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舊金山?溫徵德
06-01
孫中山在舊金山（李兆良註：這篇文章的作者溫徵德女士是我的姨婆，對我一生影響頗大。文章曾在多個網站轉載，原文可能出自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1980年1月），內容是我1950年代親耳聽過姨婆重複口述的一些事情，應該是真確的一段革命史。網上登載的有許多錯字，段落不清，我已稍為整理。溫女士已於1980年代去世。相信我把她的文章重新登載，她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紀念。就以這篇文章緬懷昔日的先烈們。溫女士還把一枚5.8公分見方的壽山石大印章留給我紀念。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57879f0100s4pg.html革命據點舊金山
在我表示照辦以後，他們就帶我乘電車去孫先生住所。記得那是一個十分闊氣的旅館，轉上轉下，忽然轉人一個房間，孫先生正坐在桌邊寫字。我一見孫先生，就衝口而出：「先生，我是八仔。」（我在家中排行第八）李是男和黃伯耀隨即向孫先生介紹，我是溫雄飛最小的妹妹。孫先生把我拉到身邊，問我家庭情況與住屋情況。那時我只有10歲，但常和家中來客打交道，並不怕生，就詳細地回答孫先生提出的問題。他問得十分仔細，家裡有幾個人，幹什麼事，住屋有幾間，有幾個門，如何出人都問到了。李是男和黃伯耀也不斷插話作解釋。現在回想起來，孫先生當時問得這樣仔細，是從確定秘密住所的需要出發的。這次問話足足有兩三個小時，到後來，我答不上來了，孫先生又向李是男、黃伯耀詢問，我乘機溜到走廊裡去看古董和油畫，被黃伯耀追回來，我又去翻孫中山先生的書，看照片和插圖，黃伯耀看我鬧個不停，就把我送回家。 到家後，媽媽的房間已經搬空。原來媽媽和五姐住一間大的，我和六姐住一間小的，現在媽媽和我們三姐妹擠在小間裡，把大間騰出給孫先生住。孫先生住入我家 孫中山先生住人我家前，李是男一再囑咐我們要保密，隨便什麼人來打聽孫先生，都說沒有，還在大門外裝上電鈴，規定自己人揪鈴的暗號是一短一長二短，不合規定不開門，來人進門以後，還要經過口號和手號的檢驗，才能會見孫先生。按照當時同盟會規定，只有同盟會會員才能由支部主盟人傳授這些口號、手號。我們三姐妹都沒有加入同盟會，因此李是男要我們全家加入同盟會，但是孫先生即將住人，我們的人會儀式來不及舉行，就決定以後再補，先教會口號與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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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動華僑革命，孫中山環繞地球四圈，走遍天涯海角. 他在舊金山建立的美洲同盟會，把美洲大陸的廣大華僑發動起來，使他們由沉睡到覺醒。當年招待過這位偉人的小姑娘，通過所見所聞，生動真實地道出了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片段。孫先生到達舊金山 孫中山先生於1910年1月、2月間由美國東部到舊金山。當時，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負責人是李是男和黃伯耀。他們兩人和我大哥溫雄飛（本文作者、溫雄飛的妹妹溫徵德系中國同盟會會員--編者注）都是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創始人。但在1910年，我大哥已經同盟會安排前往檀香山，負責同盟會檀香山支部的工作，所以孫先生來到舊金山，只由李是男和黃伯耀迎接。李是男和黃伯耀對於孫先生到達後的住處，沒有事先作特殊的安排，只在一個旅館裡預定下房間。孫中山先生一到就提出要求加強保密，遷出旅館。李是男和黃伯耀經過商量，決定把孫先生的住所設在我家。為此，他們兩人和我媽媽黃好商量。我媽媽在哥哥影響下，對同盟會忠心耿耿，馬上答應。接著他們又找了我五姐溫藉真與六姐溫卓凡，她們也高興地贊成，馬上動手收拾房間。
口號我已記不清了，是來人問一句，主人答一句，來人補一句。這三句都是普通的日常問好，不知道的人不會想到是暗號。都對了，說明是同盟會會員，很像軍隊的口令，不過軍隊口令天天換，而同盟會的暗號一直未換。我只學過，沒用過，因為那時來看望孫先生的，實際上只有李是男、黃伯耀、李旺、黃芙蘇等四人，我們都認識，不需要用暗號。手號就是握手時，雙方都將拇指彎人手心，一握手，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同盟會會員。這個手號當時十分流行，舊金山的同盟會會員都這樣握手，人人皆知，實際上不成其為暗號了。
除了口號和手號，當時同盟會內部還有一種吃飯時用的暗號。這個暗號是李是男特別注重的，即在吃飯前，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是同盟會會員，主人就用左手舉起飯碗，右手夾著筷子，向每個人招呼「吃飯吃飯」，似乎是一般的禮節，其實左手所舉飯碗雖是向在座的人逐個打招呼，而右手所夾的筷子，始終指向某一個人，所指的就不是同盟會會員。如果主盟人發現指得不對，可以同樣來一次，把筷子指向另一個人，這就是糾正，另一個人才是外人，這個動作一做，講話都要保密。 吃飯過程中，通知保密的還有一種暗號，即表面上是用匙舀湯，但是舀湯前先用湯匙在湯碗邊上刮一圈或大半圈，盡量發出聲音，使大家注意，然後舀一匙湯，故意在湯碗邊上平拖一下，似乎是颳去余湯，防止下滴，其實匙尖所指，便是外人。所謂外人，原指非會員，後來凡是在座有不宜洩密的對象，都可用此暗號。 我們學完暗號，黃怕耀就陪孫先生來了。孫先生一見我就叫我八仔，拉著我的手去見媽媽，沒完沒了地談起話來。這時黃伯耀叫我拿出大門鑰匙，由他交給孫先生，孫先生親自到門上試過收在身邊。所以從頭一天開始，孫先生就不必徽電鈴叫門，隨時可以自己開門進來。 孫先生並不是天天住在我家，多半是天亮出去，晚上回來，而且住幾天、隔幾天，有時甚至隔半個、一個月不來，也有時連續幾天整天在家，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孫先生在家，由我負責送水、送飯、開床、鋪床。送水是送茶水和咖啡，洗臉洗澡不用送水，因為廁所間有燒水器，點著就可以燒熱水。每次我送茶水進去，孫先生總是講：「八仔，夠了，我自己來。」我們家煮咖啡，本來很隨便，咖啡壺裡放一點水和咖啡在酒精爐上煮一下就算了。孫先生卻很會煮咖啡，水放多少，咖啡放多少都有一定的比例，多了要發酸，少了沒味道。開頭我弄不好，後來學會了，燒得較好，孫先生只要喝我煮的咖啡。早晨和下午各送一次咖啡，同時送烤麵包片奶油乳酪，下午這一餐，毫無例外，孫先生總是邊吃邊看書，或者看文件、信件。
送飯的日子也很多。孫先生回家忽遲忽早，多半是我們已吃過了。於是單獨為他開飯，由我送進去。遇到工作忙的日子，孫先生也單獨在房間裡吃。難得遇到孫先生有空，他就到客廳裡和我們一起吃，吃完我們往往纏著他講故事。孫先生講的故事很簡單，無非是革命黨人怎樣偷運軍火等，並沒有人名地名。孫先生講故事的時候，我們盡可以頑皮，我甚至坐到孫先生膝蓋上，拉他的鬍子。可惜這樣的日子總共沒有幾次。 除了送水、送飯以外，開床（孫先生臨睡前由我把蓋單揭去，被子攤開）、鋪床（孫先生起床後，由我把被子鋪平，覆上蓋單）這兩件事，也是固定由我做的，姐姐們不插手。孫先生每晚多半要看書到深夜，床開好我就沒事去睡了。 其他事情由我媽媽包下。原來我家洗衣、燒飯都是我媽媽干，孫先生來了，當然也是這樣。但是李是男和黃伯耀提出，我大哥已去檀香山，家中沒有男人，所以孫先生的衣服不能在我家曬出來，就由他們送華僑洗衣店去洗。同時，他們還規定準備孫先生的飯菜，不准我家買大量罐頭食品，因為我家窮苦，平時不買罐頭，突然大量買起罐頭來，會引起懷疑，只好由同盟會暗暗送來一些罐頭作為應急菜。我只干送水、送飯、開床、鋪床四件事，占的時間不多，能照樣讀書、送貨、做手工、做作業。那時我已進了同盟會舊金山支部舉辦的「金門兩等學校」讀書，是這個學校惟一的女學生。那時唐人街還有纏足的風俗，我二姐就纏過小腳。正是在同盟會幫助下，我才能突破舊習，進了學校。我能學些中文回國服務，也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新風。
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原有五個核心人員，我大哥和李是男、黃伯耀、李旺四人忙著辦報，黃芸蘇一人忙辦學。金門兩等學校的所謂「金門」是指舊金山海灣的峽口，「兩等」是指小學生與青年人都教。當時黃芸蘇是校長，另有幾個教師。除了小學部，還有補習班教華僑青工識字。學校收費比私塾低得多，不像我姐姐們讀私塾那麼費錢，所以我能順利讀下去。黃芸蘇在國內考取過秀才，中文很好，後來離開家庭隻身游美，辦學謀生，並宣傳革命。辛亥革命時，曾隨孫先生返國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電務組負責譯電。送信望風忙 我家原來住在唐人街的白鴿籠裡，那是五層大樓，可是房間極小，一個門牌內就有百把戶，一層就有幾十家，廚房廁所都是一層合用，住戶大都是粗工，其中青年人多是華僑各個堂口的打手、槍手，我家女孩多，有人揚言要搶親。於是我媽媽下了決心，不但遷出白鴿籠，乾脆遷出唐人街，租了企李街男青年會的房子。這裡是大街，日夜行人不斷，搶親的人不敢來。為了租這較貴的房子，我們姐妹著實多做了不少手工，否則付不了房錢。 我家租的是一座兩層樓的木板屋，樓下是男青年會的單身宿舍，租給學生、職員住，我家住樓上，但是有一座木梯從街上直接通樓上，不經過男青年會的單身宿舍，只通我家一戶，因此，實際上是單門獨戶，便於孫先生進出，而且站在門口可以看清街上動態，也便於我們為孫先生警戒。 樓上原有一個內部木梯，可以通到樓下男青年會單身宿舍，我家遷入後，把通這個木梯的門鎖死，內外堆些雜物。孫先生住來前，黃伯耀來看了多次，親自拿了木匠工具，把門鎖換好，鉸鏈修好，搬開什物從為這條通道十分有用，萬一有情況，一下去就是男青年會的單身宿舍，前後有門，都可出去，還有公用廚房、廁所、走廊、空間，足夠迷惑來人。孫先生住來後，對這個後門也很注意，親自察看了一番。這些防範措施並不多餘。孫先生在倫敦曾被清朝大使館綁架，在新加坡化名李竹癡，在日本化名中山樵，才能入境。孫中山先生早就在檀香山從事革命活動，但在檀香山的住址仍要保密。在舊金山清王朝的領事還有相當勢力，華僑也比檀香山多得多，堂口複雜，有按同鄉建立的，有按同姓建立的，相互之間常常械鬥，槍支可以公開買賣，各堂口都有自己的槍手、打手。清領事收買一些堂口的大佬和師爺，準備暗殺和綁架革命人士。 據李是男和黃伯耀談，當時清王朝駐華盛頓公使館直接僱有偵探，跟蹤孫中山先生。所以，孫先生每到一處講演完畢，馬上要更衣換裝，由同盟會佈置掩護，才能離開。李是男當時屬優（隴）西堂，黃伯耀屬江夏堂，這兩個堂口都派出槍手擔任警衛，防止保皇黨搗亂會場，搗毀報館。 當時全美致公堂都擁護孫中山先生，舊金山洪門致公堂是華僑中最大的堂口，辦有《大同日報》鼓吹革命。但是整個舊金山致公堂裡，竟沒有一個同盟會會員，和檀香山同盟會會員加入致公堂的情況大不相同。連《大同日報》的記者也曾聘保皇黨人歐渠甲充當，這和檀香山的《自由新報》直屬同盟會檀島支部，也大不相同。正因為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和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之間沒有統一的組織，所以清王朝的舊金山領事有空子可鑽。當時李是男和黃伯耀手下，總共只有幾十個同盟會會員，而且各有職業，多是書生，要保衛孫中山先生，頓感實力不足，幸好孫先生是秘密到達舊金山，開頭未曾引起注意。 孫先生一到舊金山立即指示李是男、黃伯耀，實行大發展、大轉變，公開舉行大會，廣泛徵收會員，而且親自帶領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這一改變迅速扭轉了局面，革命派勃興，保皇派龜縮，為以後轟轟烈烈的籌款奠定了基礎。為了籌備大會，孫先生每早到《美洲少年》編輯部，晚上由李是男、黃伯耀陪同回來。 根據李是男、黃伯耀規定，孫先生在家時，我們姐妹三個要輪流望風。這件事我做不大來，因為一向好玩愛動，安不下心，而且街上行人眾多，到底要注意什麼人，心中無數。但既然規定要望風，只得經常從窗口向外看有沒有人衝上木梯，有沒有人在門前停留不走。我媽媽對我們姐妹望風，很不放心，隔一會就要自己來看一次，一到夜深入靜，就叫我們睡覺，由她望風到天亮，這樣，白天的工作就要靠我們姐妹了。李是男、黃伯耀與我媽媽商量以後，規定了四條，叫我們姐妹記牢第一是對繞來繞去、不高附近注視我家的人，要記牢他們的衣著和面貌；第二是注意門前新來的小販，記牢所用和所賣的東西；第三是不準任何人進門，來人一定要進門，馬上叫醒媽媽對付；第四是對冒充找人、看房、抄電表、查煤氣的，故意拖延開門，等我媽媽出來處理。 那時，我和樓下的住戶都熟識，李是男和黃伯耀專門叫我去探聽男青年會宿舍有沒有新房客住入，並要我對那些住戶講，有爛仔要來搶親，有事請他們幫忙（那時華僑社會中搶親是平常事），好多住戶馬上拿出刀槍安慰我，叫我不要怕爛仔。那時，我二姐、三姐已出嫁，五姐、六姐算大姑娘了，不許可到下面男捨走動，我才10歲，又頑皮，又活躍，所以只叫我一人下樓去做工作、打招呼。我記得那些日子，李是男和黃伯耀都佩帶手槍，還曾拿出來給我們看，我曾扳過空槍，結果連空槍也扳不動，大家哈哈大笑，大概是保險沒有打開。 孫中山先生到達舊金山不久，中國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就在各報公開登載啟事，通告召開成立大會。這一下子，清王朝駐舊金山領事和保皇黨的（世界日報）發了狂，華僑中多數堂口擁護革命，也有個別堂口準備搗亂，唐人街一片緊張氣氛。這時《美洲少年》報辦公室受到監視（設在唐人街外，只有一個房間），孫先生不能去了，他就全天住在我家，而在黃伯耀開設的壽材店裡設立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秘密聯絡點，孫先生有事和他們商量，由我負責送信，有時一天數次。這個壽材店也在唐人街外，由我家去那裡，要穿過唐人街，橫過三條馬路，大約走半小時。當時李是男、黃伯耀規定，孫先生的信件，只由我一人送，不讓別人來我家，還規定我每次送信，都從壽材店工場的大門進入，穿過後門到壽材店寫字間。這些保密措施當然不夠。保皇黨一查《美洲少年》報編輯人員的住址，馬上就會發現我家。事實上，報上的通告刊出不久，就發現保皇黨公開出動，派人站在對街，監視我家。這時我的送信任務變得困難起來，必須從樓下男青年會單身宿舍穿出，或者利用凌晨與黃昏買菜、送貨和上課、下課的機會進出。即使這樣，保皇黨也開始公開監視我、跟蹤我。這樣拖了一星期，同盟會支部和洪門致公堂準備就緒，就公開派出槍手，請孫中山先生在洪門致公堂居住。參加同盟會 隨著革命浪潮日益高漲，保皇黨迅速分化，走向崩潰，不敢公開搗亂。1910年和1911年，我帶頭賣花募捐，跑遍全市各個角落，保皇黨不敢碰我。為此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發給我一幅獎狀。 同盟會舊金山支部成立大會開過以後，威脅解除，孫先生又到我家居住。後來他去南部、小埠等地演說，每次回到大埠，總是住在我們家。 同盟會支部召開成立大會那天，我們全家都去了。會場設在拉森兒戲院。大會在李是男致開幕詞後，請孫先生演說。他在演說中，分析了革命形勢，指出清王朝必亡，號召廣大華僑參加同盟會，從事宣傳與籌炯。接著黃伯耀致閉幕詞，解釋了加盟手續，當場就有幾百人簽名加盟，我們全家也簽了名。盟書是印好的，只要簽一個名字就行，但簽名後要向孫先生朗讀盟書，舉手宣誓，接著孫先生和每個加盟人握手。孫先生見到我，也跟我握手，並且拿出一個青天白日徽章，親手替我別上。我一直珍藏著這個徽章，直到日本軍國主義侵佔南洋時，才被迫毀掉。 （摘自溫徵德：《回憶孫中山先生住在舊金山我家》）（李兆良整理 2011.02.13）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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