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魯迅與魯迅的失敗（三）

06-01

三

前面我講的是魯迅的成功。

我過去說過，古老的中國有史以來在人與價值的維度上就存在著靈魂的缺席。靈魂視角、信仰維度的厥如使得人在中國從來就不存在，說得嚴重一點，人的問題在中國也還有待重新垂詢。沒有靈魂沒有尊嚴沒有聲音沒有願望，絕不自我提問、自我懷疑、自我負責，身潔如玉，無辜如羊，就是我們在中國常常看到的場景。無非就永遠是「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無非就永遠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26，至於理想的人性，在中國則從來就沒有過。魯迅說，即使是自己，也只是具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極點，醜陋到了極點。然而人們對此卻毫無察覺，這就難免一種本質意義上的虛偽。魯迅形象地稱之為：「忘卻的救主」。「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因此，如果要從歷史的罪惡深淵中站立起來，首先就必須反省自己的靈魂。魯迅的貢獻恰恰在這裡。正是他，率先面對靈魂視角、信仰維度的厥如，率先走進內心的荒漠並找到真實的自己，而且因自由而無所畏懼，因無所畏懼而質疑自己的生活，從而揭示生命的非存在性或者說「活著，但不存在」的真相。這樣一來，中國人陶醉至今的古老文明，終於被還原為人性的罪惡與墮落，「從來如此」也轉為「原來如此」，並且堵死了「從來如此」的逃路。能夠令人無病而死的歷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生命的黑暗被無情地還原。最終，魯迅以自己的思考預示了中國美學的此路已經不通，預示了那個早就在中國美學的盡頭等待著我們的死亡峽谷的到來。托馬斯曼說：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而我們也可以說，魯迅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惟有魯迅，第一個揭示了心靈的黑暗，第一個意識到生命的荒謬存在，使我們發現了民族心靈、精神、文化的真正所在，也使我們找到了現代地平線的真正所在。

作為來自心靈黑暗的在場者的聲音，魯迅的「絕望」還意味著傳統文化模式、美學模式的結束。它醞釀著一種真正偉大的東西，意味著一次美學的創世紀。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國傳統美學對痛苦的消解與迴避，用個體經驗代替集體的記憶，用個人對自我的回歸代替傳統個人渴望被體制接納及這種接納無法實現後的苦悶與失望；它堅決地回到個體的美學，回到由個人建構的價值、個人體驗的意義、個人擔當的責任、個人踐履的信念、個人守護的尊嚴、個人堅持的自我，而且，那怕這種個體要面對存在的虛無也九死而不辭。由此，一條通向靈魂煉獄同時又重新發現未來的道路得以鋪展開來，著正的靈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開始閃爍著奪目的光芒。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應該說，到今天為止，最先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還是魯迅，坦率說，我認為這不是魯迅的光榮，而是我們所有的魯迅後學的恥辱。因為並不是魯迅走得太快，在將近一百年以後還走在我們前面，而是因為我們走得太慢了。我們不但走得太慢，而且，我們還在退步。我們有愧於做魯迅的後人。我們知道，在魯迅的之後，中國的美學實際上是三種美學形態，最早是反映論的美學形態，就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作為指導的美學。到了20世紀50年代，有了所謂實踐美學，就是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到了90年代，有了後實踐美學，而我也被看做後實踐美學的主要發言人之一。但是，實事求是說，不管是社會美學，實踐美學還是後實踐美學都沒有超越魯迅。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世紀羞愧，這是我們的世紀羞愧。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我經常在想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儘可能地接近魯迅。當然，也正是因為考慮到這個問題呢，我才逐漸地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魯迅的失敗。如果仔細去觀察的話，我們可能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那就是魯迅在上個世紀初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娜拉走後怎樣？》，我覺得我們要問自己的是，魯迅走後怎樣？那麼，魯迅走後怎樣呢？我覺得，魯迅走後是一個世紀的失敗。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不但存在失敗的魯迅，更存在魯迅的失敗。

當然，我這樣說肯定會讓不少人很不舒服。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長期以來，已經習慣了魯迅的成功。但是我覺得，對於我們的世紀風向標，對於我們的世紀紀念碑，真正的尊重，應該是實事求是地去理解。不但要知道他的所思所願，而且要知道他的困惑，更要知道他的失敗。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最好的紀念。因此，儘管下面我說的話可能不太恭敬，但是我仍舊是面對是一個真實的魯迅和我所尊敬的魯迅。

大家知道，在西方的聖經里有一個著名的人物摩西，他帶領一個弱小的無家的民族最後走出了困境，說到魯迅，我覺得，最大的遺憾就是，魯迅不是我們的摩西。我們這個民族也迫切需要一個人把我們帶出心靈的黑暗。魯迅是心靈黑暗的發現者，他用他最勇敢的行為證明了我們的黑暗。但是，他仍舊沒有把我們帶出黑暗。這樣講，對我們來說確實是殘酷的，但確實也是我們所必須直面的。是的，發現心靈的黑暗，發現人生就是「無緣無故的苦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成熟的標誌。但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發現了心靈的苦難，發現了心靈的黑暗以後，其實有四種面對辦法。第一種面對辦法是逃避，用同流合污的方法逃避，或者用閉目不見的方法逃避，中國的儒釋道就是如此。第二種面對辦法是自殺。因為我承擔不了這個生命的重負，我怎麼奮鬥都沒有希望，怎麼奮鬥最後都是失敗。如果當你的生命碰到了這樣的一種根本就沒有辦法逾越的牆的時候，魯迅就把它叫做鐵屋子。你會做什麼選擇呢？王國維做的選擇是最誠實的：自殺。他用他的死來證明這個困惑的艱難。西方有很多大作家也如此，海明威吞槍自殺、川端康成含煤氣管自殺、茨威格服毒自殺、伍爾芙投水自殺。這些人人生都很成功，但是為什麼要自殺呢？就是因為人生的根本困惑沒解決啊。第三種面對辦法呢？是與黑暗同在，反抗黑暗。這是魯迅所選擇的道路。他選擇了永遠與苦難同在，選擇了做共工，去怒觸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潛台詞是什麼呢？不就是默認了虛無的永恆嗎？魯迅以為：黑暗既然是無緣無故的，那我乾脆跟它同在，我去反抗絕望。但是他卻忘記了，當你用反抗的方式來面對黑暗的時候，其實你只證明了黑暗的不可戰勝，你用自己悲劇般的共工心態去面對黑暗，你不跟它同流合污，永遠去揭露它，永遠去還原它，永遠告訴大家，這個地方是黑暗，那個地方是黑暗，但是你的軟弱，同時也就為黑暗所知。那就是說：你意識到了黑暗是不可戰勝的！魯迅的缺點就在這個地方。他用這種方式告訴了全世界也告訴了黑暗本身：黑暗是不可戰勝的。面對無可救藥的舊世界，魯迅採取的仍舊是舊世界的鬥爭方式即詛咒的方式、仇恨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方式。這樣一來，舊世界的不可救藥同時也就成為魯迅自身的不可救藥27。結果，魯迅自己就成為舊世界本身。這最終導致了魯迅的自我分裂：超人的魯迅批判庸眾的魯迅，啟蒙的魯迅批判被啟蒙的魯迅，總之是這一半的魯迅對於另外一半魯迅的批判。因此魯迅的選擇也並非正確的道路。第四種面對辦法是華麗的轉身。那是西方的道路。這就是安徒生的發現，為什麼安徒生要寫童話呢？明明黑暗是不可戰勝的，但是他卻要和黑暗去賭博，賭愛存在，賭光明在前。我在第一講里講過西方三個文化偉人的「賭博」，西方人就是這樣，黑暗是不可戰勝的，但是我堅信——光明在前。所以我轉過身去，與光明同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就表示了黑暗的可以戰勝。所以，西方選擇的道路，永遠是轉過身去，與光明同在，而絕不與黑暗同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西方看到了但丁，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雨果，看到了卡夫卡，他們所面臨的歷史命運都是失敗。但丁曾經是一個政治家，他失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是一個政治家，他被沙皇手下弄到刑場上做假槍斃，一槍過去，幾秒鐘以後他才知道他沒有死，結果他成了最偉大的文豪，意識到了只有用愛才能拯救這個世界。還有卡夫卡，卡夫卡宣稱他是一個人類世界的最弱者。巴爾扎克說，我粉碎了每一個障礙，卡夫卡說，不，是每一個障礙粉碎了我。28 卡夫卡在他父親的那個高大的威權面前，意識到了自己的軟弱，但是，他所意識到的軟弱，實際上是指的無緣無故的苦難的強大和不可戰勝。所以他的《審判》，他的《城堡》其實都是講的那個苦難是無緣無故的，你沒有任何可能去戰勝他，這就是《審判》，這就是《城堡》，你怎麼可能進這個「城堡」呢，你永遠也不可能進。但是你就不進嗎？卡夫卡告訴了我們一個東西：愛的堅忍。一定要用愛去守侯，一定要相信愛的力量最終能夠進入「城堡」，最終能夠戰勝「審判」。很有意思的是，魯迅沒有做到，魯迅是中國的尼采。但是大家知道，儘管尼採在西方是殺死上帝的人，他宣稱「上帝死了」，但是尼采還說過一句話，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尼采說，在上帝死後，我們將如何安慰自己？尼采最終還是選擇了信仰和愛。可惜當我們看西方的時候，作為一個東方人，我們卻看不見真正的西方，我們看見的西方就是反傳統，就是殺死了上帝，就是反宗教，但是我要一再反覆強調，西方人可能會反宗教，但是沒有一個西方人敢反宗教精神；西方人可能會有很多人反神，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反神性；西方人可能會反對信教，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反對信仰。我們中國人學不會這三個東西。從魯迅開始我們就學不會，這樣，我們看到，對於這三個東西的誤解，就是魯迅的最大的缺憾。魯迅選擇了什麼呢？選擇了直面苦難。也就是說魯迅選擇了反抗。他選擇了永遠與苦難同在，選擇了做共工，去怒觸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潛台詞是什麼呢？不是默認了虛無的永恆嗎？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裡，在但丁的眼睛裡，在雨果的眼睛裡，在卡夫卡的眼睛裡，這個苦難都不是不可戰勝的，有一個東西最終可以戰勝它。那就是：愛。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你會覺得它不可戰勝。但是假如說你來一個「華麗的轉身」，當你背對苦難的時候，你就面對了光明，那個時候，什麼樣的陽光會照耀著你呢？愛的陽光和信仰的陽光。我覺得魯迅沒有能過這一關。魯迅曾經介紹過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故事，可是魯迅的重點是放在什麼地方呢？放在小人對耶穌的暗算上29。這顯然是一個純中國式的對耶穌受難的理解。而西方人怎麼看呢？耶穌怎麼看呢？我們看一看耶穌怎麼看，耶穌說，「當他被釘上十字架，身體遭受到極度刺痛的折磨時，他的心中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懇求上帝寬恕他們，因為他們的眼睛被蒙住，看不見真理的光明。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這些人的罪最後使他難過傷心。」30我們看到，耶穌本人在受難的時候，是把其中這些仇恨的成分去掉，把惡意摧殘與殘酷暴力變為偉大的愛與寬恕。我相信，這顯然不是魯迅所欲為，也不是魯迅所能為。魯迅肯定做不到，魯迅所做出的選擇，無非就是與黑暗同在，反抗黑暗。我覺得這就是魯迅的最大缺憾。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造了一座可以隨參觀者眼界和心靈無限豐富、無限延展的「城堡」。有人看到權力和神秘，有人看到焦灼和混沌，有人看到絕望和迷茫，它真「複雜」。其實，它也「簡單」：軟弱的卡夫卡不僅忍受著痛苦，而且也擁有認識痛苦的理智。我們看到的只是結果，而他看到的是原因；我們希望得到一些渺小的手段，而他知道一切都被決定；我們輕聲細語，而他只是沉默，始終面對真理，並忍受著這一生活，無論過去還是今天。那就是——愛的堅忍。

這樣我們就看到，魯迅選擇了反抗絕望、直面苦難的這樣一種姿態，但是真正應該做的是背對苦難，面對光明。結果魯迅就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不歸路。比如，魯迅強調，我們要回到心裡的尺度。中國有一個畫家叫陶元慶要辦畫展，魯迅就寫了篇文章說，對於作品的美醜，不能用「密達尺來量」，也不能用漢代的尺來量，不能用清朝的尺來量，他提出用什麼樣的尺來量呢？用存在於現在中國人心裡的尺來量31。我看到以後，我覺得魯迅確實很偉大，他意識到了傳統已經不靈了，但是用心裡的尺來量卻恰恰就錯了，真正的美學是不能這樣量的，因為每一個人的心尺是不同的。你用人心去量藝術的美，可能嗎？肯定是不行的。還有一個例子，是魯迅經常講的，他說，「我自己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32。而且，他跟許廣平說，你只有「小毒」，而我有「巨毒」，我是巨毒之人，想把這個「毒氣」除去而不能，為什麼「而不能」呢？就是因為，它沒有真正的理解現代文明的最高的成果，也就是說，沒有完成華麗的轉身。魯迅永遠都沒有意識到，竟然可以轉身，而且因此而「華麗」。魯迅已經很不錯了，他已經意識到我一定要面對黑暗。我一定要告訴全中華民族，現在是黑暗，但是他沒有意識到可以用轉身的辦法來引導全中國人民，我覺得這就是魯迅的失敗。

那麼，魯迅為什麼就無法完成華麗的轉身呢？

我想提醒大家，面對這一問題，對於我們每一個後來者來說，應該是一個深刻理解魯迅的失敗的最好的角度。

首先，有信仰的絕望與無信仰的絕望。完成華麗的轉身的前提，是有信仰的絕望。但是，在魯迅這裡，僅僅是一種區別於有信仰的絕望的無信仰的絕望，也就是一種區別於為信仰的絕望的為絕望而絕望。魯迅只意識到靈魂的維度，卻沒有意識到信仰的高度。他沒有能夠為自身的生存、為直面個體生命的痛苦、直面絕望找到一個更高的理由，總之是沒有能夠走向信仰，因此最終也就沒有能夠走得更遠。事實上，魯迅也沒有能夠將絕望進行到底，而是成也絕望，敗也絕望，他自己不就經常說嗎？「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33。這確實是他的心聲！他沒有能夠在絕望中找到真正的靈魂皈依，也沒有能夠在虛無中堅信意義、在絕望中固守希望。這個「希望」是用理性分析不出來的，你只能去賭。只能去跟世界賭一把：賭愛存在，賭上帝存在，賭信仰存在，賭光明存在。而魯迅是不去賭的。在有信仰和無信仰的不同尺度之下，我們發現了魯迅的最大不幸。他的來自心靈黑暗的在場者的聲音，只是為絕望而絕望的聲音。

我總是在想，我們這個沒有宗教精神、沒有終極價值關懷的民族不可能給他提供一種更高的終極關懷的尺度，應該說，是魯迅的最大不幸！作為心靈黑暗的在場者，魯迅最終只能成為一個靈魂上的虛無主義者。我們設身處地站在魯迅的角度想一想，就會知道，既然一切爭鬥都不過是爭奪地獄的統治權，而且一切爭鬥的宿命都只有失敗，既然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寄託生存的意義，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依賴，那就乾脆什麼也不相信，這肯定是最後的選擇。他在絕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絕望者，通過極大膨脹自己的自由意志來與黑暗對抗、與虛無對抗，並且說：「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34，還說：在黑暗、虛無中既「大歡喜」又「歌唱」，結果，溫煦、悲憫、慈愛、溫暖、撫慰、柔情都沒有了，只剩下敵意、荒寒、冷漠。而魯迅的陰、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稱在20世紀中國中獨一無二，道理也就在這裡。

這樣，我們看到，魯迅自以為是站在聖殿中向世界宣戰，但是實際上卻是站在了懸崖邊上，並且還有點搖搖欲墜。魯迅很喜歡尼采，他不是說魏晉風骨，托尼文章嗎？可是在殺死上帝之後，我們將如何安慰自己？這是一個連他的老師尼采自己也不得不去追問的問題，魯迅卻毅然放棄了這一追問。在《狂人日記》裡面，那個「狂人」大家都很熟悉，對「狂人」大家都讚美不已，但是都沒有注意到，「狂人」的出現本身就是缺乏信仰世界的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唯一選擇，既然無法以更高更神聖的絕對價值角度來關照世界，就只能以狂人的眼光來關照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我一直認為，在中國美學中潛存著一個「狂人」傳統，我也曾多次建議博士、碩士去寫這個題目的畢業論文。我們現在計算一下，當中國美學傳統面臨崩潰的時候，出現了多少個「狂人」？李贄、何心隱、徐渭，直到魯迅、毛澤東，其實都是這一傳統。可是，「狂人」的「狂」無非是對於舊世界的徹底失望而已。「世界何以如此」，就是狂人的眼光。他站在人性的根基上，意識到人性已然沉淪，但是卻仍舊幻想以真正的人改造吃人的人，而且，吃人的都是壞人，只要壞人被改造，世界就可以改變。由此，出現了魯迅式的「火與劍」，出現了魯迅式的「愛的大纛」和「憎的豐碑」35。然而，「火與劍」倒是很快就成功了，「愛的大纛」和「憎的豐碑」倒是也一直被奉若神明，但是，那能叫「成功」、能被稱之為「神明」嗎？而毛澤東的「文革」也是出於與魯迅一樣的動機。其實，如果從有信仰的角度來看，倒應該是「世界就是如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發現：是人在吃人，而不是壞人在吃人。只有人本身被改造，世界才可以被改變。因此，狂人的救世是根本不可能的，魯迅的救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比《狂人日記》更重要的是《野草》。因為沒有超越的神聖價值維度，《野草》中的魯迅和魯迅的《野草》不論是人生還是創作都已經面臨絕境，無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靈魂，無法在虛無中堅信意義、在懷疑中堅持尋找，也不可能作到在絕望中不放棄希望，因為超越那自身的更高更神聖的絕對價值並不存在。我們美好地設想一下，魯迅如果找到了更高更神聖的絕對價值，那麼在寫完《野草》之後，他肯定會意識到自己在中國文化、美學的歷史轉型中的全新使命，肯定也就不會再回到愛恨對等的平台上與「敵人」糾纏，而要把世界上全部的愛與美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後去擔當世界的苦難。可惜，這一切我們在《野草》以及後《野草》的作品中都沒有看到。

今天想想，魯迅的想法實在有些可怕。要反抗心靈黑暗的在場，自己就必須進入心靈黑暗的在場，可是，假如心靈黑暗的毒素已經把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呑噬乾淨了，那我們要這樣的生命還有什麼用呢？我們的心靈越是能夠體驗人性的黑暗，難道就不應該越是能夠體驗人性的燦爛，越是能夠敏捷地感受著生命中的陽光與溫暖？我們越是看清楚人類的缺陷和下流，難道就不應該越是能夠去愛人類、去悲憫人類，越是永遠像沒有受過傷害一樣欣喜、寧靜地讚美著大地、生活與人類？應該說，這是一個魯迅必須回答但是卻沒有回答也回答不了的問題。

第二，個人的絕望與社會的絕望。與第一個問題關係非常密切，無信仰的絕望，決定了魯迅的為絕望而絕望的美學實際上沒有可能貫徹到底。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例子，例如，他說他不敢以絕望示人，例如，許廣平也介紹說，魯迅自己雖然置身絕望，但是卻又希望能夠給青年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印象。晚年的魯迅更為典型，國學大師王國維晚年是從「憂生」轉向了「憂世」，魯迅也是如此。他甚至進入啟蒙者的陣營，或者直接與政治反抗者結成聯盟，希望用這種方式去尋找「絕望」之外的一個替代品來消解絕望，這難免讓人產生某種想像：他是因為絕望而不得不走向啟蒙。最後的結果是，魯迅本來應該走向個人，但是結果卻走向了社會。我們知道，信仰維度標誌著個人的真正成熟，而信仰維度的缺席則標誌著個人的不成熟甚至缺席。魯迅也是這樣，他儘管深刻地把握了個體與美學之間的內在對應，也意識到了個體與美學的內在關係，但是，由於個人在魯迅那裡實際並不成熟，而且信仰維度本身仍舊是缺席，因此魯迅儘管對於個體的心靈黑暗頗有覺察，但是最終卻還是把個體的心靈黑暗歸咎於社會的黑暗。這樣一來，革命取代了思想，戰士取代了歌者，行動取代了思考，魯迅自己也從此自動遠離文學創作，自願把書齋改成堡壘，1926年以後他的創作力的衰竭，以及從小說向雜文的轉向，都難免給人一種無法固守絕望而不得不走向啟蒙的印象，其結果是，不但放棄了對於思想制高點的佔領，而且失去了領跑20世紀的機遇。

而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我們20世紀幾乎所有的文學大師，到死的時候，對自己的文學事業都充滿了不信任。魯迅臨死寫遺囑，跟他兒子交代說：你以後別去當空頭文學家；巴金到死不承認他是大作家，茅盾也是到死都不承認他是個作家，他說他是個革命戰士。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為他們以為社會的絕望才是最根本的，而文學的力量是不足以震撼這個社會的。所以他們就會認為我只有改造了這個社會，我的貢獻才最大，所以他們到死都不承認自己是文學家，他覺得我要是被承認是個政治家，我就更偉大了。這就隱含了一個最根本的失誤。前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周年紀念日的時候，用他的著作宣判了這個革命的成功和失敗。在此，你可以看到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西方人的個人魅力，在他們看來，一個人就可以面對整個世界。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相信文學的宣判和美學的宣判同樣是有力量的。而我們的魯迅不相信這種力量，我們的巴金到死也不相信這種力量，我們的茅盾到死都幻想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我們的曹禺在24歲的時候可以寫《雷雨》，但是到了五六十歲的時候什麼都不能寫（而且竟然能夠根據政治的要求把《雷雨》改寫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你就會發現他們最重要的失誤是什麼，在我看來，就在於：他們不知道絕望是個人的。這裡面的區別就在於，如果你意識到了生命的絕望來自於個人，那你個人就可以面對他，任何一個個人都可以成為這個世界的偉人。但是你如果認為絕望來自於社會，那你就只能藉助於制度、藉助於政黨、藉助於領袖、藉助於階級，你自己就無能為力。所以我們就知道，為什麼西方的文學大師會層出不窮。我經常舉例：給法國帶來革命的是拿破崙，但是拯救法國的是雨果，拿破崙代表了一個制度、一個政黨、一個階級、一個軍團，而雨果只是一個人，法國人還曾經把他流放，但是最後法國人接受的是雨果的宣判；同樣，拯救了俄羅斯的是誰呢？是斯大林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這些人。到現在我們看一看俄羅斯的現實，我們就知道，帕斯捷爾納克這些人對社會的認識，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生命的命脈。而不是斯大林這些人。例如，中國人最熟悉的一本書叫《聯共布黨史》，就是蘇聯共產黨黨史。是當時蘇聯歷史學家跟著斯大林偽造的蘇共黨史。當初我們中國也拚命地跟著學，但是到現在還有一個人在看嗎？當時蘇聯以舉國之力炮製了一部黨史。結果，二十世紀還沒結束，這個黨史就沒有了。但是帕斯捷爾納克呢？他只是一個人，大家仔細看看他的那本《日瓦戈醫生》，你會很有感受。這本書從表面上你可能學不到什麼東西，你仔細看才會知道，他提供的正是世紀之路。革命來了，他不贊成革命，但是他也不反對革命，他更不去做反革命。他要維護的只是自己的精神生活。他選擇——逃離。他想辦法保護自己的個人生活，想辦法保護自己的家庭，想辦法保護自己的家庭，想辦法保護自己的情人，他所做的固然微不足道的。但是最後卻成就了自己這樣一個世紀的愛的聖徒。他用他對愛的力量的呵護，維護了一個世紀的尊嚴，你說，他還不夠偉大嗎？

由此再看魯迅，我們就會有新的感悟：

例如，是先有不吃人的社會才有真正的人？還是先有真正的人再有真正的社會？魯迅的選擇無疑是前者。因此魯迅並沒能建立起一個審問個體的美學法庭，而只建立起了一個審問群體的美學法庭，個體心靈黑暗被社會心靈黑暗取代，個體心靈黑暗的在場者被社會心靈黑暗的在場者取代，個體的罪被集體的罪取代，個體懺悔也被集體懺悔取代。結果，魯迅所討論的，或者是「吃人」的問題，或者是「自吃」的問題，但是卻就是沒有「自審」的問題。這或許與近代是從國破家亡開始有關，不過更主要的原因卻是在於中國的魯迅與西方的亞當夏娃吞下的東西根本不同。所以我們頻頻地看到魯迅以文學為旗幟、晴雨表、以文學為「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頻頻看到魯迅花費了大量精力去糾纏於是非、恩怨，而魯迅最終塑造而出的也只是民族的靈魂。

再如，絕望是一個事實還是一枚苦果？本雅明曾經提示說，理解卡夫卡的關鍵是他的作為失敗者的絕望。但是，卡夫卡的絕望跟魯迅的失敗並不相同，在他那裡，絕望完全是一個既成事實，一切的一切都無非是去證實它，但在魯迅那裡，絕望卻是一顆實在難以下咽但是又不得不勉強下咽的苦果，他所渴望的卻是希望。他會說：這個東西太苦了，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咽下去，我不得不接受它。於是，在魯迅談論著「絕望」、「虛無」、「黑暗」、「墳墓」的時候,又會偶爾說到「希望」，說到「人道主義終當勝利」，個體的絕望與社會的希望以一種悖論的方式存在於他的世界之中,個體的絕望成為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的代價,民族與社會改造的內在的樂觀，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把魯迅的絕望稀釋掉了。例如，阿Q、狂人就是群體的靈魂。「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這個「我」指的就是我們。《狂人日記》中的罪意識也不是宗教意義的，而是歷史意義的。魯迅並沒有從中提煉出人之原罪的理念。從意識到「傳統吃人」到「我也吃人」，這當然是魯迅的獨到之處。「傳統吃人」，承擔罪責的是父輩，「我也吃人」，承擔罪責的則是自己。不過，這隻意味著歷史之罪，而不是存在之罪。因此魯迅沒有重返父親（像西方那樣），而是要毅然拋棄父親，並且唾棄父親所代表的一切。「我也吃人」，意味著造成歷史之罪的，不僅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暴君，而且還是臣民。所謂「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36（魯迅）至於「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37更意味著在魯迅那裡「好人」與「壞人」的傳統對比無非是被「吃人的人」與「真的人」所取代，而且，後者與前者相比並無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仍舊存在。而且，還存在某些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的「真的人」，他們彷彿擁有先知先覺者的不壞金身，可以從自己發現的「吃人」或「被吃」的歷史中脫身而出，可以通過「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並且自詡說：「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38結果，人性的黑暗轉而為歷史的黑暗。

總之，沒能始終如一地致力於精神的覺醒和靈魂的挖掘，錯誤地把國民性的弱點等同為人性的弱點，並且甚至希圖以外在的現實手段來克服人性的弱點，這恰恰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魯迅。在這裡，因為他發現了國民性與心靈黑暗，這無疑是很成功的。但是沒有進而發現人性的黑暗則是他最大的失敗。把國民性的缺點等同於人性的缺點，這就是魯迅的失敗。而魯迅既然認定了國民性的缺點，那就只能靠革命、靠暴力了。這就導致了魯迅對革命的一往情深。這樣，雖然在魯迅內心深處確乎蘊涵著對啟蒙的種種懷疑，但卻畢竟只能以啟蒙來支撐自身，從而走出抄碑帖、讀佛經的頹廢人生，為此，他甚至大義凜然地提出，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別人進入光明的未來。這無疑代表了他的社會啟蒙、社會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個體的解放如何能夠靠別人肩住黑暗的閘門來實現？如果肩住黑暗的閘門並不能導致個體的解放，那麼，肩住黑暗的閘門的魯迅本人是否也會轉而成為黑暗的閘門？有學者發現，這「鐵屋子」、「黑暗的閘門」實際正是魯迅擔心被庸眾所吞噬時產生的意象，確實令我們大受啟發。而我也常說：魯迅打的最精闢的比喻是「野草」，不太好的比喻是「鐵屋子」，最不好的比喻是「黑暗的閘門」。由此，文學之為文學，在魯迅那裡，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人性的根據。發現只有文學才能發現的，這是文學存在的唯一理由。文學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是根本性質卻絕對不允更改。就血緣而言，作家屬於民族，就個人而言，作家卻屬於人類。但是魯迅卻自覺地離開了文學的人性根據。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固然可以使魯迅蔑視百年來的所有知識分子，因為我們再沒有看到有哪個知識分子遇到了這類殺人事件敢寫這類文章，因此魯迅憑這篇文章就可以立足於中國的二十世紀。當然，有人說這是因為魯迅在許廣平之前就跟劉和珍關係特別好，他是衝冠一怒為紅顏。但即便如此，也算是英雄。他起碼還敢衝冠一怒，對不對？很多中國男人還都不敢衝冠一怒啊！但是「引起療救的注意」（指出現象卻不去追根溯源）、「娜拉走後怎樣」（這只是第二位的問題，「娜拉為什麼出走、怎樣出走」才是更為重要的根本問題），「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39，厭惡「隔岸觀火」的文藝、「消費者的藝術」，而喜歡「連自己也燒在這裡面」的文藝、「生產者的藝術」，諸如此類的言論不能不令我們痛心地發現，魯迅已經不屑於用文學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不屑於用文學的語言來說話。魯迅說：「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40魯迅所要關注的，正是「這兩者之間的一圈」。離開這「這兩者之間的一圈」，絕對不是魯迅所願意的，像西方大師那樣傾盡全力地為人類飢餓的靈魂提供絕對、永恆的精神食糧，也絕對不是魯迅所願為的。更令人吃驚的是，魯迅竟然到死都在想著寫一本關於紅軍長征的書，我就不知道魯迅到底是怎麼想的，一天長征也沒去過，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卻一定要寫一本關於長征的書。咳，這個不回頭的浪子。從傳統的泥沼里一路殺來，卻仍舊沒能殺出泥沼。

第三，自我審判的絕望與自我犧牲的絕望。魯迅為絕望而絕望的美學只是「靈魂的偉大審問者」，但卻不是靈魂的「偉大的犯人」。魯迅曾經高度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靈魂的偉大審問者」，也是靈魂的「偉大的犯人」41，但是魯迅自己的小說卻並並不是如此。惡中之善以及惡之向善轉化這樣一種可能性，魯迅根本就不屑一顧。基督提示過：一隻迷途羔羊的失而復得所給人的欣喜要比九十九羊的平安回歸還要大，魯迅對此也根本不屑接受。所以，魯迅才不去愛仇人，而是愛仇恨。他甚至言之鑿鑿地疾呼要「痛打落水狗」。進而言之，先有罪性，才有罪行，只有人們心中失去了「怕」的社會才是真正可怕的。而殺人也不僅是讓他人去死，而是讓自己首先去死。果戈理寫過一個遺囑，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需要思索的不是別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所以美學中的靈魂就應該是個體的靈魂，而不應該是群體的靈魂，美學的問題也應該是個人的，而不應該是群體的。它關注的不是法律責任，而是良知責任；不是認不認罪，而是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不是是非、善惡的討論，而是心靈的展現；不是理性審判或者揚善懲惡，而是人性狀態；也不是尋找替罪羊或者兇手，而是一切都與我相關的靈魂不安，從而把人性被帶到良知的面前，讓良知去審視，做自我審判。現實的拯救在哪裡迷失了？人性在哪裡迷失了？生活是否還有另外的可能？我們把什麼最重要的東西遺忘了？現實的一切是否人類最想得到的？人世充滿了苦難，但是假如我們不僅僅承受苦難，更不讓苦難把我們摧毀，而用我們的愛心去超越苦難，在超越苦難中來體驗做人的尊嚴與幸福，那麼無論現實有多可怕，或者如何無意義、如何虛無、如何絕望，在審美活動中都會使它洋溢著人性的空氣，這無疑已經在內心中孕育了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可能，也無疑不會自鑄鐵屋來禁錮自己。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佐西馬長老印象特別深刻，就是因為他的這樣一句話：要「用愛去獲得這個世界」。這就是說：任何現實的努力都無法拯救人類，你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能夠，那人類早就獲救了。而魯迅顯然根本看不上佐西馬長老，因為他尚未真正成為個體。可是，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只有個體；能夠具有真正的罪責意識的，也只有個體，而尚未真正成為個體的人必然缺乏俄狄浦斯那種自刺雙眼自我流放的認罪態度，也必然會把罪責推到他人的身上。對於他而言，負有罪責的永遠是他人，而他自己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辜者和受害者。因此，應該被流放的也永遠是他人，應該被抨擊的也永遠是他人，至於自己，則永遠是無辜的。

在這裡，關鍵的關鍵還是在於：個體的自由意志與信仰維度。個體的自由意志可以為善為惡的必然要求在邏輯上必然導致信仰維度的存在。我常說，因為生命的有限而嚮往精神的無限，因為肉身的局限而追求靈魂的超越，這就是信仰的維度。信仰維度的存在是個體自由意志由惡向善的根本保證。而且，「痛苦」並非追求信仰維度的理由，人先行地皈依信仰維度，才是無悔地承受「痛苦」的理由。因此只有從信仰維度出發，靈魂的受苦才是有意義的。因為真正的靈魂痛苦並非來自人性的墮落，而是來自人性對於神性的悖離。至於信仰維度的與自我審判的絕望密切相關，則是由於：倘若由於人性的墮落，那麼人們就完全可以問心無愧地面對一切罪惡與痛苦，倘若由於人性對於神性的悖離，那麼人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問心無愧地面對一切罪惡與痛苦。在此意義上，自我審判的絕望就是一個針對絕對責任的基本假設。通過它，每個人都意識到罪惡的彼此息息相關，意識到喪鐘為每一個人而鳴。

仔細想想，魯迅確實起碼在下意識中一直就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也並不存在自我審判的絕望。以啟蒙為例，魯迅的啟蒙就難免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啟蒙之為啟蒙，重要的是啟自己之蒙，而不是啟他人之蒙。面對的是人與自我的關係，是對於「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的追問，而不是面對人與人的關係，也不是以一個國人幡然省悟、棄舊圖新的「光明的未來」來冒充某種信仰。而魯迅的態度卻始終搖擺於兩者之間。至於作為絕對責任的原罪意識的覺醒，尤其是愛的意識的覺醒，在魯迅那裡也仍舊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顯然，「難見真的人」的思路使得他始終沒能意識到個體的自由意志可以為善為惡的必然要求，也沒能意識到個體的自由意志對於神性的悖離所導致的靈魂痛苦以及這靈魂痛苦的息息相關，更未能意識到個體的自由意志可以為善為惡的必然要求在邏輯上已經必然導致信仰維度的存在。就是這樣，中國的「天路歷程」在魯迅那裡不但沒有開始，而且反而被強行終止了。因此，魯迅的絕望是自我犧牲的。也就是說，魯迅意識到這個民族沒救了，意識到這個民族的國民性非常得黑暗。那麼他怎麼辦呢？他要犧牲自己來拯救這個民族。這無疑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魯迅只能通過拯救自己來拯救民族，因為魯迅的靈魂是這個民族最最強大的靈魂，他如果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並且把自己靈魂的史記和史詩展現出來，那麼這個民族就遲早會被他拯救。

再如，他雖然也自比惡魔，但是針對的卻是「從來如此，便對么？」42的歷史原罪。在魯迅的心靈中從來不曾糾纏過西方大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種靈魂的掙扎與困惑，他的思路相對來說十分簡單：既然不能在虛無世界中逍遙，就乾脆讓自己成為一塊石頭，冷眼、鐵血、陰毒、玩玩、走走。魯迅說：「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43。但是，這樣做的根據究竟何在？魯迅自己也心存疑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批評的德米特里的「我把帳還清了」的心態，恰恰就為魯迅所信守。所謂「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44。甚至，魯迅的自我審判、自我懺悔也沒有堅持到底，而是將個體的悲觀建立在整體的樂觀的基礎上。「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45自我審判、自我懺悔就是這樣地又回到了中國傳統的自我犧牲，仍舊只是「人之子」，仍舊並非「神之子」。

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一再強調的「大家一起進地獄也勝過被分開」、「任何人都不是最後的法官」的自我審判、自我懺悔，在魯迅卻成為「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的自我犧牲。也正是出於這一心態，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在「罰」，而魯迅卻重在「罪」。而且，對自己，魯迅寫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但是不寫《我們現在怎樣做子女》，呼籲「中國現在，正須父范學堂」46，但是卻對於「中國現在，正須子范學堂」矢口不談。對他人，魯迅把「我與你」置換為「我與他」，對於有些人「橫眉冷對」，對於有些人卻「俯手甘為」，而且更關注的只是啟蒙者與不覺悟的群眾之間的隔膜，是「苟奴隸立其前，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47，即便是重寫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在魯迅筆下誕生的也只是那種叛逆的猛士。自己永遠是無辜的，負有罪責的永遠是他人、是鐵屋子48。結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孽中復活了，轉而寫出了「一個新的故事，一個人逐漸再生的故事，一個他逐漸洗心革面、逐漸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的故事，一個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還沒有人知道的現實的故事」49遺憾的是，魯迅沒有！對於魯迅來說，罪責永遠是他人，而魯迅自己永遠無罪。你是庸眾，你是愚昧，你是華老栓，你是阿Q，你是「鐵屋子」，那魯迅自己是誰呢？魯迅就不是庸眾嗎？魯迅就不是鐵屋子嗎？魯迅的靈魂就永遠沒有問題嗎？魯迅本來應該問的問題是：「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現在魯迅非要把它變成「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這就問成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就是這樣，他把個人的覺醒變成了民族的和國家的覺醒。這樣的覺醒，反而使得魯迅走投無路。

顯然，這就是魯迅之為魯迅，也就是魯迅的失敗之所在。其結果是魯迅不但放棄了對於20世紀中國思想制高點的佔領，而且失去了領跑20世紀中國思想的機遇。也因此，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對此再漠視不顧。

注釋：

[26]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2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7] 倘若這個「不可救藥」投影出來，無疑就會到處是「敵人」

（所以毛澤東才會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而倘若竟然出於自己的仇恨而去向突然投擲匕首與標槍，那麼倒下的就不僅僅

是「敵人」，而且還是投擲者自己。

[28] 卡夫卡：《卡夫卡書信日記選》，101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29] 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17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0] 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觀》，13—16頁，北京：三聯書店，1989。

[31]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54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2]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4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3]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2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4]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5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5] 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49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6]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36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7]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4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8]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35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9]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4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0] 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385—38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1] 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10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2]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2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3]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5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4]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2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5] 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第16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6]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9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7]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8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8] 此後的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乃至「走資派」的出現，同樣可以看做「罪責」的「替罪羊」。結果，在中國「一個人脫胎換骨的故事」就至今也沒有誕生。

[49]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508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未完待續，當前第三篇圖文，共五篇圖文）

原載：美學研究

PS：對於本篇圖文中作者關於「失敗的魯迅」的很多觀點，大家各抒己見，在下方發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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