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1300周年誕辰：還原真實的杜甫

詩聖光輝照後人

　　——紀念杜甫1300周年誕辰

　　編者按

　　今年是我國唐代偉大詩人杜甫（712－770）一千三百周年誕辰。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杜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號召世界人民紀念他。杜甫被後人尊為「詩聖」，他的詩被譽為「詩史」，他既是偉大詩人，又是文化巨人，他的詩歌表現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他又是承上啟下、開創詩歌藝術新貌的詩人，對後代詩人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紀念杜甫的現實意義，在於從他的思想精神中發掘若干可資補益的成分，特別是那熾熱的愛國血誠和深摯的民生關懷，並且在繁榮新時代的詩歌創作上獲得啟迪。

　　中國號稱詩的國度。在這無垠的詩國星空中，唐詩宛如眾星璀璨的銀河，而杜甫則是銀河中最為耀眼的一顆。他被後人譽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他在詩歌中表現出的文化巨人形象、倫理風範、道德品格以及在詩歌藝術領域勇於創新的精神，影響了後代無數詩人，贏得了他人無法企及的眾多崇拜者和追隨者。千餘年間，在歷史的迴音壁上，崇杜之聲不絕嗣響。到上個世紀的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會作出決定：將杜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並要求各國在1962年也就是杜甫1250周年誕辰之際舉行紀念活動。光陰荏苒，轉瞬過了半個世紀，今天我們紀念杜甫，就是要深刻認知杜甫詩歌的思想文化蘊含，用他的人文主義精神檢討和優化現實；還要充分認識他在促進中國詩歌發展上的諸多創新之舉，從而獲得繁榮新文學創作的精神啟迪。

　　詩心緊系國家和黎民的命脈

（韓成武 中國杜甫研究學會副會長、河北大學教授、博導）

　　杜甫生於公元712年，第二年就是開元元年，也就是說，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開元盛世中度過的。大唐盛世的繁榮、和諧景象，激發了他的愛國思想。他立志對這個社會有所作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作為思想支撐，自然是儒家學說。難得的是，儘管後來身處亂世，他仍然堅守這個思想陣地未曾有過動搖。

　　杜甫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轉折時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政治鬥爭都達到尖銳的程度，這在客觀上給他提供了詩歌創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艱難困苦的生活經歷，以及這種經歷給予他的密切觀察社會現實的機會和日趨清醒的頭腦；加上他個人對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等進步思想的執著信仰，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強性格。這些主客觀條件使他創作出一部思想恢弘的「詩史」。

　　杜甫思想之偉大，首先表現在貫穿於全部詩篇的高度的人道精神上。「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是全部杜詩的一條思想紅線。把人民的痛苦作為主要的表現對象，並且投入了自己血淚深沉的情感，這在中國詩史上是罕見的。從天寶十載（751）創作《兵車行》開始，直到大曆五年（770）的絕筆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20年間始終把詩思引向苦難的人民。他以飽含淚水的筆墨，描寫了人民群眾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寫了在繁重的賦稅壓迫下農村的荒廢、農民的逃亡，描寫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寫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賣兒賣女。穿過歷史的煙雲，我們依稀猶能見到驪山腳下寒冬路旁那餓死者的慘白的屍骨，聽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剝削得一無所有的哀哀寡婦的哭聲。關心人民疾苦，這絕非僅具道德上的意義，從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杜甫正是為了這一目的而對民生凋敝的現實感嘆並大聲疾呼的。這種思想對中國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杜甫不可能拋開朝廷去謀求國家的興盛，他只能通過匡輔君主的方式去解脫民族的苦難。他的「忠君」是從愛國出發的，所以當他看到君王的行為有悖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時，便寫詩批評。他批評過唐玄宗的開邊政策和腐化的生活，指出正是由於玄宗君臣的墮落，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他批評肅宗不納忠諫，自以為是，諷刺他的昏庸無能。他批評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剝奪郭子儀兵權，致使吐蕃攻入長安，君臣狼狽逃命。這些批評和諷刺皆對君主失道誤國而發，足可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實質，是為「致君」（「致君堯舜上」），而「致君」不過是一種手段，一種途徑，其終極目的乃在於興國，再現開元盛世。對於那些禍國殃民的群小，對於那些不修邊幅、總吃敗仗而習以為常的將軍，對於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險作亂的軍閥，杜甫總能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投以諷刺，甚至討伐。反之，對於那些在戰亂中為國家捐軀的英雄義士，在政治鬥爭中為邪惡勢力所殘害的國士，杜甫從未忘記寫詩悼念，為國失良才而老淚縱橫。

　　開創詩歌新天地

　　宋初詩人王禹偁說：「子美集開詩世界。」此論宏觀而且中肯。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史上，杜甫是一位勇於創新的詩人，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諸多創新之舉。這些創新之舉並非曇花一現，而是引導後代詩人欣然而從，導致中國詩歌發生新變，具有開創詩歌新天地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杜甫至少在八個方面做出了貢獻。

　　其一，在詩歌的內容方面，杜詩在唐代詩歌史上呈現出兩大明顯的轉折——變先前詩歌以抒情為主轉而成為以敘事為主，變先前詩歌的歌唱理想轉而成為描寫實際人生。從整部杜詩來看，主要是通過敘事的手段真實地記錄了大唐王朝由盛變衰的歷史過程，這是以前任何詩人都沒能做到的。

　　杜詩的寫實做法揭開了詩歌史上的新篇章，此後，詩人白居易、元稹、韓愈、張籍、王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以及宋元明清眾多詩人，效法杜甫，創作出大量的敘事性、紀實性作品。詩歌作為中國文學的先導，它在內容上的這種變化，對其他的文學樣式的產生或發展，產生了連鎖反應，從此以後，唐傳奇、宋話本、元雜劇、明清小說，這些敘事文學成為了中國文學的主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杜詩的敘事性可謂中國文學的主流由抒情到敘事的轉折點。

　　其二，自命新題的樂府詩歌寫作，創始於杜甫。

　　其三，杜甫首次把時局題材引入七律體式。

　　其四，首次提出「創作心態自由論」。杜甫一生未作「應制詩」，保障心靈活動的充分自由，所以他的作品充滿了真情至性。

　　其五，逆時代審美潮流而動，提出「瘦硬」為美的審美主張。因盛唐時期以「豐腴」為美的審美思潮，杜甫在藝術上提出「瘦硬」為美的觀點，這對於當時的社會審美潮流來說，可謂逆流而動。杜甫追求「瘦硬」的審美主張與實踐，對後人也產生了影響。中唐詩人韓愈提倡「硬語盤空」，李賀寫詩崇尚「瘦硬」「堅脆」，晚唐詩人賈島寫詩崇尚「瘦硬」，明顯地實踐著杜甫的審美主張。

　　其六，首創以詩論詩的文論形式。在文學批評史上，以詩論詩的新形式，對後人影響很大，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就是繼承的這種形式，後代人用這種形式論詩的，不可勝數。

　　其七，首創典雅輝煌的百韻排律。排律又稱長律，是律詩的延長，除了首尾兩聯不必對仗，中間有多少聯都必須對仗，同其他詩體相比，這種詩體主要是考驗作者對仗藝術的能力。中唐以後歷代都有人作長達一百韻乃至一百五十韻的長律。

　　其八，首次把「當句對」這種特殊對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從而豐富了七律的對仗形式。對於這種新的對仗形式，他在創作中採取了謹慎的態度，除非醞釀得十分成熟，一般不輕易使用。杜甫製作「當句對」，無論寫景、狀物、敘事、議論，都顯示出精深的造詣。

　　時代在前進，詩歌的題材內容和藝術形式只有跟隨時代的腳步才有生機，「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蕭子顯語）。今天我們在紀念這位文化巨人、詩國聖哲的時候，應該在這個方面獲得啟迪，做出思考。

在詩歌的長河裡看杜甫

　　楊 鍵

　　今年是杜甫誕辰1300年，誰能想像我們今天紀念的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是在國家動蕩之時，因飢餓多月吃了牛肉而噎死的呢？杜甫的死就像一位難民，而他崇拜的大詩人李白的死則神奇浪漫，傳說為捉月而死。

　　杜甫是死在一條船上的，他死之時也是一個沒有家的人，早已是個老漂泊者了。

　　杜甫太憨厚老實了，他給李白寫了好多首蓋棺論定的詩，在我看來歷史上沒有哪個詩人對李白的評價像杜甫這樣準確，而李白就像皇帝一樣，禮貌性地回復了一下。

　　他是歷久彌堅的漂泊者

　　我們因為受到前蘇聯文學觀的影響，認為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這兩種主義在現在看來都太簡單粗鄙了。

　　杜甫是儒家的，儒家就是五倫關係，就是日常，就是一個正常人，沒有儒家的時代，或是五倫關係被破壞的時代就是一個非正常的時代，杜甫的貢獻就是在一個非正常的時代做一個正常的人，在一個不忠的時代，不孝的時代，做一個忠孝的詩歌之子，與我們因了前蘇聯文學觀的影響所說的人民呀，疾苦呀，毫無關係，杜甫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這樣悲喜交集地去做詩人全然來自他的儒家心性。

　　李白的家世飄渺難尋，而杜甫的家世則有跡可尋。杜甫的十三世以前有一位祖先，是曾經注過《左傳》的歷史學家杜預，杜甫經常在詩里讚美自己的這位祖先，我們今天沒有祖先可以讚美，因為我們曾燒了自己的家譜，也就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了，源遠流長於我們太難。杜甫的祖父乃初唐詩人杜審言，杜甫有一句詩寫給自己的兒子「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杜甫之家乃有儒家讀書傳統。他所身處的時代使他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差一點成了亡國奴的詩人，一位真正的歷久彌堅的漂泊者。我們要紀念杜甫，就要還原一個真實的杜甫。杜甫在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無家人，對自己的朋友之愛，對自己的妻子之愛，對家國之愛，這些都來自杜甫的儒家心性，來自他對五倫關係的天然恪守。杜甫有一位南北朝時的先人即列在《周書》的孝義傳中。杜甫另有一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純粹的儒家觀念。

　　在儒家體系中還原真實的杜甫

　　我們本來的語言體系是儒釋道三家，20世紀以來，看杜甫都不在這個語言體系了，所以說，要還原杜甫，首先要在儒家的體系里，可是，我們還知道何為儒家嗎？所以要還原杜甫，要紀念一位真實的杜甫是有難度的，我們動輒給一位詩人戴上人民、民族的帽子，其實都來自文革的空洞傳統，杜甫是那麼具體、實在的詩人，我們用這樣空洞的帽子戴在詩聖的頭上是愧對詩聖的。

　　我們要還原杜甫，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放在一個儒家的士人的精神體系里來看，士農工商，士的價值從來就是第一位的。在我眼裡，杜甫的價值是最好地延續了屈原以來、陶淵明以來、嵇康以來士的傳統，直到晚清最後一位詩人陳散原都是這一脈士大夫之氣。士的精神在今天很稀有了，我們今天紀念杜甫，主要是紀念這樣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之精神，士在今天早已變成了知識分子這樣難聽的稱呼，本來在國家架構里的士大夫，現在淪落為知識分子，只能待在大學的流水線上。

　　他是中國知識分子受難的代表

　　我們今天紀念杜甫不是因為他是一位人民詩人，像齊白石一樣是一位人民畫家，而是因為他在差一點做了亡國奴的時候，在成為一位老牌漂泊者的時候，仍然不失一顆詩心，一份赤子之情，即一體之仁心，正是因為這顆一體之仁心，我們才有了一位集大成的詩人，一位詩聖，一部詩史。我們紀念杜甫，是因為杜甫真實不虛地存在於此一生命與彼一生命本來密不可分的境界之中，而非我們所說的同情人民的苦難。我們紀念杜甫就是因為他與其他生命天然的通透性，這一通透性最終成為他的人格與詩格，即儒家所說的仁愛之心、赤子之心。我們紀念杜甫就是紀念這顆仁愛之心、赤子之心。所謂詩聖，就是這一顆人人本具的仁愛與赤子之心得到了全然的彰顯。我們紀念他，就是因為杜甫彰顯了這一顆詩心，而我們遮蔽了這一顆詩心。我們的心靈因此變得陌生與黑暗，沒有通透性，沒有同情之了解。

　　我們紀念杜甫還因為他的詩誠實到了可以當做歷史來讀，我們的詩卻很難被當做歷史來讀，因為我們是虛構的，我們雖然經歷了20世紀諸多的苦難，但我們仍然是虛構的，我們今天紀念杜甫，是因為他記錄了他親見的苦難，我們卻沒有能力記錄。

　　我們紀念杜甫，是因為用今天的話說，杜甫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受難的代表，儒家裡最高的代表人物都是來受難的，但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因為他們都在一個國家的特別時期成為一個文化的託命之人，秘密的薪火相傳之人，屈原、陶淵明、杜甫，皆如此，他們因為一體之仁心而成為一個生命的通透者，一個文化的託命之人，有家與無家，與他們而言都不重要了，唯仁心能全然顯露他們才能成為真的託命之人，這一點最重要了。為什麼是杜甫，而非李白在安史之亂時期成為託命之人，這一點是很神秘的。

　　我們今天紀念這一位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是因為他與普通民眾並無二致，臨死之時也如同一個老叫花子，誰也不知道這個叫花子能留下1500餘首詩歌，能流傳近1300年之久，並且仍將繼續流傳下去。

　　我們看杜甫，要把他放在一個大的詩歌的長河裡去看，要把他放到詩經、放到屈原、放到陶淵明、放到蘇東坡、放到明末清初的那些詩人、甚至放到新詩的歷史中去看，我們才能看見一個真實的杜甫。

文學聖地——成都杜甫草堂

　　劉曉鳳

　　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坐落著一處古樸典雅的古典園林建築群落，這就是唐朝大詩人杜甫的故居——「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聖地，是人們提到杜甫時，可以忽略其生地和死地，卻總也忘不了的成都杜甫草堂。」（馮至《杜甫傳》）

　　經過一千多年的歲月洗禮，杜甫草堂從當初的幾間茅屋逐漸擴充，成為今天二百七十多畝的規模。而她早已超越了詩人故居的意義本身，成為中國文人共有的精神家園，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座不朽豐碑。

　　回望歷史，追尋她曲折、傳奇的前塵舊事讓人感慨。

　　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前，公元759年季冬的一天，詩人杜甫攜家小風塵僕僕來到富庶繁華的成都，從此便開啟了詩人與成都乃至中國文化的傳奇因緣。開始詩人一家寄居於浣花溪畔的古寺，安頓下來之後，便著手營建新家，對於新家詩人傾注了很深的情感，他以詩代簡向友人索要花木，美化環境，在自己的苦心經營和親友的資助下，第二年春天新居落成，成都草堂問世，並逐步擴展。草堂環境幽靜，景色宜人，詩人疲憊的身心在此地得到放鬆休憩。詩人對草堂的喜愛之情洋溢在詩篇之中：「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為農》）；「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漫成》）；「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

　　詩人先後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創作了詩歌二百四十多首。草堂生活對詩人創作產生很深遠的影響，寓居草堂時期是詩人詩歌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此期詩人的創作在憂國憂民主調之外，創作了大量閑適優美的田園詩，詩歌藝術更加純熟。聞名的《蜀相》、《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江畔獨步尋花》、《絕句》等名篇都創作於杜甫草堂。

　　杜甫離開草堂後，在詩人高尚人格的感召之下，不斷有文人墨客來此憑弔，尋訪詩人遺蹤，並留下了大量吟詠詩作——「浣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