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台灣政治轉型之門的開啟(1)

樓主：genghuamin 時間：2003-11-16 10:53:12 舉報  　　台灣政治轉型是台灣由威權體制向多元民主政治體制過渡的漸進動態的政治發展和結構性制度變遷過程。它是在國民黨領導高層主導和推動下進行的一次較為成功的政治轉型。本文認為，在轉型的過程中，蔣經國扮演了開啟政治轉型之門的核心人物的政治角色。這一政治角色的成功扮演既與蔣經國個人政治素質和民主理念有關，又是蔣經國基於維護國民黨執政地位而採取的理性政治策略選擇的結果。蔣經國開啟台灣政治轉型之門和推動民主化對國民黨、對台灣、對中國大陸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政治績效。

　　 引言

　　政治轉型是當代台灣政治研究的一大熱點。這一研究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幾與台灣政治轉型同步，引起了眾多國外、港澳台、中國大陸學者的學術研究興趣。政治轉型指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政治體制發生的結構性制度變遷。廣義的台灣政治轉型是海外學者田宏茂所謂的「大轉型」，指台灣從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據台灣後，由於台灣內部經濟、政治、社會變遷以及島外其它因素的影響，而引起的政治體制的漸進動態的結構性制度性變遷。狹義上，台灣政治轉型指80年代後期開始的威權體制向多元民主政治體制轉變的結構性政治體制變遷。

　　在研究興趣和目的方面，西方學者的關注源於台灣成功將西方民主政治體制移植於東方社會，港台學者則是總結台灣轉型的經驗及對台灣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兩者又都有把台灣政治轉型經驗推廣、普及大陸的訴求。大陸學者最初則是主要從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目的出發，近幾年也關注台灣民主轉型對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借鑒意義。

　　在研究方法和途徑上，一種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分析法。這一研究方法受經典現代化理論影響，強調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代表人物有西蒙·馬丁·李普塞特，田宏茂等人。一種研究途徑和方法是運用策略互動論。該理論在80年代興起於西方，是研究政治轉型的主流理論，認為政治轉型是政治行為者策略選擇的過程。持這一研究方法的學者有鄭敦仁，海格德，高棣民等人。大陸學者多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中國現代化理論」（如羅榮渠），兼或借鑒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姜南揚，孫代堯等。

　　關於台灣政治轉型的觀點，學者們由於立場、研究方法和理論，角度等不同而觀點各異，例如有經濟決定論、制度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威權體制演變論、政治精英決定論和綜合因素決定論等等。

　　

　　 本文使用狹義上的的「台灣政治轉型」即80年代後期開始的威權體制向多元民主政治體制的轉型。威權體制是西方學者在分析政治轉型時常用的概念。一般認為，威權體制有許多形式，如軍人政府、一黨體制、個人獨裁、絕對君主專制、種族寡頭或伊斯蘭獨裁。二戰後東亞普遍流行以發展為導向的威權主義體制，一些相近的說法包括「有領導的民主」、「有選擇的獨裁」、「開明專制」、「賢王政治」等等。這種體制最大的特點是組織一個「好人政府」，對社會事務實行較多控制，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作為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有自由投票體制但不鼓勵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多元化。與西方國家的政府的合法性來自其成立過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權主義體制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政治領袖的個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績效。台灣威權體制轉型是從硬性威權向柔性威權轉變，再向民主體制轉變。硬性威權是指在政治強人的獨裁下，由大陸籍技術官僚實行統治，選舉主要是作為整合本地精英的一種控制手段，這一切通過憲法外的情治單位而得到加強。柔性威權是在執政黨的集體領導下，由大陸籍和台灣籍的官僚共同執掌政權，在保證執政黨領導 的前提下，更加開放競爭性的選舉，以吸收整合由台灣經濟高速發展而產生的新興社會力量，鎮壓的方法大大減少，而更加訴求法律形式和間接性方法。毫無疑問，體現時代精神的威權領導人對政治轉型是起到核心推動作用的。

　　本文以1972年－1988年作為歷史敘述和研究的主要時段。該期蔣經國進入政治核心，主導台灣政治發展的大局。關於台灣政治轉型過程的劃分，一般分為轉型前期、轉型中期、轉型鞏固期。在本文中，1972－1985年視為轉型前期，1986－1988年蔣經國逝世為轉型開啟期。筆者把蔣經國作為台灣一位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政治精英，力求最大化地還原和彰顯作為個人的蔣經國怎樣完成歷史賦予的政治角色—開啟台灣政治體制轉型之門的。本文主要的觀點是：在轉型的過程中，蔣經國扮演了開啟政治轉型之門的核心人物的政治角色。這一政治角色的成功扮演既與蔣經國個人政治素質和民主理念有關，又是蔣經國基於維護國民黨執政地位而採取的理性政治策略選擇的結果。蔣經國開啟台灣政治轉型之門和推動民主化對國民黨、對台灣、對中國大陸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政治績效。

　　 歷史是有聲有色的，是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共同合唱的一幕永無休止的話劇。歷史，在大眾眼裡，既是灰色的，又是鮮艷的；既是靜止的，又是動態的。「歷史」這個概念，幾乎有多少個歷史學家就有多少個定義。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是有規律的客觀發展過程，其發展是偶然和必然的統一。英雄人物是歷史潮流造就的，反對英雄史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認為，歷史是歷史主體和歷史客體永無休止的對話。但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史學家們都無法否認的一點是：缺少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歷史不能成其為歷史。相對於眾多「愚民」，精英們總是站在歷史的前列，引領時代的潮流，顯性地推動歷史車輪的前進。我們認為，蔣經國作為執政黨的領導人，是分析台灣政治轉型的重要的關鍵的變數和因素。與其它因素（如經濟的高速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社會多元化，政治、文化的影響，島外因素等）相比，正如羅斯托所描述的，創立民主要求精英就「遊戲規則」達成程序性的認同。溫納（Myron Weiner）也指出，要解釋民主化，人們應該看一看「可供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採用的戰略。」這恰恰凸顯出政治領袖與政治技能在實現民主中的關鍵角色。不過，強調精英扮演的政治角色並不必然導致完全拒絕承認更寬泛的、與歷史背景有關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因素在解釋民主發展中的作用。

　　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進入政治權力的核心，這是蔣介石著力培養的結果，也是蔣經國個人在政治舞台長期搏擊的結果。從此，台灣步入蔣經國時代。此時的台灣真可說是風雨飄搖，內外都面臨嚴峻的形勢，考驗一波波接踵而來，威權體制面臨危機。國民黨退據台灣後，蔣介石吸取大陸失敗的教訓，不完全採取一黨的獨裁體制，實行硬性威權，構築了所謂的二元政治結構：上層（中央）國民黨壟斷一切政治資源，下層（地方）開放選舉。這種「封閉中央、開放地方」的結構維持到70年代初，已經面臨島內民眾更加強烈的政治參與壓力。外部，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中美關係改善，中日建交，石油危機等，但是蔣經國穩健地帶領台灣度過危機，經濟保持快速的成長，締造舉世知名的「台灣奇蹟「；政治上 ，擴大民主，開始進入政治轉型前期。

　　與其父相比，蔣經國在個人民主素養、施政風格上、政治策略選擇上卓然特立，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這是他應對威權體制危機，開啟政治轉型之門的個人因素，而這正是他扮演的台灣成功政治轉型的關鍵性政治角色。

　　蔣經國早年留蘇，受到蘇聯體制的影響，政治傾向進步。蔣介石尊崇傳統文化，特別對陽明哲學和曾文正倍加推崇，而民主觀念卻很淡薄。蔣經國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嚮往進步。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公開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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