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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概述

密宗概述

        

密宗,確切而言應曰密乘,又名「金剛乘」,是公元七世紀中葉興起於印度的一系大乘佛教。它依諸佛聖眾及上師的加持,修直下與佛果境界相應的瑜伽觀行而期即身成佛,相對於由多劫修菩薩因行以漸趨佛果的波羅蜜乘(大乘通道)或「因乘」而言,又稱「果乘」。

  密乘在印度源出、傳承不一,主要者有南北二系,南系據傳由龍樹(或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面覲密乘總管金剛薩垛,受毗盧遮那佛所傳密法;北系淵源於北印烏仗那國因陀羅菩提王,後來與南系及其它系合流,盛傳於東印。八世紀初,南系密法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開元三大士」攜入大唐,隆盛三朝,傳承約百年,遭唐武宗「會昌滅法」之難,一蹶不振,僅存餘緒於五台、巴蜀,至宋元間絕響,只留下以「瑜伽焰口施食法」度亡濟鬼的「瑜伽僧」,及准提、大悲等神咒,傳誦於叢林民間。另有從西南絲綢之路傳入的南系密法,稱「阿奢黎教」,至今尚散傳於白族等少數民族中。而由空海、最澄等入唐學得的唐密,在日本生根開花,傳續不絕,分為東密、台密兩大系。

  印度北系密乘,八世紀中葉由蓮華生大師等傳入西藏,至十一世紀西藏佛教後弘期,又由東印輸入密乘,成為藏傳佛教諸派教法的主腦。藏傳密乘雖曾於元明清三代傳於內地,但僅在宮廷中傳習,未能廣播於社會。元代所譯出的藏傳密典《大乘要道密集》等,一直秘藏深宮,到辛亥革命後才得以面世。

  在本世紀初興起的佛教復興運動中,密乘盛傳,成為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唐密回歸,藏密再來,為漢傳佛教花園裡增添了奇葩異卉。一時間,國人習密成風,趨之若鶩,蔚成熱潮,至今方興未艾。面臨世紀之交,回顧本世紀密乘盛傳的歷程,作一番總結反思,對於密乘的弘傳和中國佛學的重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一、曇花一現的唐密回歸

  東瀛學密,始於桂伯華居士,他於1910年東渡,入日本高野山學真言教義,然未亟歸國,即病逝於日本。繼而有廣東潮州王弘願(1876—1937)於1918年譯出日僧權田雷斧的《密宗綱要》一書,由太虛大師介紹發行。1921年,日僧覺隨阿奢黎來北京傳法,勸太虛東渡學密,太虛大師本無意於此道,自言「無即身成佛之野心」,但從其面向世界、適應時代、融攝梵巴漢藏全體佛法以重建中國佛學的立場出發,雖本人不赴日學密,卻支持學人東渡西行,學習東西密教。在大師支持下,大師弟子大勇(1893—1929)與月霞法師弟子持松(1894—1972)於1922年聯袂東渡,入高野山隨金山穆昭阿奢黎學東密一年余,得阿奢黎位歸國。大勇應請在上海、杭州、武漢灌頂傳法,武昌佛學院院董員工學僧受灌學密者達237人,致使太虛大師新僧運動的大本營武昌佛學院遭受意外挫折。持松於1924年住持武漢洪山寶通寺,應請修仁王護國大法會七日,兼授結緣灌頂,每日入壇受法者不下百數人。翌年,他再次東渡,入京都比睿山延曆寺、高野山學台密、東密和梵文,1927年回國後,往來滬杭、南京、武漢等地講經傳戒、灌頂傳法。1953年,在他住持的上海靜安寺內設真言宗壇場,作為復興唐密的基地。他兼通顯密,造詣甚深,有《密教通關》、《大日經住心品撰注》、《金剛大教王經疏》、《蘇悉地經疏》、《金剛界行法記》、《密教圖印集》、《施諸餓鬼食法注》等多種著述闡揚密旨。另有顯蔭(1902—1925)法師於1923年赴日本高野山學密,1925年回國,未幾,因劬勞過度染痾夭亡,發表有《十八道作法秘記》、《顯密對辨章》等。日漢混血的曼殊揭諦法師,於1925年入高野山學密。1934年,談玄法師東渡,得台密、東密兩大傳法阿奢黎位歸國,所攜二千餘種密典和許多密乘法器,曾在上海佛學會展覽。

  居士界弘揚東密最有影響者,為王弘願、顧凈緣二人。王弘願於1926年東渡,學法於權田雷斧,得阿奢黎位。回國後設會講習,函授密法。從1928年起,在潮汕、廣州、香港等地灌頂傳法,受學者數以千計。1933年住持廣州解行精舍,專弘密教。其譯述除《密宗綱要》外,還有《大日經會疏本》、《十八道私勘重製兩部曼荼羅通解》等。顧凈緣(1889—1973)先在長沙創辦「二學苑」、「兩湖佛化講習所」弘法,甚受唐生智尊仰。1928年東渡日本學東密台密,得阿奢黎位,在上海建畏因同學會,創辦《威音》佛刊,常以「謝畏因」的筆名在該刊發表文章,闡揚密乘。著述不少,惜多毀於「文革」。傳法弟子為現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先生。另外,曾赴日學密的居士,還有陳濟博、江味農、程宅安等,後者撰有《密宗要義》一書。

  台灣在「日據時期」(1895—1945),日本真言宗以「隨軍布教」的方式傳入,建有四座寺院,華人信徒千餘人。日本撤離後,東密即迅速消退。直到1974年,有悟光法師自日本高野山學成歸台,灌頂傳法,全台才有了東密中心四處。

  唐密回歸,雖盛極一時,然不久即告消歇,可謂曇花一現。僅存餘緒,影響微弱。其原因,主要是被藏密熱所取代。自東渡學法的大勇法師轉向入藏之後,國人便群趨藏密。藏密在內容上能包容唐密而較唐密更為圓備,特具唐密所缺的無上瑜伽部法;東來傳法的藏密大師,又多學養深厚,具神通及修法靈驗,故更具吸引力,不僅風靡華夏,而且在六十年代後遠傳歐美,應現了古德末法時代佛法自東徂西的預言。

  二、方興未艾的藏密熱

  藏密熱潮,由來內地的康藏蒙諸大師所掀起。1924年,九世班禪大師因政治避難來內地,在北京略有傳法。繼而有北京雍和宮常住喇嘛、以修法靈驗著稱的白普仁(1870—1927,屬格魯派),於1925年應段祺瑞之請,修金光明法會以消弭國難,不久應請至杭州修法,兼灌頂傳法,受學者數百人。同時有卒業於拉薩哲蚌寺、曾閉關修密三年的多傑覺拔(1874—?)格西,亦應請為國修法,於1925年入京,與白普仁一起指導大勇法師學習藏密。又南下杭州、漢口傳法,吳佩孚、趙炎午、湯薌銘等政要及北大教授張怡蓀、羅庸中等皈依座下。1931年入川,在成都修法傳法,省主席劉文輝親率數百人入壇受灌,從學者達九百餘人。多傑覺拔傳法中譯出密軌 108種,由程宅安等刊行,名《密乘法海》,為近代漢譯藏傳密典之藁矢。另外,有內蒙寶珍金剛上師(格魯派)於1930年應請在北京極樂庵傳大威德生圓二次第、那洛空行母等法,有傳法記錄本印出。1932、1934兩年,九世班禪大師應請在北京、南京修時輪金剛法會兼傳法灌頂,盛況空前,皈依者達十餘萬人,並在上海成立「菩提學會」弘揚藏密,恭請班禪、安欽、諾那為正副會長。北京也於1934年成立「密藏院」,1938年,後藏札什倫布寺薩欽(持明)呼圖克圖在該院為各族弟子 548人授密答喇、金剛二部大法,譯出二部法的主尊圖像。曾來內地傳法的上師還有寧瑪派兼祧迦舉派的諾那(1856—1936)呼圖克圖,於1926年入川弘法三年,從學者數千。1929至1936年間,在南京、上海、蘇州、杭州、莫干山、廣東、湖南、湖北、南昌、廬山等地多次傳法,皈依受學者甚眾,其中頗多政界、商界、知識界上層人士。其所傳法為寧瑪派的蓮師、度母等本尊法,集有《應化記》、《語錄》、《諾門普傳真言錄》等印行。諾那傳法弟子,多屬在家居士,其中如王家齊在昆明建有「蓮花精舍」,近年來又恢復了活動;吳潤江(?—1979)在香港、台北、台中建「諾那精舍」傳法,1960年赴美國、 加拿大,開藏密傳播於北美之端緒,今紐約有諾那徒裔所建「諾那寺」;屈映光(?—1972)1949年赴台灣,在新店五峰山建「南方寶生佛剎」傳法,有林祥煌、歐陽重光繼承其事業。

  諾那晚年函邀西康迦舉派兼承寧瑪派的貢噶(1893—1957)呼圖克圖來內地代為傳法。貢師於1935、1945兩度東來,在成都、重慶、廬山、漢口、沙市、昆明、長沙、南京、滬杭等地灌頂傳法,先後歷時五年,較系統地傳授了迦舉派主要之大手印、亥母、上樂金剛、那洛六法及寧瑪派大圓心髓法等,其傳法儀軌譯出者達百餘種,重要者有《大手印講義》、《恆河大手印直講》、《大密妙義深道六法引導廣論》等。諾那、貢噶二師傳法中,往往融會密法與漢傳禪、凈二宗,稱讚禪宗為「大密宗」。

  此外,還有迦舉派八邦親尊仁波且(1938)、督噶(1941)、聖露(1941)等上師及薩迦派根桑澤程上師(1936—1937)來內地傳法。根桑澤程上師系統講授了大圓勝慧、大圓滿法,譯有《大圓滿無上道廣大心要本覺次第》、《大圓勝慧本覺心要修證次第》、《大圓滿虛幻休息妙車解》、《大圓滿禪定休息妙車解》等。

  漢僧入藏學法者,以大勇法師為首,他受白普仁、多傑覺拔影響,於1924年在北京成立「藏文學院」,武昌佛學院大剛、超一、法尊、觀空、嚴定、會中、法舫等入院學習藏文,一年多後,該院改組為「留藏學法團」,一行二十餘人,於1925年秋從北京出發,經川入康,被藏軍所阻,止於甘孜扎迦寺學習。因水土不服,同行徒眾多所喪亡,大勇本人亦於1929年英年早逝,留下《菩提道次第略論》的譯著。團員中,超一、觀空、嚴定、恆演、廣潤、朗禪、大剛、密?、密嚴、密悟、密慧等留康學習,超一法師先回內地,在京滬無錫等地傳法,譯有《大白傘蓋經》等小品。大剛、法尊、密悟三人繼續西進,留學拉薩哲蚌寺,得格西學位。密悟在拉薩佛學聲望之高,僅次於達賴喇嘛。法尊(1920—1980)法師留學康藏九年,返回內地主持漢藏教理院,以「翻經比丘」自任,譯出《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顯密重要論典三十餘部,為漢藏佛學的溝通做出了巨大貢獻。

  與大勇同時赴藏學格魯派教法的另一位高僧,是能海(1886—1966)法師,他於1925年與同戒果瑤、永光、果蓉、傳品結伴西行抵康定。1928年,能海、永光、永輪、永嚴四僧入藏,行抵拉薩,住哲蚌寺依止被譽為藏地佛學界日月二輪之一的康薩仁波且,學顯密教法五年,得法而歸。能海法師先後在成都近慈寺、綿竹雲霧寺、重慶慈聖庵、上海覺苑、五台山清涼橋等處建立金剛道場,又至北京、上海、漢口、蘇州等地講經傳戒傳法,皈依者甚眾。此師學風謹嚴,戒珠清凈,譯有《律海十門》、《定道資糧》、《現證莊嚴論》、《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文殊五字真言念誦法》、《百字明儀軌》、《時輪金剛略軌》、《大威德觀誦儀軌》等顯密要典近百種。其所建道場,至今宗風不墜,門弟子中,清定(1903—) 上師現住錫成都昭覺寺,以九十餘高齡,講經傳法不輟,每年求受灌頂者數以千記;隆蓮(1908—)法師現住持的成都鐵像寺,設有四川尼眾佛學院,為一培養女眾的格魯派道場,道風純正,所學以顯教為主;還有智敏法師,現住持浙江三門多寶寺,講經育僧不遺餘力。此外,入藏學格魯派顯密教法的漢僧,還有太空、碧松、勝進、君庇極美(歐陽無畏)等。

  赴康藏學迦舉、寧瑪密法的內地僧俗,有陳健民、張澄基、妙空、申書文 (貢噶老人)、根造、密顯等。陳健民(1903—1987)原修凈土,依止過諾那活佛,後隨貢噶上師入康學法,1952年出國隱居印度北境修行二十餘年,1972年赴美國弘法,所撰《曲肱齋全集》論述顯密教法,多依修證體驗,堪稱漢人中發揮藏密最為深徹者,並撰有一百多種英文小冊子向西方人介紹佛學。張澄基(1920—1988)於1937年隨貢噶上師入山,修學八年,1948年由印度赴美國,在紐約、賓州等地大學任佛學教授,以中英文譯出《彌勒日巴尊者傳》、《彌勒日巴歌集》等,所撰《佛學今詮》,以現代語言、現代思想詮釋佛法,甚為深徹,其中簡要論述了藏密的理論與方法。妙空(1921—1991)密號法海,原為青海塔爾寺藏僧,由心道法師攜入內地習禪學教,1948年隨貢噶上師入山修行,1985年在所隱居的浙江臨安南天目山建千佛寺,灌頂傳法,講解顯密教典,培育人才。申書文(女),曾隨貢噶上師學修,於1960年在台南成立「貢噶精舍」傳法,徒眾頗多。另有郭元興(1920—1989)亦曾從學於貢噶等上師,通藏文,譯出寧瑪派中興者隆欽饒絳巴的重要論典《實相寶藏論》,所撰《大圓滿》等,頗為精闢。根造、密顯原為普陀山青年僧,1948年結伴入康,受迦舉諸法及寧瑪派竹箐寺傳大圓滿法。根造上師於1954年再度入康,從昂藏寺甲色上師受大圓心髓灌頂。二師於1953年在上海辟「常樂精舍」,刊行《常樂文庫》介紹藏密,出到第三冊。1985年,二師應請出國,在香港、紐約傳法,建有「大圓滿心髓研究中心」,並繼續出版《常樂文庫》四冊。香港劉銳之,於1953年成立「金剛乘學會」,曾得屈映光上師遙灌,1959年赴印度求法於寧瑪派敦珠上師,1975—1983年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等處成立金剛乘學會,創辦《金剛乘季刊》,出版《金剛乘文庫》,已出《大幻化網導引法》(敦珠傳)、《大圓滿無上道廣大心要》等。

  六十年代,一批西藏活佛喇嘛如塔尚(寧瑪派)、創巴(1939—1987,迦舉派)、辛雷(薩迦派)等流亡西方,在歐美各國掀起藏密熱。這批活佛喇嘛,掌握了西方語文和西方文化,善於緊扣西方社會問題和西方人的宗教需要靈活弘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信徒,創建起「寧瑪佛學院」(美國加州)、「虎尾坐禪中心」(美國費爾牟特州)、「迦舉派桑耶林西藏佛教坐禪中心」(蘇格蘭)、「那洛巴佛學院」(迦舉派,美國)、「薩迦派佛法中心」(英國)、「文殊師利學院」(格魯派,英國)、「烏金滾桑卻林寺」(寧瑪派,比利時布魯塞爾)等百數十處藏傳佛寺、傳法中心、坐禪中心、佛學院、出版社等,出版有《禪定修持》、《手印》等多種英文著作講述藏密,譯出藏文佛典近千種。藏傳佛教已成為西方佛教中最富吸引力的後起之秀,在英國,藏傳佛徒已佔全國佛教徒總人數的一半。

  西方藏密熱風,於八十年代才吹到台灣,創古、卡盧、夏瑪巴、桑桑、太錫杜、敦珠、德松、塔立等流亡海外的各派活佛喇嘛,從1980年起陸續赴台傳法,其中長期駐台者即多達二十餘人,他們很快在台灣全島掀起藏密熱潮,建立了藏傳佛寺、精舍、佛學院、學會、中心、講堂等六十餘處(1988年),信徒人數在穩定增長,據估計已達三十萬人。

  在大陸,自八十年代起,以氣功、人體科學熱為媒介,掀起了又一次藏密熱。藏密瑜伽,被看作氣功,盛傳於氣功界,今氣功界流行的光功、菩提功、光明功、洗心功等,皆源出藏密。1988年春成立的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藏密氣功會,和天津、西安、長沙等地的藏密氣功會,曾邀請川西竹巴、雲南王治等上師與會傳功。漢譯藏傳密典紛紛印行問世,使密法成為顯學。近幾年來,漢地僧俗西行求密者絡繹不絕,僅川西色達五明佛學院,所住漢地學法僧俗已達二百餘人。還有赴川西噶托寺(寧瑪派)、八邦寺(迦舉派)、藏瓦寺(覺囊派)、甘南拉卜楞寺(格魯派)及西藏、青海求法覓師者。五明佛學院晉美彭措(寧瑪派)等上師,也多次來成都一帶傳法、建寺。

  三、東西密教催生的新密教

  在東西密教熱的刺激下,漢地還出現了漢人自創的密宗新派「印心宗」等。「印心宗」創始者大愚法師,系太虛大師弟子,原虔修凈土,1924年在廬山海會寺閉關苦修般舟三昧,因感世局混亂,發願修證神通以弘法濟世,據稱於定中感普賢菩薩現身,指示依大藏經中《佛心經品亦通大隨求陀羅尼》修「心中心法」,獲得明驗。陳元白等居士信奉鼓吹之,至1929年,轟動全國,皈依求法者達五、六萬人,入室弟子近二百人。因好言宿命,太虛大師嚴詞訓誡,謂「事無可稽,徒益人疑謗」,「大抵迷信,徒長鬼神教之焰,反蔽佛光。」印光大師亦予呵責。不久,大愚預言政事失靈,其勢遂斂,易裝隱居成都,1948年赴巴西(據賈題韜居士說)。其弟子王驤陸(?—1958)在天津、上海等地建「印心精舍」傳法,有《乙亥講演錄》、《金剛壽》、《圓覺經抉微》等著述。王驤陸傳法弟子母音老人、徐恆志等,今尚健在。母音老人撰有《信心銘解》、《論明心見性》等,近幾年在浙東一帶主七傳法,學者頗有受益。徐恆志居士撰有《般若花》等,融通教、禪、密、凈,行歸凈土,解行相應。大愚法師雖遭太虛大師等呵責,但其所傳「心中心法」,出自藏經,確屬純正,且只以持咒修無相密為明心見性之方便,悟後修法,全同禪宗,與宗門以持准提咒為入門方便者同一路數。

  「真佛宗」則有所不同。創始者盧勝彥(1945—),台灣人,自稱得蓮花生授法,成「紅冠聖冕金剛上師」,著書數十種,揉合唐密、藏密、黑教、道教咒術密法,修地藏本尊,奉「三山九侯先生」(據云系道教神仙),非純正佛教。盧勝彥於1983年旅美,在西雅圖建有道場,在台灣有傳法中心四十餘處(1988),徒眾不少。因法源不正,炫耀神異,被佛教界斥為附法外道、相似性密宗,屢召非議。

  四、諍論、障難及流弊

  漢傳諸宗的衰邁所導致的外求心理,世界文化大交融的趨勢及回歸宗教的思潮,給了密乘尤藏密以弘傳的大好時機,使它得以風靡漢地,廣傳歐美,呈現密乘史上的空前盛況。但密乘法本身,及其在日本、西藏流傳中所形成的一些制度、事相、習俗,顯然有不適應時代思潮和漢地文化傳統、佛教傳統之處,易孳生種種弊端,引來種種非議、諍論,從而限制了它的弘傳規模。

  (一)「迷信鬼神」之譏。依智慧自凈其心以超出生死,不事天帝鬼神,是佛教的突出特質,佛教因此被稱為「無神論宗教」、「人文主義宗教」,為科學時代的人們所認可、信敬。而密乘則頗具多神崇祀的外相,注重祭供儀禮,仰仗他力加持,奉事諸多本尊神祗尤其是形像猙獰兇猛、以骷髏毒蛇等為嚴飾的忿怒諸尊及金剛空行護法等鬼神,作法祈禱以求世俗願望的滿足,與巫祝相類,陳健民甚至特撰《密宗必事鬼神論》以伸張此義,這與近代科學精神難以吻合,極易召致迷信之譏。當年段祺瑞以執政身份,欲請多傑覺拔修法禳災時,也怕召惹是非,而託人秘密轉致。戴季陶禮請九世班禪大師修時輪金剛法會祈禱和平,也頗起物議,《時事新報》社論批評尤為尖銳。即佛教界內部,對密乘也頗多排拒。如當代台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便斥密教乃「即鬼神崇拜而達於究竟」,「實行則迷信淫穢,鄙劣不堪,可謂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國族」。儘管密乘奉事諸尊,有其深密寓意,其重心所在,仍是以人法二無我智觀心見性以超生脫死,但易被外形所掩,難以使局外人深識其旨趣。

  (二)法源問題。以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之人格楷模及修證體悟為本,是佛教建立信仰的基點,漢傳佛教穩立於此基點,以「本佛尊經」為一大傳統。而密乘之法,多說出自法身毗盧遮那佛在天界所說,或如藏密稱出於本初佛阿達爾瑪 (普賢王如來) 或大金剛持,總之非歷史人物之釋迦所傳,於史無征,自較難取信於人。一些大法更稱是發掘「伏藏」而得,即藏傳佛教界也多有疑惑。晚近學術界、佛教界用歷史、思想史方法研究考證,一般公認密乘是佛教在外界壓力下與印度教結合的變種,太虛大師稱為「融攝魔梵之真言密教」,印順法師等將佛教在印度絕跡的責任委諸密教,謂密教「律以佛教本義,幾乎無不為反佛教者!」措辭雖有失偏激,但質諸密教的歷史和形式,亦非全無所據。當然,從宗教學及瑜伽修證的角度看,密教體系嚴密,修行有驗,其原理方法,不出大小乘禪觀的框架,當出自成就者的自內證,也無充足理由反證其非出本初佛所傳。太虛大師雖認為真言密教不宜作為重建中國佛學的基礎,但對否認密教價值持反對態度,曾言:「香拔拉國與南天鐵塔所流出之密法,決不能以無史實可稽而斥之!」弘一、印光等大師,對密法亦予肯定。弘一在演講《佛教宗派大概》時曾稱讚密宗在大乘各宗中「教法最為高深,修持最為真切。常人未嘗窮研,輒輕肆貶謗,至堪痛嘆!」然密法涉理甚深,非深入全體佛法堂奧,難以明白其價值。何況密乘事理多密而不宣,難以令人深識其本面,易遭誤解輕謗。

  (三)居士傳法及上師帶妻之召致非議。漢傳佛教一直堅持出家眾為住持佛法之核心,強調嚴持以不淫為首的別解脫戒為保障僧寶不墜之本,居士傳戒、僧人帶妻,損僧壞戒,為教界所不容。而東西密教,皆有上師帶妻之慣例。東密入華之初,太虛大師便曾致函王弘願,勸告勿請年七十猶娶妾的的權田雷斧登壇灌頂,王弘願不聽,不僅請權田灌頂傳法,而且自己與徒裔以居士身份灌頂傳法,接受僧尼禮拜,一時議論紛紛,太虛、曼殊揭諦、法舫、澹雲、姚陶馥、周圓性等緇素紛紛撰文斥責王弘願犯戒,王弘願及其同黨亦掀起諍訟,然其勢力終因此而衰歇。有學藏密之某僧受用女人,法尊法師曾指出此乃違反律制、密軌之行。實際上,依法不依人,乃佛法根本原則,僧尼可向居士學法,大小乘皆許,居士甚至可授居士以菩薩戒,唯不能受僧尼禮拜而已。密乘尤無上部,從印度初始,便已打破僧俗界限,只以是否修學成就、得上師許可為傳法條件,迦舉派初、二祖瑪爾巴、米拉日巴,薩迦初祖寶王等,皆為居士,而門下成就者如雲,藏人亦未見非議,與其許僧人違戒帶妻傳法,不如許具格居士傳法於居士。然為維護僧寶尊嚴,免召物議,漢地學密有成的居士如黃念祖等,多自謙抑不作傳法上師,更不肯受僧尼禮拜。

  (四)顯密勝劣之諍。密乘自日本空海大師始,通過判教嚴別顯密,高唱密勝顯劣,依密法修持可一生頓超三大阿僧祗劫,令人即身成佛。某些藏密傳法者還曾以「七日成佛法」為廣告誘引世人,甚至全盤否定漢傳佛學,這自然要引起漢傳佛教界的不滿,啟顯密諍訟之機。太虛大師曾批評空海之十住心判教說「依於台賢而失其當」,「演成有宗派而無整個佛法的流弊」,撰《論即身成佛》、《漢藏教理融會談》等文,依天台宗六即佛義,釋即身成佛乃顯密共談,從顯密角度,分全體佛法為顯中顯(大小乘經論)、顯中密(台賢禪凈)、密中顯(密咒經軌)、密中密(禪宗)四重,認為四重法的優劣,須依所對機宜而定。持松法師撰《賢密權衡》等,論述顯密僅是如來攝生之化儀,各有淺深頓漸,不應用化儀的不同來判定教義的深淺。二師之論,質諸《大日經》等密典,亦堅實有據。而王弘願等不許,撰文諍論。

  (五)「雙運道」之召謗。藏密無上瑜伽部法,行男女合修之「雙運道」(雙身法),「大威德」等法本中強調,在引發心寂(見道前方便)及成佛二時,任何人必須用「業印」,「業印」為二十歲以下少女,其修法有類印度教、道教房中術,因而在印度便有「左道密教」之名。在漢地,傳行此道更難為國法民俗和社會倫理觀念所容。一些出家人藉雙運而破戒,居士藉雙運而傷風敗俗,難免召致社會及佛教界之反感。

  (六)標榜神通、重氣功修身之流弊。密乘學人較重神通靈異 (儘管這是密戒所不許), 重修身修氣功,與大小乘戒律嚴禁顯通、修持重在心行的精神相悖,修習者往往因希翼神通、執著氣脈明點而入魔出事,增益身見等煩惱。漢傳佛教界對此多表反對,大愚法師、盧勝彥之遭呵斥,便是顯例。

  (七)與漢地文化主流精神的矛盾。中土文化,以儒、道二家為主流,崇重人事,恥言怪力亂神,形成以在現世的家庭、社會生活中盡分盡職並實現道德圓成為價值取向的人文主義、理性實用主義人生態度。禪宗,正因為順應這一文化傳統而予以點化,以平常心為道,將佛法融入生活,才能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密乘崇事諸尊鬼神,高談神異,將大乘六度萬行置於禪修中觀想,有輕忽現實人生建設之弊,與漢地文化主流精神及人間佛教旨趣隔閡較大,不及禪宗之適合於漢地多數人士的胃口。這大概也是唐密未能恆久傳續的深層原因。

  (八)修證和傳承的難度。密法雖號稱安樂易行之道,但具體修持與傳承,有嚴格的條件限制,似易實難。密法本屬專門的瑜伽行者所修所傳,在日本、西藏特殊的優厚條件下,形成繁多儀軌、嚴密次第,修學者須具根器福德,有錢有閑,發心真正,具深正見,精嚴戒行,有好身體,遇成就上師,事師如佛,摒絕人事,莊嚴壇場,結期閉關,在明師指導下如法如儀精進修習,方有克證的希望,這也是古昔修密者快速成就的主要原因。如此條件,非繁忙緊張的現代商業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所能具備。而且,密法之修習、成就與傳續,皆賴成就上師,而成就上師越來越難值遇。今天許多密乘愛好者,便苦於明師難得,密乘各派,面臨傳續乏人的危機。在普攝群機、簡單易行、不賴師傳方面,密乘顯不若漢地的凈土法門。因此,漢地的學密者,雖然受灌得法,但也多是在試修了一番後,仍然行歸凈土。

  受以上幾點的限制,密乘儘管有無上法寶,在現代社會尤漢地的傳播範圍恐怕終歸有限,在漢地,其力量至今仍不堪與禪凈二宗尤其凈土宗相侔。而且,漢地學密者中,因密法內容制度及傳法中的導向問題,易生種種弊端,其主要者有二:一是發心不正,或為貪便宜走捷徑得即身成就,或希翼神通悉地以驚世駭俗,或圖謀借雙修多抱美女,或希望當上師得名聞利養,或求發財,或出於好奇,黃念祖居士曾斥此類發心為毒藥、癌症,不許學密。然如此發心者,大概並非少數。二是不備加行,懶得學顯教經論,義理不通,正見不具,禁戒不持,不重視在社會生活中學做好人,不注意伏斷煩惱,唯死依一訣一咒或修氣功,甚至犯戒修雙運道,其心行作為不像個傳統的佛教徒,從而引起社會和佛教界對密宗的反感。再加上遠離上師,不通密理,雖然修行也煞費功夫,靈驗不無,然煩惱習氣熾然,乃至著魔瘋癱、臨死時手忙腳亂者,也以修密者為多。雖然責任主要應歸諸於未能如法修學,但畢竟不利於密法的弘傳。

  五、中國密宗的建設

  儘管密乘弘傳有以上所舉障礙和流弊,但密乘法尤其是藏密,確有其不容忽視的寶貴价值。密乘心色不二、心氣不二、以符號表法的深奧理論,嚴整的加行正行次第,將三乘旨歸、三學六度、法報化三身、生本死中四有攝歸一座瑜伽觀行的殊勝方法,及特有的超生脫死、度亡利生等密要,是印度、西藏無數成就者智慧的結晶,乃大乘佛學高度成熟化的標誌、佛法庫藏中的無價寶珠,多屬漢傳佛學所或缺,應該學習汲取,以完善和豐富漢傳佛學。密乘專被一類之機,有其特具的長處,已廣傳東西方,在漢地有了近八十年的弘傳史,雖未必能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卻也是漢傳佛教園地里必不可少、也不可能被排除的一樹奇葩。

  近八十年漢地密乘熱中,翻譯出了約二百餘種最重要的密典法本,培養出了一批人才,積累了實踐經驗,開闢了弘傳的基地,但總的看來,漢地密乘尤其是藏密的弘傳,尚處於起步階段。還有近千種藏文密典尤其是經續與論尚未翻譯,在2600種密法中,傳來者尚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數尚未學得;密乘道的理論尚有待於深入發揮闡揚,密乘道的次第有待於作系統深入的介紹。當前,語言隔礙成為學密之大障,翻譯人才奇缺,多數入藏學密者,不過受個灌頂而已,上師連漢文法本也無法付予,更不用說系統講解密乘教理了。在溝通漢藏佛學、弘傳密乘方面,佛教界、學術界還有大量工作需做,應組織力量翻譯密典,研究密理,提供系統介紹密乘源流及內容的著述。對東密、台密,也應有人學習、研究。

  若要使密乘在漢地光大發揚,傳續不絕,起到利益眾生、莊嚴國土的作用,還須實現密乘的中國化或漢化,建設太虛大師等所說的「中國密宗」,這本是近代學人梯山航海、東渡西行求法學密所懷的初衷。從日本或西藏原封不動地移植某一宗派,是難以長久存活的,這是中國近二千年佛教弘傳史所留下的經驗。如何建設「中國(化的)密宗」?太虛大師曾提出過基本的原則:「深入東密藏密而冶為中密」,「革去東密之荒謬部分,攝其精要,融合台密藏密及被輕實重之所謂雜密,繼印度超岩寺重建系統之組織,以大小戒律繩其行,以性相教理軌其解,則密宗可以重興。」(《王師愈諍潮中的閑話》)這一原則,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所謂印度超岩寺之系統,即阿底峽大師《菩提道燈論》所概括、由宗喀巴大師所發揚的建密於顯基戒礎之上的體系。密乘本為大乘之一法門,必須以大乘教理和六度四攝的菩薩行為本。但僅依此而建立中國密宗,仍有未足,尚須將密乘法與已適應本土文化傳統的漢傳佛學教、禪、凈、律相融合,這大概有兩大方面:

  一個方面,是漢傳教、禪、凈諸宗,都有必要在自家的基地上學習汲取密乘,以豐富自家的法門,完善自家的理論。諸宗都應學習藏密發菩提心、懺除業障等加行法,取法密乘嚴謹的道次第以建立自家的道次第,以彌補諸宗尤其是禪凈二宗加行不固、次第不嚴整的缺陷。台、賢、慈諸教宗可取密法為觀修下手的門徑,禪宗可吸收光明大手印、大圓心髓法以廣開明心見性之道,凈土宗可參酌密乘本尊法、金剛誦等念佛,併兼修密乘彌陀法、頗哇法、中陰成就法、中陰救度法等以作生西之助行。如此顯密融合,漢藏佛法融合,則諸宗皆含密,這是印度中期成熟的大乘道之精神,也是全球文化大交融時代佛學發展的大勢所趨。

  第二個方面,是建立專弘密乘的密宗,此密宗之建立,雖可以東密、台密、藏密之某一家傳承為主,但也須融通漢傳教理,符合漢地律儀,適應漢地文化。實際上,以台賢二家的圓教見修密,較藏傳以應成派中觀見修密,不僅理、事更易貼合,而且還可將密法觀行發揮得更為圓滿。大手印、大圓滿、道果法,應參以禪宗的解粘去縛法和活潑機用,不僅能增加頓見本心、直指光明的方便,而且有助於修學者認清光影幻境,徹法源底;更應取禪宗在生活日用中修證之長處,開設適宜於現代人修習的大密法。密乘本尊瑜伽,應主要傳修代表人性光明面的寂靜諸尊如藥師佛、觀音、文殊、度母等法,以收培植智慧慈悲、改造國民性格的效益,開出治病、益智、卻老、消災等法門。雙運道的傳修,應極為謹慎,非器勿與,「業印」應限於在家眾具資格者。在律儀方面,出家眾傳法者應清凈出家律儀,不傳修雙身法;居士具資格者可傳法於居士。無論出家在家,凡任傳法金剛上師者,須具足應具的條件,不許不夠格者及藉法牟利者亂傳密法。修學應強調由顯入密,發心真正,具正戒正見,如法如儀,遵循次第,防止發心不正、不修加行邋等習密的流弊。如此建立的密宗,大概可盛傳不衰,流布世界。而此中國密宗的建設,全賴於深通顯密、修學成就、堪當重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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