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人愛騎驢，因為它與高官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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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先秦以上的典籍中不見驢字，《爾雅》亦無驢。驢進入文學乃在漢代，如賈誼之《吊屈原賦》、司馬相如之《上林賦》、王褒《僮約》等。所以顧炎武說：「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民間對於驢的興趣，撇開作為運輸工具不談，若推究起來，或始於其聲音。《後漢書·逸民傳》載，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又《世說新語·傷逝篇》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又《晉書·王濟傳》載，濟卒將葬，孫楚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至於詩人騎驢見諸記載者，似以阮籍為早。《藝文類聚》卷九十四引《文士傳》載，阮籍為東平太守，「便騎驢徑到郡……十餘日，便騎驢去。」王維曾畫《阮步兵醉圖》，梅堯臣《詠王右丞所畫阮步兵醉圖》詩有「獨畫來東平，倒冠醉乘驢」之句；又《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亦有句云：「首觀阮與杜，驢上瞑目醉。」自註：「阮籍、杜甫。」但詩人與驢結下不解之緣，則要到唐代始然。

▲明張路《騎驢圖》

「騎驢」在中國文學中的意蘊及典範

張伯偉

驢是中國古代詩人喜愛的坐騎，中國文學史上以騎驢著稱的詩人很多，即以唐代而論，就有孟浩然、李白、杜甫、賈島、李賀、鄭綮等。由於一些著名的騎驢故事和騎驢語錄的流傳，比如杜甫的「騎驢三十載」，賈島在驢背上推敲，李賀騎驢覓句，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的經典語錄，於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也就逐步形成了詩人騎驢的意蘊。總括而言，不外兩點。其一，驢是詩人特有的坐騎；其二，驢是詩人清高心志的象徵。這兩方面意蘊的完成，大致在12世紀，可以李純甫為代表。其《灞陵風雪》詩云：

君不見浣花老人醉歸圖，熊兒捉轡驥子扶。
又不見玉川先生一絕句，健倒莓苔三四五。
蹇驢駝著盡詩仙，短策長鞭似有緣。
政在灞陵風雪裡，管是襄陽孟浩然。
官家放歸殊不惡，蹇驢大勝揚州鶴。
莫愛東華門外軟紅塵，席帽烏靴老卻人。

不妨對此詩稍作解析：首二句用杜甫騎驢故事，黃庭堅有《老杜浣花溪圖引》詩，陳師道據其詩而在《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真》中云：「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熊兒」、「驥子」是宗文、宗武的小字。由杜甫的醉歸而聯想到盧仝，三四句用盧詩《村醉》之典：「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末二句乃用蘇軾詩及其自注，《薄薄酒》其二云：「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王文誥引趙次公注曰：「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也。」又引施元之注曰：「東坡《從駕景靈宮》詩注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實際上即出於東坡自注。「北窗」當用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中「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之語，與「東華門」的入朝相對，以喻隱居生活。席帽為布衣所戴，烏靴為官員所著，但無論為出為處，皆同歸一老。

中間六句，是全詩主意所在。一謂「蹇驢駝著盡詩仙」，只有詩人才與驢有緣。二是「蹇驢大勝揚州鶴」，突出了詩人雖物質貧困卻精神高貴。《殷芸小說》記載：「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騎驢者正與陞官、發財、成仙相對立。袁桷《張玉田歸杭疏》云：「鄙騎驢灞上之寒，遂跨鶴揚州之願。」(《清容居士集》卷四〇)也是將此二者相對而言。

在李純甫的詩中，作為志向清高詩人的代表，毫無疑問是孟浩然———「管是襄陽孟浩然」，「管是」意即必定是，而「官家放歸殊不惡」，乃用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吟詩的故事，所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玄宗聞之不快，「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此事雖出於好事者所託，於史實難征，但反映了孟浩然在大唐盛世終身不仕的實質。因此，後人擇孟浩然作為騎驢詩人的典範，並非偶然。

據記載，最早是王維在畫中描寫了孟浩然的騎驢。《新唐書·孟浩然傳》有記錄：「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宣和畫譜》卷一〇也記錄當時內府所藏即有「寫孟浩然真」一幅，據明人梁寅《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不僅有「蹇驢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的騎驢吟詠之狀，而且從「薦之明主既不能，彩筆徒誇善描寫」來看，(《石門集》卷二)寫的也是放歸之後的情景。這當然不能確定宋代內府所藏之畫就是如此，而且附會的可能性很大。如北宋宣和年間董逌的《廣川畫跋》卷二中已有《書孟浩然騎驢圖》一文，但並未說這是王維所畫。《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二說「逌在宣和中與黃伯思均以考據賞鑒擅名」，他的意見是值得參考的。把這幅畫與王維聯繫，最早的明確記錄，當在南宋之時，如杜范有《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文，宋元之際的牟巘有《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詩。而此下的題畫之作也有不少，僅據清代《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四〇所錄，就有劉克莊的《孟浩然騎驢圖》、袁桷的《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三首、王惲的《孟浩然霸橋圖》、吳師道的《孟浩然跨驢圖》二首、高啟的《題孟浩然騎驢吟雪圖》和張羽的《孟襄陽雪行圖》等。

從詩歌中的描述來看，自從蘇軾在詩中反覆寫到孟浩然的雪中騎驢，遂造成很大的影響，引起後人不斷的描寫和詠嘆。在這些描寫和詠嘆中，孟浩然作為清高之士的特徵被突顯出來。茲略舉數例如下。董逌《書孟浩然騎驢圖》云：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褦襶、負苓箵，陊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迥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窔，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為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此。(《廣川畫跋》卷二)

在這裡，董氏首先強調孟浩然是「畸人」，即莊子所謂的「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這樣的人，與世俗的追求往往是格格不入的。而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窮困或不遇，正所以成就其文學。鄭綮身為相國，養尊處優，故董氏懷疑他是見到《孟浩然騎驢圖》而受到了啟示，從而說出了那句名言。杜范《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云：

孟浩然以詩稱於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嘆，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清獻集》卷一七)

孟浩然是唐代很少的幾個布衣詩人之一，李白稱讚他是「紅顏棄軒冕」，他自己說「不才明主棄」，在後人擬造的故事中，唐玄宗說的話倒像是看透了孟浩然的心思：「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唐摭言》卷一一)這句話在《唐詩紀事》中，被記作「卿不求朕，豈朕棄卿」，意思更為醒豁。真山民《陳雲岫愛騎驢》云：

君不學少陵騎驢京華春，一生旅食長悲辛。
又不學浪仙騎驢長安市，凄涼落葉秋風裡。
卻學雪中騎驢孟浩然，冷濕銀鐙敲吟鞭。
梅花溪上日來往，身跡懶散人中仙。

有時清霜松下路，松風蕭蕭驢耳豎。
據鞍傲兀四無人，牧子騎牛相爾汝。
勸君勸君但騎驢，行路穩，姑徐徐。
九折畏途鞭快馬，年來曾覆幾人車。

這裡舉出了三個著名的騎驢詩人———杜甫、賈島和孟浩然。如果說，賈島的詩風已落中晚唐，不免蕭瑟逼仄，所以後人不願學其「凄涼落葉秋風裡」，那麼，杜甫作為有著「詩聖」光環的大詩人，人們何以不學？進一步說，作為有著「三十載」騎驢歷史的杜甫，何以未能成為騎驢詩人的典範？其實，在蘇軾的筆下，「杜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續麗人行》，《蘇軾詩集》卷一六)陳師道則進而描繪成「老杜秋來眼更寒，蹇驢無復隨金鞍」，(《戲寇君二首之一》，《後山詩注補箋》卷九)這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些揶揄的成分。真氏詩首二句即隱括了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數句之意。很顯然，在後人的心目中，與孟浩然相比，杜甫欠缺之處不在詩，而在他對仕途名望的渴求，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干謁權門的庸俗氣。後人寫到孟浩然騎驢，每每突出其「清」，這也正是詩人的可貴之處——「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元人張仲深《題灞橋風雪圖》云：

長安雨雪大如瓮，馬蹄曉蹴東華凍。
長安雨雪大如掌，磔磔商車競來往。
先生名利兩不幹，騎驢底事衝風寒。
……
陶家風味黨家奢，煮茗烹羔總庸俗。

清標何似襄陽老，一片襟懷自傾倒。
只因灞橋覓詩忙，非是長安被花惱。
豪吟往往凌鮑、謝，長才靡靡壓郊、島。(《子淵詩集》卷二)

陳旅《題畫圖》之四云：

群玉山前歲暮天，午晴明月滿寒川。
騎驢客子清如鶴，恐是襄陽孟浩然。(《安雅堂集》卷一)

這在將杜甫和孟浩然對舉時，就顯得更為突出。宋禧《題張淑厚畫三首》之三云：

騎驢恰似杜陵翁，歸向南山路不同。
惟有詩人最憐汝，解吟「疏雨滴梧桐」。(原註：孟浩然)(《庸庵集》卷九)

孟與杜相似的是「騎驢」，但踏上的路途卻「不同」。杜甫要「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錢注杜詩》)孟浩然則是「南山歸敝廬」。這當然得不到皇帝的眷顧，卻能夠博取詩人的賞愛。《唐才子傳》記載他「四十游京師，諸名士間嘗集秘書省聯句，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眾欽服。張九齡、王維極稱道之」。明人劉嵩《雪中騎驢口號》云：

京城去三千里，蹇驢動百十鞭。
不是浩然踏雪，也同杜甫朝天。(《槎翁詩集》卷七)

劉嵩與宋濂同時，曾有《玉兔泉聯句》，宋濂作序，稱次日「官事有程，皆不告而去，余亦騎驢去朝天矣」。(《文憲集》卷三二)既騎驢，又朝天，其實並不協調。但確實也有一些人用這樣的描述，來表達自己身在魏闕而不忘江海的心志。將「浩然踏雪」與「杜甫朝天」相對，一出世，一入世，正是他們留給後世的不同形象。梁寅《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云：

蹇驢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
飯顆山頭杜少陵，溧陽水濱孟東野。
饑寒一身人共嘆，聲名千載天所假。
南山故廬拂袖歸，五侯七貴俱土苴。(《石門集》卷二)

在梁氏的筆下，孟浩然不僅在驢背上吟出的詩句高妙，而且在他歸廬南山的人格面前，那些豪門權貴也形同糞土。作為映襯的杜甫和孟郊，他們是以「饑寒一身」的遭遇，窮而後工，才獲得了「聲名千載」。而在高啟的筆下，這種抑揚的對比就更為鮮明了，其《題孟浩然騎驢吟雪圖》云：

西風驢背倚吟魂，只到龐公舊隱村。
何事能詩杜陵老，也頻騎叩富兒門。(《大全集》卷一七)

東漢時的龐公是襄陽人，乃孟浩然之鄉先賢，孟在《夜歸鹿門歌》中云：「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一歌「棲隱」，一叩「富門」，這在高啟的眼裡不啻一清高，一濁下。

陸遊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覺悟到詩人與驢有特殊關係的詩人，他唯一援以自比的騎驢詩人就是孟浩然。一曰「瘦似騎驢孟浩然」，再曰「我似騎驢孟浩然」。(《夜聞雨聲》，《劍南詩稿校注》卷六九)所以，唯有孟浩然才擔當得起中國文學史上騎驢詩人的典範。

這樣說，是因為「騎驢」不僅是一種身份的標誌，而且也是一種文化上的選擇。孟郊不得意時，是「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而一旦登科，則「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澠水燕談錄》卷七「歌詠」記載：

(劉偁)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

所以在詩人的眼中，蹇驢往往和駿馬相對，它象徵著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的對立。因此，這一觀念是具有政治性的。宋人方岳《次韻徐宰雪句》云：「群公豈堪立仗馬，賤子只跨尋詩驢。」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馬和驢的地位是不等的。《世說新語·排調》記載王導與諸葛恢爭族姓先後，王以世人不稱「葛、王」而稱「王、葛」為由爭先，而諸葛的回答是：「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作為身份的標誌，馬往往為高官所乘，驢則多為低級官吏或普通百姓所騎。與騎驢相比，騎馬的特點是速度追風，與得意的心情配合，自然快意無比。但仕途險惡，陷阱密布，所以方岳又有詩云：「寧騎踏雪驢，莫驟追風馬。霜蹄失銜勒，多是快意者。」真山民詩的末句稱：「勸君勸君但騎驢，行路穩，姑徐徐。九折畏途鞭快馬，年來曾覆幾人車。」對於熱衷於功名富貴者，這樣的句子是令人警省的。

>節選自張伯偉《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