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外媒對中國的"污衊"

06-01

近年來，隨著對外部世界眼界的逐漸開闊，國人經常會被西方媒體和政客對針對中國的片面和不實言論所深深激怒，進而加深了對西方的不信任乃至敵意。

這不？上周中，甲型H1N1流感剛剛呈現全球蔓延之勢，境外就有媒體網站報道說，中國福建省福清市和長樂市個別地方發現一些死豬，由此判斷這次流感疫情的源頭可能是中國，而墨西哥外長也公開指責中國衛生部門的隔離措施是對墨西哥人的歧視。這一連串「流感口水仗」自然又一次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於是有國內媒體評論說，這是西方勢力蓄意抹黑中國的又一有力證明。

西方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他們打算如何看待中國，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問題。在百年來備受欺凌和侮辱的中國民眾無意識的情感世界裡，更是一個極容易刺激神經的異常敏感的問題。然而，我們對於西方輿論的反應，又確是實實在在關乎雙方的利益的重大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冷靜而又明智地面對西方對中國的「詆毀」。

我們完全有理由不認同西方的許多看法，但這並不應該成為妨礙我們客觀審慎地分析西方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看法的理由，更不應該成為我們憑主觀想像隨意曲解西方輿論形成原因極其機制的借口。理解但不必認同，是不同文明和不同制度間的一種比較理想的互動方式。但對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而言，還存在著許多短期內難以克服的認識上的障礙。

由於中國幾乎從未受到過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洗禮，無論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還是現代社會現實中也都缺乏基本的民主理念。普通中國人對西方政治權力運作的程序和機理是十分陌生的，因而容易產生認識上的偏差。例如，中國人往往會把西方和美國單一化，認為美國政府的觀點就是整個美國的觀點，或認為美國政府也像中國政府那樣能夠做成它想做的任何事情。事實上，美國是一個各種各樣聲音和力量並存制衡的社會，國會、政府、不同的黨派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不同的見解，而最終的現實政策則是各種力量博弈和妥協的折中產物。沒有任何一個力量——包括政府高官——能夠取得永久性的壓倒優勢，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雙邊關係中的所有政策問題。

再如我們開頭就提到的，中國人常常以一種憤怒的心態對待西方媒體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似乎這些媒體是刻意與中國作對。更有甚者，對有些中國人來說，似乎一家美國報紙批評中國，就是整個美國在敵視中國。事實上，這基本上是我們對所謂「言論自由」之下的西方媒體傳統的不了解。美國媒體從不會歌功頌德，即便是針對美國自己的事務。可以說，中國的一句俗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是西方媒體遵循的永恆法則。說到底，那些熱衷「摸黑」中國的記者編輯們不過是服從於媒體行業的市場法則而已——越是聳人聽聞的負面新聞就越有人讀。其實，如果我們能夠經常設身處地自問一下的話，這並不是非常難以理解的：難道我們自己的報紙電視每天都在最顯要位置報道「印度尼西亞香蕉豐收」、「南非生態保護成果斐然」、「巴西人口預期壽命大幅提高」……，而將「美軍監獄虐囚」、「日本政壇特大丑聞」、「俄羅斯核電站泄漏事故」這樣的新聞塞到不起眼的角落裡嗎？況且，美國沒有一家媒體是站在執政黨和政府立場上說話的，他們與政府完全是各說各話。作為一個對西方媒體運作模式有一些親身體驗的中國媒體人，我當然不會天真到相信西方有百分百的「客觀報道」和「新聞自由」，但在西方，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對媒體的影響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我們這裡一般讀者所經常看到和能夠理解的那一套手法。有一點我敢保證，如果你到美國去辦一個專門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報紙和電視台，是絕對不會受到美國政府干涉的。

需要進一步指出，中國民眾很容易以一種基於善惡二分法的道德眼光去看待西方政客中主張「中國威脅論」或其他不利於中國政策的人士，但如果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政治精髓的話，我們就應當明白，這些政客中的絕大多數之所以鼓吹上述主張，並不是因為他們本人對中國懷有什麼特殊惡意或仇恨（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對中國一無所知），而純粹是由於選票——他們只是站在自己背後的各個利益集團的傳聲筒而已。最後，即便是這些利益集團，鼓吹「中國威脅」主要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有多少偏見或敵意，而是為了現實利益。例如，叫囂「中國威脅」和「中國飢餓」最響亮的分別是美國的軍火商和農產品出口商利益集團，他們並不討厭和反感中國，他們只是為了多賣掉武器和抬高糧食價格而已。

我無意為西方輿論針對中國的那些令人生氣的言論辯解，我只是想說，要想使這些從西方飄來的刺耳難聽的話今後變得越來越順耳動聽起來，你成天擺出一付時刻準備「鬥爭」的姿態去猛烈批駁，效果恐怕只會適得其反。只有深刻解剖並精通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精髓，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問題的關鍵對症下藥，採用各種技巧參與並利用這種博弈，獲得我們想要的理想結果。

就我所看到的情況而言，西方媒體的癥結並不在於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太多，而在於對西方受眾更應該了解的其他豐富多彩的中國新聞的報道實在太少。當前和未來對中國最不利的其實並不是美國媒體無端揣測甲型H1N1流感源自中國，而是更可能是日薄西山的西方媒體迫於財政上的壓力不斷減少對中國新聞的報道。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的中國報道並未能隨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而相應增加。

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這是非常有可能的。設想一下，假如美聯社為了削減成本關閉了它在北京和上海的記者站，而採用有重大新聞就臨時抽調記者從東京或新加坡前來中國採訪的模式，你能指望那位對中國事務既不熟悉又毫無社會感性認識、且其腦子裡絕大多數關於中國的信息都是從日本媒體上得來的駐日記者寫出什麼對中國的好印象？這將呈現給西方受眾一個更加不全面和不客觀的中國。

許多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索馬利亞在哪裡？是個由什麼樣的民族組成的什麼樣的國家？但只要提到索馬利亞，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與海盜聯繫在一起。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敵視索馬利亞，而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它。而眼下中國臨時派往索馬利亞記者們都帶著一個明確的任務：採訪海盜問題，他們自然就不會花很多力氣和成本去關心索馬利亞別的更值得采寫的新聞。試想，假如中國主要的媒體都在摩加迪沙設有常年駐地記者的話，假以時日，中國讀者一定會了解到一個更為全面和豐富的索馬利亞。到那時，在那些生活在索馬利亞並對當地產生了強烈感情的中國記者眼裡，「海盜問題」可能只是索馬利亞新聞中比較不重要的部分。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應該能夠得出結論，要想讓西方媒體和西方政客向它們的受眾呈現一個更加真實、客觀、全面和豐富的當代中國，最好的辦法不是去不停指責它們對中國的「污衊」，而是對它們更加開放和透明，並為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提供更多的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