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史研究的反思
北大校史研究的反思
校史研究,對北大這種百年老校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意義重大。之所以這麼說,有如下理由:1,北大最早是京師大學堂,她的創立不僅具有開創中國現代大學教育之先河的意義,而且她還具有全國教育管理機關的職責。同時,它作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國立大學,對國內後來所辦的京城之外的國立大學具有示範意義。其二、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許多事件都走在國內最前列,也就是說,北大敢為天下先。所以錢理群與陳平原兩位先生都認為,在世界各大學中,北大是獨特的,因為全世界沒有一所大學會對中國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我想這種影響主要是指,在改變中國政治生態與思想上的搖旗吶喊兩方面的作用。至於北大在學術方面的影響,即使在國內,我覺得遠遠也只是與兄弟學校並列前行吧,難有高下之分。所以,北大,偶爾還有清華,時常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幸耶,不幸?天知道!其三、北大強大雄厚的師資力量影響了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風校格與學術建設。如1949年以前的南京中央大學是民國時期國內最有名的大學之一,其學術地位與影響力一點不比北大差,但中央大學許多學者都是北大來的,其校長羅家倫就是北大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運動領袖人物之一。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的「台灣大學」,由於國內重量級學者的被「搶運學人」活動而搶到台灣而成為台大學術界的大師級學者,其中許多人都有北大學脈與淵源,如傅斯年、毛子水、殷海光、關於這一點,李敖與連戰在大陸的演講時都談到這點。
既然北大的校史研究意義深遠,那麼,我們的校史研究是否充分,是不是還有些遺漏之處呢?在我看來,北大校史研究的資料固然不少,但仍不充分。還存在一些可以繼續深入挖掘的資料,而對校史資料的分析與結論還存在有失公允之處。我下面主要談談在校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在北大校史研究中,存在著明顯偏重於歌頌成就,缺少反思與批評的眼光。只有極少數思想先覺者開始反思北大遺產。如錢理群先生在《走近北大》一書的「序」中認為,在一個世紀以來,北大有三次輝煌,其一,蔡元培時期與五四運動;其二,1957年夏季的鳴放,民主運動或「五一九運動」及後來的「反右」,北大右派師生達七百餘人,其中學生五百多。其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與經濟政治改革的先鋒。錢先生的分析有些道理,但我感覺,還是有些值得商榷之處。北大在80年代在中國果真有這種作用,我很難找到例證。其二,敢於提起「反右」這個人類文明史上的醜事,錢先生能坦然指出,立場鮮明。但,北大在文革中的罪行與惡行,一點不比「反右」時輕。當然,這個罪不一定全部由當時的北大人來負責,但北大人在其中也是「功莫大焉」。不知為何,錢先生只提「反右」,諱言「文革」時北大對中華文明的摧殘。當然,我非常讚賞錢先生的勇氣,「敢於直面淋漓的鮮血」,勇氣可嘉!也是因為他敢於點破這一點。當然,他這裡所說的「輝煌」,其實就是說北大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季羨林先生也在《牛棚雜憶》中對北大教師住進牛棚受難的歲月作了細緻入微的描述。一個老知識分子回憶二十多年前自己所受的非人待遇,我想,季老的心在流血。
一味讚賞過去或單純否認過去,都不是正確的校史書寫觀念。任何拔高式的歌頌式的校史寫作,最後都將會成為歷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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