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訪談： 歷史並未重新開始
06-01
| 弗朗西斯·福山訪談： 歷史並未重新開始 發信站：天益社區（http://bbs.tecn.cn），版面：學問人生本文鏈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10405 弗朗西斯·福山： 歷史並未重新開始
作者：許知遠,覃里雯,黃繼新 來源：經濟觀察報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蘭德公司顧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福山的作品《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於1992年出版後，已發行了逾20種語言版本。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會美德及繁榮的產生》亦有20多種外文版發行。該書被歐洲評為「年度商業書籍」，同時也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當年十大商業書籍之一。 福山所著作品重點關注於民主化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等問題。早年間他撰寫了關於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政策的文章，近年來側重於研究文化和社會資本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近作《大分裂》則探討了社會秩序的起源。 日裔美國人福山出生於芝加哥，分別在康乃爾大學和哈佛大學拿到了古典文學學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1979年至1980年間，福山供職於蘭德公司的政治學分部。1981年，他成為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的成員，專門研究中東事務，並加入美國代表團參與了埃以關於巴勒斯坦自治問題的談判。1983年，福山回到蘭德公司原職。1989年，復入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擔任負責歐洲政治軍事事務的副主任。1995年至1996年，福山再度回到蘭德公司。 福山是美國斯拉夫高級研究協會的會員、對外關係理事會的成員，同時兼任《外交事務》雜誌的書評編輯、美國總統生物倫理理事會成員。--------------------------------------------------------------------------------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離開華盛頓前往中國的那一周，《經濟學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緊張、雙目驚恐的身陷書堆的漫畫。《讓我們去伊拉克》、《牛津邪惡詞典》、《國家重建初學指南》、《伊斯蘭的擴張》這樣名稱的著作將他緊緊包圍。這期雜誌的社論是《Taking on the world》。「他的腳底下，你可以看見《歷史的終結》」，福山在復旦大學的美國研究中心的講演以這種自嘲開始。 被習慣性地蔑視為缺乏教養的布希政府正在被迫學習理論來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嗎？儘管對伊動武的時間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動用否決權來阻止美國的行動，但誰都清楚，戰爭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戰爭很可能在短期內就結束，更多的探討已轉移至美國將伊拉克建成一個民主的國家、進而引發一場重塑中東的連鎖反應的問題上。新聞記者與半調子歷史學家，已急不可耐地將之與美國在二戰後對於德國和日本的改造進行類比—它們都已從戰爭製造者的極權體制過渡成穩定的民主政體。而一個遵循了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的中東，將有效地消除它潛在的不穩定性—催化恐怖主義、油價的變數，乃至巴以衝突…… 「這是一場賭博」，儘管與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及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弗威茨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與前者曾任教於同一所大學，與後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職），並堅信民主政體與自由市場是歷史演進的終級模式，福山仍對於這場行動保持某種謹慎：「在德國與日本的成功是否適用於阿拉伯國家，對此，我也沒有答案。」福山分析說，伊拉克有一些優勢，因為它不像阿富汗一樣長期處於動亂狀態。它擁有政府的根基，有現成的公共服務系統，還有石油資源。儘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內就可以成為一個民主政府，但以更長遠的眼光看來，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學者與官員們花了過分長的時間來討論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證已提供了一些明證，比如土爾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擁有典型的東方氣質。他1952年出生於美國，父親是一位傑出的日本學者，參與建立了京都大學的經濟學系。他沉靜得不無拘謹，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時很容易被忽略。事實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擁到演講座位後，才看到那張著名的面孔。他的襯衫領子不太順從地略微突出來。當講話開始時，他的雙手交叉起來，並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勢。他的聲音強度與速度也被控制在一個相對平均的維度，這使他成為一個標準的學術討論會式的講演人，卻不是個引人入勝、善於插入幽默的情緒調動者。 福山安靜的個人氣質，與他的思想在全世界範圍內激起的熱烈討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時代，很少有幾位以思考和寫作為業的人比他遭遇過更多的攻擊、引發過更多的爭論。在過去的13年間，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樁新聞事件，總是觸及到我們世界正在面臨的根本性轉變。純正的學院派可以攻擊他的思維體系漏洞百出、過於通俗。在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時，他也很容易被視作是一位曇花一現式的人物。但令人驚異的是，與大多數名噪一時的學術明星不同，他一直頑強地活到今天，他的影響力幾乎未受損傷。儘管這種影響力常常被簡化成某種符號，就像人們常常在「文明的衝突」與薩繆爾·亨廷頓之間划上等號，而忽略了亨廷頓所要表達的具體觀點與複雜的論證過程一樣，弗朗西斯·福山是與「歷史的終結」緊密相連的，也儘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複，「歷史的終結」實際是由黑格爾而非他本人創造的。 關於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開始的。這一年，37歲的福山成為新成立的布希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處副主任。這是他第二次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東事務專家的身份進入國務院，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當時的政策規劃處主任是Paul Wofwitz。時年28歲的福山剛剛從哈佛政治學系畢業，他的導師之一是塞繆爾·亨廷頓。在此之前，他在康奈爾大學專攻古典文學，遇到了給他影響至深的阿蘭·布魯姆。後者引領他進入了科耶夫的世界，而科耶夫因詮釋黑格爾而著稱。多年之後，他回憶說他對於人類本性的認識是源於布盧姆的。接著他來到耶魯大學學習比較文學，並在巴黎進行了短暫學習（甚至像海明威那一代一樣寫作了一本小說，當然，它從未發表），那時是羅蘭·巴特與雅克·德里達的年代。但這些形而上學並常常不過是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一定讓年輕的福山厭倦了。他來到哈佛學習，比起抽象的、過分學院化的概念，具體而真實的中東事物更令人興奮。而在芝加哥大學與他相識的教授，卻相信這種經歷使作為政治學家的福山不同尋常—他是可以將文學與美學上的知識注入政治學著作的。 好了，讓我們回到1989年。再次進入國務院的福山先生，已經有了奇怪而眩目的教育背景，有了政府工作經驗。他曾跑到巴基斯坦作調查，也曾作為代表團成員參與埃及和以色列關於巴勒斯坦獨立問題的談判，還在獨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做了幾年研究，發表了一些關於蘇聯與中東問題的分析報告。或許大多數見過他的人都不懷疑「這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但至於有多麼傑出，似乎還沒有結論。1989年年初時，福山給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的備忘錄中提醒，德國可能重新統一，而華沙條約也可能終結。在一份發行量不大的保守派雜誌《國家利益》上，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了後來被不斷爭論的命題，「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見的知識能量與雄心，宣稱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義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在最初，它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即使這份雜誌的主編歐文·哈里斯也說，他對於該文的觀點，也持相當的保留意見。但隨著1989年諸多事件的戲劇性展開，尤其是柏林牆的倒塌，這篇文章迅速贏得了爆炸性的聲譽。在西方世界凱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聲音聽起來既賞心悅目，又充滿了先知般的色彩。 當然，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閱讀了這篇文章和3年後他在此基礎上擴展成的著作《歷史的 終結及最後一人》。福山的理論被簡化成一句時髦用語，流傳於世。在每一次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比如海灣戰爭爆發後，人們都會不無嘲諷的問道：「歷史終結了嗎？」這種疑問在「9·11事件」後獲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們卻都忘記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強調的：「我得出的終結觀點，並不是指一個個事件的發生—無論是重大的還是嚴重的事件，而是指歷史，指一種在基於所有人、所有時期的經歷基礎上所理解的一個惟一的、連續的、不斷變化的過程……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循環會結束，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或者報道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就銷聲匿跡。確切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得到了解決。」 在持續了半個世紀、遍布了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大變局之際，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個延續了兩個世紀的古老命題：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嗎？福山指出的方向與150年前馬克思所思考的社會發展進程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都堅信歷史具有其指向性。一個尷尬的現實是，批評者有理由指責馬克思的理論是「歷史決定論」。歷史發展本應具有開放性，但憑藉這一點卻似乎很難駁斥福山的觀點。「歷史終結」充滿了與福山本人的謙虛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讓很多批評者或明顯、或隱隱地感覺到不適。但是，我們卻很難找到真正的反對論據。「9·11」發生之時，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應的解釋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報紙甚至以《福山的終結》作為標題。「這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福山後來回憶說，當一家飛機撞向五角大樓時，他正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尼采高級國際研究中心的辦公室里。當然，他首先擔心的是在國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隨後面臨的大量質疑中，他仍相信，這一悲劇可能仍是歷史的後衝力。一小群極端分子並不能代表整個阿拉伯世界，他舉例說，在伊朗革命發生的23年後，大多數伊朗青年卻更渴望現代化，他們更嚮往自由生活。 「在更長的歷史範圍內，我可能仍是對的。」但性格溫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認，「不幸的是，我們卻只能生活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因此，三個更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困擾了福山的思考，「這也是我理論上的弱點」，他誠實地說。比起1989年，雄辯滔滔地論證「歷史的終結」，這些問題已進入更為具體的細節。 首先，什麼樣是好的政府治理，如何創建一個良性機構。經濟增長、政治演變與文化改變往往是順序發生的。但福山發現，一個國家發展與否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它能否制定出好的經濟政策，而在於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東亞的成功在於新加坡、日本與韓國等國擁有有效的政府與公共服務機構，而拉丁美洲國家雖然得到了華盛頓的傑出經濟學家的幫助，但由於缺乏現代政府機構的支持，而終究在短暫的繁榮之後重陷困境。而令人絕望的非洲不管接受多少援助，仍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正在於非洲國家在殖民者撤離後，陷入了權力真空。 其次，軍事技術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治？如果下次發生在倫敦、紐約或者洛杉磯的悲劇是核爆炸，或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結果將會怎樣？福山理解布希政府對於伊拉克政策的心理原因，卻仍不能肯定這種反應是否足夠明智。 第三點，福山試圖理解，如何重新理解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又如何處理美國與它正在分裂的昔日盟友—西歐間的關係？「美國人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水星」，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卡甘在最近的《政策評論》上寫道。不要假裝美國與歐洲仍是盟友，冷戰結束後，它們已開始擁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對伊問題上的分裂不過是其開始。卡甘借用了福山的概念，他說歐洲已處於歷史的終結，它嚮往和平、穩定的生活狀態，傳統的實力政治形態已讓位於平等協商，超國家組織逐漸取代了獨立國家。但美國卻仍處於歷史的進程之中，它需要運用傳統的權力政治（軍事）去對付伊拉克與基地組織。1989年為西方勝利而歡呼的福山，不無尷尬地發現，並且是在美、歐愈來愈烈的爭吵中發現，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數流行觀點所認為的美歐分歧主要是由於風格上的不同—美國單邊主義，而歐洲更注重協商機制。實際上，福山舉出了相當多的例證來證明，歐洲往往比美國更為單邊主義，尤其是經濟領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為布希政府辯護，布希政府的作為並不比柯林頓政府糟糕。福山相信柯林頓對於京都議定書這樣的國際協議的熱心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為它很難得到國會的批准。 「它們之間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分歧。」福山說道，不管來自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反戰情緒多麼明顯，他們顯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國人的情感，未能感覺到「9·11」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恐懼感。歐洲人不會覺得這是一場捍衛西方文明的戰爭。事實上，他們都在想，這場攻擊只是針對美國。毋庸置疑的一點是，美國與歐洲都是自由民主政體的信仰者，但是這兩者在對民主的看法上卻有本質的分歧。美國人相信，是公眾賦予了民主政權以合法性，而歐洲國家則是相信存在一個高高在上的機構，它將仲裁誰更有合法性…… 這個三個問題牽引著福山的新思路。在談及新的寫作計劃時，他說他要寫一部關於政府治理的作品。在過去的13年中，我們習慣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給我們帶來的震驚與引發的爭論，就像《紐約時報》所說，他總是試圖去把握「大理念（big idea）」。有趣的是，當《經濟觀察報》試圖詢問他為何總是衷情於big idea時，他靦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歷史的終結》呈現了福山宏大的敘事能力，它將福山著作的特性發揮到極致：探索一個可能無法解答的問題，從各個角度出擊引經據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開放系統卻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滿閱讀快感…… 出版於1995年的《信任》，探討了社會資本，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了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形態。1998年的《大分裂》，回顧了過去40年間西方社會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體問題，並將我們正在面臨的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的深刻程度類比作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而出版於2002年的《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則將注意力轉向了逐漸浮現的生物技術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上。政府應該對克隆技術進行更嚴格的限制，因為我們不能任由科學家的好奇心與純實用主義驅動這場變革，它同樣需要新的哲學思想、法律制度與正在轉變的社會思潮發揮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術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之前，我們必須防止激進的技術變革可能導致的社會震蕩與悲慘未來。福山寫道：「這些技術發展將招致巨大的爭議，因為它們將挑戰我們習慣的平等觀念與道德選擇：它們將給予社會控制公民行為的能力；將改變我們對人格與人性的理解；將顛倒我們目前的社會等級，影響目前對智力、物質與政治進步的評估；同樣也將影響全球的政治結構。」福山甚至暗示，我們的未來可能演變成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阿爾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結合體—某些技術改變了人性，最高當局也可能運用技術手段來控制個體。同時，當人類可以隨便改變基因以消除人類弱點時，那些推動人類前行的偉大品質可能也會黯淡下來。當沒有了沮喪、背叛、惡毒，我們還會有歡樂、忠誠與善良嗎？ 無論他涉及的題材看起來相隔多麼遙遠，但總有一條線索可以將這些主題緊緊相連。福山總是試圖在理解，當我們的社會面臨巨大轉型之時，人類自身的特性將會遭遇哪些改變。在閱讀《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時，人們常常執迷於題目的前半部分，而錯失了福山對於人類本性的暢快分析—即人類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認可與榮譽。而現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一個巨大困境是，人們在其中無法獲得真正的精神滿足感，一個沒有鬥爭的世界使人產生厭倦感。在這本書接近結束的第372頁福山寫道：「人對『主人與主宰、死亡』的懼怕是一種特別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們時刻想到自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而是擁有共同理想的共同體的成員。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場短暫但有決定意義的戰爭，或者打一場保衛本國自由和獨立的戰爭，比起一個只有和平的國家來說，也要健康得多，也會更令人滿足。」但是誰又能保證可將一場戰爭控制在短暫的範疇之內呢？福山隨後即寫道，20世紀戰爭的歷史表明，戰爭雖具有樹立人格和建立共同體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用卻早已被戰爭的主要後果—破壞性完全抵消了。而對於一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個向戰前的歐洲人一樣厭倦了和平與繁榮的群體，將導致更為恐怖的結果。福山在過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斷催促我們重新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命題：我們最終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和平與繁榮能給我們帶來最終的幸福嗎？依靠科技進步就能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嗎？…… 福山相信，人類的歷史很可能進入「最後之人」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出現在歐洲，卻仍未擴展到世界範圍。而糟糕的是，我們儘管可以相信在一個更長的周期內，我們將通往那哪結果，但卻無法迴避凱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過去13年里提供的是某種信仰，而非解決之道。而如今，信仰與解決之道都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論，已經堅持了13年，它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卻並未死亡。民主政體、資本主義與世俗社會仍吸引著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投身其中，儘管它們都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技術性問題，但沒有有力的聲音能反對它，也沒有組織與學說提供了新的選擇性。福山為歷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類不是會盛開千姿百態美麗花朵的無數蓓蕾，而是賓士在同一條道路上的一輛輛馬車。」但是，一個疑問仍舊懸掛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寫道的：「即使大多數馬車都到達了同一個城鎮，我們也無法知道車上的人是否會環顧一下新環境—當發現這個環境並不適合他們時，他們會把目光投向一個新的、更遙遠的征途。」 我們無法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冥想中，除非你擁有足夠長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會看出其中的一些奧妙。目前的問題是，我們都知道哪個城鎮是我們的階段性目標，我們該通過什麼方式來更快地達到。而先到的馬車能強迫走彎路的馬車更快到達嗎？ 2003年3月，上海 |
推薦閱讀：
※這3大生肖，中年開始出人頭地，註定財源滾滾，富貴難擋！
※西遞之夜 | 你若在，便是故事的開始
※致富，是優美人生的開始
※積極的心態是生活的開始
※4月開始財星加持，4大生肖獲利豐厚，數錢數到手發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