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的悲劇

沈淦剛

寫下標題，就得趕緊聲明：筆者絕無替這個大奸賊翻案之意，只是想說明，區區一個秦檜，絕非殺害岳飛、斷送大好抗金形勢的主犯！那麼主犯是誰？自然是那個皇帝老兒趙構啰。

前年遊覽西湖，聽一位導遊小姐介紹那四個跪在岳墳前的鐵人，說到張俊時還特意說明：「這個張俊不是南宋四大名將的張俊，那張俊是另外一個人。」後來筆者悄悄地對導遊小姐說：「這張俊就是那韓張劉岳四大名將之一的張俊；另一個是張浚，是三點水的浚，音同而字異。」導遊小姐點著頭接受了，而我卻在想：主犯與次犯，畢竟大不相同。殺害岳飛的所謂「主犯」秦檜夫婦，人人切齒，誰也不會搞錯；而對於次犯張俊與万俟禼，人們往往是不大注意的。

既然主犯與次犯區別如此之大，秦檜的悲劇就在於：他雖然應該跪在岳墳前，卻不應以主犯的身份，而應像張俊與万俟禼一樣，是人們不大注意的次要人物。如果我們從法律的角度將殺害岳飛作為一種罪行來看，那麼，秦檜有什麼犯罪動機呢？殺不殺岳飛，應該說並不影響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地位。而宋高宗趙構就不同了：如果讓岳飛直搗黃龍府，將自己的哥哥欽宗趙桓迎回來了，自己的皇帝位置還坐得牢嗎？即使坐牢了，又該怎樣安置這位曾經是皇位的法定繼承人、並已做過幾年皇帝的兄長呢？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岳飛再北伐了，得與金國議和！然而，金國的議和條件是：「必殺飛，始可和。」於是，趙構的大方針定下來了：為了保住皇位，一定得與金人議和；只要能保住皇位，金人的什麼條件都可以接受，哪怕當兒皇帝也行，何況殺個把功臣？後來，在那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中，除了割地賠款外，趙構果然向金國稱臣，還厚顏無恥地發誓要「世世子孫，謹守臣節」———他終於如願以償了。

既然最高領導的大方針已定，剩下的就是由誰來執行了。我趙構是最高領導，擁有無上權威，你秦檜不執行，難道我就不能叫張檜李檜去執行么？你要想保住宰相的位置，能不看我皇帝的臉色么？秦檜才不傻呢，他深知執行不執行最高領導之既定方針的利與害，把趙構的那一套手法玩得溜溜轉：要殺像岳飛這樣有著巨大功勛的元帥，沒有謀反罪可不行，那就先定個「岳飛謀反」的結論，然後再圍繞著這個結論去組織材料。秦檜起初讓御史中丞何鑄審理此案，不料何鑄這個傻冒，竟然不與秦檜保持一致———從根本上說，就是不與趙構保持一致，說岳飛「無辜」。好，那就請你這個書獃子走開，讓「與飛有怨」的諫議大夫万俟禼來吧。万俟禼心領神會，竭盡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之能事，凡是說岳飛無罪的，盡被「劾去」；凡替製造「莫須有」冤案出了力的，都上報至宰相府，從而按「功勞」大小獲得升遷。這麼一來，岳飛哪裡還有活命的可能！

其實，從岳飛遇難以來，不少有識之士都一眼看出：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秦檜，而是趙構。然而，為什麼這一點一直不能成為大多數國人的共識呢？說到底，還是懾於專制淫威。若果真岳墳前多跪了一個趙構，那不是以君跪臣，大逆不道嗎？岳飛若地下有知，也定會惶恐不安的。有宋一代就別提了，趙構死後被謚為「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用了多少美好崇高神聖的辭彙，簡直是個完美元缺的「好皇帝」了，誰還敢不怕滅族而加以非議？就是到了二百年後，元朝的史臣修《宋史》時，也只是說他「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雖然評的是亡宋的皇帝，也只能委婉地點到為止，一個「誚」字也就到頂了，怎敢再罵？萬一惹惱了當今皇帝，說你「借古諷今」，你的腦袋還要不要了！

元朝的英宗皇帝曾經感嘆地說：「當今也有像唐朝魏徵那樣敢於直諫的大臣么？」一個叫拜住的大臣答道：「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像唐太宗那樣善於納諫的皇帝，就有像魏徵那樣敢於直諫的大臣。」在封建社會，這話真是太對了：君王是「盤」或「盂」，臣下則是水，臣下的形狀，得看君王而定。有了唐太宗，就會有像魏徵、戴胄等一大批敢諫的大臣；有了宋高宗，怎麼會不出現像秦檜、張俊、万俟禼等大批奸臣呢？

都說歷史是一面鏡子，直到近世，我們不是還經歷了一個什麼皇帝也不能罵的歷史時期嗎？不是還有人一聽罵了秦始皇就火冒三丈嗎？不是連「焚書坑儒」也要加以肯定嗎？吳晗寫了個《海瑞罷官》的劇本，罵了明朝的昏君嘉靖皇帝，不就遭了殃？翻翻1999年的新版《辭海》，看到「彭德懷」、「劉少奇」的詞條，說他們是「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而死。唉，幾乎人人心知肚明的事，還不能直說實說，果真如鄧小平所言：有些事情，非得讓下一代的人去評說了。於是我想：什麼時候才能無論什麼都實事求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呢？什麼時候，趙構才會被作為主犯而跪到岳墳前，秦檜則退居於從犯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