪先後被 抽調到抗清前線，一死一降，無意中幫了農民軍。躲過大劫大難之後，崇禎十三年冬， 李自成離開隱伏多時的陝南山區，向連年旱蝗饑饉至極的河南挺進，五戰五捷於中原大地，氣勢極盛(惟有三攻開封無功而返，以黃河決堤、水淹全城為結局，北宋東京的繁 華陳跡蕩然無存)。崇禎十六年冬，被崇禎帝強令離開潼關出戰的明軍最後一支精銳部 隊全軍覆滅，時勢已經為李自成敞開了一條通向北京的勝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順政權正式成立，並親率十餘萬大軍渡河東征。
因此，甲申新年剛剛撩開它的面紗時，中國的政局實在是迷霧重重，有三個政權相互 對峙著，前景深不可測。除正統的大明政權、西北的大順政權外，還有一個從遼東崛起 、由「金」改名為「清」的東北政權。努爾哈赤是在統一女真族後，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與明政權處於敵對狀態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極手裡，父子兩代經營50多年， 屢敗明軍，邊境不斷東展西擴，基本懾服了蒙古諸部落，崇禎九年(1636年)正式改國名 為「大清」。到甲申，年輕的新政權已經長大成人，進入了它的「青春躁動期」。
京城裡的老百姓大約是從三月十六日大順軍攻陷昌平、火燒十三陵的消息傳來，緊張 氣氛開始擴散瀰漫。但九門緊鎖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時代，固若金湯，從來不容易被攻 破。北元、後金的部隊曾幾度抵達城下，都望洋興嘆，轉一個圈便開溜。因此，百姓並 未意識到將有特大事變發生。不詳的預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裡遭遇到一種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贅肉，數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嘔血病流行，不時聽到出喪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來風沙暴襲擊，「飛沙走石，或二 三日一見，或一日再三見」，上上下下都高興不起來。(註：劉尚友：《定思小記》， 鄭振鐸「明季史料叢書」第八種，1944年聖澤園刻本。據周同《被瘟疫滅亡的明朝》一 文稱，前者為「疙瘩瘟」，是一種腺鼠疫引起的淋巴結腫大，後者則為肺鼠疫。載《光 明觀察》2004年1月27日。)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幾乎兵不血刃就城門洞開。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禎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監曹化淳率先打開外城西側的廣寧門，義軍由此進入今復興門南郊一帶。義軍在北面的德勝門、西面的阜城門、西直門三處擺出攻城態勢，炮 聲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監杜勛由軟梯入城，代表李自成與明秘密談判，要崇 禎帝遜位，未獲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接劉宗敏率軍 進入，此後內城各門齊開；中午，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 入內殿。沿途百姓早聽得傳令，各各在門前擺設「永昌」香案，書「順民」二字於門上 ，閉門不出。不到半天的時間，京城的百姓已經從「大明」的子民變成了「大順」的子 民。宮中遍搜崇禎帝不得，全城嚴查。二十二日，確知崇禎皇帝已自縊於煤山(今景山 公園內，死時虛齡36歲)。李自成下令收屍入棺，予以「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 ，後移入佛寺，有和尚為他誦經。二十七日，大殮畢，下葬於西山的田貴妃墓中，未能 入圍昌平明皇陵。(註：以上敘事據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趙士錦《甲申紀事》、錢《甲申傳信錄》、文秉《烈皇小識》等書記載綜合，並參考徐鼒《小腆 紀年附考》。《甲申核真略》，據前引鄭振鐸「明季史料叢書」所收聖澤園印本。)
大順軍佔領京城，前後42天，幾度宣布要舉行登極儀式，卻一再推遲，百姓惶惑不解 。進城初秩序尚好，店鋪照常營業。轉折發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處抄家， 連累店鋪商家罷市，恐怖氣氛逐漸濃重，人心開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長安街出現「 貼示」：「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於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皇帝，改元義興元年。 」謠言四起，甚有說觀音託夢「明當中興」，估計都是吳三桂一類人放風，藉此動搖大 順軍心。(註：詳陳濟生《再生紀略》、聾道人《遇變紀略》(又名《燕都志變》)與《 甲申核真略》、《甲申傳信錄》諸書。《再生紀略》據嘉慶白鹿山房刊本「叢刻三種」 。《遇變紀略》據《荊駝逸史》本。《燕都志變》附於鄭廉《豫變紀略》後，載「三怡 堂叢書」，並指作者為徐應芬。)吳三桂南下投順途中，獲知吳家被抄，反叛回山海關 。義軍高層四月初已經獲悉，經過一段躊躇後，於十二日殺戮大臣勛戚30餘人。(註： 據趙士錦《甲申紀事》。有說90餘人，甚至更多，日期也不一致。此據趙說，似較確。 )十三日，李自成親率10萬大軍，奔赴山海關前。二十六日，義軍從山海關敗歸，僅余 三、四萬人，城裡軍紀開始嚴重失控。二十九日，在舉行登極儀式的煙幕下，大順軍怒 殺吳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燒宮殿和各門城樓，並於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 、河南兩路向西安方向退卻。(註：據《定思小記》、《再生紀略》、《甲申核真略》 、《甲申傳信錄》等書，略加考訂斟酌。)
此時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吳三桂得勝，將奉明太子進京即位，不知清軍緊跟著也已 經於三十日晚抵達薊縣。多爾袞在得知李自成軍撤出後，與吳三桂一起統領滿漢精銳， 星夜趕路，於五月初二晚進抵京城腳下。吳三桂受命不準進城，繼續追殺西逃的義軍。 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員準備好「迎駕」的一應儀仗設備，身著白色喪服，齊集東郊， 打開朝陽門，吹號擊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驚的，「望塵俯伏」，山 呼之後，登上寶輿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馬大的滿人(即多爾袞)。不等 眾官弄個明白，即有清傳令兵怒喝：著所有內外官民人等，悉去喪服白冠，「我大清攝 政王率滿洲兵入城來了!」有腦子轉得快的幾位明官，迅即聯名上《勸進表》，不想被 清內閣大學士范文程嗆白一頓：「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即皇太極的兒子福臨，史稱 順治帝，虛齡7歲即位)自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註：據《定思小記》、《甲申 紀事》、《再生紀略》、《甲申傳信錄》等書，參考徐鼒《小腆紀年附考》。)
生當明清易代之際，事前、更多的是事後，有許多人都在檢討和思考這段歷史。檢討細緻到了應該任用什麼人、處置什麼人、這個戰役該怎麼打、那個戰役打得如何不對頭 ，以及執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嘔心瀝血，雖不無「事後諸葛」的嫌 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說崇禎皇宮裡的一幫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從南開大學歷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 ，給我寄來一份複印件，內容是由杭州人韓順卿在蘇州的故紙堆中發現的，題名為《天 翻地覆日記》的手抄本。從文字表達判斷應出自內宮宦官之手，也有學者懷疑它就是久 已失傳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記》。其中有這麼一段情節：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萬歲諭娘娘云：「賊陷昌平，悔不從汝言，早令太子南遷。 」入夜，賊犯平則等門，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書御案曰：「文武個個可殺!」(此一情節在《烈皇小識》等書中均有 記載，《小腆紀年附考》亦采入)
……(罷朝後)大門樓接進偽詔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宮，諭「汝等」二字，即 哽咽不成語，撫其手。
諭娘娘云：「廷臣惟爭義氣，全忘忠義。十七年辛苦，仍為若輩所誤。朕惟一死報祖 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龍不誅，袁崇煥不殺，盧象升、洪承疇不必勤王，賊猶可滅。天運人 事，一至於此。」
萬歲又云：「除卻數人，竟無人可圖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於位。後來已補救不及。或者永樂爺殺戮忠臣 太過耶?」
撇開《日記》的真偽不論，「娘娘」的看法在當時極具代表性。明方的檢討異口同聲 都這樣說：當年袁崇煥不殺「皮島」上的毛文龍，遼東一幫驕兵悍將就不會叛明而降清 ，明就會有從背後牽制清人不敢留然南下的武裝力量，驕悍的軍閥們也無緣替清滅明充 當「馬前卒」；不是誤中皇太極「蔣干盜書」式的離間計，殺了袁崇煥，遼東的失守以 至後來吳三桂的出賣山海關，都可能避免；更要緊的，如果不是把剿殺義軍最為得力的 盧象升、洪承疇調到抗清前線，改剿為撫，而是趁熱打鐵，崇禎十三四年左右，說不定 農民軍的事情也就僥倖解決了。此後，回頭全力對付遼東，何至於有「清兵入關」這局 悲劇呢?
擱下明君臣各種「假設」不論，再說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關農民軍的「記憶史」 ，都是別人給他們寫的。那麼多的甲申實錄，都把他們寫成「禍水西來」，所幸還注重 描述，北京42天里農民軍的行動細節，無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讀這些相關資料，頭腦 里曾閃過一念：但看義軍東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後，明朝大批官僚、將帥望風而降，爭 先恐後「改頭換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瑣，寡廉鮮恥，大明王朝人氣之差，超乎想 象。魏斐德曾據《明季北略》等書作了統計，在京自殺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數來自南 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順的高級官員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貫相等，年齡與資歷偏低 者佔大多數。(註：[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第239—243頁。)需要補充說明的，魏沒有統計在此前後投降的武官和太監，文官投順 名單中也有一些是受黨爭之害被誣陷的(南明清查「從逆」，是黨爭的延續)。有一件事 更帶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擊者看到，大約是江淮地區的一個前科舉人，不知北京已 經易手給清人，仍乘船由運河北上，「大為招搖」，到處聲稱他是去趕「大順朝」的官 員招考的。(註：陳濟生：《再生紀略》。)這一切似乎預示事變也有另一種可能：不是 遼東的清兵在中間橫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穩皇帝寶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 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順史」了。
李自成終究沒有做成皇帝。說大順軍因為驕傲而失敗，今天看來是皮相之見。我倒覺 得，李自成一幫人身上「樸素的階級情感」未能及時褪去，這對想做穩皇帝是致命的。 在立足未穩之前，就忙於對京城勛戚與官僚實行大規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認 為出於建立「財政基礎」的考量，但給人的感覺，總更像窮漢子積久的情緒發泄和劫奪 「富有者」急吼吼、時不我待的膚淺心態。他們不夠「狡猾」——不能透徹地意識到這 是改朝換代、生死攸關的一局大棋，完勝需要大智慧、大手段。為著徹底制勝對方，有 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後走，有時更要捨得拼「炮」棄「卒」，以迷惑對手。譬如對吳 三桂，既然知道他軍隊所處戰略地位事關緊要，派人招降他，卻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 奪他心愛的陳圓圓，這與劉邦在「楚漢戰爭」緊急關頭，對韓信、彭越的隱忍妥協相比 ，就知道李自成他們太沒有「文化」，吃了不讀歷史的虧。還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 樣一早就下決心「轉世投胎」，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若即若離，缺乏表示誠意的策略手段 。但我也想為李自成叫一聲屈。李自成實在沒有朱元璋幸運，他遇到的時代，活躍在功 名場上的知識分子，多數心態浮躁，專長內耗，鉤名釣譽，不務實學。黃仁宇的《萬曆 十五年》點了明亡的一個死穴：明中期開始產生了一種叫做「道德災變」的社會風氣， 知識分子很喜歡唱高調，也熱衷抱小圈子，動輒以「異端」、「偽學」整人，結果假人 走紅，真人受氣，(註：萬曆年間，臨川湯顯祖先生早發此感慨。他在給王肯堂的信里 直抒胸臆，曰：「世之假人，常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響而附之，以相得意。真 人失意，假人影響而伺之，以自得意……大勢真之得意處少，假之得意時多。」《湯顯 祖詩文集》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36頁。)連李卓吾這樣的書獃子也不放 過。李自成身邊，投順者甚多，但既沒有李善長那樣幹練的行政高才，也沒有劉伯溫那 樣胸富韜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個虛構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證(註：顧誠：《明末 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及注14。))。那時中國也不是 沒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與「流寇」為伍。清國的大學士范文程是一 位民間高人，但他「養」在遼東，被太祖、太宗慧眼識中，幫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國 」的大業。可以說，毀壞明王朝與李自成帝業的，是各類人物的綜合作用，但范文程， 也包括洪承疇等「貳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參與其間。
說一說「第三者」清人的「記憶史」。清人始終堅持，他們不是從明朝手裡奪得江山 的。1645年清兵南下，攝政王多爾袞有一封信寄給史可法，半為恐嚇、半為勸降。信寫 得很機巧，說：「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肆毒君親。中國臣民，未聞有加遺一矢。」 因此，「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註：抱陽生：《甲申 朝事小紀》(任道斌點校)卷7《攝政王與史可法書》，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608 頁。)現在看來，明清易代這一官方「辭令」，是清政權深思熟慮後創造的「意識形態 話語」(首倡者為范文程)。事隔73年後，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長達2700字的「聖祖長 諭」，曆數平生，大講興亡治亂之道，其中有一長段與前說呼應。康熙帝對臣下說：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 雲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 」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 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 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 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註：《聖祖仁皇帝聖訓》卷9《聖治四》，文淵閣《四 庫全書》史部6、卷218。)
我仔細琢磨過康熙帝的說法，覺得「味道濃極了」。康熙帝既承襲先輩的「話語霸權 」(得手了，什麼話都可以說；那時沒能力，可以說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層意思：過去我們是尊重你們大明天子為「共主」的，可你們的皇帝不爭氣，老百姓造 反，把天下丟了，這怪誰?在中國，在歷史上，誰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誰 有能力為天下掃除「亂臣賊子」，「應天順人，撫有區宇」，把握中國全局。在這種「 英雄不問出身」典型的中國話語背後，還包含有強烈的反駁：別以為我們是「少數族」 ，多少也是一族的大頭領；你們過去的皇帝，一個是小小的亭長(最多相當於鄉長)，一 個是窮村小廟裡的和尚，你們怎麼就沒有覺得不對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這裡只能說一項：清人在入關前後，對漢族王朝政治體制和意識 形態等「合法性資源」一直是在努力學習、認真鑽研的，也很重視發揮為他們服務的漢 族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方面，與過去遼金、蒙元相比，都可謂「當刮目相看」。因此， 機會到來時，在運用漢族意識形態資源、收籠人心方面，真是「後生可畏」，緊緊抓住 「救民」、「安民」這二條漢族統治的「祖訓」不鬆口。例如入關前，即宣稱「此行除 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隨軍大學士范文程在代表多 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彆強調此次「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國家欲 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後，立即宣布廢除明末加派，減輕民眾負擔；另一 條也很厲害，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對在京明官一攬 子包下，概不追究他們「從逆」大順的「政治問題」；發現強迫剃髮感情上有大阻力， 從策略考慮，果斷暫緩薙髮，能進又能退。(註：據蔣良騏《東華錄》(中華書局1 980年版)、《清史稿·范文程傳》，並參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因此清兵在華北 、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頗得漢人的協助。現代清史研究的開山祖是孟森。 先生在《明清史講義》里評論這段歷史，也說：「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 根本外，余皆尚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 甚，頗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 ，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 ，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稱讚滿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類 ，其知識隨勢力而進」，前期諸帝比明中後期都強，可惜末代子孫「死於安樂，以致亡 國滅種」。(註：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第397、379頁。)
當時，無論是明人還是清人，都明白事變是由所謂「流寇」即農民起義引起的。不是 農民軍17年對明的長期消耗，幾無可「勤王」之兵(明的軍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 會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闊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際的「記 憶史」，議論的焦點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責任」上來：大明政權究竟出了哪些 致命的毛病，才變得如此不堪一擊，拱手與人?
「記憶史」在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勝其多，觀點卻十分混亂。皇帝那邊直到臨死前還 冤氣衝天，覺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寫「記憶史」的也 有不少同情這種說法。另一種聲音則明裡暗地指向了崇禎皇帝，埋怨他專斷自負，隨意 殺戮，喜怒無常等等。總括起來，總不離導致王朝滅亡的那些陳舊老套，例如皇帝剛愎 自用(或昏聵荒淫，但崇禎不屬於此)，「所用非人」，特別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 僚群醉生夢死，貪婪內鬥，「不以國事為重，不以百姓為念」，雖了無新意，卻都一一 可以援事指證。
有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呢?我想是有的。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樣 可以拖它百來年，甚至長達一、二百年?萬曆皇帝「罷工」20年不上朝，經濟不是照樣 「花團錦簇」，惹得一些史家稱羨不已?再說徹底些，無論哪個王朝，農民的日子都好 不到哪裡去，農民個別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 規模農民起義，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謂「有壓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來解 釋王朝滅亡，總有「燒火棍打白果——夠不著」的味道。
重讀明清易代史，新的發現和體會也有一點。近幾年西方人對明清史研究的熱情很高 ，出了不少書。他們的視角獨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 資本》一書里，憑藉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 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千到1萬噸左右，約佔當時世界白銀總 產量的1/3(其實這項研究，中國學者梁方仲、全漢升走在前，只是沒有引起國人足夠注 意)。1萬噸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的3.2億兩白銀。弗蘭克等人為了向歐洲中心主義展 示「造反有理」，說那時不是歐洲而是中國佔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論巨額 「白銀資本」的流入，促進了中國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增長。
這一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異的「白銀」功能，在明代歷史上，是否像弗蘭克說的那樣 ，使明史變得一片光明?還產生了別的什麼效果沒有?假若經濟形勢真那麼好，明末的社 會動亂和政權的崩潰，當如何解釋?很明顯，從「白銀資本」話題出發，有一個疑問是 必須被提出，並加以深究的：這麼多閃閃發光的白銀到哪裡去了?在哪些人手裡?作什麼 用途，是用以發展經濟、改善國民生活了呢，還是用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
不錯，從眾多的「記憶史」里，也能夠確證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銀數量，多得 驚人。崇禎末僅國家財政收入，已經上漲到年約3千餘萬兩白銀。(註：倪元潞於崇禎末 接任戶部尚書，有《並餉裁餉疏》，詳列全國三餉各地區(收)與兵餉各軍鎮(支)分項數 ，是至今最為詳盡可靠的三餉與兵餉數據。總計三餉總收入20101533兩，兵餉總支出21 221487兩，仍有赤字。再加原正常年財政收入約1千餘萬兩，總數當在3千萬兩以上。參 《倪文貞集·奏議》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6、別集5。)五六十年間，民間負擔 增加到三倍。崇禎五年有人揭發，淮陽巡撫半年內即有贓款17萬兩私入「小金庫」，不 防突然調任，僅支2萬離去，餘額盡為後繼者所得。後者又兼了緝私的「巡鹽」，欺匿 鹽稅21萬兩。(註：文秉：《烈皇小識》卷3，前為曹暹，後為史。)然而，數額巨大 的白銀儲備，花在奢侈性消費方面，多少還能對各類「生活服務業」起點「推動」作用 ，遺憾的是相當部分卻被收貯在國庫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今天之 所以能掌握實據，竟是因為他們死到臨頭還抱住不放，最終被大順軍抄沒，原形畢露。
據《甲申核真略》、《再生紀略》、《甲申傳信錄》等書記載，甲申正月初一，前線 告急，內閣向皇上詢問庫藏究竟還有多少銀子。崇禎愁眉不展，含糊地說：「今日內帑 難以告先生。」不願透底。三月初十，義軍離北京越來越近，為籌措軍餉，皇帝派太監 向大臣、勛戚逐家強行「捐銀」。眾人各各哭窮，都說「家銀無多」。龍顏大怒下，老 皇親張國紀捐2萬，皇后父親捐1萬，其餘「未有及萬者」。退休太監頭司禮監王之心最 富，紛傳家產在30萬兩以上，也只肯認捐1萬兩。大學士陳演推託「從未向吏兵部討一 缺」，向來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順「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來：陳演被拘，派人送4萬兩至劉宗敏府， 結果為家僕告發，「先後搜掘黃金360兩，白銀48000兩，珠寶盈斗」。太監王之心家， 搜得白銀15萬兩，珍玩珠寶大抵價值也在15萬兩左右。在皇后父親周家，搜得白銀53萬 兩，「緞匹以車載者相屬於道」。據說大順軍早有「坐探」潛入京城，對官僚的家底深 入摸排，因此劉宗敏等對他們的「追贓」定出了「指標」：內閣大臣級為10萬，各部、 院、錦衣衛以及順天府長官7、5、3萬不等，科道監察官員和吏部官員5萬至3萬，翰林3 萬至1萬，其餘部屬(司長、處長)則各以千計。當然，這種「毛估估」也有個別是虛誇 的，有的被酷夾而死，仍不足此數。但若考慮到這些官僚勛戚還有收貯或存放在別處的 大量金銀，例如票號、錢莊，以及蓄藏於老家的，佔有的白銀肯定還有不少未被大順軍 抄走。在京抄得總數多少?《懷陵流寇始終錄》的作者說：劉宗敏上交1千萬兩，而李岩 、李牟「用刑寬，所得少，以己物充數」。李岩有否其人也成問題，此說只能姑妄聽之 ，但總數有千萬兩之多，似不算誇張；這裡，還沒有包括各書透露的大順軍官和士兵私 抄入己之數。《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觸義軍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5～6百兩，少者亦有1～2百兩。
從國庫里抄沒的有個大約的總數。據目擊者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敘述，從四月十日 起，即有馬騾等車輛不斷裝運各庫銀錠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騎計。據他觀察，所載 的內庫「鎮庫銀」，刻有「永樂」字型大小，每錠500兩，每騎2錠(千騎則為100萬兩)，其 它尋常元寶則打成包裹搭裝在一起，不易辨認。估計白銀總數是3700萬兩，黃金為若干 萬兩。(註：楊士聰文內又云：戶部銀數，外解銀不及40萬，捐助20萬。若此，戶部歷 年積存已為戰爭掏空，上年度的財政應收款約3千餘萬兩，解京只及零頭。但劉尚友《 定思小記》則說海內應解「京銀兩」歲2千萬(其餘則解往規定地區)，到戶部僅2百萬兩 ，似較合情理。)趙士錦任職戶部，比較清楚底細。他在《甲申紀事》中說：載往陝西 的銀錠上有萬曆年號，因萬曆八年以後所解內庫銀尚未有動，計白銀3千餘萬兩，黃金1 50萬兩。白銀數與前楊士聰比較接近，再將黃金折為1500萬兩白銀，總價值約為4500萬 兩白銀。史惇在《慟余雜記》里說崇禎帝確實以為內帑已空，為廠監內臣所欺隱，一 直蒙在鼓裡，結果盡為「闖賊」所得，「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此恐得之道路傳聞， 未必確鑿。我約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宮和官僚手裡的白銀，總數至少在5千多萬兩 以上，約佔弗蘭克所說白銀總數的1/6。至於貯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紳私宅里的白 銀，其數亦當十分可觀。文秉為明末內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依據父親及親友所藏大量 邸報奏疏抄件，按年彙輯成《烈皇小識》，保留了揭發官僚賄賂的諸多「原始材料」。 書中記載崇禎三年，後金兵入犯永平(今盧龍縣，屬唐山地區)，鄉官白養粹降敵。督師 孫承宗命遼東明將祖大壽(此人後降清)、馬世龍退敵。收復永平後，「叛人白養粹已死 ，其母尚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遂將 白母用極刑，乃盡出其窖藏，蓋幾百萬雲」。河北的一個鄉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銀達 幾百萬兩，由此推想全國官吏聚斂的總數會有多麼大!弗蘭克不理解「國富」、官富不 等於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銀子過過手氣，就算闊的了——保不定今天 在手，明天還得交進官府(明末賦稅是要交白銀的)。
各書記載，都對京城勛戚、官僚的貪財吝財以及種種媚態，極盡暴露譏諷的能事。例如對大順長官將士使用賄賂舊技，多有送金銀珠寶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 兒上門的，無恥至極。清康熙年間計六奇彙編的《明季北略》，因收錄雜蕪、考辨不清 ，史家使用常取謹慎態度。其中收錄有宋獻策、李岩兩人的長篇對話，我估計是落第文 人借宋、李之酒，澆自己心中的憤懣，顯屬編造，卻點出了大明政治與白銀貪婪的關聯 。大意是：李岩問明朝經科舉選官入政壇非常不易，「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多見 也?」宋獻策的解釋，大明天下，滿朝公卿，哪個不是坐享榮華富貴，年薪豐厚，怎麼 肯隨便捨棄?剛考上的，會說「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頂 。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則認為「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因此宋獻策總結說：他們每個人 都認為「功名」是自家辛苦掙得來的，各處和各個環節都得花費白銀，子母相權，贏利 至上，棄舊事新，把忠義二字拋到九霄雲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說明社會實情與弗蘭克等人的想像大相徑庭。在明代，白銀滾滾，並 沒有顯著改善民眾的生活；白銀的誘惑，倒是極大地刺激了當權者的貪慾——要知道， 白銀不只具有資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於貯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銀時代，官僚層的貪婪，是實物經濟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明中期以來廷臣間無休止的爭鬥，以及亡國前後投 降失節之風的極盛，都與白銀的誘惑不無關聯。後者在甲申變故中暴露淋漓盡致，前一 種情景，則可援引周延儒事為證。周被崇禎帝罷歸後，於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內閣首輔 ，就是由復社張溥、吳昌時等人集資6萬兩白銀，賄通親信內監辦成的。事後證明復社 此舉愚蠢至極。周延儒以及與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裡為奸，無所不至，贓證累累 ，萬目共見」，最終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禎帝因「交通內監」無情誅戮，復社亦蒙 受污穢。(註：事詳文秉《烈皇小識》卷7，謂「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郎吳昌時為之經 營，涿州馮銓、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鋮等分任一股，每股銀萬金，共費六萬兩，始得再 召」。並參夏允彝《倖存錄》、陸世儀《復社紀略》兩書。)總之，白銀的權力化，權 力的白銀化，從明中葉開始直到清亡，除順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斂外，貪 污賄賂的規模是一波比一波擴大，官場腐敗，人心不古，吏治每況而愈下。明清官紳消 費奢靡成風，「春風薰得遊人醉」，自然覺察不到岩漿的「地下運動」，突然井噴，懸 崖勒馬也就來不及了。
文秉描述編寫《烈皇小識》的心情是「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 能下」，發問道：「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其實，凡說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 初人必追問「殆由天運，抑或人謀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獨然。(註：佚名：《明亡述略》，文內曰：「嗚呼!天之厭明久矣，其興可復望哉?使得賢主建國，君臣同心， 無蹈前代之轍，江以南猶不能長保，況承以淫昏之人，欲苟延其祚得乎?」這是連南明之事都說透了。文附於《崇禎長編》本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版。)
現代人往往指「天運」為迷信、愚蠢，不屑一顧。這裡要為這一說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羅列幾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證據；但若強行證偽，每一款都很難單獨 成立。然而，還有一種因素長期被忽略，或者說意識不那麼強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 後期，東亞大陸適逢稱為「小冰河」的自然災變周期，從中國到朝鮮普遍受災，西北與 中原尤為嚴重。正是這一「天變」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國政壇最終 演繹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發」。
最近韓國學者朴根必、李鎬澈在我國《古今農業》上發表了題為《<丙子日記>(1636— 1640)時代的氣候與農業》的論文，指出「17世紀的東亞通常被稱為近代前夜的危機時代，即所謂的寒冷期(小冰河時期)」，這種災害性的氣象危機，因有《丙子日記》的發現，在朝鮮境內已經得到確證。我國中央氣象局科學研究院編著出版的《中國近五百年 旱澇分布圖》以及相關論文集刊，也證實1470—1644年為我國旱災嚴重(且旱澇互生)的 歷史時段，其中全國性大範圍有旱象的年份為18年。(註：《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 集》，地圖出版社，1981年：《氣象科學技術集刊(氣象與旱澇)》，科學出版社，1983 年。)現在看來，由於氣象史專家搜索的歷史資料不全，實際情況遠比他們已經調查的 要嚴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鄭廉在清初著有《豫變紀略》一書，因對農民戰爭期間河南省 情熟悉，記載詳盡，在明清易代諸書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他對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 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摘錄於下：
崇禎三年 旱。
四年 旱。
五年 大旱。
六年 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
七年 夏旱蝗。
八年 夏旱蝗，懷慶黃河冰。
九年 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
十年 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
十一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十二年 大旱蝗，沁水竭。
十三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
十四年 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
十五年 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摺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 擊河南災情嚴重、備受征派增餉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寫於崇禎七年，字字瀝血，不忍 卒讀：
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 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 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 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 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 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 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賊而 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註：鄭廉：《豫變紀 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易代之際棄官返鄉的宋應星，除所著《天工開物》向為學人推崇外，尚有刻於崇禎末 的政論著作《野議》。他是預感到危機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該書《民財議》一 文里，點出了「民窮財盡」的時代要害，也說到了多年災荒對北方農業生產的影響，亦 轉錄於下：
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蹙額轉相告語……其謂九邊為中國之壑，而奴虜又為 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 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之魚耳。有饒數物者於此，白鏹黃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纏篋 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 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里，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 寇有不熾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註：宋應星：《野議》，載《宋應星佚著 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這一輪「小冰河期」，綜合南北方誌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 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才達到災變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 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態勢呈倒U形。(註：這一災變在江南也有明顯的反映。筆者 據《楊園先生全集》、《閱世編》、《歷年記》、《補農書》、參《松江府志》、《嘉 興府志》以及《啟禎聞見錄》、《李煦奏摺》等資料，作過年表匯總，證明周期變化也 與文內所列時間範圍對應。將另文敘述。)魏斐德《洪業》開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災害對 當時中國社會和政局的影響，援引埃爾文的統計，1585—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40 %。(註：[美]魏斐德：《洪業·導言》，第8頁。)但從整個周期看，不是自然災變立即 就會引發社會動亂；清初順治朝和康熙前期，儘管仍處於災變期內，社會秩序卻在逐漸 修復之中，兩者的關係絕非完全重疊「同一」。
嗚呼，說不盡的明清易代種種歷史原委!面對偶然、必然的哲學難題，甲申之際的各種 人，都表現出一種迷惘：說完全是天變所致，是也不是；否則「謀事在人」，又怎麼說 ?難道混沌的歷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所說，有一種神秘的綜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氣運」?那麼，「氣」是什麼，「運」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王夫之說「氣運」，概念演繹得有點神秘，但反覆讀《讀通鑒論》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實還是從「人氣」、「民心」上去發揮。每當王朝中後期，總會有神經過敏的知識分 子憑感覺跳出來，大叫世風日下，國運不濟，實際上卻是：什麼都可能發生，也可能什麼都不發生。但有一點沒有疑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有憂患意識，意識到危機 ，說明還有希望。凡屬王朝滅亡，都是麻木不仁，聽不得危言聳聽的警告，結果什麼毛 病都改不了，天災人禍一齊奔來。天災可能造成經濟恐慌，若無人禍烈火澆油，「天崩 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原文參考文獻：
完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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