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邏輯的崩潰》23：儒學改造工程（上）

（第三章 「中國邏輯」曲線）第五節 儒學改造工程（上）【網閱提要1—1】——專制主義與商鞅主義的最佳配合，莫過於「獨尊儒術」對商鞅邏輯的適應性了。——作為適應性的起點，董仲舒直接提出了一個與商鞅邏輯對應的命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第一步，製造「天人感應」說。第二步，提出「春秋大一統」理論。第三步，拋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倫理教條。第四步，發明「以禮越法」的審判機制。——世人一向關注儒學維護專制的作用，但先秦儒學商鞅主義改造的首要意義，則是為中國邏輯打造了一個精巧的思想道具，實現對精神領域的佔領。我們說漢武朝在「大有為」的通欄標題下，啟動了兩種性質的改革——專制主義改革與商鞅主義改革。它們的分野在哪兒呢？簡單地說，專制主義改革是專制政權一般運作制度的完善，屬於統治經驗積累與技術成熟的過程。而商鞅主義改革源於國家邏輯的轉向，主要表現在官民利益的分化上，從與民休息的「無為而治」，變為剝奪民眾和政府壟斷的「弱民強國」，製造「民弱國強」的新格局。而武帝在推進兩種改革時，應該是有意識地加強了彼此呼應，使之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滲透。最佳配合，則莫過於「獨尊儒術」對商鞅邏輯的適應性了。一方面，這種文化政策的轉變，屬於專制主義改革的重要一環。按照「以思想統一維護政治統一」的基本設想來衡量，以前的專制統治不僅缺少這樣一種框架，也缺少這樣一種學術或理論。法家單純依靠強制統一思想，事實證明是不成功的。道家雖然具有特定的文化內涵，由於本身的「自由主義」傾向，也不提供思想控制的動力。極端情況下，倒可能倒向莊子「無政府主義」的追求。所以，需要另外尋找這樣一種工具，現成的沒有就嘗試創造或改造。事實上興起了一股改裝工程，而非另起爐灶。在這場修正主義的競賽中，儒家捷足先登，引領了日後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另一方面，在儒學的選擇和改造過程中，劉徹這頭小豬（彘）並非要從孔孟那套國家學說中尋求理論指導來規劃帝國的新政。相反地，他要求這種新思想必須適應自己的商鞅主義立場，為它提供默契的配合和有效的辯護。因而成功中標的新儒學必須滿足兩個標的：不僅要具備維護專制主義根本利益的普遍功能，也要扮演商鞅主義邏輯道具的特殊角色。也只有實現了這一點，武帝才可能利用滿口「仁義道德」的儒學，為嚴刑重斂的「大有為」改革推波助瀾。否則一手推崇儒家的道德文章，一手推動法家的激進改革，看起來就象一場刻意抹黑的「超級黑」陰謀，竟然能夠相得益彰，就無論如何解釋不通了。【儒學的商鞅主義改造】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以公羊的《春秋傳》為治學對象。《春秋》是儒家「五經」（《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之一，因此漢儒之學又稱「經學」。《春秋》只是孔子晚年親手修訂的一部魯國編年史，但「微言大義」十足玄虛，這種模糊性反而為後學留下了無盡的發揮空間，甚至讓不同層次的人都能臆想出「博大精深」。但儒學一家之言的傾向性到底過於單一，難以滿足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分裂式要求。於是，董仲舒對先秦儒學大動手術的同時，又擷取法家、道家、陰陽、五行那些符合當朝口味的東西，秘制一番，向劉徹這位皇帝消費者交出了他定做的一道雜燴湯。儒學的商鞅主義改造，看起來迷霧重重，但說到底，就是利用儒家那一套維護等級秩序的道德說教和回歸舊時代（西周）的保守態度為原材料，填充「弱民強國」關係的意識結構，打造商鞅邏輯的理論工具。儒家天生的保守性，決定了它在時代進步時成為革命群眾批判的對象，而在恢復秩序和悄然倒退時，又成為當權者的救命稻草。也就是叔孫通所說「夫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比如商鞅變法和新文化運動中，儒家都成為新銳分子攻擊的靶子。而袁世凱颳起尊孔妖風，就是為復辟造勢。當今中國滿世界興辦孔子學院，就是要鞏固既得利益，或者還象消息靈通人士說的，附帶了其它一些苟且。

作為適應性的起點，董仲舒在闡發《春秋》義理時，直接提出了一個與商鞅邏輯對應的命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之《玉杯》篇）。意思是說，委屈民眾來伸張君主，委屈君主來伸張天意，這是《春秋》這部經典宣揚的硬道理啊！我們看，這裡除了把皇帝和老天扯上關係以外，整個一個「弱民而強國」的翻版，與儒家先師孟子的「民貴君輕」觀念完全背道而馳。這一命題同樣包含君主與民眾的邏輯關係，但董仲舒卻繞開了商鞅那樣直率的功利思辨，另闢蹊徑，立足於神秘主義的新構建，把它作為「天道」的一個基本原則，論證其合理性和神聖性。這一系統的建設，大致分為四個步驟來完成。第一步，製造「天人感應」說。董仲舒對西周樸素天命觀進行陰陽改造，將上天定義為宇宙中的最高人格神，將一種普遍的不可知力量賦予了主宰世界的特定權威。再將天道與人事相比附，認為人世間的一切都是上天意志的體現。方法是小兒科的東拉西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圓地方，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塊骨頭」……這彌補了先秦儒學形而上的不足，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大倒退。周人講「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將天命寄寓於民意之中。經學則將世俗君主設定為天人溝通的唯一中介：「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子」就是天的兒子，受天父委託統治塵世。在這對父子暗箱操作的前提下，董仲舒論證了「君權神授」，神聖不可侵犯。但上天也非閉門造車，天與人可以相互感應，上天能體察人間的善惡，人類能領悟上天的喜怒。如果上天要把君權授予誰，就會降下祥瑞公告。如果君主違背道德，上天就會降下災異警示，反覆不聽，就會收回授權，讓昏君毀滅和敗亡。反正成敗在天，芸芸眾生只要「聽天由命」，服從君主的統治，靜候上天的安排就好了。這裡面也隱藏了董氏想借「災異之變」約束帝王的意思，不過後來證明是徒勞的。第二步，提出「春秋大一統」理論。這是說孔子作《春秋》，極力推崇四海一家的政治大統一，把它當做一面社會理想的旗幟來招搖。這裡的「大」字是以此為大，即推崇的意思。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和嚮往的西周時代，都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社會，明顯站在小共同體本位的立場，怎麼會倡導中央集權的一統專制呢？自然是董仲舒之流為了專制需要炮製出來的。有人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一統的傳統，其實哪裡是？儒生提出的最有力證據，竟然是「元年春，王正月」的短短几個字，你怎麼能看出這個傳統？他們說「王」放在「正月」前就是推崇一統，又怎麼證偽？要是真有這個傳統，還用得著這麼牽強附會死摳字眼嗎？正象康有為把孔子打扮成頭號改革家也能找到佐證一樣，關鍵不在孔子說什麼，而是後人需要什麼。就是不託名於孔子，自創這麼一套理論，也符合時代精神。董仲舒認為，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既然推崇一統，就要用思想的一統、經濟的一統和方方面面的一統，去維護政治的一統，最後都集中在帝王一人之手。從而論證了國家統治方式上集權體制和皇權專制的合理性，為中央政權控制大眾思想、干預經濟生活和民間自由預備了說辭。第三步，拋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倫理教條，稱為「三綱」，就是為人處世的三項基本準則。前兩步分別論證了君權的性質和方式，這一步則規定了臣民的對應義務。本來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做什麼象什麼樣子，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事父以孝。否則，就別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孟子更是快人快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總之，無論忠孝，都是對等的，有條件的。這種封建倫理顯然不符合專制體制的需要，尤其違背「屈民伸君」的基本精神。於是，董仲舒將它換上了法家內容。《韓非子》的《忠孝》篇里講：「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初見秦》篇則面露猙獰地說「為人臣不忠，當死」。所以，董仲舒的三綱，其實取自法家思想，對君父只講權力，對臣子只講義務，把一種雙向自覺的異想天開引導到單向服從的森嚴法則。後來宋儒更極端化到「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程度。「三綱」的規定性雖然來自法家貨倉，但體系安排上仍然繼承了儒家的傳統。因為法家雖然強調絕對服從，同時也反對「尊尊親親」，這就使它的主張顯得整體份量不足。儒家則把禮制放在突出位置，又將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倫理觀作為禮制的核心內容。其顯著優點是把君權的維護與父權和夫權聯繫起來，從最基礎的家庭制度中找到了自覺的動力，也為政治統治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親情面紗。在家國同構的小農社會，具有環環相扣和層層加碼的效果，用夫權套牢妻子，再用父權套牢丈夫，最後用君權套牢父親。從而編織了一張商鞅邏輯的大網，將所有人一網打盡。其「弱民」有術，或「屈民」有道，既勝過了先秦儒家，也超過了當世法家。第四步，發明「以禮越法」的審判機制。論證君權神聖和無條件服從，解決了說服問題。但專制統治只有勸化顯然是不夠的，如何實現強制呢？董仲舒也只能求助於刑罰手段。西漢初年，統治者對秦朝的法律作出了一系列無為主義的糾正，逐漸打造了一部以「清靜」為特點的社會秩序法，雖然還不徹底。在接下來的武帝法制改革過程中，「經學家」和「刀筆吏」一起，共同實施了對漢初法律的反改造。張湯、趙禹這些刀筆吏，主要是恢復商君法的弱民方向和嚴苛形式。但其實他們並沒有商鞅那兩下子，為了徇私枉法把法律搞得既繁雜又混亂，自己都拿不出個統一的說法，更別說糊弄別人了。董仲舒為首的經學先生們，則是沿著前者的路線，改變商鞅「任法而治」的法律一律精神，擴大審判者的主觀臆斷和自由裁量權，看著比張湯那些酷吏「高明」許多！他不但要「援禮入法」，而且要把禮擺在法的前面，用禮去衡量法和指導法。當時叫「以德為主，以刑為輔」或「以禮為本，以法為用」，意思是用法律手段維護禮制秩序。董仲舒等人以《春秋》而非法條作為是非標準，搞出了「春秋決獄」的辦法。具體審判中，又以禮法為標準揣摩當事人的行為心理，認為動機邪惡的，即使犯罪未遂也要論罪；動機良善的，即使違法也要從輕發落；稱為「原心定罪」。按董仲舒的說法，這是為道義人心提供了一層保護。比如，董仲舒的判例裡面有這樣一個案子：甲乙是父子關係，父親甲與丙吵架，丙拿出刀子要傷甲，一旁的兒子乙掄起棍子，一下把甲打倒在地。首先按照春秋大義，兒子打父親是「忤逆」的大罪，應該判殺頭。接著董仲舒又分析，乙內心想的並不是要傷害父親，那樣他放任丙動刀子，什麼不做不就可以了嗎？乙顯然是要解救父親去打丙，只是準頭太差，反而誤傷了甲。所以，乙應判無罪。他的這個判決，顯然更符合事實。但是，這不過是審判中甄別情節的問題，哪裡用得著上升為普遍的定罪原則去壓製法律呢？用道德救人，不也是要用道德殺人嗎？從規則意識滑向道德意識，不可避免地帶來執法者的主觀隨意性，為在上者的以權越法，以及暴君酷吏拋開法律與事實任意發揮提供了便利，以至出現了顏異「微反唇」的誅心事件。大司農顏異作為帝國的財政大臣，曾經對武帝搞白鹿皮幣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得罪了皇帝。劉徹不便當場發作，事後指使張湯查辦顏異。可能是顏異潔身自好，實在找不出什麼作姦犯科貪腐通姦的劣跡，而張湯也還沒有無恥到憑空給人捏造「叛徒漢奸工賊」罪名的程度，結果搜羅到顏異會客的一個細節：一次客人在顏異面前批評新法有種種不便，顏異沒有應聲，只是嘴唇微微動了動。張湯這時也學乖了，沒有去翻找自己那一堆自相矛盾的法條，而是按照董老師的辦法，猜測顏異嘴唇微動是心懷不滿。上奏說，顏異身為重臣，發現法令有不當的地方不在朝庭上說明，卻在私心裡誹謗，應當判處死刑，於是顏異伏誅。從此便有了叫做「腹誹」——「在心裡妄議中央大政」的刑法條文。所以說，「以禮越法」是為商鞅邏輯多準備了一把鋼刀。以上可以說是新儒學的「四觀」——天命觀、一統觀、倫理觀和法治觀。世人一向關注儒學維護專制的作用，但先秦儒學商鞅主義改造的首要意義，其實是為中國邏輯打造了一個精巧的思想道具，尤其是披上了一具厚重的道德外殼，實現它對精神領域的有效佔領。通過「天命觀」、「一統觀」對君主的權威作了絕對化的論證，找到了「強國」和「尊君」精神層面的制高點。在商鞅那裡「弱民強國」的功利主義關係，在董仲舒這裡已經升華為君臣家國大義的表述，成為一元化意識形態的基礎。「倫理觀」和「法治觀」，則分別提供了勸誘和殺伐兩種控制手段，「胡蘿蔔加大棒」，為中國式專制保駕護航。陳寅恪把中國文化區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說得很透徹。在制度層面，儒學就是這麼個東西，從一般落後到特色落後。而且由於包裝對立的內容，又使謊言和虛偽成為中國文化的華麗特徵，帶來不講誠信和愛好虛榮的性格頑疾。如果有人想在這裡面尋求出路，無疑於在尿里尋糖，找到了就是病。而非制度的信仰和習俗方面，都是個人自由，存在廣泛共識的話，還可以作為族群的凝聚紐帶，只要出於自願，有什麼不好？不過，不可能替代政治和社會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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