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全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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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錄(全文)3

卷十一

●權量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隋書?律曆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令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為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С。」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詩》曰：「無姑酌彼金。」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註：「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註：「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謁，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山堂考索》：「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雲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慣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准正三辰，是懸象無所容其謬。施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准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糹圭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厘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大斗大兩《漢書?貸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為品級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鐘」，「縣石鑄鐘ね」，「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谷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葉夢得《岩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谷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數，從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谷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錘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粗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古演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縈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縈百、縈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宋史?律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義，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系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准。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或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谷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就成二術。因度尺而求氂，自積黍而取縈以氂、縈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兩者亦為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縈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縈。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縈。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縈，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績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厘、黍、縈、銖，各定一錢之則。毫則百，氂則十。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黍以二千四百杖為一兩，縈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線六忽有差為一黍，則氂、縈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縈，二銖四縈為錢，二縈四黍為分，一縈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縈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准，得因之為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是則今日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為錢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曆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曆志》：「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此則權之名。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矣。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為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區，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潁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至有百。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准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址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勛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元史》：「至大銀鈔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註：「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甍ㄆ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余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乃倉米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准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氵熒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松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齣，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為米矣。《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征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註：「財，泉谷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布，未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鴯贈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嘆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慾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則谷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谷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征取，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谷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托跡于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於包桑之本者矣。」《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宋時歲賦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谷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谷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征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谷而征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忄林，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徵收這數，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五銖錢今世所傳五銖錢，皆雲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余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錯，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台，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厘，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

●開元錢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並、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元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為奸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糹延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考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

●銅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為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也，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並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跡。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爐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監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並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採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跡。《通監》：「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氏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製。」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

●鈔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為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不為罔民之一事乎？《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錢。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製為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而愈不可行矣。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毀。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臟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為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偽銀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偽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為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偽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武帝元鼎五年，欽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偽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漢既以錢為貨，而銅之為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卷十二

●財用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糹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義讎斂，鹿台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儘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余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余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余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余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余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娼，以想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群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俸祿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薄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由。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余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群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氵熒，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准鈔四百貫；三分析與官綿布，每匹准鈔二百貫。從之。氵熒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氵熒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雙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製，不行。《北夢瑣言》：「唐畢相П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俗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嘆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後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為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方，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尚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請靈鷲廢寺所存男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變佃為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為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圮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效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遍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言顧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旬之庇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都寬傳》：「為廢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矣。

●橋樑《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產，秋水時至，年年隱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籍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樑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昇平。元稹詩云：「戍煙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曆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在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垌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謠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回談兵，九門之中填馗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當，上窺顰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欲清輦載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藉此為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並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傳》曰：「子產間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鴿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說苑》：「董安於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於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今。』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於曰：『此三者足。』」《鹽鐵論》曰：「水有扁狙池魚勞，國有強御齊民消。」

●盜賊課《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閑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彎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柔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三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群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御。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鳴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漢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彎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幀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儘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讀，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劃門縣，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人，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競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恤。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吹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為亢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別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零婁之野，庄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魏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為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六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為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鳴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闋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肭，至於大丕；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矩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爍。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跡，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人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繇二文庄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沖，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沖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泄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爍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於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並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為鯀，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因河以為槽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閑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吏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卷十三

●周末風俗《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波，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在褐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男女挈誠。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于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勵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庄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嘆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庄，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咸、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占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庄，王何為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盪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齣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慾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雲『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跡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無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陸遊《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污，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措，亦未嘗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為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為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奸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為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為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岩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嚙。等而下之，至於台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複製。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矣。」《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征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淪，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才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上，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幸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宋範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祭、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琢郡之賢，常頒羊酒。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准玄、晏。謚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為翰林院待詔。《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為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氵熒，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為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於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雕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於》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為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矣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釒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廄；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央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亻必為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ヂ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貪而無謀，先厚遣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由亻必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競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人辭，文帝令以後め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學攵，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學攵，登榻坐定。學攵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皂，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烷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岩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艷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君》、《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云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國奢示之以儉，君子於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吊，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才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未?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台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洛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無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於文定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磚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鳴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為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毫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舊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塘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上贖銅。敕旨：『李商招愆，懼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抵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貧窮而為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禍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為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訣杖，重者處死，」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製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Г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儘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鳴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奸臣子孫唐太宗詔禁錮字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論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拭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雲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倖免，子竟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跡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待衛。」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山成}之畫。是時壽{山成}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考之《憧約》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艷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奴僕《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乃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為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人。」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弒之臣。「清斯催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嚴分宜之仆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仆游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童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於此。

●田宅《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天忝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乃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嘆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土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仆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鬩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泛，彌奢彌吝。

●召殺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鬥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自發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ㄢㄢ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鵲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閑，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庄，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惟悴，此老成大人側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或詭托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ル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誥、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往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夢，一門數灶。」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若劉安世劾章，「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夢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為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仿陸生之意，預為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為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為恥。若吳之陳表，世為將督。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力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習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為難能者哉？《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己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人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陳思王植初封臨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馬順，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膝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於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死而田單復齊，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楚漢之際，有鄭君，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偽朝者乎？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為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效卜地燒磚。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為嫌者矣。《舊唐書》，劉朐撰，朐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直雲「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雲「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是歲朱氏篡唐己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為後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廟，睿、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穎川，後皆復。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庄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鄞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於瑕。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為皇太叔，蓋於此矣。

●繼兄子為君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秦始皇本紀》：「追尊庄襄王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為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或舉武王為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跡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為得禮。其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天外，肅祖雖勛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准。」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庄之故事，蓋並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廟謚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為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戾太子、戾後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為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後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後廟，詔曰：「婦人外成，禮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為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後，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准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為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奸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漢人追尊之禮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節侯、鬱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為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謚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謚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為美謚。而唐之昭宗亦見弒。

●追尊子弟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為公，唐代宗追謚其弟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內禪《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於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為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嶼緣生事亡，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為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庚曇隆啟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未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為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為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楊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為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占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個正，莫甚於此。

●乳母《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奶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出門下秦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例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為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於氏為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為修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為吳國夫人，莫氏為燕國夫人，歷載以來，浸為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受乳母為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慚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奶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為保聖賢順夫人，列宗因之，遂為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裡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仍編為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宴之所起也。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力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為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為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人殿。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六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釀，永為常例。」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筋權停。」自是武宗為慶陽節，宣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信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帝為乾和節。然則此禮創於玄、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釒彖。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楔亭，重陽射圃，五日采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令甲，佈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緩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轂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羨箋，上曰：「正旦為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群臣于謹身殿，歲以為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錶，益封萬戶。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瘠骨立。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眥，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為丞相，弟修為臨淄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而應劭言：「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為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己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為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往代無窮之譏。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為初崩之後二十六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御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祜，劉、石更帝，豈非治謀之不裕哉。後秦姚興母她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玄、羊祜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樣。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禪。禪，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禪，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廟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並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呈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綉，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為中制者。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為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禪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太倉陸道威嘗創為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勛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扦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兒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為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為天子，卿大夫為其國君，家臣為其主；若庶人之為其國君，但齊衰三月。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む衰裳，牡麻，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正義》以為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濟陽張爾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吊。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樞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人坐於床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樞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床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南史》孔秀之遺今曰：「世俗以仆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居喪不弔人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古之於喪也有重，於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屍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大公之廟，麻嬰為屍」，《孟子》亦曰「弟為屍」，而春秋以往不聞有屍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屍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朱子自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氵熒以為：「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今按《鳳陽縣誌》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為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宋文烙《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從祀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曆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哲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黃氏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低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創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吊焉。其為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嘉靖更定從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甚、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逮、何休、上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把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拭、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眾，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眾，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眾，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眾，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眾，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昆仲弟，繼稱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雲「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創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女巫《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後肅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唐書?黎斡傳》：「代宗時，為京兆尹。時大旱，斡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卷十五

●陵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太甲之書曰：「王祖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酌禮亦如之。洛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採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濱，敬之衰也。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群臣，並不得謁陵。猶為近古。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踴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踴。束括髮，袒，拜賓成踴，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徑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於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為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愨者以此悸先王之禮，偽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為祭於冢也。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大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為之供具者，董賢為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是也。有贈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速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後」，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仿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勛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緻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為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烷。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

●厚葬《晉書?索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己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弋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縷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勢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丑。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輿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淳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好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以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寅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們，們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們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扌日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豪朴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扌日，齊未亡而庄公家扌日。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人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前代陵墓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厘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王午朔，詔曰：「晉世帝後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洒掃。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瑩壟塋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棒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棒蕪，望古興懷，言念槍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忽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跡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而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場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瑩兆湮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茸，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為之修護若此。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閻山遼代山陵樵採。」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仆丸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紙，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旌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洛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堇未周，樵牧猶眾。或親屬流隸，負上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側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王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泊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為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並為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為後法者矣。

●停喪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戮。」生者猶然，況於既歿？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殺，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屍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丘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為者哉！《晉書?賀循傳》：「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托？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儘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里無不歸之骨。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紳不許人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張稷若爾歧，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丰儀之為厚義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逾日而不襲，逾旬而不斂，逾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為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返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音不除，其徐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皆為喪主，不得除也。其徐謂期以下至緦也。《孔子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為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為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皆無所為而舉，卒哭與不得舉，又何為而可以練？何為而可以祥且禫？故雖逾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為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為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逾禮，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敝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耷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為營冢礦。梁殷不佞為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為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為名。」然則必並其文而去之，而後為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為其必去之也？《詩》曰：「庶見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又考《實錄入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迫其謂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雲「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雲「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假葬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夕假葬。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閡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即遠之制。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為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庄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屍崔杼於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庄公於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為之改殯，不以宮廷為忌，不以兵死為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官，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冊府元龜》載：「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愛自重興廟社，載展郊，旋蕩滌於瑕疵，復涵儒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墜承桃，御朽若驚，涉川為懼，由是推移歲月，郁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速殞龍髯，委冠劍於仇讎，托山陵於梟境。靜惟規制，豈葉度程，存愴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飢財不足而止。

●火葬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六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潘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為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焰，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為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僻踴，為遷其親之屍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屍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為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庄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屍，為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為之也。尹齊為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屍飛去。夫欲燒其屍，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屍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屍，皆燒為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屍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為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入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為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慾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為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為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屍柩乎？茶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為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國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避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優，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族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為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於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魄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ダ等三十餘人同會。魄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ダ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但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為重，是以上掛彈文，下干鄉議。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們日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泰踴方聞，衿ひ己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於環。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強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冊府元龜》：「唐薛膺為左補闕，弟齊臨陳，為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庫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終喪。蹈名教者推之。」《宋史》：「王岩叟為徑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劉焉，並見於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群居則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台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市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庄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製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Й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為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Й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醫滿成昏。』從之。」天順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為弟永年王妃，李磐為妹長平郡主儀賓，己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為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斡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潘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啟王，憚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十月癸丑，廣靈王遜民薨。癸酉，敕靈丘王遜全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並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為男女成婚，以廢大禮，豈是所忍為哉！」不允所奏。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托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為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粗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人。」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大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製為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紳之士矣。《實錄》又言：「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往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複，著之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在外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夤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為重，倫紀為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於庫藏。故聞訃遄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刃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為致孝之源乎？陶侃謂王貢曰：「杜韜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韜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韜，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憂時，為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荊鎮彷彿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核，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為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複，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為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睹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核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樞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於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笞四十，配流連州。於ν以不能訓子，削階。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洗聞而位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俊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盂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為人子以何堪，瀆污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後轉》：「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為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末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僚滲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閫，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為國者併當取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