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小說有著自覺的美學追求

生活與小說的區別是什麼？

人們常說文學來源於生活但又高於生活，小說這樣的體裁更是如此：它常常取材於生活，但要變成一篇上好的小說，作者往往都需要在取材生活的基礎上再進行藝術加工。

小說家王安憶在談起生活與小說的區別時，從動機角度分析了小說的藝術加工，「現實中發生的安全動機往往很簡單，隨機性很強，因此，可能缺乏意義，這也就是生活和小說的區別，前者是不自覺的，後者呢，有著自覺的美學追求。」而正是這「美學追求」，使小說承載了幫助讀者釋放強大的想像張力的需求。

王安憶：與小說的「化學反應」

禾刀

繼畢飛宇的《小說課》後，王安憶也談起了寫作。

與畢飛宇專註於寫作本身不同，王安憶在講解寫作技巧的同時，傾瀉大量筆墨寫了小說與自己之間發生的種種「化學反應」。《小說與我》一書中，王安憶既談了文學創作，又對自己涉入文學的經歷進行了簡要回顧。作為一名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知識青年，王安憶的文字不可避免地承載了大量歷史記憶。在眾多記憶中，王安憶提到了一個極富歷史感的名詞「知識青年」，這個詞後來進一步演變，簡化成「文青」。在王安憶所提及的那個年代，如果誰被他人稱為知識青年或者文青，當是一種莫大的榮譽。

今天的年輕人，很少有人對這兩個詞感興趣。也許有人會拿各種壓力說事，但有誰的壓力能夠超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呢？今天，知識青年或文青越來越小眾化，最具典型意義的現象是，當年曾激勵無數年輕人大膽釋放火熱青春的詩歌早就往事如煙，近年來就算有餘秀華這樣的詩人一鳴驚人，但也僅僅是曇花一現——許多人之所以讀她的詩，只是把她的文字視作一種移情換位的對象，而不是加入到這種以詩歌釋放青春的陣營中去。

王安憶雖然在筆下對網路寫作並未提及，但在此前的公開場合，她曾多次清晰地表明了觀點。比如她認為「網路寫作門檻很低 只需要識字有生活經驗」，甚至「懷疑一些作者是否真心愛文學」。確實。環顧今天的作家群體，有點影響的依舊是老一輩作家，那些新生代網路作家看似創作量巨大，市場頗有斬獲，但絕大部分創作越來越像是流水線，如同我們習以為常的一次性消費品。

相較於網路文學的高速，傳統文學極專註生活的濃度。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前後花了六年時間，頭三年考察採訪專與人拉呱，後三年躲在僻靜之地潛心寫作——真正的文學經典經得歷史沉澱，從來不可能一蹴而就。

幾乎每一個初寫小說的人，都是從身邊熟悉的事和人開始的，王安憶也不例外。當她想把「經驗一股腦用完」，寫完了25萬字的「大部頭」《69屆初中生》。正當她陷入經驗使用殆盡時，在美國學習時又遭遇了強烈的物質誘惑，一時間在物質生活與文學創作兩難選擇上猶豫不決。幸虧寶島作家也是恩師的陳映真及時點撥，才使她重返創作陣營。雖然物質與文學並非水火不容，但沉湎物質肯定不是文學創作的應有生態。或者說，物質至多只是傳統文學創作的「副產品」，一旦本末倒置，文學就會淪為商品。

在談到創作時，王安憶打了一個關於哲學家和作家的有趣比方。在她看來，「哲學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東西里發現相同的東西，但是作家，則是在看似相同的東西里發現個別性。」大家的生活看似大同小異，但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不同精彩與憂傷。我們常說文學來源於生活但又高於生活。生活是文學賴以生長的肥沃土壤，但文學如果只是專註於大眾化的生活，無異於味同嚼蠟。

這其實回到了寫作的另一層面，即王安憶所指的「將新意提到美學的高度」。王安憶引用張愛玲的散文《談看書》里的一句西方俗語「真實比小說還要奇怪」，並進一步指出，「現實中發生的安全動機往往很簡單，隨機性很強，因此，可能缺乏意義，這也就是生活和小說的區別，前者是不自覺的，後者呢，有著自覺的美學追求」。確實，生活中的常見言行，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樣有邏輯性，文學作品如果照搬現實，其結果很可能是漏洞百出，要知道讀者會帶著思維去閱讀。文學的一個重要價值當是，幫助讀者釋放強大的想像張力。

從文字中我們還可看出，張愛玲的小說對王安憶影響極深。王安憶認為「張愛玲小說里的人，真是很俗氣的」，但同時又覺得，她的「虛無與務實，互為關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說」。 既然提到張愛玲，有一點也許很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在張愛玲的文學成長經歷中，似乎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地學過什麼寫作技巧，更別談小說。這倒無意中驗證了一個「哲理」，即文無定法。當然，張愛玲很可能只是個特例，畢竟她的一生都是在寫她自己，連以「少帥」為創作藍本的《小團圓》，裡面充斥著她青春的懵懂影子。

不論是畢飛宇還是王安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如數家珍般談了許多創作體會，同時又有意無意談及這樣一個共同的創作前提，即任何一個致力於文學的人必須首先是位「知識青年」抑或「文青」。這裡所指的並非是年齡，而是他首先必須具備對文學的滿腔熱情，就像王安憶她們當年那樣努力把筆下文字變成一個個厚重的鉛字。當然，這一切肯定不是出於努力變現的急功近利。

本文來源：北京晚報（作者：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