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稱帝之研究---中國君主立憲政體的嘗試

袁世凱稱帝之研究---中君主立憲政體的嘗試

 

由於諸多原因,我們對袁世凱誤解較多,總以為袁世凱稱帝就是要當專制皇帝,與「百代皆行秦政制」那種帝制模式一樣,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實際上袁世凱實行的是君主立憲體制,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制度,傳統帝制是皇權極權,所有權力集於一身,君主立憲則由皇室內閣、議會、司法三極組成,本質上是民主制度,如英國、日本是典型的君主立憲制。從諸多歷史實情來看,袁世凱並不是皇權主義者,而是一個民主派。

  當時倡導君主立憲的許多都是知識精英、民主鬥士,如楊度、嚴復、劉師培、孫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嚴復還是第一任北京大學校長,也是《天演論》的翻譯者。同盟會和國民黨一些骨幹也擁護君主立憲。他們認為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相比而言君主制優於共和制,而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並不矛盾,沒有皇帝的國家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英日等國皆屬君憲政體,是事實上的民主政體,君主立憲是完全值得選擇的一種政體。假設中君憲成功,袁家象英國那樣成為虛設王室,當不成問題。

  當時的海歸派以及一些了君主立憲的人、甚至部分政府高官對君主立憲很有信心,他們認為,反而可以用立憲來削弱袁世凱的個人勢力,以進一步加強憲法的實踐和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將掌握在國務總理和內閣手中,他們將按照憲法繼續掌管政府,幷使之與立法部門協調一致,使袁世凱成為廟宇中的菩薩,就是其子孫想專權,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環境,也容不下一個國家重返暴政了。只要在法制軌道內運行一段時間,集權的君主立憲一定會逐漸過渡到分權的君主立憲。

  當時國會的議題非常明確,就是更改國體,推行君主立憲,在給袁世凱的推戴書中說:「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力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君憲。」固請袁世凱稱帝,贊成中國改製為君主立憲國體。另外,中央大員、地方藩鎮、還有十九將軍,紛紛表態支持實行君主立憲。

  袁世凱接到推戴書最後表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

  袁世凱的日本顧問君主立憲學者有賀長雄,當時還擬定了《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幷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製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憲法律條文。

  我們很難想像,這些為民主而奮鬥的民主思想家和實力派人物,會支持袁世凱搞封建專制,會全力以赴促成一個君、再讓君往自己脖子上套繩索,這從邏輯上、情理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從美國支持袁世凱就可看出所謂帝制是指君主立憲制。在洪憲前,美國相關部門經過反覆物色,終於在1913年2月以「卡內基基金會」的名義,向袁世凱委派了憲法顧問古德諾。古德諾是美國政治學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是美國政治學會的主要創建人。袁世凱讓古德諾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內閣憲法顧問。他從歷史、政治、法律、國際關係以及國民素質等方面,論證、比較了君主制與共和制的長短,明確表示,「中國如果採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這是毋庸置疑的。」 「從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實君主立憲的具體計劃就行了。」

  美國政府當時對袁世凱改制情況一直密切地關注著,讓駐華代辦麥克默從1915年8月2日起就詳盡地報告發展情況,所以美國政府對帝制運動是了如指掌的。1915年12月21日,國務卿蘭辛向芮恩施發表指示說:「如果沒有嚴重的有組織的反對存在和沒有任何其它干擾新秩序持久性的因素存在的話,當袁世凱宣布帝制時,立即予以承認。」只要袁世凱宣布稱帝,美國政府將令美國駐華公使屆時給予承認。同時美國還給袁世凱幾千萬美元援助,傳達了很明顯的信號。

  在袁世凱登基的當天,美國政府就給其發出一份熱情洋溢的賀電,除了對袁的上台感到非常高興外,還希望能和袁一起合作,保護和鞏固中美之間的「誠摯友誼」。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對專制壓迫是深惡痛絕的,從現在的美國極力在全球推銷「美式民主」就可見一斑。所以,無論從邏輯還是好惡、無論從價值觀還是現實利益,我們都無法想像美國支持袁世凱恢復君主專制,難以推斷除了君主立憲美國還能接受其它的非民主政體。

  從袁世凱的一貫行為可以看出,他是有民主傾向的。在大清帝國袁世凱就是個頗為前衛的人物。身為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推行新政成績最為顯著。在1905年開始永遠廢除科舉的就是袁世凱和張之洞。而興辦學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他非常重視「開官智」,把現有官吏的重新培訓擺在突出地位。他自覺而努力地推行地方自治運動,並在1907年於天津開始實行地方選舉,這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首次地方選舉。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也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項目至今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如京張鐵路,就是由袁發起,項目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詹天佑主持工程等等,袁世凱都起了作用。

  作為民國第一任總統、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首位總統上任後,他的基本做法基本上是為了加強民主憲政的:

  首先,執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間舉行的議會選舉,儘管只有較少的人參加了投票,卻還是中國第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的選舉。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

  其三,他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也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的。

  其四,袁世凱認為,在民智未啟的中國,在人民素質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選舉達不到它自己的目的,而只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他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國民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他反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退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則必注重於國民教育。」他還批准了一個試驗計劃,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對成人進行識字教育。

  袁世凱在稱帝前已經是說一不二的大總統了,為何還要圖皇帝這個虛名呢?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袁世凱運用種種手段在國會中打敗了對手國民黨,但他發現雖然國民黨被趕走了,但其他很多人並不服。當時政黨林立,至少有三百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誰都不服誰。他派的將軍到地方當了督軍,這些督軍掌握黨政軍大權後也不怎麼聽話。雖然是極權體制,但是中央的權力很小,眼看著地方的稅款都不往上交了。

  社會問題也日趨嚴重。原來賣私鹽的大都是偷偷地搞,現在在市場上公開買賣。以前土匪都是風高夜黑作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搶劫。老百姓認為因為皇帝,所以也沒有王法了,大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二十一條》對袁世凱打擊是致命的,在國人眼中他成了賣國賊、民族罪人,而日本人還不滿意。

  自袁當民國大總統以來,中國不是變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中國看起來比以前更象一盤散沙了,而 「二十一條」最終向全國證明,他的集權並沒有換來在列強面前的防禦力,國家凝聚力反而下降了。現在他發現自己什麼事都做不了,怎麼辦?首先要有一個東西,一個精神的東西、制度的東西,把中國重新扶起來,皇帝權威有傳統的道德做支撐,專制皇帝肯定是不能當的,那就搞「君主立憲」吧。

  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君主立憲是很有合理性的。中國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而更需要一種共同的精神信仰,形成一種精神的紐帶凝聚國人,這種信仰最佳選擇莫過於愛國主義,國家的代表者是君王,愛國就是忠君,忠君就是愛國。英君主是一個真正代表國家的象徵體,所以袁世凱稱帝了,他想用使自己成為凝聚來中國人符號。這在理論上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老百姓被幾千年的皇權政治害苦了,一提到皇帝就深惡痛絕,根本不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有著什麼區別,只要是與皇帝、君主有關的東西,全都是封建社會的壞東西。其實對兩種政體很難解釋清楚,不要說對沒怎麼讀書的老百姓說不明白,就是現在非政治專業的大學生也對此是一知半解。袁世凱什麼事情都很清楚,就是這一人人都知道的民意卻看不到,連最基本的實情都忽略了,而違背民意失敗是必然的。

  另外,袁世凱也忽略了一個大趨勢:中國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已經變成了進化論,在進化論里是不容許倒退的,我不管你君主立不立憲,君就是皇帝,只要是當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復辟,就要推翻。如果袁世凱不稱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著反叛的名聲,但現在就有了一個反覆辟、反倒退的正當借口,而這個借口力量之強大是空前的,蔡鍔三千護國軍一聲吶喊,幾個月之內全國都變了。

  袁世凱的失敗主要是違背民心、悖逆潮流的結果,即使民心與潮流並不一定就是真理。當然也可以說是輸給了時間,只要君主立憲制度正常運行十年左右,中國一定有很大改觀,那時候事實勝於雄辯:民富國強了,君主立憲就對了,袁世凱也就不是民族的罪人,更不是竊國大盜,而是一代君,是把中國帶進民主國度里的一代偉人。遺憾的是,歷史只給了他幾十天的時間,連拿個憲政框架的時間都不夠。

  袁世凱稱帝的年號為「洪憲」,「洪憲」的意思是「宏揚憲政」,從字面上都可以看出,袁世凱基本上算個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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