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何以認為五四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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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適何以認為五四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2013-05-08 07: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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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榮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由北京學生髮動起來的，它最終獲得了勝利：三位知名親日高級官員被撤職，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五四由此被定義為一場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既然有著如此諸多的積極意義，為何在胡適眼裡卻是「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

其實胡適並沒有完全否定五四運動，他也承認了這場運動的政治意義：「第一，......，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高級官員撤職；第二，......，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胡適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是站在文化運動的角度來看的：「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五四運動的一個大背景是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陳獨秀在1915年於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1917年陳獨秀被北大新任校長蔡元培聘為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京。胡適在1916年初就陸續為《新青年》撰文，1917年作了《文學改良芻議》積極鼓吹白話文，而《文學改良芻議》作為文學革命開篇之作掀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辛亥革命的失敗與此後軍閥混戰的割據局面，讓一群先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們勇敢地站出來試以一己之力挽救中華民族。他們普遍認為欲要救中國需先在文化思想方面下功夫，於是新文化運動的矛頭橫眉怒目地指向了腐朽愚昧的孔家儒教。民主、科學的大旗高高掛起，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新道德打垮舊道德，此刻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面貌煥然一新，這都要歸功於新文化運動。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被胡適等一些人認為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可見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認同是極度的讚譽。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藉助古希臘、古羅馬藝術文化，宣傳人文主義精神。主張以人為中心，否定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現實生活中的幸福，提倡個性解放，反對愚昧迷信的神學思想，認為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老師，當時中國社會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與昔日歐洲的基督教神學泛濫橫虐猶如一個環境，頗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希望借鑒歐洲的文藝復興來改變國內的文化思想空氣，於是迫不及待地引進當時西方比較先進的理念。譬如胡適一直努力提倡的自由主義，陳獨秀不懈鼓勵青年堅持的獨立精神。

新文化運動雖然受到以林紓為代表的守舊派的反對與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的攻擊，這卻絲毫沒有影響新文化運動主將們堅定推動科學與民主的步伐，也沒有影響後人對新文化運動的積極評價。顯然地，一切保守的傳統的東西在缺少新鮮血液而變得頹廢不堪的老大帝國（中國）中沒有必要作留戀的態勢，文化思想的革新當時非殺出一條血路不可老大帝國才能變為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

新文化運動被胡適看做是解救中國最有效的一副藥劑。胡適在留學時期就立志為祖國「造新因」，1916年1月曾寫信給國內的許怡蘇，信里說道：「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接著還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無別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頹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胡適「造新因」，樹新人的願望當然不能僅僅依靠一己之力，他需同時與北大同人或志同道合者造就良好的思想文化這個大環境，那偉大的救國之志才不會落空。新文化運動先進的觀念打破傳統愚昧的思想，青年人身上的封建毒瘤不深刻而又易於接受新事物，青年一代最先從新文化運動中受益從而努力鑄就自己成為真正的新青年。

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反映出的不是胡適對當政者的畏懼心理，相反是一種厭倦與恨意。胡適1917年夏回國，當時正好趕上張勳復辟的鬧劇，面對中國軍閥混戰不堪的局勢與百姓處於水深火熱的慘景，更加堅定了他從根本下手，為國造因的念頭。他深刻地明白「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於是「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五四運動發生時，胡適卻在之前離開北京趕赴上海迎接他的美國導師杜威的到來。由此胡適在五四運動當天是缺席的，彷佛這是註定要發生的歷史，然而它確是巧合而不經意的。而胡適對五四運動不以為是的冷漠態度，並不是因為活動當天缺了他主持或參與的緣故，這也不是胡適作為大師的風範。原因上面已經提及，胡適不太希望自己卷進黑暗而混亂的政治中去，他怕自己一談政治就難以自拔。與其作一番嘴皮子的政治爭論，倒不如抓好根本來培養新青年，辦好新教育，搞好新文化運動，以此來「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胡適不僅曾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他也希望青年們不要過於熱衷於政治，更不願意看到新文化運動演變為政治性運動。然而，五四運動打破了胡適的這一夙願。五四的青年學生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的洗禮，面對日本帝國囂張的得寸進尺的侵略與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無能，他們不能不走出寧靜的校園到大街小巷作喧鬧的遊行示威，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隨即如洪水般襲來。這場學生自發的愛國主義運動的成功，使得當時的中國各政黨都對青年學生群體投以特別注意的目光，他們都企圖爭取得到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比如孫中山企圖通過辦報來對青年們進行政治宣傳，梁啟超派所辦的兩大報刊《北京晨報》與《國民公報》裡面的許多欄目都邀請各大學的師生去投稿。各政黨的這些活動都將吸引來許多青年學生，都必將使得人人都對政治發生興趣。這是胡適很不情願看到的場面，因為胡適說：「因此使得我一直想做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也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按照胡適的意願，從新文化運動角度的觀點，新文化運動應該是一場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而五四這場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運動將胡適所定義的新文化運動給干擾了。胡適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因為單純的埋頭搞學問並不能救得了一時的國難之急，雖說在文化根底上影響中華民族有可能救得了長遠的中國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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