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國人口紅利拐點效應被誇大
投資物語:中國人口紅利拐點效應被誇大
李迅雷
海通證券
SAC: S0850511110001
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將進入下降通道,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也即將消失。由此會產生一些疑問,到底現在的人口轉變在什麼樣的階段?人口紅利真的要消失了么?如果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的向下拉動作用會立刻顯現么?本文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引子:低生育率帶來人口結構的變化
從綜合生育率看,目前我國的綜合生育率是1.54(低於中國設定的1.8的均衡人口的生育率水平),而美國和印度的綜合生育率水平在2以上(國際上公認的均衡人口生育率水平為2.1),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的綜合生育率都無法達到1.8,而美國和印度將穩定在2以上。中國90年代以後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將會導致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老齡化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突出,人口紅利也將隨之消失,這是每個國家必然經歷的階段。
關於人口紅利,目前還沒有一個官方統一定義,我們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度量。首先可以從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來度量,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這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比2010年微降0.10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出現拐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
另外一個度量人口紅利的指標是人口撫養比(勞動年齡人口能撫養的15歲以下及65歲以上的人口,見圖2)。這個指標越大表明撫養負擔越輕,指標由上升轉變為下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從圖中可以看出日本在1990年出現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韓國與中國一樣,將在13年左右出現轉折。那麼,這個拐點的到來是否真的要讓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下降通道呢?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速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正相關。我們看菲律賓,人口一直是其擁有的非常重要的資源稟賦,但「菲佣」遍布全球,菲律賓人口有很多都到國外去尋找就業機會,可以說菲律賓並沒有好好利用其高出生率的人口優勢。還有印度,雖然人口眾多,但是由於貧富分化嚴重,大部分學生只能就讀於基礎設施(教師)極度缺乏的公立學校,從而導致印度人口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人口紅利在印度極有可能演變為人口炸彈。
反過來,雖然未來5-10年中國人口紅利在逐步消失,經濟也未必會出現大幅下滑,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我國勞動人口比重下降非常緩慢;不同年齡結構的勞動力供需不平衡,並沒有出現整體的勞動力短缺,25-34歲勞動力供不應求,而45-64歲卻供過於求;農村勞動力釋放仍然存在空間;城市化率不斷提高加快人口流動,助推經濟增長;中國人勤勞也是一種人口紅利;包括放寬用工適齡範圍、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等變相延長人口紅利的措施正在研究中,具體見下文。
勞動人口比重下降將非常平緩
「人口紅利期」這種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和人力投資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認為2015年左右中國人口紅利將盡,這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世界銀行預計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到達峰值為9.93億,2020年9.79億人,2025年9.79億人,這將是一個非常緩慢、溫和的下降過程,即拐點將是一個圓弧頂。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較2015年的峰值僅下降0.7%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會增加1800萬人左右(見圖3),由此可以認為人口紅利即便出現拐點,變化也是非常緩慢的,不會像很多人認為的人口紅利很快耗盡。
不同年齡結構勞動人口供需關係不同
05年以來不斷出現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國沿海地區存在的用工短缺現象,似乎與人口紅利將盡的擔憂更加吻合。但如果仔細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實際上是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即我國勞動力主力軍25-34歲人口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導致直觀的用工荒)。
25-34歲勞動力近10年呈現凈減少
2000年至今2010年的10年中,25-34歲的人口凈減少4680萬左右,即平均每年減少460多萬(見圖4),其中2010年數據出現異常與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有關,之前數據根據1%的抽樣調查估算。在大部分中國人的觀念中,這一年齡段應該是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也是符合很多招工年齡要求。
25-44歲勞動力供不應求,45-64歲勞動力供大於求
人保部披露數據顯示從2001-2011年分年齡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率看,近幾年25-44歲年齡段勞動力供不應求狀況越來越明顯,而45-64歲勞動力呈現供大於求狀況。從2011年勞動力供求狀況數據看,16-24歲、25-34歲、35-44歲、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1.18、1.06和0.77,可見25-34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最供不應求,而超過45歲的,則嚴重供過於求。
因此,在中國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大部分用工部門還是承襲過去的招工標準來招聘勞動力,自然就會加劇25-34歲年齡段供給不足現象。如果能夠參照西方國家人力資源理念,放寬用工的適齡範圍,則民工荒現象或許就不會頻頻出現。
低端勞動力短缺,中高端略過剩
導致勞動力供不應求假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低端勞動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勞動力總體看是供過於求。如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01-2011年間,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以及職高技校類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之間出現崗位多而就職人員不足的現象,如2011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為1.12:1,高中文化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為1.14:1,職高技校文化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為1.36:1。而大專以上學歷者在用工上的供求關係,則從10年前的供不應求到如今的供過於求,2011年大專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為0.9:1,而大學生比例為0.85:1,明顯是供大於求。
勞動力參與率提高還有空間
農村勞動力潛在供給能力還很強大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的減慢,也促使短期勞動力供給緊張。但農村勞動力的潛在供給能力還是很強。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11年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為2.659億,這顯然還是太多了(美國只有200萬左右),故未來10年看,其中至少有1億人可以轉移到城鎮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工作。此外,目前農村常住人口為6.566億,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農村就業人口為4.05億,則農村中尚有2.52億人口無就業,占農村常住人口38%,這一比重顯然也是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可以轉為勞動就業人口。
還有1億多勞動力沒有進入就業隊伍
而就整個中國而言,儘管2011年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規模多達10.02億,但總就業人口也只是7.64億(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數據),除去目前在讀的接受高中、中專和高等教育的0.759億人口,故尚有1.62億不在就讀的勞動年齡人口沒有就業。2010年末,60-64歲年齡段的人口規模為0.587億,如果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則又可以釋放出很多勞動力。
因此,從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看,中國經濟增長應該不會受到勞動人口佔比下降的困擾,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參與率來增加勞動力供給,如果我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投入能夠進一步增加,則勞動力的現實供給能力還能夠大大提高。
城市化率提高助推經濟增長
人口年齡結構反映的是可參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重,說明人口結構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人口的流動性則是反映人口活動助推經濟增長的現實能力。人口的流動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來表示。如中國的城市化率過去30年來每年都以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長,目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階段,去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相比印度,雖然國民的平均年齡還非常年輕,預示著未來人口紅利可以長期享用,但印度的人口流動性卻不大,也就是該國的人口潛在優勢還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人口的良好流動性,導致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行業的高速發展,這些年來,中國的高速公路、高鐵等新增的總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過程中,新移民的到來,會帶動房地產、教育、醫療衛生等多個產業的發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個城市的新移民,大約可以帶動該城市增加投資10萬元左右。而目前,中國城市化率水平僅51.3%,應該還有近20年的增長,才會使得城市化程度達到相對均衡水平。此外,中國目前人口的分布還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還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萬以上人口為大城市)佔中國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為47%,遠低於全球72%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中國今後人口的流動還會保持非常活躍的程度。
以日本為例,東京經濟圈由東京都和周邊的琦玉縣、神奈川縣、千葉縣組成,人口3670萬,占日本總人口28%,其GDP占日本全國的30%左右。東京人口遷移變動主要經歷了兩個比較完整的周期。第一個周期自1955年開始到1975年結束,大約持續了20年。這一時期是東京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脹期,一直表現為人口凈遷入,大致到1960年代初期先後達到最大值。第二個周期是1970年代末期開始到1990年代初期結束。而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國人口的2%,GDP僅為全國的4%左右。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相當於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遠未結束,中西部地區的人口集聚度更低,未來人口的流動的方向大致有兩個,一是中西部人口繼續向東部沿海地區遷移,二是農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因此,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場政府主導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之後,如今各省各市遍地開花的開發區將逐步優勝劣汰。若干年之後,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遷移、集聚和人口相應再流動的過程。這一過程勢必產生新的投資和新的增長極,並推動經濟增長。如過去10年中,東部地區在全國的人口佔比上升了2.41個百分點,其中廣東人口在全國的比重提升了近一個百分點,這與珠江三角洲的GDP總額於領先全國是一致的。而中西部和東北的人口佔比均出現下降。從未來10年看,以江蘇、浙江和上海為主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將會較快。同時,國內一線大城市的人口增幅也將超過上一個10年。
勤勞也是一種人口紅利
兒童與老人之間還存在1億多人缺口
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14歲及以下的人口減少了大約1500萬左右,而60歲及人口增加了約500萬,儘管老齡化程度提高很快,但目前兒童比老人還是要多4485萬,而不少西方發達國家早在2000年初老年人口就超過兒童人口了。因此,估計中國之於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的相對優勢依然可以維持15年以上吧。即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臨近時,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相對人口紅利」的優勢。
中國人的勞動勤勞度屈指可數
但中國人口的更大優勢還在於勞動力的勤勞度。比如截至2010年,中國的女性就業率為74%,遠遠高於世界53%的平均水平,在所有金磚四國中也為最高。如巴西為64%、俄羅斯為69%,而印度只有35%。從周工作時間看,有人統計中國每周平均工時間是45個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平均大概為40小時,而歐洲國家則平均只有37個小時。或許是這種勤勞的秉性,是因為人多地少、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過少的結果,才讓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成為事實。
比較除美國之後的全球四個製造業大國特點,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人均耕地面積低於全球各國平均水平,如日本和韓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分別為0.51畝和0.49畝,但勞動者都十分勤勞,比如德國人在歐洲國家中最勤勞的。而中、日、韓三國則都是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都有悠久的勤儉敬業的傳統。從在這三國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居民儲蓄率都名列全球前幾名。因為只有低消費、高儲蓄,才能保證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張,同時帶動出口增長。如今,中國、日本和德國分列全球GDP排名的2、3、4,出口總額的排名也在全球前4的位置(見表2)。
近年來中國的勞動薪酬雖有了明顯上升,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2012中國外貿形勢報告會」說,「越南的製造平均工資現在每個月大概是1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我國東部沿海大概在2500元到3000元。」因此,中國的部分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向東南亞地區轉移,看來難以避免,如紡織服裝等。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產業的競爭力仍然具有優勢:工業基礎雄厚,產品的門類齊全、綜合配套能力強。在機械、電子、化工、輕工等行業具有較強的優勢競爭力。因此,產業配套程度和規模經濟特性決定了發生大規模的產業向國外轉移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大規模轉移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作為全球第一大製造業大國,總體薪酬水平與其他製造業大國相比,還是非常有競爭力。隨著勞動力薪酬水平的提高,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不斷下降,中國製造業在內需和消費升級的帶動下,必然會不斷提升產業升級的水平。
幾種變相延長人口紅利的措施在醞釀當中
放寬計劃生育政策舉措在研究中
在看到中國人口紅利拐點對中國今後10年的經濟影響不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的現象。如《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0,其中「城市」為0.88210,「鎮」為1.15340,「鄉村」為1.43755,均大大低於國際公認維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總和生育率2.1水平。據估算,中國的老齡化速度是美國的三倍,儘管2020年前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下降不明顯,但2020年中國即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故在中國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儘早調整,做到未雨綢繆。
事實上,隨著城市化率水平的上升,即便城市允許生二胎,也未必會導致總和生育率的上升,因為韓國、日本、及台灣地區都是在沒有任何生育限制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導致總人口增速放緩甚至總人口減少。為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採取了估計生育政策。就中國而言,不要因為目前或今後10年仍面臨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城市人口湧入的壓力,而拖延放寬生育政策。
各地政府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近一年來都在積極研究放寬計劃生育的各項舉措,並上報中央,我們期待這一進程的進一步加快。
延長退休年齡方案也在研究中
當前我國法定的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幹部年滿55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繁重體力勞動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種並在這類崗位工作達到規定年限的職工,男性年滿55周歲、女性年滿45周歲退休。這一退休年齡是否需要延長將考慮我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和老齡化問題。
從國際上看,為應對老齡化問題,一些國家(日本)已經延長了退休年齡,如近期日本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允許私營部門職工工作到65歲才退休,而非現在的60歲。我國目前也逐步面臨老齡化問題,人保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早在2005年就開始對「延遲退休年齡」展開研究,之所以現在還沒有推出該計劃,人保部負責人解釋說:「目前我國實際退休年齡在53歲左右,很多地方面臨大量提前退休的情況。雖然不少地方近年出現「用工荒」,但我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勞動力大國,勞動力資源總量高達10億多,而不是如歐洲一些延遲退休年齡的國家那樣已面臨勞動力短缺。」我們認為如果出現勞動力資源持續減少,該方案推出的可能性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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