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小駿：來一堂21世紀的「政治課」

作者=鄒思聰

來源=2017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訪談在香港大學賽馬會大樓進行，這裡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所在之處。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整個訪談過程中，閻小駿的回答始終圍繞的一句話是，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在20世紀的分離。

閻小駿目前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副教授，在哈佛大學讀政治學博士期間，他師從著名漢學家裴宜理。作為政治科學學者，閻小駿傾向於懸置價值和道德判斷，而把各種政治學現象視為研究課題，因為「當代政治學是一門實證科學，要解決的是』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

這一理念體現在閻小駿的新書《當代政治學十講》中。這本書從發展理論、現代化爭議、民主轉型、政權組織，一直講到國家能力、政治參與、對抗性政治（社會運動）和身份認同理論。按閻小駿的說法，整本書勾勒了當代政治學「非常簡單的輪廓」，希望「對政治學有更深一步興趣的人以此作為地圖，來繼續探索政治學的世界。」

《當代政治學十講》最早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2017年，本書被引入了內地。在閻小駿看來，很大程度上，正因為書中的價值懸置，才讓民主轉型、對抗性政治、身份認同等「敏感話題」，不加刪減地出現在了內地版中。

這些年，我讀過不少導論性的政治學讀物。這本書的脈絡除了清晰連貫以外，還非常「當代」，相當「年輕」。也因此，這本著作顯得頗為不同。

問=經濟觀察報

答=閻小駿

一本中文政治學導論的引入

經濟觀察報：寫這樣一本介紹最新政治學發展的導論，最大的難點在哪裡？

閻小駿：導論最大的難點在於，怎樣讓讀者很快的、準確的進入政治學的場域和政治學的研究世界。所以這個書怎麼開頭，我的課怎麼去教，我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最後覺得應該由淺入深，從比較的方法開始講，最後選擇了發展理論開始講政治學。

這跟以往的政治學教學不太一樣，因為以往的政治學教學一般都從國家政體開始講，這本書是從發展理論開始講。從發展理論開始講有幾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發展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大家比較熟悉；第二是關於發展理論的討論，幾乎涉及到當代政治學的所有辯論，所有的概念，所有的議題。包括威權和民主，發展的原因，西化還是現代化，政體和經濟的關係，大政府和小政府，強國家和弱國家，都涉及到當代政治學最基本的議題。

再就是，發展理論是當代政治學的起點，乃至當代社會科學的最開始的疑問，就是為什麼有的國家窮，有的國家富？所有的政治學理論實際上是從這裡開始的。從發展理論開始，也是很自然地順應了學科發展的歷程。所以當時考慮，以比較的方法，和發展理論開始入手介紹當代政治學的脈絡，逐漸深入到民主制度、政體、政權，還有認同、社會運動、對抗性政治，這是由淺入深的。我覺得這個脈絡跟傳統的政治學教育的路徑不太一樣，但這也經過時間證明，是比較能為學生所接受的。

經濟觀察報：這本書相當於比較順理成章的從發展理論講到了認同政治、對抗性政治？

閻小駿：這個邏輯順序本身因應了20世紀和21世紀初期當代政治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從發展理論、民主、政權組織、國家理論、對抗性政治、公民社會，到最後以認同理論，當代政治學的最新成果，用這作為結尾。所以，這基本上反映了20世紀和21世紀初期，政治學界對於我們所處的政治世界的認識在逐漸深化，從比較宏觀的發展、現代化，逐漸有新制度主義的介入，我們開始考慮政治組織，逐漸我們發覺，在政黨、選舉這類政治組織之外，還有國家的存在。所以國家理論是20世紀中期，特別是「二戰」之後，當代政治學理論的很大發展。這個討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包括福山最新寫的關於國家能力的著作，都是國家理論的最新發展。而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現索馬利亞這樣的失敗國家，國家理論就在逐漸的深化。

國家理論之後，政治學界發覺，除了制度化的政治世界以外，有時候制度化的渠道無法反應人們的訴求，人們會走上街頭，那麼社會運動成為新型政治，所以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結合，出現了對抗性政治的脈絡。然後到最後，人們發現所有的一切，是歸根於人們對自己的認同，所以「identify」（認同）是21世紀初期當代政治學的最新前沿發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也是按照政治學的發展脈絡來講的。

多元現代化的核心：發展即自由

經濟觀察報：您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對「現代化」的經典解釋，乃至社會心理解釋，以及哈佛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對經典現代化派的批判。他談到了經典現代化理論概括了現代性的某些特徵，總結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特點和模式，羅列了西方國家現代化歷程中的各種現象——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精神世俗化、政治民主化等。但你也談到了這些理論最大的問題，即對現代化道路「單向度」和「單一化」的前提。其中的反例就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現代化國家。在你看來，這些國家是用另一種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而不一定遵照西方國家的路徑，但您談到的更多的是東亞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方式和路徑的差異。

如果說只是徑路不一樣，而最終實現到某一個特殊的點，它就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怎麼去看待那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那一個「點」？而最終，在實現「現代化」的標準上——如在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精神世俗化、政治民主化等特徵上，是否這些儒家文化圈國家，其實也是符合西方的標準的？

閻小駿：這涉及到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經典現代化理論本身，它實際上討論更多的不是現代性是如何，而更多是通向現代性的道路的問題。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通向現代性的道路是單一的，也是單向度的。也就是說，它認為歐洲和北美，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發展路徑，以市場為導向——這種以自由市場為基本力量的發展途徑，是唯一的現代化模式。

但實際上，格申克龍研究發現，即使在西方，德國、俄國和英國的發展徑路就完全不一樣。由於每個國家發展的時機不一樣，會導致你所面臨的國際壓力不一樣。先發國家在國際安全上，沒有那麼大的壓力。但對於後發國家，像俄羅斯，它就有很大的國際安全壓力。那麼在面臨安全壓力時，這種後發國家就必然要採取一些更加短平快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所以格申克龍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就在於他認為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忽視了很多因素，而誤認為所有國家都會遵循西方道路、西方道路是唯一通向現代化的道路。

第二，就是關於現代性標準的問題。實際上，經典的現代性理論也是有些問題的。

我在這本書里也提到，經典的符合現代人標準的指標，有11項指標。於是我在班上做了一個試驗，把11項指標拿出來，請同學為自己打分。如果「是」，你就打一分，如果「不是」，你就打零分，誰得分最高，誰就是最現代化的。

結果，我說得11分的舉手，舉手的全部是白人的外國學生，越往後，亞洲學生就越多。這說明什麼呢？這也是為什麼政治學界對現代化理論有很大的批判。因為它對於現代化的概括，實際上是對西方經驗的總結，它所說的現代人，實際上就是在當代西方世界生活的成人。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就總結為11個現代人的標準，那麼你滿足這11個標準，你就是現代人；你不滿足，你就不是一個現代人，你就是傳統人。

這實際上是用西方的標準在衡量現代性問題。而到21世紀再來看，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學家來看，這是有一些問題的。這種對於國家的現代性問題，認為所有國家發展是在一個直線上。我們之所以現在有國家之間的情況不一樣，是因為我們在直線的不同點上，最終的目的，都是西方的今天。

所以他們講，西方的今天，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明天。但實際上我們發覺，走到今天，你會覺得日本和美國的現代化是一樣的嗎？它們的現代化社會，實際上是不一樣的，你到日本去，會發覺它的社會的文化、規則、運作方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和機器的關係、包括人和公司、企業的關係，都是和美國不一樣的。所以就很難講，現代化是一條線，不同國家處於不同點，最終點是英國和美國。

現在我們所講的現代化，實際上更多的像一個樹型圖，它是由一個共同的點出發，然後由於各種文化歷史環境因素，分出不同的枝蔓。大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當然是一致的，大家都是往上長，但是長出來是一棵樹，而不是一條直線。

經濟觀察報：在這種多元現代化結果當中，是否有共通的地方是政治學可以去概括的？在已經拋棄或者說脫離西方價值視角的前提下。

閻小駿：當然有。當下我們認為，現在發展最關鍵的，所有的發展模式都必須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這是當前所有不同發展路徑都能夠具有共識的一點，就是說發展必須是以人為中心的。

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阿馬蒂亞·森出版了一部著作，叫做Develop-ment　as　Freedom（《發展即自由》）。這基本上是所有政治學，也是我們政治學學生必讀的第一本書。

為什麼發展即自由？這就是當代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我覺得這是一個共識。無論我們發展的模式是什麼，路徑是什麼，現代化怎麼描繪，怎麼定義，但到最後，你必須要認識到人是現代化發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就是說我們現代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其他什麼。我們是為了獲得個人生活的空間，提高個人的生活質量，給個人更多的選擇，總的來說，是為了擴大個人在生活層面和社會、思想、生活方面的自由。

所以，當下來講，對發展的研究，大家在很多問題上都是有辯論的，究竟大政府更有利於發展、還是小政府更有利於發展？是威權還是民主更有利於發展？大家都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應該能有共識：人必須是發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經濟觀察報：剛剛提到的那11項標準，有沒有一個更考慮到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標準，有學者提出過嗎？

閻小駿：現在沒有。

經濟觀察報：脆弱國家指標？

閻小駿：對，我在書里提到過的，失敗國家指數（fragile　state　index）排名。這是現在對於每個國家整體政治秩序和國家能力的排名。我覺得這和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排名應該綜合起來看，這裡面排名越後的是國家能力越高的，包括芬蘭、瑞典、丹麥和挪威。國家能力最低，接近於失敗國家的有，南蘇丹、索馬利亞、中非、民主剛果這些國家，所以這個國家能力排名和國民總收入排名結合起來看，會更好一些。

「發展型國家」顛覆了現代化路徑

經濟觀察報：你提到東亞的現代化國家與西方不同的路徑，其中談到了一個詞叫 Developmental　state（發展型國家）。你舉的例子是，日本在二戰之後發展起來，採取了一種統和主義的方式。而這種統和主義的方式，就是在30多年的「五五體制」之下，雖然存在民主選舉，但同時保持著從1955年開始的一黨獨大的軟性威權主義持續數十年。

閻小駿：發展型國家確實是東亞發展經驗的先聲，就是說導致了後來的很多辯論，包括東亞經驗、亞洲價值觀，市場驅動還是國家主導，包括一直到現在的「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辯論。

其實我認為由日本所開始的發展型國家，就是一個先聲。發展型國家跟英美的發展模式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國家在裡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能動角色。

在英美現代化發展歷程中，國家擔當了一個守夜人角色。它保證市場環境的公平，合同能夠準確的執行；若是不執行合同，國家會保證不執行合同一方受到懲罰，國家保證執法。但是在二戰後，日本這樣的發展型國家，特別是由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建立，使得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佔據了中心位置。在日本通商產業省，它確定目標產業，重點扶植一些產業，包括索尼、松下當年都是它的重點扶植產業。

對於這些重點扶植產業，國家會給你提供信貸，幫你引進技術，購買技術。甚至通商產業省的官員會指定，松下今年生產多少錄音機，所以它是對其生產有所控制，然後它同時也介入國際競爭。當然國家會有些補貼，幫助你打開國際市場。所以整個國家在發展中起到的作用，第一點是國家作為第一推動力；第二點，國家是最高管制力量，它是對發展進行協調管制；第三點，國家也是規劃力量，它對發展進行規劃。

所以這和英美的發展經驗完全不一樣，因為英美的發展，國家是消極、被動的角色——當然，也不能說被動吧，準確的說是比較自由放任的態度——它也是積極主動的，但它是積極主動之下的放任；但是日本，國家很深的介入到發展的進程之中，而且成為主要的主導力量和推動力量。近年我們看到，在東亞以及其他很多國家，都追隨了日本的發展模式，形成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而英美則是市場驅動型的。這兩種觀點一直發展到今天，就形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所以，我覺得主要的發展型國家對於當代發展的意義，就在於它開闢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經驗。

經濟觀察報：在日本崛起的過程當中，包括像新加坡，政府介入的力量都相當強大，國家充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動角色的同時，如何保證政府的清廉，以及獨立於商業之外？

閻小駿：這個我研究的還不是很多。但是在新加坡，首先我覺得它第一個是靠自律，第二個是他律。新加坡比較講究精英治國，所以它對政治精英團體內部的自律要求非常高。第二，它有一系列非常清晰、完整，而且執行非常嚴格的法律，能夠保證整個政府對於國家發展的介入，不會造成嚴重的貪污腐敗的情況。然後是它的制度本身，我覺得這可能是它能夠保持廉潔度比較高的原因。但這不是我的研究範圍。

經濟觀察報：你提到了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中非常有特點的一點，「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義」。這一點如果在新加坡成立，但是在日本、韓國、台灣等地方似乎就不太成立，這種亞洲價值觀是否是一種為威權主義的辯護，而非真正對亞洲價值觀的概括？

閻小駿：「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義」，是指它在發展過程中。台灣和韓國在發展過程中，都是實行軍人統治——他們的經濟起飛階段。

經濟觀察報：日本呢？

閻小駿：日本是在一黨獨大之下。它的「五五體制」，就認定自民黨是可以永遠在「五五體制」下執政，沒有人認為民主黨可以上台。而確實，日本的經濟起飛，也是在「五五體制」下實現的，這是歷史的事實。

經濟觀察報：「五五體制」和「經濟起飛」，它們之間呈現出一種因果關係嗎？

閻小駿：不能輕易（下這個結論），只能說這兩個歷史事實是同時發生的，至於中間有沒有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經濟觀察報：就是經濟發展和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義是同時發生的？

閻小駿：對。至少在韓國，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但是香港實際上是在殖民政府統治下，它保持了一定的多元，但實際上它也是有主流的，它的價值也是有主流趨勢的，有主流的殖民秩序的，那也是不容挑戰的。

經濟觀察報：這是否可以概括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它要有長足的經濟發展，必須要有非常穩定的秩序和強大的國家力量來保證？

閻小駿：今天來看是的。至少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是發展必不可少的，而且需要這個國家有比較高度的國家能力。在一個失敗國家裡，是不可能有發展的。因為失敗國家無論對內對外來講，都是災難。

所以這也是福山最近的書裡面講的比較多的，國家能力很重要。有一個足夠有能力的國家，能夠維持安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對外能夠保證這個國家主權，這是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客觀條件。在一個失范和失序的社會內是很難有發展的。

民主即國家與社會咨商

經濟觀察報：對於民主，官方到民間，從左派到右派，從改良主義者到革命主義者，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釋。你在書中介紹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最認可的關於民主的觀點：民主不是「憲法意義」的，不是「實質權利意義」的，不是「程序」的，而是一種「過程導向型」（process-oriented）的民主定義。這種真正的民主，有「公眾咨商」（public　consultation），滿足廣泛性、平等性、保障性和雙邊約束性，概括的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總體互動關係，他認為這是定義民主的最優方式。這樣的民主定義，是否是目前對民主的最佳定義？按照這樣的定義，東亞國家裡最接近這個定義的國家有哪些？

閻小駿：這四種歸納，是剛剛去世的查爾斯·蒂利總結的。他對古往今來，所有關於民主的定義進行了梳理，發覺有四種對於民主的定義：

第一種是用憲法來判斷是不是民主，也就是說，只要你憲法裡面有特定的規定民主的成分，那麼你就是民主的。而憲法和實際政治生活中有可能是有差距的。

所以也有第二個定義，就是人們在一個政治體中享受的實質權利來判斷是否民主。如果你有相當程度的實質權利得到保證的話，那麼就是民主的。但實際上，這個定義把民主和自由混淆了。有自由不一定有民主。

第三個定義就是用程序判斷，就是一個政治體系裡面有特定的民主程序，包括投票選舉，競選，定期輪換，有這些就是民主。但實際上，滿足這些條件也未必有真正的民主。

最後，查爾斯·蒂利認為，最好的定義方法，是用「過程導向型」，他認為民主實際上五花八門，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能夠以不同的形式來得以實現，但是最後來判別是不是民主，那就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存在「公共咨商」的過程。「公共咨商」的過程要滿足四個條件：平等性、包容性、廣泛性、雙方互相約束。他認為，如果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這種「公共咨商」，而且公共咨商過程滿足以上四個條件，那麼這個政體就是民主的。

這得到了很多當代政治學家的贊同，就是因為：

第一，它界定了民主的精髓，精髓在於國家和社會之間要形成溝通和咨商；

第二，它的定義也肯定了民主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因為各國有不同的文化環境和具體的國情。

民主能夠以不同形式得以實現，不能簡單的以某一種程序具備或者不具備，來判斷民主，而是應該看這個國家和社會之間，是不是以它獨有的形式，實現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咨商，這是我覺得查爾斯·蒂利對於民主定義的最大意義。

經濟觀察報：你也比較贊同這樣的民主定義？

閻小駿：我覺得這個定義包容性比較強，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都能夠得以包容進去。

經濟觀察報：一般來說，這種公共咨商在制度層面，有哪些具體表現形式？

閻小駿：有各種體現形式。像最傳統的投票，這本身是一種咨商，還有全民公投。這些都是以不同的議題，由國家對社會實行的一種諮詢，實際上就是國家拿一個問題出來，然後社會用選票或者用投票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咨商。所以，投票和任何的公投之類，都是咨商的形式。

但是到20世紀後期，人們也發覺這種傳統的投票方式有一些問題，也會讓社會中很多人邊緣化。首先就是很多人投票，我們稱之為unin-formed　voters，就是沒有得到適當信息的這種盲目投票，所以西方的政治學現在也逐漸提出了要更多的咨商民主。就是首先，這是直接民主的；第二，要有咨商，要有討論諮詢的程序在裡面。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包括南非、巴西）的預算改革，它是通過基層的商討，來實現更大範圍的民眾對於政治過程和政策過程的參與。我覺得這種公共咨商過程的實現形式，還在不斷地發展中。比如中國的人民政協，人民政協本身也是一種很獨特的實行咨商的形式。可能它的咨商制度還在不斷地（完善），永遠在路上，但是我覺得各國由於自己的具體國情不一樣，還是有不一樣的形式。

民主轉型的國家「歧途」

經濟觀察報：你在這本書中談到了民主轉型的四種路徑，第一種是外國勢力撤出導致的民主化。第二個是外國軍事力量入侵帶來的民主化。第三、第四是內部的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一個國家最大的民主化的動力，在你看來是什麼？

閻小駿：要根據不同的路徑來判斷，不同的路徑有不同的動力。建設民主政治，應該是不同國家共同的追求，讓公眾更多的參與進來，社會政治過程本身，也是對國家政治體制認受性的加強。所以這也是各個國家進行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民主化的動力，我覺得還是來自於國家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擴大國家的邊界，夠鞏固國家的認受性。

經濟觀察報：對。這應該也是福山的一個說法。

閻小駿：對，現在基本上政治學家有這個共識。就是國家認受性再加國家能力。

在冷戰時期的政治學界，更多的討論的是民主轉型。而現在確實有很大變化，國際學術界對於國家的認識，特別是對很多失敗國家的認知、研究，發現很多失敗國家實際上是在民主制度下運行的，在全民選舉的制度下運行的，大家也都在想，為什麼這些國家成了失敗國家？

有的國家，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提出的「藥方」進行改革，但是越改越亂，一片混亂，所以福山的講法，實際上是對很多冷戰時期發展起來的政治學理論的一種反思。

經濟觀察報：從前民主轉型的理論，現在是被政治學界質疑嗎？是民主本身被政治學界質疑嗎？

閻小駿：其實政治學是對一種現象的研究。政治學首先對這些政治現象——對民主轉型、所有的現代化——很少做價值判斷，我們是把它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來判斷。這也是當代政治學一個很大的特點。

因為當代政治學，在20世紀和兩個學科是分開了。第一個是跟公法研究分開了，第二個是跟政治哲學分開了，所以今天的當代政治學，你可以看當代政治學的教科書里，不是談很抽象的概念，而討論的是實際的政治過程。

那麼傳統的政治學，或者說傳統的政治哲學討論的更多是應然，就是什麼樣是好的政府，政治應該什麼樣？但當代政治學一個最大的特點，討論的都是實然，就是政治是什麼樣的？今天的國家是什麼樣的？政府是什麼樣的？他們為什麼這樣？這個是今天的政治學討論的問題。

在當代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分道揚鑣之後，政治學對於價值判斷本身是很警惕的，所以當代政治學很少在價值判斷上發表言論，它的研究都是研究「為什麼，是什麼」這兩個問題，而不判斷，也不會提出「應該怎樣，什麼是最好的」，這都已經是政治哲學的範疇了。

經濟觀察報：你在書中同樣談到了亨廷頓在《第三波》中的論點，也談到在每一波民主化浪潮來臨之後，又會有一波退潮的階段。從目前來看，處於什麼狀態？

閻小駿：有人這麼說過。有人認為這個第四波的民主轉型，實際上也應驗了亨廷頓當年的論斷，就是每一波民主轉型浪潮之後，都要有一個反潮流。

現在看來，在阿拉伯之春之後，所謂實行轉型的這些國家，實際上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問題。特別是現代西方社會希望在那些國家看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在那些國家建立起來，相反是宗教極端勢力，還有一些激進勢力，以及很傳統的威權體制等，建立起另一種形式的傳統型政治體制，有很多政治學家認為，這是應驗了亨廷頓的觀點。

經濟觀察報：現在國際的政治學界有對第四波的說法以及當時的那種樂觀情緒的反思嗎？

閻小駿：現在有很多對於阿拉伯之春的研究，對它也進行過很詳細的研究。

經濟觀察報：您是如何評價這一類的國家？它們可以稱為是失敗國家嗎？

閻小駿：有一些已經接近失敗國家的邊緣了。當然，有一些轉型要略好一點，但是也有更多的國家現在處在很混亂的過程中，處在很漫長的轉型過程中，它們向什麼地方轉型，現在也不是很清楚。

經濟觀察報：在關於民主分類的三種基本模型當中，你談到了一個縱坐標和橫坐標，從公民競爭度和政治參與面的不同，分成了英國模式、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模式，以及法國大革命模式這三種模式，這個模型是羅伯特.達爾講的，它對今天的民主轉型，還具有概括和解釋的能力嗎？

閻小駿：我覺得還是有解釋能力的。

根據達爾三種徑路的說法，他認為革命性的徑路是最不好的，因為在法國革命里我們會看到，所謂的兩個面向，一個是政治參與面突然擴大，就是立刻讓所有的三個等級，不同等級的人都能夠進入到High　Politics的參與過程中；然後政治也馬上公開競爭，立刻完全放開，他認為這是一個歷史的捷徑，但這也是最動蕩不安的，最具有革命性的。

在達爾看來，當然最好的是英國模式，就是先在政治精英範圍內培養民主理念，民主習慣，建立民主實踐，建立起一些對於民主和自由權利保障的法律，這些慢慢建立起來後，再逐漸向社會擴展。這樣的話，就像達爾說的，民主就有根基。而這種革命性的，一蹴而就的方式，他認為是不好的，像法國動蕩了很多很多年。

經濟觀察報：像魏瑪、德國的這種模式，它是提高到另外一方面，它提高到應該是政治參與面，這種模式導致了納粹德國的上台，它純粹是因為突然提高政治參與面，還是說與它與整個國際形勢有很大關係？

閻小駿：當然也有戰後賠款問題的壓力。但是根據羅伯特·達爾的說法，魏瑪共和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突然讓不同階層進入到了政治場域中，但是民主的價值、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實踐，並沒有經過長時間的培養，就是說沒有人知道民主應該是怎麼樣的。但是大家突然都被拋進這個競爭性的政治中之後，自然就會有民粹主義的政黨所裹挾，最後就選擇了納粹。所以魏瑪共和國的形式，在達爾看來也是不好的，他認為最好的是通過在精英內部的民主試驗，然後不斷地擴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經濟觀察報：他認為，這就是一個最穩妥，但同時非常漫長的過程。

閻小駿：對，也是最慢的，所以他認為應該是循序漸進的。

「失敗國家」是雙重災難

經濟觀察報：國家能力、法治和可問責機制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中反覆提到的三組特點——擁有這三者的國家，可能更加趨近於人類治理的理想狀態。你在書中也談到了國家能力、失敗國家的問題——一個國家失敗，其指標是「國家能力」的失敗，還是沒有法制、沒有可問責機制，也可稱作失敗國家？

有些國家是「國家能力」很強的國家，但與此同時，法治與可問責機制則欠缺，所以在美國智庫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的「失敗國家指數排名」（fragile　state　index）中，這類國家也長期處於「警告」和「高度警告」的脆性國家行列——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儘管這類國家擁有很強的國家能力，但如果沒有很好的法治和可問責機制，這樣的國家能力面臨著失去的風險？或者說，怎麼樣建立起高度的國家能力，是世界性的普遍問題？

閻小駿：這個問題非常好。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這個概念是當代政治學的最新發展之一。

我在《當代政治學十講》中提到，國家能力的高低反映國家是否具有足夠的資源、手段、意志和組織來迅速有效地執行各項政策和決策。

國家能力這個概念的提出和運用，突破了冷戰時期西方政治學以政體形式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傳統認知路徑，轉而認為不論國家的決策體制、政權組織或意識形態形式是什麼樣的,　國家在政策決策和執行層面的力度、效度及其成果—即國家決策是否及時高效、政策執行是否有力、以及成效是否顯著等客觀變數—才是衡量國家能力的核心指標。

若國家有很強的能力去執行和落實政策決策，它就是一個「強國家」；相反，如果國家的執行能力很低，政策決策無法執行甚至久拖不決、議而不行，它自然就是一個「弱國家」。國家能力的強弱與政體類別不一定直接相關，可以說西方政體下國家能力未必強，非西方政體下國家能力未必弱。國家能力的高下和政體形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失敗國家」是國家能力低下的「弱國家」的一種極端亞型。在各種政體形式和意識形態下都可能出現「失敗國家」。這類國家對內既無力治理、維護正常的社會政治秩序，也無力汲取稅收、保證履行正常的公共職能所需要的財政資源。

失敗國家在現代世界所意味的，絕不是古代社會國家「無為而治冶式」的田園牧歌，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的雙重災難。當國家機器弱小到無法掌控和分配資源、維護社會安寧以及建立國土防衛的時候，它就根本無力治理內政、履行職能。失敗國家不能給國內民眾提供基本安全感，無力調節國民經濟，公共設施荒廢，無力建設武裝部隊，也不能調整、裁決公私爭端，社會福利更是無從談起。

這種時候，穩定的政治秩序不復存在，國家內部動蕩不已。「失敗國家」往往內戰頻仍,　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對國際社會來說，「失敗國家」更是對世界和平穩定的威脅，也是恐怖主義和各種政治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溫床。

決定國家能力高低的因素很多，我將來會專門寫書再做具體討論。良善的法治和問責制度無疑是有益於增強國家能力的。但也應該注意到，各種環境和制度變數在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環境、不同外部條件下，也可能因時因地對國家能力的強弱變化起到不同作用，這很難用一兩句話一概而論，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政治學研究並不預測未來

經濟觀察報：你談到，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實證科學，任務是解釋現象，而非指導實際行動；解釋路徑，而非道德原則——但現代政治科學是否也有一些公理性的原則？

閻小駿：當代政治學所討論的議題範疇可謂是包羅萬象，其基礎理論涵蓋了人類政治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但是，二十世紀政治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成果就是政治學與政治哲學的分離。在學科層次上，政治哲學探討政治的「應然」狀態，亦即什麼是最好的政治生活、什麼是最善的政治、什麼是最好的政府體制等終極性的問題。

根本而言，政治哲學家討論的不外乎「我們是誰」(即關於政治中善、正義等基本原則的討論)、「我們從哪裡來」(關於政治傳統、思想和源流的討論)以及「我們向哪裡去」(關於最好的政治體制的討論)這三個人類社會所需要面臨的核心問題。

但當代政治學則著力解釋政治的「實然」狀態，亦即現實政治是怎樣的？為什麽會這樣?當代的政治科學特別重視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中觀理論，即探討政治現象、政治組織和政治制度發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譬如，如何理解政治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何理解人類群體的集體政治行為？以及如何理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等等。政治學越來越少進行純粹形而上的價值探討。

因此，簡單來說，當代政治學是一門實證科學，要解決的是「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相反，政治哲學從「應然」角度出發，考慮的是「應該如何」的問題。

儘管各國不同政治學家作為個人一定有其不同的政治和價值取向，但作為學科而言當代政治學竭力避免對政治事物、現象或者過程給予道德判斷、價值預設，也不會給任何一個政治現象、過程或者制度簡單貼上「好」與「壞」、「善」與「惡」的意識形態標籤。每個政治現象和過程都有其存在的條件和環境，當代政治學正是要尋找主客觀環境與政治制度、過程或事件之間的不同因果關係。

經濟觀察報：那麼，面對日益不確定的未來政治世界，政治科學除了「解釋現象」，「研究路徑」，是否有「預測未來」的可能？

閻小駿：我對這個問題大致的回答是：政治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為更具有實用性的預測等提供理論基礎，但政治學本身並不進行預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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