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保障三成市民住房

　　「低收入者有其屋」，香港公營房屋（簡稱「公屋」）制度，解決了30%以上、約200萬人口的居住問題，被世界公認為有效保障居住的典範。

　　可以印證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並沒有造成貧困者無家可歸的社會問題。

　　這一有著50年歷史的制度，包含如下要素：政府的絕對主導、相關法律和部門的完整配套、成功的運營策略等。

　　內地廉租房制度剛剛起步的今日，不少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了香港的經驗。

　　為200萬人提供公屋

　　在香港，只要家庭月收入低於12737港元、資產凈值低於30.5萬港元，就可申請公屋，每平方米租價僅為47港元。

　　與此相關，香港商品房價每平方米約4萬港元，大量市民無力承受，即使是租房，每平方米的價格也需192港元，相當於公屋房租的4倍。

　　正是公屋的低價，保證了低收入階層有其居所。

　　這一現象背後，是香港政府數十年來在住房問題上最重要的政策目標———為沒有能力購買私人樓宇的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的公屋制度。

　　在這一模式中，政府佔據絕對主導地位。3月2日下午，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公屋聯會主席王坤在電話中向記者介紹，這一政策始於1953年，當時因幾場大火燒毀大量木屋，10萬災民無家可歸，當時的港英政府用聯合國「救災款」搭建臨時房屋，由此政府開始承擔貧困者住房責任。

　　目前，香港已為約200萬人口提供了公屋。

　　公益性質的開發商

　　居民受益的另一個政策背景是，香港有專事公屋事業的龐大體系。

　　作為公屋的決策機構，香港的房委會（房屋委員會）作用舉足輕重，房委會由民間代表和其他各界與政治團體代表組成。政策的執行則是由政府下屬的房屋署操作。

　　王坤說，這個以房委會為核心的運營機構規模龐大，負責從公屋建造、維護、資格審查、物業管理等各方面，運籌資金以十億乃至百億計。

　　其性質是自負盈虧的財政獨立機構，有媒體將之比喻為「公益性質的超級開發商」。

　　政府每年會免費批出土地給房委會興建公屋，建設、管理費用由房委會自己解決，其來源是公屋租金等。

　　目前，香港政府也已提供數千億港幣作為支持。

　　「公屋」和「私屋」的矛盾

　　在公營房發展的同時，香港政府也不願看到公屋建設影響「私屋」房地產的發展。

　　「平衡二者關係很難，這是困擾公屋事業發展的很頭疼的問題。」王坤說，尤其隨著政府低價出售公屋的推行，引起一些地產商的不滿，他們認為政府侵蝕了他們的利益，政府同私人市場爭利的問題浮出水面。

　　於是政府實施「私人蔘建計劃」來平衡這個利益。這一計劃的主旨是，政府低價批出土地，讓私人地產商去興建一些出售的居屋單位提供給低收入者，私人地產商有利潤，政府相應得到地產商的積極支持。

　　但近幾年來，「公屋」與「私屋」爭利矛盾突出，至今問題並未完全解決，2003年有人提出無限期停售停建公屋，來保護「私屋」的利益。

　　但王坤並不這麼看，他表示，房地產市場不會因為政府停售和停建公屋，就會良性發展，也許是政府將私人化步驟推行得太急，比如出售公屋太多就引起很多副作用，「還是應由政府來控制土地的供應，達到調控房屋市場的目的。」而類似出售公屋的辦法，在實行公有制的內地，被專家認為政府大量建設廉租房正好可以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

　　探索辦法使覆蓋面擴大

　　問題是，居者有其屋，在內地看來，還是一個本應實現、但還挺遙遠的理想。

　　2月24日，建設部通報廉租房建設存在的問題，指出我國還存在一些地區沒有建立廉租房制度等5大問題。

　　對比兩地，在政府投入方面，香港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大約6%—7%是用於公屋的建設、維護與運轉，內地的投入則相當可憐。

　　在資格審查方面，北京的經濟適用房社區住著富人，而在香港，如果居民虛報財產，需要罰款五萬元或入獄半年。

　　在關係協調方面，內地的政府部門、房產商和公眾難有民主溝通，而香港的房委會內部，需各方公開透明充分發言後，再行推出各種制度。

　　當然，香港公屋也有未曾解決的問題———還不能覆蓋全港有需要的人。香港房屋局高級政務主任胡偉文向本報記者介紹：「香港還有10萬個家庭排隊等候政府的公屋救濟，全部覆蓋的目標沒有實現。」胡偉文介紹，目前，港府希望通過公營房的自我流動，讓經濟好轉的家庭搬離這些公屋，沒能力的家庭可以搬進來，增加公屋覆蓋面。

　　原則上說，公屋居民搬進公屋十年之內要進行資產審查，如果超出政府規定，他就要搬離公屋單位，騰出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王坤，為求繼續居住公房，一些公屋家庭會將自己的有經濟能力的子女取消戶籍，使收入賬面下降，甚至造成家庭收入為零，以此成為社會福利的救濟對象。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王坤說，還需要政府等各方繼續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