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識分子是怎樣走向政治前台的？

秦朝泗水郡的一個小小的亭長，提了三尺劍，斬蛇起義，幾年殺伐下來，竟然取得天下。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傳奇。幾年前，在秦都咸陽，劉邦有幸親眼觀看始皇帝出行的盛況，那一派不可一世的天子氣象，直將這個小小的泗水亭長震懾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中，年輕的亭長唯有發出「大丈夫當如此」的感慨。劉邦心裡當然明白，那不過是愛開玩笑的自己隨口說出的一句玩笑話。而今，笑話變成了現實，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除了相信命，劉邦還能相信什麼呢？

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劉三也改了大號曰劉邦。這個傳奇不僅僅是劉邦的傳奇，更是中國歷史的傳奇。封建的貴族的政治在暴力革命中煙消雲散，在劉邦這裡，歷史似乎是輕鬆地拐了個彎，步入一個平民政治的新時代。

在史書的記載里，這個泗水亭長乃是一個活脫脫的無賴平民。豁達大度並且葆有一分鄉下人的幽默，不事生產並且喜好美酒和美女，還有，與人說話，滿口髒字並且動輒罵娘。劉邦的朝廷班底，也大多是清一色的平民：周勃織草席為生，間或也在辦喪事的隊伍里吹吹簫；灌嬰走村串戶，販帛糊口；婁敬為人挽車，樊噲則更絕，乃是一殺狗的屠夫。申屠嘉為步卒，蕭何、曹參不過是刀筆之吏。其他如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也都是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

史學家把劉邦朝廷的這種情形名之曰「布衣將相之局」，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平民政府」。平民自有平民的好處，這個新興的階級一窮二白，如同一張白紙，正可以無所顧忌並且生氣勃勃地開闢新局。事實也正是如此，這群平民的崛起，其勢如暴風驟雨，所到之處，摧枯拉朽，莫可阻擋。秦帝國瓦解了，六國貴族及其後裔則風流散盡，便是那喚作「西楚霸王」的楚國貴族，也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但是，平民也有平民的致命缺陷。他們缺少知識，基本上沒有什麼文化。這必然妨害他們的頭腦和眼光，許多時候，他們會執著於眼前的實利，陶醉於既得的享受，一時的得勝，甚至會讓這幫人歡喜得不思進取。一種宏遠的眼光與深邃的思想，在劉邦集團那裡，無論如何是不具備的。 

                                         二

更加致命的是，這個缺少知識和文化的集團，分明對於知識和文化有著一種本能的鄙視乃至仇恨。史家所記，生動再現了平民劉邦的這一反智傾向，「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陳留高陽人酈食其，著了儒衣和儒冠來見劉邦，劉邦不見，還讓使者傳話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素有「狂生」之名的酈食其只好氣急敗壞地高呼：「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儒士一變為頗具流氓氣息的「壯士」，劉邦這才破例一見。

天下平定了，劉邦仍舊不能意識到知識和文化的力量。楚人陸賈是頗具縱橫之才的儒生，以賓客身份侍從劉邦，成為沛公幕府難得一見的文化人，但劉邦欣賞的也僅僅是陸賈的口辯才華，常派遣他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說諸侯。征戰天下或許可以單以力勝，治理天下卻需要文化的力量。陸賈識時務，曉權變，昔日他能忍受劉邦的無知，現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要為這個質樸少文的軍功集團做些文化啟蒙的工作。史載，陸賈時時在而今的高皇帝面前談論《詩》《書》，每一次談論，劉邦都十分反感，有一次甚至還惹起劉邦的一頓臭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只是此時的陸賈不再含糊，他回敬道：「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接著又苦口婆心地講述了逆取順守文武並用的治國之道，這一次，劉邦居然被打動了，陸賈也就趁勢開始為大漢帝國擘畫文化藍圖。據說他的《新語》十二篇，僅僅只是一個文化建設的粗略大綱。史籍還說，這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叔孫通也是沛公幕府難得一見的文化人。他是魯國的儒生，秦時即待詔博士。較之陸賈，叔孫通更通曉時變，也更善於與時俱進，秦盛事秦，秦亡事楚，楚亡事漢，這一切他做起來都如魚得水。漢王照例討厭他的一身儒服，他就改穿楚人樣式的短衣。他為漢王舉薦人才，全是以勇力聞名鄉里的強盜大猾，跟從他的百餘名儒生弟子，竟無一人在舉薦之列。弟子們私下裡罵他，他就反問他們，現在正是力戰的非常時期，你們有力嗎？你們能戰嗎？

待到漢王以力定天下，叔孫通果然更能大顯身手。他為漢家做的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便是率眾弟子及魯國儒生制定朝儀。此朝儀兼采古禮和秦儀，意在張揚大漢天子的威勢，凸顯法家「君尊臣卑」的政治理念。昔日的漢家朝廷就像一個亂鬨哄的大軍營，上朝的都是隨同劉邦出生入死的功臣，他們飲酒爭功，醉了就狂呼亂叫，嚴重的時候，竟然拔劍擊柱，大打出手。叔孫通的朝儀將此烏煙瘴氣掃蕩殆盡，代之以一套莊嚴肅敬的君臣之禮。新朝儀演練的那一天，一切如儀，滿朝文武的朝拜，讓劉邦終於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覺，嘆息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儘管有陸賈和叔孫通這樣的儒生點綴漢廷，布衣將相之局卻不曾有多大的改觀。在武力功臣的把持下，知識人很難有仕進的機會，這種局面幾乎一直維持到漢武初年。賈誼年少即通諸子百家之書，20餘歲成為文帝朝最年少的博士。文帝對這位洛陽才子頗為器重，一年中多次予以破格擢升。眼看就要位列公卿了，賈誼卻遭到了軍功老臣的排擠，周勃、灌嬰等一致讒害他說：「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無奈，只好疏遠賈誼，改任長沙王太傅。可憐的洛陽才子，就這樣成了屈原之後又一個「不遇」的典型。 

                                       三

與中央朝廷大不相同，漢初的藩國卻是思想活躍、文采斐然的文化沃土。此時，去古未遠，養士的風氣仍舊濃厚，士人也還保持著戰國時期自由遊走的游士風采。重要的是，漢初大封諸侯，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下還雜有封建制的遺存，藩國的勢力很大，儼然獨立王國，它們的存在，為諸侯王養士提供了條件，也使士人的自由遊走成為可能。還有，功臣集團把持朝政，妨礙了士人在中央朝廷的晉身之路，除了走向藩國，他們還能走向哪裡呢？

鄒陽、庄忌、枚乘等游士來到了吳國。他們都留有戰國縱橫家遺風，以文辯馳名天下。吳王劉濞乃高祖親封的同姓王，一向驕貴，吳又有銅山海鹽之利，於是廣招亡命之徒，私自鑄錢煮鹽，一時富甲天下。四方游士紛紛湧向富庶的吳國，劉濞也厚待游士，欲藉以擴充勢力。昔日高祖封吳王時，曾親召劉濞相面。劉濞時年二十，孔武有力，威風凜凜，高祖相過，發現這個年輕人居然「狀有反相」。但改封已無可能，只好嚇唬年輕人說：「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末了，又講了天下劉姓一家的大道理，告戒年輕人「慎無反」。到景帝時，經過四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吳王在漢天子眼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一面是朝廷的步步摧折，一面是劉濞的蠢蠢欲動，最終演成吳楚七國的大叛亂。

「七國之亂」實為大一統秩序的反動。渴求天下秩序定於一，一直就是百家爭鳴以來士人的一種情結。經由秦末的混亂之局，士人更是祈盼由一人整治天下秩序，所以，面對劉邦以布衣之身平定天下，漢初士人大多為之歡欣鼓舞。來游吳國的鄒陽、枚乘之輩，以他們縱橫家的眼光，觀出了此間的歷史大勢。他們知道，眼下的藩國，比如劉濞的吳國，它們的興盛一時，至多不過是往昔封建制的迴光返照而已。所以，當發現劉濞確有謀反之志時，鄒陽和枚乘都曾上書苦心勸阻。在鄒陽的說辭里，諸侯不過是一些鷹類的鷙鳥，而漢天子則是兇猛的大鶚，「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兩方的實力對比，簡直就不成比例。枚乘的遊說也充滿比喻性的說辭，他將吳王的恣意妄為比作「一縷之任千鈞之重」，又比作「抱薪而救火」，或者「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預告了吳王的災難性後果。

但是吳王依然執迷不悟，鄒陽、枚乘等不得不游至梁國。梁王劉武乃景帝同母弟，最受天子和竇太后親愛，宮室車馬之盛擬於天子，珠玉寶器之多過於京師。梁國早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游士集散地，四方豪傑和山東遊士多會於此。梁王政治上野心勃勃，欲求立為太子，山東縱橫之士，如齊人羊勝、公孫詭之輩，正可以為之謀劃奔走。梁王還頗好辭賦，這些縱橫之士在謀劃奔走之餘，或游觀射獵，或風流宴集，枚乘、庄忌、鄒陽甚至羊勝、公孫詭，都是梁苑雅集時的作賦好手。

梁苑的風流儒雅甚至還吸引了遠在京師的司馬相如。此時，司馬相如正在朝中為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這位風流才子的日常工作，便是侍從景帝格鬥猛獸。正在鬱悶之中，梁王來朝了。此次隨從的正有枚乘、鄒陽之徒，司馬相如與他們一見如故，談說甚歡。枚乘、鄒陽等人走後，司馬相如即刻稱病辭職，來游梁國，過了幾年與英俊並游的日子。因為有了司馬相如，梁苑更增添了幾分浪漫氣息，尤其是苑中的宴集賞雪，成為千古文人懷想不已的風流雅事。

還有淮南和河間兩國，也是當時游士喜游之國。淮南河間，一浮華一樸實，南北相映，皆蔚為大國。淮南王劉安崇尚辭賦，又致力於擴充勢力，藩國氣質近乎梁吳；而河間獻王劉德喜好書籍，修學好古，天下儒士，多從其游，其質實之風，在眾多藩國中一枝獨秀。

只是游士們自由浪漫的好日子，不會太多了。「七國之亂」業已平定，中央朝廷仍在緊鑼密鼓地「削藩」，而且朝廷自身也在努力變成一個文治的政府。游士們遊走的空間在一天天縮小，而通往朝廷的仕進之路，卻一天天暢通起來。

文化的熏染，文化精神的養成，以漸不以驟，全然不似急風暴雨式的易姓革命。由一個質多文少的平民政府轉化成一個平民的文治政府，應該說，這是一種趨向，一種歷史的必然。只是大漢王朝幾乎還沒有邁開步子，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士人真要湧進朝廷成為知識分子官僚，也就是士大夫，還必須等到漢武親政。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改變了儒學的命運，改變了士人的命運，自然，也改變了大漢帝國的命運。 

                                     四

漢初的草莽氣息和文化荒蕪幾乎持續了七十年。其間近四十年為文景之世，它以休養生息的治國方略為後世所津津樂道。休養生息要在因循簡易，仁惠寬儉，實不過是漢廷一時的權宜之計。創造傳奇的英雄時代業已逝去，創造新的傳奇則尚需時日，此間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一些創造力相對平庸的所謂「繼體守文之君」。特定的歷史情勢已為文景設定好了角色，他們選擇黃老之學作為治國之道，積極地看，為大漢帝國的崛起積累了元氣，消極地看，務在養民不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如果細究起來，黃老之學的清靜無為，只是一種表象，骨子裡卻是尊崇刑名法術。循名責實，行一點法術，再加一點恭儉，便成了「無為而民自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文景朝的政治，是一種粗放並且軟化了的法家政治。惟其如此，文景也就不會喜好儒學，正如《史記·儒林傳》所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初黃老之學中的人物，今天只能從歷史裡看出一些模糊的身影。最著名的應當是蓋公，或許正是經由他，黃老之學得以走進朝廷。曹參來到蓋公所在的齊國做丞相，下車伊始即召集長老和儒生，請教治理百姓之道，百餘名儒生竟言人人殊，令曹參不知何從。機會留給了黃老之學，蓋公順理成章地做了曹參的智囊。蓋公的治民之道不外「清靜」二字，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按照蓋公所言治齊，「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在齊國，儒學甚至尚未與黃老之學展開正面交鋒，便敗下陣來。

後來，曹參繼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這便是著名的「蕭規曹隨」。曹參將相齊的地方性經驗上升為整個帝國的經驗，他的丞相府充滿了木訥少文的忠厚長者，這群老者無所事事，只管日夜飲酒。有些朝中大員實在忍無可忍，就到丞相府進言。曹參的辦法很絕，來人一進丞相府，便招呼飲酒，並且一定要飲最好的酒。一巡酒下來，來人想說話了，曹參就再令上酒，直到客人酩酊大醉為止。

                                       五

  還有一位黃老分子名曰黃生。他最有名的行為，就是和轅固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轅固是齊國儒生，以治《詩》聞名，為景帝博士。大約是在景帝主持的一次廷辯上，二人展開了激烈辯論。黃生認定湯武不是受命，而是弒君，理由是君臣上下之分乃天經地義，桀紂雖失道，卻仍是君上，而湯武無論多麼具備聖人品行，終究是臣下。君上有過失，臣下當直言極諫以盡忠臣之道，因君過而誅之，且以己代之，便是大逆不道的弒君行為。他還用了一個似乎是頗有說服力的比喻，「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轅固的辯駁不過是祖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辯論到最後，轅固反問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這一問暗藏殺機，幾乎要讓黃生和景帝都下不了台。景帝連忙阻止道：「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辯論遂不了了之。此後，湯武革命成為學者再也不敢涉足的思想禁區。

在「不任儒者」的景帝朝，轅固非但不能擊敗黃老之學，反而差點丟了性命。竇太后喜讀《老子》，是黃老之學的總後台。大約是對轅固堅守儒學的硬脾氣多有不滿，有一次，太后特召轅固，問他《老子》是部什麼書。轅固答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大怒，竟然將他投進豬圈，令其徒手與野豬格鬥。景帝可憐轅固，叫人偷偷塞給他一柄尖刀，這才救了轅固一命。

儒學與黃老之學爭鬥最為慘烈的一次發生在王臧和趙綰身上。兩位儒生都曾從魯人申公學《詩》。王臧景帝時曾任太子少傅，和武帝有師生之誼，待到武帝即位，王臧頗獲親寵，一歲至郎中令。此時，趙綰也官至御史大夫，二人上書武帝，講明儒學，並建議朝廷速立明堂。儒生似乎是在武帝身上看到了儒學振興的希望，年輕的武帝也有心向儒，於是始征賢良文學之士。王臧和趙綰趁機推薦他們的老師申公，武帝以安車蒲輪迎請申公。時申公八十餘，武帝問治亂之事，竟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這固然是儒家的一句老實話，可年輕的天子正喜好浮華張揚的辭賦，無力見識老儒生話中的真義。武帝聽了，只是沉默不語。但既已招致，也就任命申公做了太中大夫，讓他與兩位弟子商議明堂之事。

儘管年輕的天子雄姿英發，無奈竇太后處處掣肘，儒學的振興之路也就布滿了險阻。王臧、趙綰大感壓抑，索性上書武帝請求不再奏事太后，意欲切斷來自太后的影響。豈料太后朝中耳目甚多，很快知曉了他們的圖謀。太后早已對王趙之輩懷恨在心，如今抓住了他們的把柄，遂大興問罪之師。武帝無力頂住太后的壓力，不僅不敢再議明堂，而且將王趙下獄，二人皆憤而自殺。他們的老師申公也受到牽連，因病免歸。 

                                     六

漢武帝即位第六年，竇太后崩。漢武親政後的大漢帝國，才真正步入不可一世的「漢武時代」。此時，阻礙儒學崛起的勢力一一消退，武帝更銳意推明孔氏，表彰六經。一向崇儒的田蚡做了丞相，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正式遭到罷黜，在立五經博士的基礎上，朝廷又為博士官置弟子員，同時勸以官祿，通一經以上者即可入仕。一個新的儒學時代到來了。

漢武卓然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大儒董仲舒曾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武帝初即位，舉賢良文學百餘人，董仲舒即在被舉之列。武帝三次制詔，董仲舒三次對策，遂脫穎而出。其對策大意，在於去刑法而任教化，而若任教化，則必獨尊儒道。第三次對策里，董仲舒總結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可見「罷黜百家」之議，實最早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對策中的「復古更化」思想，也給年輕的天子以巨大震撼。他在對策中說：「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表彰六經，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即是「退而更化」。明曰「退」，實則「進」，表面看是「復古」，實際上卻是制度的創新，文化的創新。

昔日陸賈反問高祖：「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帝與民休息時，眾人皆謂「天下已安已治」，惟獨賈誼稱：「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他的《過秦論》指斥秦之過在「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與「守」有別，「武功」和「文治」迥異，善治者當與時俱進，因時施政。陸賈和賈誼唱出了以儒術治國的先聲，而董仲舒的「退而更化」，則賡續漢儒傳統，並且集其大成。

不過，漢武向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著稱，他喜好儒術，更多出於功利主義的考量。董仲舒和公孫弘在漢武朝的不同遭遇，正可說明漢武儒學的真相。董仲舒對策勝出，卻僅派任江都王相，其間一度廢為中大夫，甚至還因言災異而獲死罪，有詔特赦，才保全性命。後董仲舒改任膠西王相，因懼怕日久獲罪，不得不稱病免歸。而公孫弘，史稱其「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不過是曲學阿世之輩。治學上，公孫弘並非獨治儒學，還頗習文法，更擅長以儒術緣飾吏事。對如此一介俗儒，漢武卻尤其器重，十年間由博士而至丞相封侯。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是漢代士人常說的一句套話。漢武正是「非常之人」，也果真建有「非常之功」。在他的手上，大漢朝廷終於發現了文化的力量，認清了儒學的真相，從而找到了適合於自己的意識形態，完成了由質向文的全面轉型。而作為文化載體的士人，也由游士一變而成「彬彬多文學之士」的士大夫。於是，大漢帝國自此進入一個全面崛起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