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危險,就沒有真正的自由 如果沒有冒險,生活就沒有任何意義 ——莫里斯·梅洛-龐蒂
從只關注文本外部的社會歷史批評發展到一頭扎進文本細部的形式批評批評,雖然有了這樣那樣的細節進步,然而文學理論整體還是老舊了些,未能及時地吸納生物學、社會學等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我時常會想到為什麼很多優秀的作家身患這樣那樣的疾病,比如卡夫卡、普魯斯特、妥思陀耶夫斯基、契柯夫、史鐵生、桑塔格等等,他們的寫作究竟與身體、與氣質、與疾病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隱蔽關係?是不是對靈魂的發問建立在對身體秘密進行洞察的基礎之上?
筆者正是從這個視野里展開對當代作家陳希我的考察。
1、痛風與虐戀
痛風是近幾年來時常聽說的一個頻率較高的疾病的名字,由於海鮮和啤酒攝入量過度使尿酸升高引發的,我的父輩(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那一代很少有人得這個奇怪的富貴病。而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代,這個病莫名地冒出來了。由於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童年就遭遇了飢餓年代,而童年記憶根深蒂固,恰恰中華民族又是一個長期以來就崇尚進補的吃風蓬勃昌盛的民族,所以對食物就產生了某種變態的泛濫的情感,帶著報復的恣意狂吃濫飲,痛風趁虛而入。痛風不影響壽命卻影響生活,痛起來要命,既劇烈又持久,根據帕特里克·沃爾的《疼痛》:與疼痛感相伴的是恐懼,而恐懼產生焦慮,焦慮使注意集中。顯然,這是一種中產階層的不節制的毛病,是對他們的慾望的懲罰。惟有長期克制飲食,病情才可以得到緩解和控制。
陳希我比較年輕時就得了痛風,可見他是個率性的人,不懂得要護著自己的身體,只顧一時的口福之快,大概頗有點李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的豪氣。真難設想,要是沒有了酒,沒有了豪飲,李白那遼闊盛大的想像力從何建立?李白的詩歌會是什麼模樣?與酒同頻率湧現在李白詩歌中的是意氣,意氣自盛唐以後就逐漸衰微竟至絕跡,意氣用事今天已經淪為一個貶義詞。沒有了意氣的文學就像宋詩,儘管精緻儘管圓熟,然而卻喪失了魅力,喪失了耐人咀嚼的味道,也喪失了魏晉古詩和唐詩那種與日月齊輝的可能。 生活中的這種率性也表現在陳希我淋漓盡致的寫作中,沒有節制,沒有規矩,自然就沒有了我們一向提倡的所謂中和之美,有的倒是行跡罕至的意氣。痛風發作導引的劇烈疼痛使陳希我時時對自己的身體和周遭的生存處境保持敏感,對飲食這種繁榮的文化進行堅硬的反思。他在《紅外線》(《芙蓉》2004年第5期)、《我們的骨》(《人民文學》2003年第10期)、《抓癢》(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等多部作品中不厭其煩地敘述吃的繁文縟節,品嘗的吃、細緻的吃、揮霍的吃、殘忍的吃、不顧一切的吃、幾近變態的吃……吃瓢骨、吃猴腦進至吃人腎;一個世紀過去,從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到陳希我筆下的本·拉登的腎,對我們這個嗜吃的民族是多麼有力的諷刺! 《我們的骨》中「我」父母對瓢骨的執著與其說是對一種具體物質的眷戀不如說是對逝去的生活的挽留,沒有瓢骨的見證他們的當年就失去了憑據。瓢骨成了一個符號,成為物質生活十分貧乏的年代的表徵,更重要的是它與「過去了的」浪漫的青春記憶息息相關。今天,瓢骨被放置於案台的角落,它已經不再被消費甚至它沒有自己的名字。當然,它失去了交換價值,在商品經濟時代沒有交換價值的事物也就喪失了價值,而「我」父母這對知識分子卻執意要想方設法為瓢骨正名,「我」母親甚至願意為此背負偷竊之名,並堅持要為此接受相應的懲罰。懲罰的依據是被偷物品的價值,於是「我」母親依然沒法受罰,沒法遂願。荒謬的是,瓢骨見證的並非真正詩意的美好的歲月,相反它是極度貧乏甚至痛楚的不堪的,是回憶賦予那段有距離的時光以光輝。「人類有自我化解痛感的本性。這本性在一個苦難頻仍的民族,甚至成了一種虐戀。」 這種虐戀就像《檀香刑》中敘事者之於暴力,《許三觀賣血記》中敘事者之於血……
陳希我在《人可生如蟻美日神》中說:「於是我們應該把愛理解成是一種虐戀。『挨享樂這無情屠夫的鞭子的抽打』,波德萊爾在《沉思》中這麼寫。詩是『惡之花』,詩人是為黑暗立論者。在黑暗中尋找光,這樣,我們就能理所當然苟活下去了,也就能愛了,就能愛我們的現實。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別無選擇。」李銀河在《虐戀亞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中是這樣解釋虐戀的:「他所怕的就是即將發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戀活動中為自己所安排的事。」(第181頁)弗洛伊德將這種把快感和痛感聯繫在一起的傾向稱為「心理生活中最陰暗最不可接近的領域」。《我們的骨》中,「我」父母就是受虐者,受虐甚至成了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動力。文本敘述了我們的生存悖論:作為一種極度貧乏時期的物質象徵的瓢骨在今天見識了精神深處的乾涸,當物質極端豐盛選擇無比浩大之後,我們反而像飢餓藝術家一樣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了,同時,我們的靈魂無處安棲,我們的精神已經淪落為骷髏一樣的瓢骨。「對於人來說,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於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文本敘述的是一對老人對瓢骨的執意,意則為表現當代知識分子受虐狂的劣根,也即魯迅所說的做慣了奴隸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做主人。
與這對父母同樣陷入虐戀境地的是《又見小芳》中的「小芳」,她不是李春波反覆詠唱的那個「長得好看又善良」的村裡姑娘,她是一個非常有錢但青春不再的中年女人,她的身體與她的錢包一樣不遺餘力地胖。當她終於擁有了她年輕時一心想望的金錢,她的全部注意力就轉移到跟時間較真上,她稀罕的是男人的真情,她渴望的是男人溫暖的擁抱,她千方百計要的是沒有皺紋沒有多餘的脂肪的效果,然而皺紋和脂肪偏偏要緊跟她、壓迫她,而幾乎所有跟她交往的男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錢袋。小芳跌進了二難困境之中,沒錢的時候沒人看得起她,就是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有錢之後其實別人還是看不起她,她自己也更加看不起自己了。她在豪華的別墅里保留了一套舊時纖細的內衣,然而她無法保留住當年,無法保留住男人的真愛和溫暖。當敘事者「我」這位英俊健美的窮小夥子出現在她的視野中,強烈的對比驚醒了她,而她滿目所觸皆是黑暗與絕望,這是多少金錢也無法改變的局面,所以她自殺了。完全不存在世俗的原因,物質問題清除之後精神的困窘卻阻擋了生路。難怪赫舍爾在《人是誰》中說:「在我們這個時代,離開了羞恥、焦慮和厭倦便不可能對人類的處境進行思考。我們這個時代,離開了憂傷和無止境的心靈痛苦,便不可能體會到喜悅;離開了窘態的痛苦,便看不到個人的成功。」 ([美]赫舍爾《人是誰》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頁) 陳希我從痛風這種中產階層的肌體的疾病進而反省這個階層靈魂的疾病,從對食的反省深化到色、名、利等範疇。真正的反思總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的,也惟有這種從身體開始這種切身的反思是有效的。 「敢情幸福就是不覺得身上疼了,能夠麻木地活著。許多年後我明白了這道理,敢情人是拖著痛苦活著的。所謂幸福,就是沒有痛苦;所謂健康,就是我們感覺不到身上的任何一個器官的折騰、任何一塊骨頭的硌卡,一旦被感覺了,就說明我們有病了。」(《到天堂去》,《花城》2005年第2期)「所謂幸福,就是沒有痛苦;」這種話咋一看來是廢話,但細細地往深里想讓人害怕。那種幸福經得起追問?沒有痛苦其實最是方便陷入麻木的境地,而這種麻木的境地很容易被誤讀為幸福,甚至這就是我們這個幸福感日益薄弱的消費時代的典型注釋。 《到天堂去》,作者以孩童的視角見識了死亡怪誕的權力。雖然文本形式上依然存在某種缺陷,但作者試圖打破了文體的藩籬,互文本的進入產生極大的張力。開篇是約翰·麥克維恩這個俘虜對「我」講的故事,在這個美國人看來,生命對個體有至高無上的本然價值,是比投降這種恥辱更堅實的存在。緊接著,文本轉引了《南方周末》關於農民申冤無門進而以死昭雪的報道,這個互文本敘述出我們草民生命的卑賤狀況以及生命本身的冤屈必須以死來昭示的背謬。接下來極盡鋪陳之能事對死亡儀式之鋪張進行渲染。死是生的背影,死與生若即若離又不離不棄,生是如此的渺小,死卻是那樣的闊大。在聖人孔子那裡,厚葬死者只是為了民風,為了引起生者對生命的尊敬。死本是生的歸宿,而今天,死的盛宴成了生者炫耀、比拼、誇張的荒謬場所。
因為痛風,陳希我不得不節制飲食,無疑,對海鮮、啤酒以及其他食物的禁忌對一個長期生活在海邊且性情的人是另一種痛苦,心理的痛苦和生理的疼痛一樣具有警醒作用。飲食只是人的最基本慾望,此外人生的種種慾望,如金錢、地位等等莫不與此相似。因為曾經極度稀缺,所以格外珍貴,進而極力攫取,在攫取的過程中忘記了目的,忘記了對度的把握,於是一發不可收拾於是泛濫成災。過度之後是慣性是麻木,得到的並非幸福,而是遭遇類似痛風的報復,遭遇幸福無處可求的悲哀之境。一個不健康的社會是無法給人提供安全感幸福感的。
陳希我將人類這種對於食、色、名、利的貪婪無度理解為虐戀,將我們現實人生的麻木狀態解釋為苟且。陳希我的全部作品就是在演繹人的苟且與虐戀,不同的僅僅是具體對象。無論是苟且還是接踵而至的虐戀都不可能是美好的,溫和的,它們更可能是令人尷尬的、有意無意要加以迴避的,正是我們企圖用服飾、面紗和窗帘遮蔽的部分。陳希我卻像《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毫無顧忌地敞亮了這些沉重的遮蔽,讓濃郁的黑暗回到光天化日之下。 2、生命的慾望與心靈的危機
曾經, 陳希我被網路等傳媒戴過「性作家」的「烏紗帽」,他也被有的評論家譽之以「新先鋒」、「另類」。在閱讀過陳希我的全部作品之後,我感覺到命名與分類的虛無性,對於每一個獨特的寫作個體來說,他都應該是精神意義上的先鋒,是形式意義上的另類。評論為了操作的方便所賜的種種稱號都包含著局限性,貌似凸顯實則為遮蔽;分類像是對世界的豐富實質上是簡單化、概念化,所以派別最後總是會隨著時光褪色甚至銷聲匿跡,而與時間同在的是獨特的文本,是語詞挽留的事物。具體到作家陳希我身上,不會老去的是陳希我那種將敘事推往極至的能力。敘述轟轟烈烈的離奇故事和鮮血淋漓的悲劇是容易的,敘述日常生活的稀鬆平常反倒困難。陳希我是生活的偵探,他要從那堂皇的生活景緻中窺探生命的破敗,從那歌舞昇平流光四溢中打撈出心靈的絕望和危機。性不過是他信手拈來的一個武器,它本身也是有威懾力的利器,這個武器聯通的是生命的慾望和心靈的危機。性就像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指示著愛與死、道德與本能。在陳希我的寫作中,性獲得了正當的位置,它既沒有被藏著掖著,也沒有被無限放大,它只是慾望的符號。 錢鍾書在《圍城》中著重強調的是一旦愛被婚姻的繩索固定之後愛就被慢性謀殺了,愛的生命日漸枯竭於是旁逸斜出、渴望逃離,文本出示的是人喜新厭舊的本性。陳希我延續並深化了《圍城》的思考:我們能否從童話的經驗中出走並精神成人?當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後,他們真的會像童話中的灰姑娘和小王子一樣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么?巴塔耶認為「婚姻更確切地說是性活動與尊敬的一種折衷。」 折衷恰恰是陳希我要拒斥的,他在《抓癢》的題記中狠狠地寫道:「你要恨我嗎?就愛我吧;如果要終生為仇,那就跟我結婚。」文中敘事者進一步追問,「其實婚姻是很荒謬的東西。它面對的不是生,而是死;是固定,不是發展。這世界上什麼都在發展,惟獨婚姻不能發展。戀愛發展了,成了婚姻;婚姻再發展就成了婚外戀了。所以就不能再發展。憑什麼婚姻就不能發展呢?」陳希我在散文《愛如銬,妻如表》(《南方都市報》2004年6月16日副刊·大家版)和小說《綁住我吧》(《紅豆》2004年第5期)中也表達了自己對婚姻與愛情關係的獨到理解。順著這種質疑,陳希我將愛的範圍擴大到了習慣,習慣最是沒有由來,經不起推敲拷問,慢慢就成了麻木和苟且。而我們生命的絕大部分就被湮沒在這種習焉不察的狀態中,沒有突如其來的外部刺激,我們的內心不會驚醒。布羅代爾在《資本主義的動力》中談到:「習慣性實際上蔓延及人類生活的全部,在人類生活中擴散傳播,如同夜晚的黑暗籠罩著景物。」 與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相對應的是漫布在文學中的經濟想像,甚至這成了90年代文學的主流想像。性已經不再是愛的表徵,更多的是欲的發泄。像所有其他事物經歷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的洗禮一樣,性變成了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甚至產業化了。一個人擁有的性交對象數目也與金錢、社會地位等掛起鉤來,成為可資炫耀和談論的資本。 90年代以來,大部分文學作品不厭其煩地敘述著以金錢和權力進行性交換的故事,一點點鈔票,一點點無聊,一點點意亂,一點點動心,一夜情就粉墨登場了。陳希我同樣以性作為契入口,但他努力從這種庸常模式中掙脫出來,極端才是他的重點所在。「通常,溫和的色情是可以忍受的,對性慾的排斥不過觸及皮毛,即使在排斥似乎最徹底的地方,也是如此,但是具有最豐富意義的是極端。從根本上看,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種環境,無論它多麼有限,在這樣的環境中色情的特徵是難以想像的;也存在違反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色情獲得最強烈的顛覆意義。」 「具有最豐富意義的是極端」正是陳希我竭力建構的世界,這個世界最典型的符號是性與死。性造成生命出現,死導致生命消失。死橫亘在陳希我的敘事高潮,擋住了苟且的腳步。「死亡在存在的混亂之中清晰地顯現我們的這個特殊領域,死亡把信念、夢幻和激情的來源放入獨一無二的明證中,因為這種取之不盡的來源秘密地把生命賦予世界的景象,因此,死亡比生命的插曲更好地告訴我們使我們出現和使我們消失的基本偶然性。」 對色情的顛覆進行得最為徹底最為絕妙的可推《曬月亮》(《收穫》2004年第3期),「我」與小戀人因為無望而終日沉湎於虛擬的性愛,我們想方設法要讓那個雙方家長根據門當戶對原則定下的准丈夫率先破除小戀人的處女膜,我們就在這種想像中延宕著一直期待的媾和。一方面是自己慾望的折磨,另一面是將自己的戀人送進別人懷抱的折磨,在雙重摺磨的壓迫下除了恥辱還是恥辱。更為諷刺的是,當障蔽拆除之後,我們終於有機會同床共枕時,「我」的身體卻秘密地背叛了我的慾念,「我」喪失了進入的能力。 日常生活究竟是如何將激情、詩意和自由消磨的,生活之輪是如何碾碎我們的希望,如何將蘊藏著的愛欲抽離榨乾最終剩下原初的絕望的沉重得無法承受的肉身是陳希我一直在敘述的話題。《抓癢》撩開我們的窗帘,將個人隱私避風港的家庭置於公眾的視野當中,銳利地展示當代人的心靈危機。它抓住了時代的癢處,抓出了腥甜的血,抓出了腐爛的肉。《抓癢》裡頭性描寫很多,但是嚴肅,只是有些變態,極端的變態。它帶給讀者的不是閱讀快感,而是尷尬,是痛,是沉默,是驚訝,是反思,是迴響。這種性變態源於現代身體和現代心理,現代人的通病!現代病!希我曾在一次記者採訪中表述過:文學就是變態。我同意,如果文學只是常態,只是所謂的反映生活,只是浮游在表層,我想文學是可有可無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時代節奏多快呀,我們多忙呀!但是文學能夠亘古存在能夠經久閱讀,就證明文學肯定把握了某種秘密,時間的秘密,生命的秘密和存在的秘密。文學未必能解決問題,但它能夠呈現問題,能夠揭示問題。有時候文學就像毒藥,有癮。 《抓癢》鄙棄了一切外在的因子,撇開物質上的理由,直接進入我們的內部細部,不僅是身體的也是靈魂的。嵇康和樂果這對夫妻在別人的眼裡正是美滿幸福的象徵,有金錢,有地位,有文化,男才女貌搭檔的典型。嵇康有錢且品行端正,五毒不沾。他只是膩味,厭倦自己,厭倦自己當老師振振有辭的妻子,厭倦這個人人渴望擠進來的城市,厭倦這個終日忙碌漂浮的世界。他沉溺於網路,他只有面對這個虛擬的世界身體才能夠變得有力量。太太樂果也一樣,很早很早就以毒藥的名字給丈夫發信。他們在網路世界中過著瘋狂的性生活,然而現實生活中他們卻同床異夢。他們在虛擬世界中亦真亦假,他們在現實世界中亦假亦真。他們愛嗎?他們不愛嗎?他們幸福嗎?當所有的物質問題解決之後,當所有的障礙拆除之後,精神問題接踵而至,排山倒海,圖窮匕首現。現實世界最終沒有了他們的藏身之處甚至也沒有他們的葬身之地,因為現實是不允許追問的,追問會讓現實尷尬,讓現實理屈詞窮。現實如此強大如此頑固是因為它設法擋住了我們的追問。物質匱乏成了生活布置的迷魂陣,我們迷失在生活的迷宮中。活下去是身體的本能要求,我們只能苟且我們才能活下去,但是追問卻是靈魂的本能要求。我們在衝突的夾縫中苟活--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生存狀況。 《抓癢》以離奇的想像和殘酷的細節抵達生命內部的真實。通過對性這一根本問題的思考,時代的癥結得以呈現。如果簡單地將《抓癢》以為是反映婚姻內部的情感小說,那是一種簡化、一種輕巧化。《抓癢》透視的是人內心最豐富處最細微處的動蕩,這種動蕩是顛覆性的、是不遺餘力的,是外部物質無法平復的,它與生命的本能相關。在每個堂皇的外表底下遮蓋的是一顆混亂的心,一堆不堪的思緒。人一旦較真,掀起生活的面紗,貌似完美的生活就會出現了班駁的裂縫,越較真裂縫越大直至將自身吞滅。往事淪陷。內心坍塌。 何謂虛實?何謂真假?何謂戲何謂夢何謂人生?虛實相生!真做假時假亦真!人生大舞台!活著還是死去?問題已經變得非常緊逼。在2003年的愚人節,一代演藝巨星張國榮以自殺敲響了我們內心的警鐘。《抓癢》詳細地演繹了我們當下的生存困境,演繹了當代人的精神難題,演繹了我們時代的疲憊和內心的貧乏。避開一切塵世的纏繞,迎著靈魂開刀使《抓癢》獲得了一種高度,能夠直接屹立於當代文學的峰頂,這不是技巧這是思想的力量。 陳希我在《我們的文學真缺什麼》(《南方文壇》2003年第5期)一文中表達了他的文學觀:「它是內省的,一切的現實都是心靈的現實,一切的危機都是心靈的危機。」 在所有心靈的危機裡頭,苟且可以看作陳希我的關鍵詞,是他不依不饒的批判對象。因為決意於表達心靈的危機,所以陳希我有意識地在語言上製造閱讀障礙,閱讀障礙會讓人驚醒,讓人停頓,會讓人沉思。順暢的語言屬於新聞屬於通俗文學,是讓人走馬觀花讓人休閑娛樂的。就像司機行駛在筆直的道路上往往容易打盹,而那些崎嶇蜿蜒的山路卻讓司機保持必須的警惕一樣。因為閱讀障礙的設置,陳希我的小說粗礪、堅硬、寒冷。如果不從「美是自由的女兒」這一角度來考察,你會覺得陳希我的小說不美甚至泥沙俱下。但他的努力有效地把敘述者與一個單純的講故事的人、一個生活經驗複製主義者區分開來。 比敘事者更重要的是陳希我是一個追問者。他的追問層出不窮,他的追問超越了具體的時空具體的意識形態,他的追問讓苟且無處逃遁,他的追問讓敘事接通了敘事之外更為廣袤的世界,進入潛在的存在。「看,原則上是看人們看到的東西之外,是進入一個潛在的存在。不可見物體是可見物體的凸現和深度,可見物體包含的純粹肯定性不比不可見物體更多。」 陳希我的小說有明顯的專業性,完整故事的破碎,日常經驗的顛覆排斥了大眾,他的小說破壞了一個貌似完整的苟且世界,卻以智慧的深淵、寒冷的激情挽救了小說的尊嚴。 作為一個職業讀者,我看過很多稿子。有些有很好的開頭,很好的故事,但寫著寫著就把神給寫丟了,徒然地留下一堆故事的殘骸和我難忍的唏噓。陳希我不是這樣的,他是從最日常的生活細節開始,他將那些平常細微的故事和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舉止聚攏來,全神貫注地往癢處推,往痛處推,往極端處推,往荒誕處推,終於它逸出了我們的經驗,打碎了我們的閱讀期待,穿透我們漫不經心的人生。 記得陳希我曾在給我的一封郵件中說:年輕的時候整個世界迎面撲來,覺得目不暇接,而今老了,只能躲在世界的邊緣寫作。這種邊緣的寫作姿態奠定了一種批判的立場。很多作家也口口聲聲要批判,批判消費時代道德淪喪,批判市場經濟貧富不均……頗有路見不平,拔筆相助的英雄氣概。殊不知文學只對心靈負責並不負責解決實際問題,對於在文學中覓求人生良方、世界大同的希圖文學保持緘默。陳希我的批判超越了這種具體的範疇,他屏氣凝神,將所有的筆墨集中來描繪和揭示人生的荒謬、肉身的沉重和我們的苟且。所以,陳希我能夠在暗夜飛翔。 陳希我的寫作仿若一面靈魂的鏡子,照見我們曾經的苟且和仍將繼續的苟且。 何時才是苟且的盡頭? 這是生命隱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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