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作戰部隊一直比英法聯軍少？）（5

    除此三點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們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作最重要的敵人,他們把清軍的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鎮壓大平天國、捻軍以及各地人民起義的各個戰場上。

    1856年至1860年即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太平天國的風暴席捲長江中下游地區,北方各省捻軍聲勢正熾,南方諸省的天地會等秘密團體的起義此起彼伏。清朝統治者對待國內人民的反抗鬥爭同對待英、法侵略的態度截然不同。我們可作一比較:

    1856年和1857年,侵略軍兩度侵犯廣州,兩廣總督葉名深未從省城外調一兵一卒加強省城防衛;而他在鎮壓廣東的天地會起義時,調集、動用了數萬清軍。

    1857年底起,英法聯軍霸佔廣州,清政府未派任何援兵收復廣州;而在此期間,卻把大批軍隊調集在太平天國佔領的南京周圍。

    1858年5月,英法艦隊列陣於大沽口外,相對峙的清軍兵勇約20000人,除本處兵勇外,援軍不過6000;而在2853年至2855年對付太平天國北伐軍的兵力遠不止此數,至於此時用於鎮壓太平天國戰場上的清軍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曾國藩軍營、官文、胡林翼軍營等處兵勇那就更多了。

    1860年4月至7月,英法聯軍次第佔據舟山、芝采、大連灣,清軍未做任何抵抗,福山、金州相峙的清軍僅以千計,少得可憐;而對付此時11)東、河南、安徽的捻軍,用兵數以萬計,尚唯恐其兵單。

    1860年8月起,英法聯軍猖撅於大沽、天津,直犯北京,在此地區清軍總兵力合計近200000萬,而真正能機動作戰的不過50000餘人;而在太平天國戰場上,除了1860年4月被打垮的江南大營60000兵勇外,能機動作戰的約有100000之巨。

    在整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除咸豐帝北逃熱河後命曾國藩、袁甲三、傅振邦、官文、慶廉等酌量抽調一些兵勇外,未從鎮壓太平天國、捻軍的眾多部隊中抽兵對抗侵略者。1859年5月和7月,反而兩次從兵數本不為多的僧格林沁軍營抽兵調往鎮壓捻軍。1860年9月30日,咸豐帝收到嘈運總督袁甲三請求派穆騰阿回京任職的奏摺,廷寄仍稱:「穆騰阿幫辦軍務,現在督攻定遠,正當得手之際,若再行他調,誠恐該匪乘虛竄出,又費周章。該都統著無庸來京,惟當督率兵勇,迅克堅城,擒斬渠首,以慰膚懷。」1就在這一天,咸豐帝還收到奕訴等報告英法聯軍已到北京朝陽門外的奏摺。在咸豐帝的眼中,京城競不如定遠。10月7日,咸豐帝給河南巡撫慶廉的廷寄中稱:「前因夷氛猖撅,直犯京師,諭令慶廉迅即統帶精兵,星夜前來,合力攻剿,將河南剿匪事宜,交毛爬熙督辦。該撫諒已接奉此旨。本日據慶廉奏:官軍眾寡不敵,鎮將被栽。是河南捻匪情形,正當吃緊之際,設或該撫帶兵北來,捻逆一聞此信,乘機北竄,尤為可慮,毛祠熙未諳軍務,亦恐呼應不靈。著慶廉體察情形,如不能動身前來,即著前調之副將黃德魁、游擊趙喜義等,管帶新募藝(夷)勇及得力楚勇共數千名,兼程前進,赳日赴京,以資調遣。」此時正值英法聯軍準備進攻北京,慶廉一路乃勤王之師。救京城,或保河南,兵將用於何處?咸豐帝的態度明白是後者。

    最為奇特者為上海。整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上海成了英法聯軍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據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奏摺,其原因無非是兩條:一是無兵可戰守,軍力全用於南京一帶太平天國戰場;二是戰必絕通商、斷海運,通商斷而海關稅收無,江南、江北大營即無銅源,海運絕而嘈路不通,京師糧食睏乏。何桂清等為鎮壓太平天國而無視抗擊侵略軍這全國戰局的舉動,得到了咸豐帝的贊同。1860年英法聯軍佔據大連、芝呆,蓄意大舉進犯京津大沽地區時,何桂清等人卻與侵略軍頭目們商議「借師助剿」之事。在他們的乞求下,英軍留下1030人,法軍留下600人,以保障上海地區的「安全」。1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當北方英法侵略軍佔據大沽後路的大、小梁子,進攻石縫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際,駐在上海的英、法「友軍」卻與清軍共同阻擋太平軍向上海的進軍。從更深刻的背景來看,_七海地區中外勢力的勾結,說明了上海地區買辦、商人集團的利益與英、法等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一致性。代表他們利益的江浙官吏,多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主和派。

    太平天國等農民戰爭的目的在於推翻清王朝,英、法侵略者的戰爭要求是攫取更多的利益。清朝統治者的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態度。他們儘管有時也亮出戰旗,但其本意很難說是為徹底打敗侵略者,而是,最初出於狂妄白大,在兇悍的敵人面前擺出一副「天朝」威嚴的架子;後來又企圖先挫敵鋒,再乞求貪婪的侵略者減少一些侵略要求,即所謂「先剿後撫」。除少沽地區外,清政府並沒有認真進行備戰。從對內、對外兩條戰線上清軍兵力嚴重不均,十分明顯地說明了清政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