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人物之岑春煊：立憲成空向革命

岑春煊 立憲成空向革命

1911年10月9日，「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夜宿武昌。是夜，武昌城中槍聲大作，岑春煊「安卧如故」。次日晨，岑春煊遣人買舟渡江，再乘輪返回滬上，「沿途閱報，知民軍已舉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岑春煊此番途次武昌，原為赴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因與當國者在川省「剿撫事宜」上意見相左，已於七天前辭職。

久歷戎機、數任封疆的岑春煊心事重重、意興闌珊，對於武昌兵變，竟毫不在意。

進退兩難剿撫局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鴻禨、岑春煊）為奕袁（奕劻、袁世凱）所敗以來，岑春煊在滬上蟄居了四年。

辛亥年春，清廷宣布川鐵路收歸國有，拒不歸還士農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粵、川等省保路風潮，以四川最為激烈。清廷應對無策，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自是川亂遂大，難以制止」。

為平息川亂，經過盛宣懷推薦，清廷決意啟用賦閑已久的岑春煊。岑春煊素有人望，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岑出任四川總督，在任整肅吏治雷厲風行，一舉彈劾四十餘名貪墨官員，人稱「官屠」。由此，川人德之。起岑春煊赴川辦「剿撫」，另一層用意是岑春煊久經戰陣，威望甚高，有能力掌控調往四川的新軍及川軍。9月15日，清廷發布緊急上諭，以岑春煊為「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著由上海乘輪，即刻起程，毋稍遲延」。

清廷應對保路運動的「剿撫」之策，重剿輕撫，載澤、盛宣懷、瑞澄等人主張對保路運動強力鎮壓。但與清廷對岑春煊的構想相反，前往剿滅川亂的岑春煊還未出上海，即詢問買川路章程，岑認為，路事與剿撫相關，川省風潮正因鐵路而起，若路事處理得當，風潮自然平息。對此，盛宣懷答以「朝廷命公剿辦亂民，不命公問收路事，無以章程為也」。

盛宣懷的答覆讓岑春煊不滿。於是，岑致電內閣，敦請朝廷下「罪己詔」，岑稱，「總之不短少路股一錢，不妄戮無辜一人，必須雙方並進，並於諭旨中稍加引咎之語，則群議自平；而給還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歡欣鼓舞」。

岑春煊此議一出，立場與在野的立憲派黨人立場完全一致，朝野轟動，清廷中「剿撫」兩派都大為震怒。「罪己詔」一議，等於認定政府失職，「鐵路國有」政策完全失敗。

9月下旬，岑春煊抵達武昌，與瑞澄言川事，知朝中外大臣與之全然相左，遂向清廷辭職，電奏夕陳，諭旨朝下。

岑春煊儘管人未到四川，但與清廷的爭端，卻獲得四川保路風潮中立憲派的歡迎。對於岑春煊入川，立憲派中人稱「盼禱者不啻大旱雲霓」

立憲成空夢一場

岑春煊與立憲派的關係，並非辛亥年才開始亦步亦趨。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岑春煊就與維新派人士諸多有往還，受康有為影響頗大。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春煊向光緒帝呈遞奏摺，主張對內外冗濫官員進行比較徹底的裁汰，「務使人歷一官，皆有職守之事，不至虛設一位，徒糜厚祿」。此疏深為光緒帝賞識。

庚子事變，京師危急，西後詔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觀望待時，唯岑春煊以一甘肅布政使取到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慈禧倉皇出走，情形極為狼狽，岑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岑環刀立廟外徹夜。慈禧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聲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岑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孝欽後深感之，泣謂曰：「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庚子之後，西後果不負承諾，岑春煊官秩直線上升，歷任巡撫、總督、尚書等要職，位躋一品，權重一時。岑春煊也確屬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決者，慈禧多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鴻禨一派聯手岑春煊，欲排斥濁流奕劻、袁世凱一黨。表面上看，丁未政潮是清流與濁流之間的政爭，但隱藏在此次政潮背後的，卻是立憲派與北洋系之爭。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在此期間，就充當了岑春煊的謀主，居中策劃，頗為賣力。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頒「預備仿行憲政」上諭時，岑春煊就積極主張變革官制，促進提早立憲，秘密派親信到上海，並寫信聯絡張謇，允資1萬元（銀元）支持江浙立憲派籌設立憲團體。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敗北結束，而袁世凱攻擊岑春煊的手法，不外乎使將康梁（康有為、梁啟超）照片與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幀，並通過奕劻呈送給慈禧太后。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顧念「岑某有庚子舊勞，勿令難堪」，岑春煊遂以「開缺兩廣總督」身份在滬上養病。

岑春煊開缺後，對於時局，越來越不滿，「宣統改元後，醇邸（載灃）攝政，親貴擅權，洵、濤諸人，又年少無識，惟知聚斂。」。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岑春煊對此更為失望，稱此局面為「吏殘於上，民怨於下，譬猶厝火積薪，不可終日危亡之勢，盡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再次下台後，他如此評價他與當國者之間的矛盾：「比抵漢上，細審事機，知政府之發蹤指示與川省之現辦情形，均與鄙人所陳不無歧異。宗旨既各有所見，辦法即不能強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壞。」

大廈將傾，岑春煊的立憲主張與施政治觀念，與當國越來越乖離。他對10月10日夜發生在武漢的新軍起事未必全無感覺，但更多的恐怕是一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為歷史開未有之局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達滬上，此時得知清廷已補受岑春煊四川總督。岑春煊對朝命再三辭卻，清政府一再電懇其勿辭，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崑）、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資州、重慶急電，呼籲聲嘶，望岑春煊如望歲也！」，岑春煊勉受川督。

岑春煊隨後向清廷提出擴編軍隊、增撥槍炮子彈、發銀百萬兩等要求。但其時，革命已經卷席東南數省，清廷餉困兵拙，籌餉、調軍多為畫餅，甚至於岑春煊所招的黎天才部，也投入共和陣營。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轉向了革命。

辛亥革命後，東南數省的立憲派多數贊成革命，岑春煊也屬立憲黨之中，稍不同的是，岑春煊其時是享有清廷總督頭銜的高級官員。丁未政潮與保路風潮，岑春煊參與其中，清廷的表現越來越趨向於頑固，徒擁立憲虛名，實則皇族加強集權。立憲，已經走入死胡同。在此局勢之下，立憲派附議革命，不過是為清末的改革注入了一種更為激進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岑春煊在辛亥年的轉變，有其標示性意義。岑作為清廷的高級官僚，理應是舊制度的受惠人與維護者。革命之際，岑迅速轉向，實際上表明舊制度官僚階層嚴重分化與矛盾，銳意革新進取的官僚與假立憲真收權的皇族內閣之間的衝突，已經無可彌縫。

岑春煊的從政經歷，多為武職，雖是清末的清流，卻並非「理學中人」。從「君主」轉向「民主」，從「立憲」轉向「共和」，在岑春煊的立憲主張覆滅之後，也就成了必然趨勢。對於辛亥革命後清廷的局勢，岑春煊稱，「政府久擁虛名，將士囂張，人心浮動。果使在上者，猶不俯順輿情，脫屣尊位，則京師之禍，將不忍言，其急轉直下之勢，非至遜位詔出不可止也。」語帶痛切，卻也有駑馬戀棧的誠摯。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內閣發出贊成共和通電，敦促清帝遜位，「為世界歷史開一未有之局，誠吾國之光榮也」。

1916年，袁世凱帝制自為，護國戰爭爆發，兩廣將士們公推岑春煊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誓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

本文參考（岑春煊《樂齋漫筆》、庄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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