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二）

（四）

     魯迅不以自己的價值觀作為評價知識分子的標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和這些以指導者自居的「特殊知識階級」不同，他公開承認：「我還沒有尋到公理或正義」。後來他回顧這場論戰時一再強調，「不過意見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適值在狹路上遇見，揮了幾拳而已」，並不是因為自己掌握了「公理」，他說：「我就不掛什麼『公理正義』，什麼『批評』的金字招牌」。25因此，他說陳源們「只要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輕薄半句」，這是絕對真誠的。他還說他的原則是：絕不主動挑戰，無非你先以「穢物擲人」，「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但對於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首先動手」；而所謂「擲過去」，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是「以文字為限，『捏造事實』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長技，自信至今還不屑為」。魯迅說，「在馬弁的眼裡」我自然是「土匪」，「然而『盜亦有道』的」。26

     更重要的是，魯迅在無情地解剖別人，拷問「正人君子」的靈魂時，他更在無情地解剖自己。或者說，對陳源們來說，論戰無非是打打筆墨官司，打完了，不管打輸打贏就算完了；只是這一次他們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在魯迅不依不饒的韌性戰鬥之前，顯得有幾分被動，幾分狼狽而已。而在魯迅這裡，卻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瀾，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轉化為內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轉化為內心的掙扎。

     於是，我們注意到，1925年12月31日晚，魯迅在編完《華蓋集》（那裡收入了大量的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的文章）以後，寫了這樣一篇「題記」――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27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里，魯迅對流逝的生命與自我靈魂的凝視，是十分動人的。

     我們看到，正是這一年與陳源們的論戰，迫使魯迅緊張地思考在中國現實的時空下自己的選位，生命價值與命運所在。更通俗地說，就是「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將擁有怎樣的靈魂與命運？」這正是１９２５年最末一日的這個深夜裡，――魯迅後來寫過一篇《夜頌》，說「人的言行，在白天和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28――魯迅面對「赤條條」的自我時，所要進行的拷問。

     於是，就有了一系列對立的概念。

    我是誰？――我不是「正人君子」，「通人」，「學者」，「文士」，更不是「偉大的人物」，「天人師」；我是「常人」，「俗人」。

    我在哪裡？――我不在「山林」、「古樹」下，也不「飛空」，我至今還在「地上」。我不遠「離人間」，還「活在人間」。我不在「洋樓」中，只在「泥土」里爬來爬去。我不進「藝術之宮」，只願站在「沙漠」上。

     我有什麼命運？――我不會「成佛作祖」，但是我確被華蓋「罩住」，只好「碰釘子」。

     我將擁有什麼？――我無法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有而且自己靈魂的「荒涼和粗糙」。29

     這裡魯迅對正人君子、通人與學者文士的拒絕，是意味深長，意義重大的。

     這首先意味著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是那些作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的「特殊知識階級」的異類。他對這些現代「偽士」，竟然有一種生理上的厭惡，他說：「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30他甚至不無惡意地要故意搗亂，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己的存在來打破他們的一統天下。他一再地聲稱――

     「（我）不想和誰去爭奪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31

     「（我）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

     「（我）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32

     這樣的「偏要」的選擇，在盛行中庸之道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是少見的；這樣的自覺意識並始終堅持的「異己」感，在喜歡認同，恐懼不被承認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是少見的：但這也正是魯迅之為魯迅。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藝術之宮」里的，也即學院體制內的「學者」身份的警覺與拒絕。魯迅當然知道學院體制內的「學者」和前面所說的「特殊知識階級」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但他對之同樣有著深刻的疑懼。據魯迅說，在1925年，他曾多次被封為「學者」。年初，當他主張中國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時，33就有人出來說話了，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應該如此。後來魯迅和章士釗論戰，特別是章士釗非法取消他的僉事職務，魯迅向法院上告時，又有論客出來指責魯迅「確是氣量狹窄，沒有學者的態度」。陳源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公允」，也多次稱魯迅為「學者」、「文學家」。不是說魯迅「多疑」嗎？魯迅真的就警覺起來：為什麼人們總希望、要求我做學者呢？還有「學者的態度、氣量」，又是什麼呢？魯迅終於醒悟：所謂「學者的態度、氣量」就是要「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戢指嚼舌，噴血而亡」，據說只有這樣端起學者的架子，才能「顧全」自己的「人格」。34《現代評論》３卷６６期還真的發表了一篇文章來討論「紳士」的「架子」，據說「一個人生氣到了應該發泄的時候，他不發泄」，「一個人失意或得意到了應該忘形的時候，而他不忘形」，這就是紳士風度。35這或許也算是一種涵養吧，但這一套對魯迅是根本無用也無效的。他倒因此而明白：所謂學者的頭銜、尊嚴，不過是「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36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學者」不僅是一個稱號，更意味著一種規範，在學院的「藝術之宮」里是有許多「麻煩的禁令」的。37譬如說，「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38如果你在「講講義」之外，還要做什麼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特別是在課堂上不死念講義，還要即興發揮，那你就會被指責不像學者。還有，學者是必須有涵養的，不能隨便生氣，即使別人打上門來，你也得像陳源們那樣，「吞吞吐吐」，「笑吟吟」的。陳源宣布魯迅的一條大罪狀就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什麼罪名呢？就是沒有「學者風度」。39「不準生氣，不準罵人，不準跳」，這大概都是學院里的禁令。這些規範、禁令，對身份的劃定，其實都是學院體制化的產物。在魯迅看來，這都構成了對人的個體生命自由的某種束縛，這是以「立人」、個體精神自由為終極追求的魯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他宣稱――

    「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

     「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么？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么？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就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40

     魯迅在這裡表達的是一種恐懼感：恐懼於在實現學院體制化、學術和學者規範化的過程中，會落入「許多人」變成「一個人」、「許多話」變成「一番話」，思想學術文化被高度地一體化的陷阱之中。這就會導致知識分子的獨立個性，自由意志和創造活力的喪失。他同時憂慮於人的生命本來應該有的野性的徹底喪失，「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不過是走向死路而已。41這都關乎魯迅的根本信念、理想，在追求生命的獨立、自由與創造活力這些基本點上，魯迅是絕對不能做任何讓步的。他必然要做出這樣的選擇――

     「擲去了這種（「學者」的）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42

     「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43。

     這是一個自覺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於學院的體制之外，還原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生命個體。這也就是魯迅在《彷徨》題詩中所說――

     「寂莫舊文苑，平安新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44

    魯迅自己則將其定位為「孤獨的精神的戰士」。45――他依然堅守住了２０ 世紀初即已做出的選擇。

    魯迅當然明白，他的這種自我放逐所要付出的代價，所以他說自己必定是「運交華蓋」，被各式各樣的，有形和無形的力量「罩住」，從權勢者的壓迫到無物之陣的包圍，不斷地碰壁，永遠碰釘子，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許更為致命的，是要陷入無休止的論戰之中，如魯迅自己所說，「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46「一近漩渦，自然愈卷愈緊，……所得的是疲勞與可笑的勝利與無進步。」47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就是這樣一場令人沮喪的論戰：實在說，陳源和魯迅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和不成為對手的對手論戰是很無聊的――魯迅終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後，甚至直至今日）也沒有遇到真正的對手，這是他的一個悲劇。自己不會有多大進步卻必須糾纏在裡面，所以他說：「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心情是相當沉重的，同時襲來的是綿綿無盡的悲涼感。但是魯迅說，他絕不後悔。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話――

     「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可以即刻答覆：『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是很有趣的。』」48

     這種回答是真正魯迅式的。這也是魯迅說的：我「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我「實在有些愛」這「荒涼和粗糙」的靈魂，「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49這確實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價值：「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的生命誠然舒適然而蒼白，「輾轉生活於風沙中」自然辛苦卻充實而自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終於分道揚鑣。

（五）

    以後，魯迅對他自己的，以及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還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這裡我要向大家介紹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上海勞動大學的演講《關於知識階級》（收《集外集拾遺補編》）；一篇是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旦大學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篇文章是魯迅經歷了和現代評論派的論爭，經歷了「三．一八慘案」、「四?一二」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之後，他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思考的總結。

    先看《關於知識階級》。他首先提出要警惕「打倒知識階級」的思潮：「知識就彷彿是罪惡」，「再利害一點，甚至於要殺知識階級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魯迅在《知識即罪惡》里就批判過這樣的反智主義的思潮。魯迅在這裡正是提醒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絕對不能導致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否定：這是反思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必要前提。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是存在著反文化、反知識、反知識分子的土壤的。魯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義：近半個世紀以後「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義的大泛濫，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摧殘，正是證明了魯迅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總能從某些「高論」中，看到反智主義的幽靈。

    但魯迅更尖銳地批評了那些「以此（知識）自豪」、自炫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知識分子。他說，「藝術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較地安全，但可惜還是安全不到底」；真正安全的地方在中國只有一個，就是監獄，但那裡沒有自由。

    魯迅還談到有的知識分子，他可能來自社會底層，但地位增高以後，「同時卻把平民忘記了，變成一種特別的階級。那時他們自以為了不得，到闊人家裡去宴會，錢也多了，房子東西都要好的，終於與平民遠遠的離開了」，「不但不同情於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魯迅談到這樣的由平民爬上來的「特別的階級」時，是格外有一種痛切與感慨的。

    魯迅又順便提到了「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文人學者，這當然指的是陳源他們，但魯迅說，這「不在我所論之內」，表示了極端的蔑視。

    魯迅於是提出了「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它包括兩個含義：首先，「他們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他們「感受到平民的苦痛，當然能痛痛快快寫出來為平民說話」，也就是說，在國家權力結構中，他們絕不會「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而是要「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其次，他們堅守著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對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因而他們也就是永遠的批判者，他們所要堅守的是自由的言說，「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並且「是不顧利害的」。50――不難看出，這實際上也是魯迅的自我選擇，更詳細地說，這是魯迅從學院知識分子群體中自我放逐（我們在前面已有分析）以後，所做的新的自我選擇與定位。它構成了魯迅最後十年的思想與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其意義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魯迅進一步考察了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歷史命運。在另一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里，魯迅指出，文藝和革命，文藝家和革命政治家「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統一」。但革命成功以後，政治家就不再革命，反過來要求「維持現狀」了，並且「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傾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51魯迅說，這樣的文藝家，真的知識階級「他們準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52：不僅要承受掌握權力的政治家的迫害，還要因為思想的超前而受苦。魯迅說，文藝家「感覺靈敏」，與大多數人「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早感覺早說出來，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53：孤獨與寂寞就將是這類真的知識階級的宿命。――這自然說的也是魯迅自己。

    在《關於知識階級》里，還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魯迅說：「比較新的思想運動起來時，如與社會無關，作為空談，那是不要緊的，這也是專制時代所以能容知識階級存在的原故，因為痛哭流淚與實際是沒有關係的，只是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時，那就危險了。往往反為舊勢力所撲滅」。54這裡提出了一個思想運動要向實際的社會運動轉化的問題。陳源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是根本否定社會運動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運動就是暴民政治，是應該避免的。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當他們強調自己平民立場，強調對現實的關注，批判，對黑暗權勢的反抗，就幾乎是必然地要走向社會反抗運動的。對於魯迅自身而言，當他自我放逐，與學院知識分子決裂以後，也就必然面臨著一個尋求新的社會力量，尋找新的存在方式，新的戰鬥方式的問題：下一個十年的魯迅正孕育在這樣的新的選擇中。

    但這裡同時包含著魯迅自己內在的矛盾。在前面我們講過，魯迅經過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自覺地從學院高堂走向「沙漠」，他要保持自己生命個體的獨立與精神自由，就不能和任何一種力量聯盟，但是，現在魯迅又從他的徹底批判的平民立場出發，內在地要求著從思想運動轉化為社會實際運動，就會產生新的矛盾。因為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同樣有著不同的邏輯，當一個知識分子的活動僅僅限制在思想文化運動的範圍，他是可以保持自己個體精神的相對獨立與自由的，但一旦進入社會運動，他的獨立與自由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作出種種妥協，甚至會被人利用，而且必然要和某種潛在的權力發生關係。我們在前一講中說到了胡適所面對的走向權力中心與追求思想自由的矛盾，現在我們又看到了魯迅在走向民間社會反抗運動時，也面對著如何堅守自己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的問題。而胡適對他所面對的矛盾未必有清醒的體認，但具有徹底的懷疑精神的魯迅，幾乎在準備與新的社會實際運動結合的時候，就同時對社會運動本身進行冷靜的審視與反思：他從不將任何理想、運動和社會勢力理想化，在他看來，那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於是，我們注意到就在和陳源論戰的高潮中，魯迅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學界的三魂》（收《華蓋集續編》）。所謂「學界三魂」，是指「官魂」，「匪魂」與「民魂」。上一節中我們說到，魯迅發現了陳源這些自稱社會指導者的特殊階級骨子裡隱藏著「官魂」，正是他們給魯迅們橫加上「學匪」的罪名。這倒引發了魯迅對「匪魂」的思考。魯迅對「匪」的態度則頗為複雜。面對陳源們的攻擊，魯迅針鋒相對地回答：說我是「匪」，我就是「匪」，又怎麼樣呢？在《<華蓋集>題記》里，他特別寫明：「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自命為碰「壁」的「綠林」強盜，這是很有意思的。我想，魯迅把反抗官府的綠林好漢引為同道的理由有三：一來自民間，二是反抗的，三多少有一些無拘無羈的野氣。但魯迅和「匪」的相通點大概也只有這些，不可誇大。魯迅對來自民間的「匪」實際上是有警惕的。在「五卅」運動中有一個口號，叫做「到民間去」。魯迅寫文章說，我希望中國的大學生們真的到民間去，從此知道中國民間的真實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和你們在學校里想的是不是一個樣子，而且要「將這經歷牢牢記住」。――魯迅正是在提醒年輕一代，不要把民間理想化，要敢於面對真實的民間，「或許有若干人要（因此而）沉默，沉默而痛苦，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痛苦的沉默里萌芽」。55魯迅自己在192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里，談到中國老百姓中所「蘊蓄的怨憤」情緒。在魯迅看來，這「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是應該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同情的；但魯迅同時清醒地看到，並且提醒人們注意，在中國，這樣的民間怨憤之火，往往不是引向對「強者（的）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就好像阿Ｑ受了氣，不是反抗趙太爺、假洋鬼子，而是去欺負小尼姑一樣。所以，魯迅說，最後的結果是「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老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56也是在這一時期，魯迅多次提到了「愚民」的專制問題。他說：「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57而「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柢比暴君更暴「，而且暴君的臣民有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因此每有施暴的場面，總是有許多愚民在一旁充當「看客」，在魯迅看來，「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慾望」是十分可怕的。58

    這就說到了《學界的三魂》里講的「匪魂」。魯迅引用一位學者的觀點，指出「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而農民革命的本質是什麼呢？無非是「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借用項羽的話，就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其實這就是所謂阿Q造反或阿Ｑ式的改革：不是從根本上否定人奴役人的制度，而是用新的奴役代替原有的奴役。所以魯迅說，如有人問：「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命題：「造反」對某些人是一種投資，而投資是要有回報的，就是造反成功，當官做皇帝。所以在中國，所謂「官」與「匪」是相通的，「官」是今天的統治者，「匪」是明日的統治者。

    值得注意的還有學術界中的匪魂：他們動輒批判別人，表面上很有殺傷力，但其實是魯迅所說的李逵，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只要和自己的意見不一樣，甚至只有看得不順眼，就砍殺過去。這就暴露了學界匪魂骨子裡的官魂：具有同樣的專制性。魯迅經常講張獻忠的殺人:「彷彿他是像『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為殺人而殺人』了」，59文壇、學界中的「張獻忠」也是一樣地為罵而罵，只要罵得痛快就行，就如同匪的造反常常殺的不是皇帝而是老百姓，學界里的「匪魂」批判的也不是官而是自己的同類。有意思的是，官和匪在殺人的時候都打著「民」的旗號：官說自己是為民造福，匪說自己是為民造反，學界的匪宣布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等等。所以，魯迅提醒我們，「貌似『民魂』的，有時卻不免為『官魂』。」60我們也可以說，「冒似『民魂』的，有時不免為『匪魂』。」

    在官魂和匪魂之外確有民魂。魯迅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只有民魂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正的進步。魯迅所說的「民魂」，按我的理解，就是前面我們說的「真的知識階級」。這種真的知識階級的一個特點是，他是自外於、獨立於官匪之外的。按王富仁先生的說法，他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一個社會普通成員的身份來說自己想說的話。61民魂不是官，他所說的話是沒有法律效應的，別人不是非聽他不可，也不是非照他辦不可，他只是「姑妄說之」，別人也就「姑妄聽之」，僅供參考而已。民魂他也不是匪，因此他說話是要負責任的，他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民魂同樣不是導師，不是國師，因此他並不要教訓別人，指導別人，不承擔「治國平天下」的「神聖使命」。民魂的唯一願望就是說自己想說的話，他對社會的唯一要求就是能聽他講話：只要聽就夠了，就完了。因此，這樣的民魂在「學界三魂」中是唯一背後沒有權力的：官魂背後有政治權力，匪魂就是明天的官，他也有潛在的政治權力。因此，民魂是最獨立的，同時也是最沒有力量的，他也是最孤獨的，最容易受到傷害的。魯迅在重新思考、選擇自己的位置的時候，他覺得不僅要和官魂劃清界線，同時也要和匪魂劃清界線。可能要到下一個階段，到２０世紀３０ 年代，當魯迅走向社會運動的時候，他的這些深謀遠慮，才真正顯示出意義。

（完）

注釋：

24 《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魯迅全集》３ 卷，１２８頁，１２９頁。

25 《集外集拾遺補編．新的世故》，《魯迅全集》８ 卷，１５２頁。

26 《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附記」》，《魯迅全集》３ 卷，２０９頁。

27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３ 卷，３――５頁。

28 《准風月談．夜頌》，《魯迅全集》５ 卷，１９３頁。

29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３ 卷，３――５頁。

30 《華蓋集．答ＫＳ君》，《魯迅全集》３ 卷，１１１頁。

31 《華蓋集續編．小引》，《魯迅全集》３ 卷，１８３頁。

32 《墳．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１ 卷，２８３頁，２８４頁。

33 參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魯迅全集》３ 卷，１２頁。

34 《華蓋集．「碰壁」之餘》，《魯迅全集》３ 卷，１１９頁。

35 西林：《「臭紳士」與「臭架子」》，載《現代評論》３ 卷６６期，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３日出版。

36 《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３ 卷，２５頁。

37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３ 卷，４ 頁。

38 《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３ 卷，２６頁。

39 《西瀅致志摩》，載１９２６年１ 月３０ 日《晨報副刊》。轉引自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魯迅全集》３卷，２２７頁。

40 《華蓋集續編．新的薔薇》，《魯迅全集》３ 卷，２９１――２９２頁。

41 《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魯迅全集》３ 卷，２１８頁。

42 《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３ 卷，２５ 頁。

43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３ 卷，４ 頁。

44 《集外集．題〈彷徨〉》，《魯迅全集》７ 卷，１５０頁。

45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二，捧與挖》，《魯迅全集》３ 卷，１４０頁。

46 《書信．３００２２２ 致章廷謙》，《魯迅全集》１２卷，５ 頁。

47 《書信．３００３２７致章廷謙》，《魯迅全集》１２卷，９ 頁。

48 《而已集．通信》，《魯迅全集》３ 卷，４５０頁。

49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３ 卷，４頁，５ 頁。

50 《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８ 卷，１８７頁，１８８頁，１９３頁，１９１頁，１９０頁。

51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７ 卷，１１３頁，１１８頁。

52 《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８ 卷，１９１頁。

53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７ 卷，１１６頁，１１７頁。

54 《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８ 卷，１９１頁。

55 《忽然想到．六》，《魯迅全集》３ 卷，９４――９５頁。

56 《雜憶》，《魯迅全集》１ 卷，２２５頁。

57 《忽然想到．五》，《魯迅全集》３ 卷，４３頁。

58 《隨感錄．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魯迅全集》１ 卷，３６６頁。

59 《晨涼漫記》，《魯迅全集》５ 卷，２３５頁。

60 《學界的三魂》，《魯迅全集》３ 卷，２０８頁。

61 參看王富仁：《學界三魂》，收《２１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 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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