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配角

所謂的香港精神，重要的一點就是「打好呢份工」的敬業與務實，這一次，我們把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香港影視配角演員，可以清楚得看到這一點，和香港電影曾有的輝煌

8月的香港，和過往的每個夏天一般的炎熱而潮濕。四通八達的地鐵線像蜘蛛網般延展開來，通向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大街小巷簇擁著內地遊客，一張張臉上寫滿的，有初來乍到的好奇，更多的卻彷彿久別重逢的熟稔。

《旺角黑夜》、《月滿軒尼詩》、《情陷夜中環》、《廟街十二少》，這些港片就是香港最好的導遊。站在九龍觀塘任意一條街道上，都會油然而生似曾相識的親密感——彷彿突然穿越於杜琪峰電影的無邊的黑夜中，尋找救贖之地；砵蘭街和油麻地狹窄的街道里，隨時會有青蔥的慘綠少年擦身而過，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一個劉建明(《無間道》主角)。在雖從未踏足卻早已爛熟於心的香港街道里穿行，就像是親手觸摸屬於一代人的溫軟的回憶。

以1949年分界，在過去的60年間，香江之畔的這座城市，源源不斷地締造著獨屬於光影的傳奇。早在我們可以親近香港之前，香港就已用影視劇撫慰、感召並振奮過我們的心靈。少年為小馬哥流淚，母親為大頭文心酸，「丁蟹」效應甚至會影響股市。「香港有個荷里活」，幾成半個亞洲在某個年代的共識。

站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上，咸濕的海風日日夜夜都溫柔地吹拂腳下方方正正的名牌。年輕的白人男孩兒在李小龍名牌前擺出經典的截拳道姿勢，口中不忘高喊「Bruce Lee」，劉德華、成龍和周星馳的名牌前永遠遊人如織，還有黎民偉、張徹、胡金銓，還有林黛、胡蝶、白雪仙。60年里，曆數香港影視人沉浮興衰，總是風流。

他們都是香港影視圈這座金字塔頂上方熠熠閃光的明珠，是主角，是俊男美女，也是大明星。但還有一些人，是「死跑龍套的」，是主角的朋友、父母或者敵人，是建起這座金字塔的每一塊磚瓦，他們叫配角。

有些人一演數十年，最終媳婦熬成婆，如鮑起靜黃秋生，最終封王封后，是為金牌配角；有些人兢兢業業，演過上百部戲都只有三五句台詞，港人稱他們為「茄哩啡」，取自英文「Carefree」，意為無足輕重；少數人如田啟文能打拚成為幕後重要人物；還有更多人連名姓都無，一概稱之為「乜水乜水」(即：「那個誰誰」)，一句「二打六」足以蔽之，要到多年後偶有網友發掘，驚呼TVB有個萬年計程車司機，才能在20年後被報章翻出個阮毅雄。

很難忘記李健仁狂挖鼻孔的「如花」，吳孟達的二當家，羅蘭的鬼婆，或者是秦沛塑造過的上百個爸爸。總有那麼一些瞬間，熒幕上閃現出他們的笑靨，觀眾會指著大叫，這不是那誰誰嗎？認得他們，卻總叫不出名字。他們於我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60年代，《紐約時報》評價時值蓬勃發展期的香港電影「盡皆過火，儘是癲狂」，這本是一句帶有輕蔑含義的玩笑之語，卻精準勾勒出了香港影視的真正魅力。正是如此處處張狂到極致，不留餘地，不講章法的香港影視劇，才容得下最奇詭的想像、最出格的走向、最辛辣的諷刺和最洒脫的演繹方式。

相形之下，仍需顧及形象的主角們，還是多了層羈絆與束縛，反倒是這些綠葉們，得以不留一絲情面，不帶一分顧忌，用最敬業的方式，「打好電影呢份工」，塑造出一個個經典角色。

所以，這一次，我們把目光投向這些沉默的配角們。

製片廠時代的演員

香港演員，尤其是老演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將表演視為一份普通工作。這本是常識，卻因明星制的建立而被湮滅。老演員的敬業與專業，就尤為難得。貴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的鮑起靜，和其先生、知名電影監製方平，都毫無凌人之盛氣，為人謙和平順。年少時做主角，到老來做配角，也毫無不適之感。而聊到興起處，還會手舞足蹈。

直到拿了影后，鮑起靜還是習慣自己化妝，不願勞煩別人。吳君如見而大叫，「你現在怎麼還能自己化妝。」她還奇怪為何不能。攝影師拍照時，雨後山路濘滑，鮑起靜自己爬上爬下，毫無怨言，手中的包寧可放在泥地上，也不願勞煩他人。而與他們同代的邵氏影星如姜大衛、谷峰，也一樣極好說話。這或許與他們共同出身於大製片廠時代有關。

成立於1950年代的愛國影視公司「長鳳新」(泛指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影視公司)，與邵逸夫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和電懋共同開創了香港電影的第一個高潮。「長鳳新」主打反映勞動人民的影片，在當時風頭無二，而隨著大陸政治形勢越發激進及電懋老闆陸運濤辭世，自1960年代始，邵氏的歌舞片、黃梅調片、武俠片及至後來的風月片開創了商業電影製作新紀元。

彼時，各家公司都開有自己的藝員訓練班。也自有一班固定龍套，由龍套頭來負責，需要時呼之即來，一盒盒飯足可打發。而有台詞有戲份，稍為重要一些的配角，卻多半出自各家的藝員訓練班。

鮑起靜與方平就畢業於「長鳳新」藝員訓練班，接受基本演藝訓練的同時，還得下工廠「接受愛國教育」，鮑起靜在荃灣紗廠做了3個月紡紗女工，數十年後仍然記得要用膝蓋去頂紗布上機器的動作，又在清水灣片場從鋪水泥做起，做過配角，再至主角。

同班同學裡，有長相千嬌百媚的，長相樸實大方如鮑起靜的演員，也因為要「宣傳左派思想」而獲重用。至於邵氏，則更青睞鄭佩佩等美女明星，或者姜大衛、狄龍這樣英俊又帶一絲俠氣的男角。拍的電影種類不同，待遇卻都是相似的。那個時代的電影演員，多半都住在集體宿舍，出入起居有公司職員照應，標準遠不如今日的紙醉金迷。

香港是彈丸之地，演藝業十分發達，從業者多，在競爭激烈又帶有明顯指向性的情況下，演員著實只是一份普通工作，與其他一般無二。當然，所有演員都存過做主角的夢想，但機遇並不垂青每個人。

午馬也畢業於當年的邵氏藝員訓練班，演技精湛，卻幾乎沒做過主角。他感嘆自己的配角生涯，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跑龍套很正常，能混口飯吃都不錯了。我們那時候，也是這樣的想法，也想過走紅，但沒有遇到機會。」他原名馮宏源，當年影片打演員字幕是以姓氏筆畫為序，筆畫少在演員名單中可以排在前面，觀眾容易記住。因此他將本名改為午馬。由此也可知，為何當年演藝圈中會有很多女藝人的藝名姓丁。

際遇相似的還有邵氏固定配角谷峰，被稱為「演得比邵氏兩大紅星狄龍與張徹都多」的他，擅演反派，演戲不計其數，仍然「演什麼像什麼」。在同一時期內扮演的角色年齡跨度之大令人咋舌。他演過狄龍姜大衛的平輩、情敵、同志，還演過他們的爹。「既抱著姜大衛被分屍後的頭痛哭過，也被姜大衛憤怒地捅死過。」在痴迷邵氏電影的老影迷中，他的每一次出鏡都會被人津津樂道，演技有口皆碑。由於常演配角，雖然見證了邵氏的整個變遷，邵氏日後製作的明星系列撲克牌中令人意外地沒有他的身影，令人唏噓。

時過境遷，當年的老演員如今都已洗盡鉛華，仍然頻繁出現在熒幕上，只是都隨著年紀變化而做起了配角。過去十數年香港無線(以下簡稱TVB)與亞視兩家電視台製作的電視劇中，時時都會見到這些出身於老製片廠時代的老戲骨身影。扮演的多為父母或前輩角色，與表演稚嫩的年輕演員一比，更顯演技老辣。

鮑起靜更是極端，她在出演電影女主角的同年(1979年)，就已成功轉型去做電視劇的配角。方平笑稱，「內地人說得好聽，這叫華麗轉型，其實就是調整一下。」她自己則說，「年紀大了，當然要退下來。」甚至連扮演其他女演員最忌諱的母親角色，對她來說也毫無阻礙。34歲就演《秦始皇》中的劉永母親，對方只比自己小1歲。她甚至稱，自己是在40歲之後，出演《肥貓正傳》中的媽媽，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演戲。

轉型後的30年間，她簽約亞視，在大小銀幕上「做」了多個不同的自己。「長鳳新」1982年解體重組為「銀都」，曾經答應過要養方平和她一輩子的「國營機構」一夜間灰飛煙滅。他們的境況堪比1990年代的國企下崗職工，握著僅有32萬的解散費不知何去何從。幸好心態擺得正，「打好呢份工」的30年里，她和方平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們仍然演戲，只是不再是呼風喚雨的大俠，而是平凡卑微的中年夫妻，或是人在江湖的何去何從。

中年之後，他們不再是電影里的主角，卻逐漸成為人生的真正主角。方平成為香港電影圈金牌監製，作品包括《竊聽風雲》、《新宿事件》、《老港正傳》。鮑起靜則是演戲生活兩不誤，在亞視的電視劇里令人印象深刻，去年更是重做主角，憑《天水圍的日與夜》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當然，他們還出現在許多電影中，比如《無間道》、《月滿軒尼詩》或者《兄弟》。幾分鐘的戲份，幾個鏡頭帶過，無關其他，只為樂趣。

相似的還有姜大衛，在兩年前的TVB台慶大戲《珠光寶氣》里，他演3個成年女兒的父親，怯懦軟弱暴露無遺，一點都看不出當年那個浪蕩兒的影子，和他的哥哥秦沛，或是岳華、谷峰一般，不求名利，但求開心。

他們都已經體驗過了香港影視圈的高潮低谷。配角或者主角，如今對他們來說亦無分別，重要的是仍在這個熟悉的光影世界中工作，造著那些銀色的夢，上演著別人的喜怒。這是他們一生的事業。 

鮑起靜（大食）

藝員訓練班的浮沉

電影《喜劇之王》里，周星馳扮演的尹天仇被人暴打卻一動不動，只因在戲裡，「死跑龍套」的他是一具屍體，而「導演未喊卡，當然不能動」，這才是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觀眾在銀幕前哈哈大笑，卻鮮有人知，這是真事。不過並非發生在他身上，而是與他合作十餘年的好搭檔田啟文的故事。在拍《九品芝麻官》時，周星馳用夾子夾弄田啟文的要害處，扮演死屍的田啟文一動不動，直至導演喊停，周星馳問田啟文會不會痛，田啟文如是回答。日後，這一橋段被用在了《喜劇之王》中。

同樣是真事的還有周星馳總是不肯死的橋段，在1983年版的《射鵰英雄傳》中，周星馳還是個角色小到可以四度出場而不被人發覺的小龍套。他嚮導演提議「我擋一下再死吧」，卻換來了「話不要那麼多」的呵斥。

若干年後，那部《射鵰》被網友們饒有興味地一幀一幀濾過，演兵將的周星馳、劉德華、梁家輝，演侍女的劉嘉玲、演乞丐的吳孟達，演道士的黃秋生，演漁夫的鄭少秋，演村民的吳鎮宇……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如今呼風喚雨的大明星們，都曾是無線電視劇里不起眼的「死跑龍套的」。而《喜劇之王》，則成了周星馳懷緬光輝歲月，向不屈不撓的香港影人致敬之作。劇中種種情節，由田啟文說來，就是「都是真事，不是我們的，就是聽來的。」

周星馳和這些香港影視圈未來中堅初出茅廬的歲月，正是邵氏電影公司沒落、嘉禾如日中天、新藝城興起與TVB壯大之時。而伴隨著香港經濟的騰飛，彼時的香港影視圈也在等待機會。

1980年代，香港影視圈真正的大時代終於出現。香港在兩岸三地率先建立起了真正的明星制和電影工業化制度，並通過標準化模式的操作，輔以商業包裝宣傳手段，以類型化電影出擊，在全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卓有聲名。

隨之興起的成龍、周潤發、周星馳、劉德華、李連杰、梁朝偉，是真正意義上的巨星。成就他們的，是機緣，是時代，也有他們身後的一班演技爐火純青、收放自如，又捨得自己來盡皆癲狂的配角們。

和周星馳一樣畢業於香港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的，還有自1970年代起至今的數百位演員。承繼邵氏藝員訓練班，藝員們大多在此訓練演戲、形體、理論，再由龍套做起，熟悉影視圈的前前後後。這裡走出了周潤發、周星馳和無線五虎，還有吳孟達、李子雄和吳君如。在這裡，所有演員無一例外，都得從跑龍套開始，一般演員要跑兩三年龍套，才能有望演出配角，而能否演主角，就要盡人事聽天命了。1976年的周潤發，給伍衛國跑過龍套；1980年的黃日華，給周潤發跑龍套；1983年的周星馳，則給黃日華跑龍套。周而復始，如是循環，造就著無線電視和香港電影一代又一代的演藝人才。

更早之前，還有另一家電視台麗的電視(亞視前身)所開辦的藝員訓練班，如今的無線「阿姐」汪明荃就出自於此。其後的亞視訓練班一樣培養出許多影視人才，萬梓良、何家勁、江華等人莫不如是。某段時間的香港影視圈內，大多數有名有姓的配角主角，都來自兩家電視台所開辦的藝員訓練班。

日後憑藉演配角，光芒甚至蓋過主角的黃秋生，當年也出自亞視訓練班。1985年出演電影《花街時代》後，他自覺演技不夠水準，第二年考入香港演藝學院，成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他的同班同學共有13個人，其中有一個叫張達明，日後演電影、做編劇，自編自演自導的舞台劇居香港翹楚。時至今日，他們班上仍有11個人從事演藝工作。

張達明最早只是因為做演員能「溝女仔」而對劇場表演產生興趣，但學習嚴肅表演之後，卻真的生髮了對表演的興趣。畢業大戲，他排的是契訶夫的《櫻桃園》，在美國進修後，對standup comedy，performance show等先鋒舞台藝術有了更深的心得。排一台舞台劇《長河之末》，更是演藝學院15周年院慶重點大戲。

但在嚴肅表演外，他也出演了上百部香港電影，也一樣時不時在無線電視客串一把。他是猥瑣的市井小民，是好色的皇帝，也是能言善辯的狀師。做慣了高雅藝術，他也並不排斥看似低俗的角色，「一個是事業，一個是職業，job不等於Career，我分得清楚的。」好朋友杜國威也勸過他，趁還年輕，尚有市場，利用電影電視劇來賺錢，待到年老，再追逐自己喜歡的舞台劇。他「聽了一半，也算沒聽一半」。拍拍電影，也做做舞台劇，用商業的錢來支持藝術追求，兩不耽誤。

在舞台劇里，他可以做主角，但在電影里只能做配角，他安之若素。「片商都是很勢利的，你演得好，但紅不起來，賣得不好。自然做不了主角。」所以從《天若有情2》到《志明與春嬌》，十幾年過去了，每年他的名字都會出現在七八部電影中。即使在香港電影最艱難的2001年，他都拍了11部戲。走出片場，走出「日夜顛倒，只能在車裡睡覺，什麼事兒都不能做」這種讓他很不喜歡的電影拍攝生活，他還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舞台劇專業演員、導演和編劇。

而他的同學黃秋生，則在無線電視從龍套一路演到重要配角，再在各種B級電影里出演殺人狂魔或變態者。在各種角色間遊刃有餘，他能演出《無間道》里的疲憊與掙扎，也能在《Laughing Gor之變節》里成為不多的亮點。是個「永遠都會蓋過主角戲份」的配角。他甚至放言，「沒有不好的角色，只有不好的演員。」

也許這句話，對吳孟達同樣適用。他被稱為「香港電影圈最貴的配角」，身價甚至超過許多主角。同樣出自香港無線藝員訓練班，同期的周潤發日後成了「發哥」，他也成為了影迷心目中的「達叔」。若干年後，他可以笑著回憶當年，「畢業前，我們都在劇組跑龍套，那時我都有台詞了，周潤發還在後面當布景。」

做配角做多了，吳孟達甚至做出了心得，明白配角定位只是配合主演。「一部電影90分鐘，給配角的戲不會超過20分鐘，後來明白做人比演戲更重要。比如四大天王是4條魚，我熬的魚湯就會是4種味道。魚湯味道好不好，關鍵在於配料。就像四川最出名的火鍋一樣，主角都是一樣的蝦啊、肥牛啊，但怎麼樣才好吃，就講究湯味了，配角就是那鍋湯，看各人有沒有秘制配方，我就和成奎安、午馬、黃秋生的配料不一樣。」

和演戲保守、形象要求正面的劉德華演戲時，吳孟達會選擇收斂的詮釋方式。而和周星馳配戲時，在需要觀眾笑起來的戲之前，吳孟達會早早開始誇張烘托氣氛，讓觀眾情不自禁地大笑。他說，「看這樣的喜劇，觀眾的身體應該是慢慢往前傾的。」這種對演配角的精準揣摩，也讓他成為身價遠超許多主角的香港最貴配角。

同期的知名女配角里，還包括吳君如和苑瓊丹，分別出自無線與亞視訓練班。一個是洪興十三妹，化著誇張的妝容拿著砍刀穿行在砵蘭街上；另一個則是石榴姐和老鴇，張著血盆大口，扮丑作怪毫無避忌。苑瓊丹說，「丑就要做到最丑，不能保留絲毫的美，我覺得這也是在追求完美」。石榴姐一句「我只不過是尿急，抖了一下」的台詞，逗得眾人大笑，苑瓊丹卻為了這樣一個「抖了一下」的表情，試到臉抽了筋。

「千美易尋，一丑難得」的影視圈裡，有如此至情至性的女演員，不能不說是香港影人的幸運。

出自訓練班或演藝學院的演員，無論演技如何、地位如何，共通之處就是敬業。即便日後從小熒幕走上大銀幕，也依然恪守本分。8月底的香港奧海城，一個無線新電視劇宣傳活動正在上演——數十位演員無分角色大小，統統身穿厚厚古裝、頭戴重重霞冠、化著濃妝出場，其間始終保持嘴角笑容弧度不變，前後左右的阿婆小孩均照應得當。

宣傳活動結束，配角們即刻自行換裝，拎上袋子，便回復正常生活。路上偶有師奶認出，打個招呼也就罷了，鮮有人要求合影簽名，即便簽了，也都以握手擁抱作結，仿似兄弟姐妹般自然。

即便是戲裡的主角，也絲毫沒有明星架子。他們距離那些藝員訓練班的前輩，那些在大銀幕上呼風喚雨的大明星，還相去甚遠，自己也深知這一點。無論是TVB拍戲，還是所謂的「大製作」，演員們都是按照通告，「到點上下班」。在無線的將軍澳影視城裡穿行，吃食堂，自己化妝，下了班，還有凡俗生活需要料理。

在這座只有兩個免費電視台的城市裡，誰不和一兩個演員沾親帶故呢？又有幾個人是真正的巨星呢？演戲，只是一份工作；名利，只是這份工作的附屬品。「做好呢份工」，是每個人無需再提的格言警句。

兩名在戲裡飾演侍女的小配角笑著攜手離去，沒人注意到她們。但誰又知道，在發達的造星工業里，她們有沒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林青霞或張柏芝。當然，更多的可能性是成為無線電視數千名藝人中默默無聞的一員。跟著固定的監製拍片，一年開工兩三部戲，衣食無憂，但也僅此而已。

只是未來，有誰說得准呢？ 

張達明（大食）

田啟文（大食）

本土配角的消逝

上世紀最後20年，香港影視行業和經濟一樣發展迅猛，藝員訓練班培訓的藝員數量遠不能跟上行業所需。大批黃金配角發跡於此，他們或是主角們的發小或親友，與演藝圈的風雨休戚相關，機緣巧合下入行，如周星馳的好友「如花」李健仁；或是自小醉心於此，長大後苦苦尋覓機會，終於從龍套一路打拚到在圈中擁有一席之地，例如田啟文。電影工業曾經成就了他們的夢，於是反過來，他們再成就更多人的夢。

13歲那年，田啟文看了部電影《五毒天羅》，被大銀幕上的變幻深深吸引，開始想方設法加入娛樂圈。他沒有試過報考無線訓練班，沒有相符的履歷，年齡也不符合。而且，「無線訓練班都是俊男美女」。遵從家人願望做廚師後的他，有機會就討好來吃飯的演藝圈人士，希望由此入行。對方利用了他，卻甩下一句，「帶你進這個圈不難，讓你留下來才難。」就此作罷。憋著一肚子氣的田啟文索性由麗的電視的龍套演起。入行數年後，才反應過來，對方說的話，委實是句真理。

第一次拍戲，《十大奇案》。本來是個毫無台詞的龍套，田啟文因為獃等一天而心情煩躁，副導演走進休息室問，「有沒有人懂說話的？」生氣的他隨口回一句——「又不是啞巴當然會說話。」下一秒鐘，兩張有台詞的紙塞進他懷裡，還有副導演的恐嚇，「說不好有你好看。」

龍套變成了一個酒店服務生的台詞，出乎副導演和田啟文自己的意外，一個長鏡頭一次過，導演賴水清很是滿意，難得有龍套演戲自然不造作還會念台詞，索性留了他的電話，表示下次拍戲還會找他。

田啟文自己想，演得自然，全是出自生活經歷，做服務生和廚師，都要看人家臉色。不過是「本色出演」。

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索性加入了麗的電視，3年時間，每年拍的電視劇都不下100集。家裡窮，只有一把電扇，還得燒水洗澡，他索性帶了個睡袋睡在有空調、地毯和熱水器的片場。日子長了，發現演龍套的日子不靠譜，「今天這個戲你演了一個小人物，只要有一句台詞，後面的你就不能再做了。我就開始挑角色，有發揮的才能在鏡頭裡看到我，要不然就躲，不讓鏡頭take到，這樣才能有更多工作機會。」但這始終不是長久之計，跑龍套始終是被動的工作，「要個老人，要個女的，要個小孩我都不能去，不能創造機會。」

值夜班的剪輯師燈光師困得發慌，他就去和人家聊天，聽他們罵導演，怎麼能這樣拍；罵演員，走位應該這樣走才對。沒人教，就自己看和聽，一點點記在心裡。數年之後，終於有機會從龍套晉身演一個弱智青年。為了追求效果，導演決定在暗處架設攝影機，讓他扮作弱智青年衝進超市偷東西，來營造最真實的效果。

「我就衝進去啦，沒想到跑出來外面有警署，呼啦啦衝上來幾個警察，拿槍對著我。我嚇得要死，還要保持繼續演。後來他們告訴我，幸好讓我舉起手來我真的照做了，要不然他們就開槍了。」

這件事上了香港新聞，戲上映後他的犧牲終於得到了回報。他不再是走在街上默默無名的「死跑龍套的」，人人都會指著他說，「這不是那個傻子么？」

而在遇見周星馳後，他和林子聰、李健仁、羅家英等人一樣，因為周星馳電影，而以配角的面目為整個華語區的觀眾所熟知。這個綽號「田雞」的瘦小男人，是《九品芝麻官》里的癆病鬼，是《行運一條龍》里的茶餐廳夥計，是《少林足球》里的三師兄，也是《功夫》里的師爺。他說，「我從來沒想過做主角，重要的是參與這個行業。參與這一行之後，就發現要面對現實。主角是一個虛銜，真實的是你有沒有市場價值，有才能當主角。主角有賣錢的，有自己掏錢的，還有些是老闆要捧你。真正的主角是恰當的，有這個能力，又讓人家信服，才能坐這個位置。」

和田啟文比起來，還有更多的配角，是真正的草根英雄。他們是路人甲、茶水小弟、政府官員，也是計程車司機。57歲的阮毅雄的工作就是計程車司機，1988年起，他就在TVB劇集里開始客串自己的本職工作。從《義不容情》到《珠光寶氣》，他始終是微微左側著臉，對著鏡頭微笑，台詞從「你以為是在拍戲么？」到「你到大埔去？」通常只是一句話的分量，卻一演就是22年。

在阮毅雄看來，自己根本就不算個「角色」，22年里，他看著無線電視台的一線小生由黃日華到歐陽震華再到林峰，他從黑黑胖胖的「的士小哥」，到了兩鬢斑白的「的士佬」。不變的是好心態——「我這算拍戲么？我沒有受過訓練，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想都不會想(成名)。」「做好呢份工」的心態，不僅僅體現在做配角，也體現在做計程車司機。

或許，像阮毅雄這樣的草根配角「二打六」，未來會漸漸消失於香港影壇。97金融風暴後，香港影壇一蹶不振，兩大電視台只剩TVB仍在堅持製作新戲，亞視已然停工3年。而隨著政策開放，為了尋求內地市場，越來越多的香港影人選擇進軍內地——一位內地電影記者說，「要找香港電影演員？到北京和橫店去都比在香港多啦。」

已經很少有獨立演員存在，大多數演員都選擇簽約某家電影公司，或是與TVB簽約，形式多樣，可以是「部頭約」，也可以是「長約」。「不這樣很難活下去吧。」方平說。而鮑起靜和田啟文也都承認，現在的境況，對於香港配角來說，是「遠不如以前了」。

在和內地演員的競爭中，他們也處於劣勢。在近10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評選中，獲獎者只有一個張柏芝是年輕的香港演員。除此之外的惠英紅、鮑起靜都是老樹發新芽，內地的周迅等強勢搶灘。而最佳男主角雖然仍有香港人的面孔，但卻都是些20年前就已活躍在影壇的人物。

「很難有新鮮人再出來。大家都愛用明星，以前有藝員訓練班，還能夠再捧一捧新人，現在中生代演員和新生代都太少了。」方平說。為了內地市場，這幾乎是必然的犧牲。香港電影想要在國內順利上映，除卻一大堆繁瑣的審查，還必須有內地演員參與。不管這些內地演員是否在香港電影中表現得格格不入，他們都必須存在。像陳道明在《無間道3》中一樣的違和感，還時時存在。而人工更便宜的內地配角，毫無疑問擁有更廣大的市場和更強大的競爭力。

更嚴重的是幕後班底的萎縮，現在最流行的製作模式是香港導演+港台男演員+內地女演員+內地市場和製作班底。化妝場務這樣的幕后角色，除了那些業已成名的大師，幾乎都要北上「求碗飯吃」。在這樣的境況下，那些土生土長的配角們生存艱難，自是不在話下。

他們也開始自尋出路。張達明坦言，在同樣的條件下，他現在更青睞去內地拍片，因為內地的觀眾群更多，市場前景也更遼闊。13億，聽起來就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數字。不過，在同樣的條件下，「哪個給的錢多我就去哪個咯。」他很坦誠，坦誠本身，也是敬業的一種表現。拿一份錢，就出一份力。

而內地「奇怪」的電影審查制度，也讓香港影人很無奈。他們不是不想拍出好片子，但很多時候，這不是個人力量能夠決定的。「你知道嗎？最近有部剛上映的片子，裡面有一句台詞叫『房中術』，審查部門要他們刪掉。因為這個聽起來像是『防禦中國的招數』。」田啟文兩手一攤，「還有什麼『五體投地』不能出現，因為這影射民族宗教！」

在處處都是禁區的情況下，香港影人開始艱難的自我審查。那個「盡皆過火，盡皆癲狂」的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或許真的一去不返。而留給那些在那個時代里演盡了三教九流、看慣了世態炎涼的配角們的發揮空間，也自然不復存在。

他們有些人離開了光影世界，做起了生意；有些在無線電視台每年都要開拍的數十部肥皂劇里，演起了家長里短卻得心應手的婆婆媽媽；還有些則投身了內地博大的影視市場，在永遠只「宣傳忠君愛民」、重複了30年的喜劇段子仍然樂此不疲的古裝戲裡賣力地跳上跳下，被所有娛樂記者和現場工作人員傳頌著「香港演員都很敬業親民」的佳話。

無論做什麼，對他們來說，都只是「打好呢份工」而已。反正，沒有爛角色，只有爛演員。 

黃秋生：最毒的不是我的嘴 是我的思想

「你知道其他劇組會怎麼樣嗎？這邊在喊，我X你媽……那邊就更大聲地喊，我X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麼？沒反應！沒有任何人對這種激烈的語言有任何反應。我看到的就是一個神經病院。你說它是中國特色嗎？你說這樣可以專業嗎？不可能的事情」

本刊記者  易立競  發自北京

1993年，5月，香港銅鑼灣街頭掛著一幅巨大的電影海報——《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海報上的黃秋生穿著帶血的T恤，面無表情坐在兩籠熱氣騰騰的叉燒包中間。兩籠人肉餡的叉燒包。

看過黃秋生面帶笑容剁斬人肉，熟練地包著人肉叉燒包，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世界萬分兇險，而一切與肉有關的食物都很可疑。

這一年，香港市面上沒有叉燒包供應。影片公映後，很多人戒了叉燒包。

《人肉叉燒包》大賣，出乎所有主創的意料，他們不看好此片的很大一個原因是——主角黃秋生當時只是一個小演員。

黃秋生對他演藝學院畢業後簽下的第一個電影合約記憶猶新，那上面寫著「特約演員」幾個字。「特約演員」，俗稱跑龍套，有台詞，一天4000港幣。「我看到『特約』兩個字心裏面很難受，想想4000塊，拿了吧，簽名，走……簽名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有一天我會是影帝的。」

誰也沒想到，《人肉叉燒包》會成就這個小演員的影帝之夢。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成了香港金像獎歷史上第一個靠三級片摘得影帝桂冠的人。那一年，他32歲。

很多人認為《人肉叉燒包》是黃秋生的代表作，他本人卻非常討厭這部電影。《人肉叉燒包》之後，黃秋生連著演了幾年的變態狂，最後得了抑鬱症。「那時候跟我媽一起住，住的地方樓層很高，有一個玻璃頂，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睜開眼睛就能看到鷹在飛。我就想：跳下去吧。跳下去我媽怎麼辦？」然後他就開始折磨邱禮濤(《人肉叉燒包》導演)，打電話給他，「我今天就想死。」「你沒事的，你很強的，明天就會沒事了。」果然第二天沒事，而且過得很開心。第三天，想死的念頭又冒了出來，又給邱禮濤打電話。這樣的電話每個禮拜要打3次。這種狀態持續了3年。

「直到38歲，才徹底走出《人肉叉燒包》帶給我的陰影與表演上的限制。」

語調一轉，黃秋生一臉不吝地說：「其實抑鬱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覺得人的心和身體一樣，也需要休息。該低沉的時候低沉一下，就是一種休息。誰能一直那麼昂揚地活著啊？休息完畢，就可以繼續為非作歹，拍戲罵人了。」

全香港最毒的嘴

拍戲，罵人，是黃秋生生命中很重要的兩件事。這個有著全香港最突出面孔的人，還有一張被視為全香港最毒的嘴。

問他，平常聽黎明的歌嗎？他會一臉無辜地說：「真的很抱歉，我聽沒幾分鐘，就會開始頭痛，然後身體變得很熱很熱，然後很想尖叫，如果這時候有什麼人剛好過來，我就會發神經想動手打人。他們的音樂沒有變化，一直喔咿喔咿，好像有隻蒼蠅在你旁邊飛。歌詞都是那些我想著你啊你想著我啊，重複又重複，每首都一樣。」

談起緋聞女友，他毫不猶豫地表態，「她的腦袋是全新的沒用過的。我喜歡像張艾嘉、胡茵夢那般高貴、有氣質、有味道、有智慧的女人。」

對於大導演吳宇森、陳凱歌的某些作品，他拿起來就批，連個小彎兒都不拐，連個緩衝的詞兒都沒有。

至於後輩，批起來更是劈頭蓋臉，「余文樂長得帥，但沒有內容，不知有什麼特質」。對此評價，余文樂也只能低聲嘀咕：他也20幾歲過啊。

這個「老憤青」滿嘴真話肆意噴出，驚愕得那些聽他放炮的人都想捂住他的嘴。「給人留顏面」是謊話最好的溫床，成人世界，誰經得起這麼真呢。因為說的話太真，有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覺得他經常說謊。「人生有限，時間不多，花那麼多時間拐彎抹角，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何必呢！如果我得罪的是給我飯吃的人，會有問題。如果我得罪的那些人根本不會給我飯吃，那就無所謂了。」

秋生啊，你不要那麼硬，那麼臭脾氣

黃秋生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在香港演藝學院上學時就已初見端倪。

演藝學院剛開始沒有學生會，學生有事情需要解決，跟校方溝通時經常出現問題，黃秋生和同學商量要成立學生會。去跟院長談的時候，誰都不說話。看到這種情況，黃秋生第一個站出來跟院長提要求，其他同學紛紛表示同意。院長的臉馬上黑了下來。要知道，黃秋生在學校里是院長、老師都寵愛的學生，院長怎麼也沒想到他會帶頭鬧事。

黃秋生讓院長意外的事遠不止這一件。有一次，為了半價早餐，他被人向院長投訴。

學校餐廳的早餐10點之前是半價，一般超過四五分鐘也會按半價賣給學生。有一天黃秋生10：05去買早餐，眼瞅著一個同學在他前面買了半價的，到他時，老闆突然說：「已經過鍾，不能半價了。」

「我剛才看到你賣給他了，那也得賣給我啊，學生沒錢啊。」

「不行不行，已經過鍾了。」

黃秋生惱了，「你的鐘過5分鐘，我的手錶還沒過呢，你的鐘是錯的。」說完就去調餐廳的鐘。 

一個很疼他的老師說，「秋生啊，你為什麼要為這些無聊的事情影響你的藝術生命呢？你不要那麼硬，那麼臭脾氣。」

「我經常跟孩子講，男人就是個戰士，要時刻準備戰鬥。」黃秋生說自己身上有個盔甲，這盔甲是隨著時間一塊一塊貼上去的，要到死了的時候才可以卸下。

出道30年，300多個角色，配角居多，大部分是爛片

黃秋生活得自在、自傲的同時也自嘲。

他說自己是爛片之王，不是普通的爛片，是200萬小投資、七八天拍完的爛片中的爛片，「導演編劇演員無一不爛！」

黃秋生自信，對爛片，他最有發言權。「爛片有很多種，每種我都演過。所以一部電影，我說是爛片，一定是爛片。連吳宇森都拍爛片。」

人們不得不服的是，每一個爛角色他都演得無可挑剔。

出道近30年，演過300多個角色，配角居多，而且大部分是爛片。他也曾為此失落。

2001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為3位演員做了回顧展：黃秋生、劉青雲、吳鎮宇。這3個香港演藝圈的中堅人物私交甚篤。放映期間，看著兩個好朋友的片子，部部平頭正臉的，自己參演的片子大多屬於三級片，黃秋生有些坐不住了，「真希望快點結束放映。」

現在，他就像從來沒那麼想過一樣：電影爛不爛無所謂，只要我演的角色好，對我來說就是一部好片。假如我沒拍過那些爛片，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麼多人認識我。這種機會不是每個演員都有的。

對於劉青雲、吳鎮宇兩個死黨，黃秋生是真心地欣賞。

「劉青雲是郭靖，演的大多是正面角色，大智若愚。他是個很gentleman的人，不太講話，其實有很大的智慧，絕頂聰明。看起來悶悶的，其實心裡火比我還大。

「吳鎮宇是黃藥師，純粹的邪派高手。他比我還瘋，我佩服他的天馬行空。我們很多想法相似，他有時替我說出我沒有說的話，做我沒有做的事，有他在，我總是很鎮靜。

「我是丘處機，內功高手，可以正也可以邪。」

「丘處機」年輕時最無法忍受的就是別人說他演技不好，「因為那個時候演技真的不好」。偏偏亞洲電視有一個導演經常跟人說「不要用黃秋生，他沒有演技，沒有希望」。

「我是新人，我演技不好，你要給我機會，不要到處講不要用他嘛。誰好啊？沒有一個新人是好的。那些漂亮女孩子你就給她機會，所以她有機會，我沒有機會。」

黃秋生說，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拍成電影，第一個鏡頭應該是父親上飛機走掉的情景。

黃秋生的父親曾是駐港英軍。他4歲時，父親離開香港，再沒見過面。母親靠給別人做女傭維持生計。「現在這個時代，混血很吃香，可在當時，我們經常被人叫做雜種，遭人打罵。每個人都取笑我，叫我鬼仔，說我沒有父親。」

上小學時因為沒穿內褲被老師體罰，脫光衣服在操場上示眾，被同校的女生看到，從此留下心理陰影，經常夢見自己赤身露體站在街頭，不知道怎麼回家。「這個陰影一直到拍了第一部三級片才消除。拍三級片對我是一種心理治療。」

過往的經歷在黃秋生的臉上都能找到印跡。警惕，霸氣，桀驁不馴，跟這個世界對著干。他從不諱言對名利的追求，「沒有名就要有利，沒有利就要有名，名、利都有就更好。」

有導演來找他拍戲，他從不聽對方表白自己如何有誠意，「爛劇本、爛導演都說自己有誠意，憑什麼你的誠意就比他的誠意高？不用講太多，把錢拿出來，看看到底誰有誠意。廢話我已經聽得太多也講得太多了。」

在香港，這種事絕對不可能發生

人物周刊：《精武風雲·陳真》新聞發布會上，光線傳媒的總裁仔細算著你們這些主演所能帶來的票房，你聽著什麼感覺？

黃秋生：演員就是商品。這是一個多重身份的年代，有可能你是藝術家，也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商品。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把人異化的現象。

人物周刊：你戴過票房毒藥的帽子嗎？

黃秋生：沒有。票房毒藥這個帽子是有名的人才可以戴的，比如說你應該票房很好，可是你每一部票房都不好，就有人說你是票房毒藥。我們這種以前根本都不起眼的演員，你連當票房毒藥的資格都沒有。通常我當主角的戲都是比較藝術性的，票房不好是正常的。《精武風雲·陳真》，我不是主角，所以票房好不好我都不會成為毒藥。在巴西拍的《蕩寇》，我是主角，可是票房好不好，沒有關係呀，因為這個定位是一個藝術片。

人物周刊：藝術片就不用考慮票房嗎？

黃秋生：因為沒人看啊，沒人看就沒人注意，沒人注意就沒人批評，就沒事了。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用貌似不吝的說話方式掩飾你的不善交際。

黃秋生：我真的是不善交際。演員不是一個PR(public relations)。我是演員，我不是公關，我不善交際是正常的。有太多的演員是公關不是演員，公關做得很好，當演員的時候做得很爛。我拒絕，是因為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有些時候我知道需要公關，有些時候我願意，可是我沒有這個能力。

人物周刊：這導致你說話很坦白，也就是媒體常說的炮轟？

黃秋生：坦白是你這個人的個性，炮轟是你對這個事情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我叫服務員，「這個桌子很臟，你幫我抹乾凈」。是真的很臟啊，你可以看見的啊，我叫他清潔一下就是炮轟啊？頂多算是放一個鞭炮吧。

人物周刊：你公開表達對電視劇《楊貴妃秘史》台詞的不滿，沒有考慮過可能帶來的影響嗎？

黃秋生：每一個人對歷史、對劇本、對人物的理解都不同，我當然有自己的理解，可是一個演員到最後必需根據編劇、導演對劇本的理解去創作。我可以根據你的要求去做，如果你不需要、不喜歡我去設計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裝修工。你是要一個設計師，還是要一個裝修工？「李白來了一次，你就詩(濕)了三遍」，我說這種對白跟任何一個正常女性說，都會讓人家臉紅的吧，都會令她覺得尷尬吧，我還以為他們會把它剪掉，可是已經播出了。「詩」(濕)同音的爛笑話，還不止一次，玩了大概有4場戲。有一次我在拍戲的時候，都受不了了，石小群的台詞是：「跟她玩濕的還是玩乾的？」我說：「乾的也好玩嗎？！」他說：「你說什麼？」這個對白劇本里沒有。我當時有點生氣了。這是在電視上播的劇，在香港，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所以我說現在大陸除了政治，所有都是自由的。

人物周刊：拍之前，讀劇本的時候你沒看到這些嗎？

黃秋生：這部戲剛開工導演就開了一個會，講了兩個小時， 「這個劇本非常好，編劇花了3年時間寫的，對白里的每一個字都不能改。」我就問導演，「一字不能改啊？」導演說，「朝廷上的對白不能改，平常的可以改。」我自己的我會改，用我自己的方法改，可是人家的對白，我怎麼在現場叫他去改？我不能跟導演說你叫他改一下吧？我不能教人家演戲吧？

這件事以後，我再拿到劇本會完整地看完，然後在合約里寫明：我有權利改劇本，改我自己的對白。但是百分之多少你可以改？這還是個問題。

風流和下流的界限在哪裡？有些人覺得這是風流，我說這是下流。

人物周刊：我查過「炮轟」的意思，指對事件或者個人進行語言攻擊，原先用於戰爭。

黃秋生：我這個不叫炮轟，這是表達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感覺。現在的人辭彙太貧血，什麼事情都把它形容為炮轟，嘩眾取寵！不說你炮轟誰看？恨不得說你要殺人，把你形容為一個野獸、魔鬼才好。

我年輕時的狀態還可以說是炮轟，因為比較激烈，比較激動，比較用力，我現在都沒氣力去炮轟了，我講的只是一個事實，有證據的事實，沒有證據的我都不講。比如《楊貴妃秘史》這部戲，所有的劇本我都留下來了，所以千萬不要再說我是亂講。

人物周刊：你表達了這種不滿後，碰到過導演尤小剛嗎？

黃秋生：我是對事不對人，我針對的不是他啊。後來去宣傳時也碰到他啊，他對我很好，很有禮貌。劇組裡面有很多事情都很開心的，為什麼不講開心的事情呢？為什麼總講負面的事情呢？

人物周刊：香港媒體和演藝圈一直是對抗的關係嗎？

黃秋生：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一行的人都是做「雞」、做「鴨」的，全部都是黑社會，都是拋妻棄子的，所有人都是壞人。挖，挖到了就把那個點擴大。我認為香港沒有媒體，所有的雜誌都是色情狂的雜誌，買來看一下你就知道，你低胸他就拍你胸部，女的穿裙子他就趴在地上拍，那不是有牌的偷窺狂嗎？把所有的這些上封面。他們的視點全部都是你離婚啊，沒錢了就說你精神病啊。香港媒體是病態的，他們的心態是扭曲的，我覺得應該介紹一個好的心理醫生給他們。

人物周刊：你發現狗仔隊偷拍怎麼辦？

黃秋生：打跑，打到他們怕，告到他們怕。

內地劇組為什麼這麼亂？

人物周刊：拍了這麼多年戲，你待過的哪個劇組最專業？

黃秋生：我剛才還在和他們(助手)講，哪有那麼專業的劇組啊。剛才在劉偉強的劇組，他在休息的時候，大家研究說這個西瓜要不要開，劉偉強突然間大聲說，開。門口工作人員立刻往這邊看，以為怎麼了。你知道其他劇組會怎麼樣嗎？對不起啊，我要講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這邊在喊，(突然很大聲地)我×你媽……那邊就更大聲地喊，我×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麼？沒反應！沒有任何人對這種激烈的語言有任何反應。這就是其他的劇組。劉偉強的劇組只要有一個人聲音比較大，就會很突兀，因為你在拍攝現場發飈，肯定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嚴重的事情，你才會這樣喊出來。在其他劇組你就會看到很多的神經病。所有人都在喊，所有人罵所有人。

人物周刊：在這樣的場景中，你是什麼狀態？

黃秋生：我是個旁觀者，坐那兒抽煙，看，分析，為什麼會這麼亂？我看到的就是一個神經病院。你說它是中國特色嗎？你說這樣可以專業嗎？你說這樣拍攝的時候可以比較順利，比較省時間嗎？不可能的事情。

人物周刊：內地劇組會不會好一些？

黃秋生：我講的就是內地的。香港以前是這樣的，現在已經沒人這樣了。本來內地劇組是很規矩、很專業的。姜文那邊就很專業，沒有人這樣，因為他們受的訓練是俄羅斯的那種，是正統的。現在內地的劇組我估計都是香港人過來教壞的。香港以前過來的導演都是亞洲電視、無線的那些人，他們過來的時候就是大哥，會在現場講很多髒話，用廣東話罵人，罵完之後，他們散了，可他們訓練出了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之後繼續罵，已經罵到沒反應了，皮都厚了。你還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嗎？別人問你是做什麼的，「我×你媽，我是做文藝工作的，我是藝術家！」這簡直就是荒謬的事情。 

香港演藝界最敢說話的人

人物周刊：據說在香港演藝界，你和吳鎮宇是最敢說話的人。

黃秋生：我比他更敢。有不滿，這個不滿是大家的，不是你自己的不滿。比如說我喜歡喝茶，可是現場只有咖啡，我非常不滿，這個跟大眾的利益無關，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不應該講出來。可是我要求的只是對白寫得好一點，為什麼那麼下流的對白會不停地出現呢？我要求拍攝現場的環境健康、衛生，有問題是應該講出來的，不講出來怎麼解決呢？我進棚第一天，發現身上很癢，還以為自己過敏呢。第二天還是那麼癢，我就問其他人，有東西咬嗎？「有啊，有跳蚤。」我問他們有沒有噴殺蟲水、有沒有消毒，說沒有。我讓工作人員晚上我們收工後噴殺蟲水，第二天發現沒事了，那就證明我說對了。我會搞清楚，這個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證明了這個不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就要解決。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會傳染瘟疫的。為什麼要求這個？我們不是乞丐呀，我們是演員，商業上你是明星，再高一點，你是搞藝術的。沒有人會喜歡看一個三天不洗澡、亂七八糟的人去演戲的。

網上有人說我演的唐明皇牙齒黃，說我抽煙太多。我不是抽煙太多，是喝紅酒太多。進劇組差不多兩個月，我照鏡子看自己都覺得沒事，挺好。一是每天還沒見到陽光就進棚，天黑了才回房間，二是我住的那個地方光線不夠。為什麼每次我去劇組都要看房間的光線？因為我老了，眼睛老花，不夠光的話，我看不清楚。有一天在窗子前照鏡子一看，哇，像死屍一樣。

我可以說網上說我的人是挑事嗎？我可以說他們是炮轟嗎？人家提出意見是有原因的，是真實的，是為你好。你自己要注意，因為我們是明星，我們要賣錢。我應該感謝他們提出來，知道問題，就可以改善了，你才可以進步啊。多少年前魯迅已經寫了——你說我臉上有毒瘡？我自己看不見，我還以為我的毒瘡很美呢。《華蓋集》裡面寫的，大家再去看一次魯迅。

人物周刊：一直這麼坦率，生存不艱難嗎？

黃秋生：當然有人告訴我這樣很艱難，很辛苦，不過我也不覺得他們(不坦率的人)很容易呀。我艱難，可是我開心；你也艱難，你看你多不開心啊。這個就是我們的區別呀。我從來沒有跪下來求人，我如果妥協，也是戰略性退卻，為了下一次進攻，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發。兩萬五千里長征就是這樣啊，為了保留實力，毛澤東的思想、戰略好厲害。我媽喜歡背詩詞，喜歡中國古典文化，我從小就受她影響。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請了一個補習老師，馬老師，他是香港大學讀政治的，左派，我到他家看到很多歷史、哲學類的書，包括馬克思、毛澤東，我在一邊做功課，他就在一邊紙上寫毛澤東詩詞，我經常偷著把他寫的東西收起來回去讀。我喜歡毛澤東的詩詞，大氣磅礴。在我眼裡，他不只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個優秀的詩人。

五戒全犯，犯了之後就懺悔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有霸氣，與你合作很麻煩。

黃秋生：我的個性跟一般人不一樣，大多數人都是「有話就別講，省得麻煩，別挑事，別逞英雄」。可是我們小的時候，學校里教我們學岳飛呀、史可法啊，長大後到了社會上，又要我們「把以前那些都忘了吧。你需要知道這些，崇拜這些人，但你不要做這種人。你要當英雄啊？千萬不要」。那我為什麼受教育呀？只是知道幾個概念，幾個人物，幾個年份就算了？浪費時間。

人物周刊：你的性格與演藝圈格格不入？

黃秋生：我也不需要入。我好像一直都沒入過。有些時候，想入一下，可是入不了。比方說你不是同性戀，然後你身邊一大堆同性戀，你想嘗試一下自己是不是同性戀，那根本不可能，因為你沒有輸入這個軟體。

人物周刊：你最看不慣這個圈子裡的什麼態度？

黃秋生：沒有立場，和稀泥的態度。

人物周刊：「香港最毒的嘴」這個稱謂是你有立場的一種表現嗎？

黃秋生：最毒的嘴呀，我是其中一個，還有人更毒呢。你有一張很毒的嘴，也需要一些很毒的思想才可以，沒有思想配合，只是嘴毒，沒有意義。我覺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嘴巴只是一個工具。

人物周刊：通常認為，篤信佛教的人性情溫和。

黃秋生：我個性鮮明。《水滸傳》裡面，魯智深打爛那兩個叫金剛，怒目金剛抓小鬼，我就是專門抓鬼的。香港一個畫家畫的一張「此君能抓鬼，名字叫鍾馗」，我非常喜歡。我還經常打妄語。妄語不單是說謊，吹牛、亂講話、講色情笑話都是妄語，所以我經常打妄語，五戒全犯，犯了之後就懺悔，懺悔之後又犯，簡直就是一個俗物。唉，真要徹底戒了就成佛了。

人民藝術家才是最高境界

人物周刊：1993年，《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中的變態殺手為你贏得了第一個影帝——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可那次拿獎，你似乎並沒有太多喜悅。

黃秋生：拿獎之後有人恭喜，當時可能是我非常自卑，沒有感受到那種真誠的、熱烈的感覺，好像中間隔了一層紗，看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是真的。在酒店舉行慶功宴做訪問，做完訪問很晚了，回頭一看，東西都收了，人都走了，沒有人留下來跟你慶祝。沒有吃飯，又冷，又餓，旁邊一個人都沒有。半夜12點多在尖沙咀，走出酒店，風在吹，「唉？我去哪兒？我今天發生什麼事情了？」好像是做了一個夢。一個人餓著肚子拿著獎盃走在街頭，就好像拿著一瓶酒，也沒有人看你，好像鬼魂一樣。

不像現在，誰拿了獎，訪問後都有一個PARTY，一堆朋友，你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在等你。我那個時候真的一個朋友都沒有。一個人，我沒吃飯，你可以想像嗎——那種孤獨，荒謬。我只有打電話給邱禮濤，然後兩個人在一個小酒吧里喝啤酒。

人物周刊：那時大家怎麼看你？

黃秋生：我怎麼知道人家怎麼看我，我連朋友都沒有。後來有些人告訴我說，「那個時候，我覺得你很討厭，髒話多，又很容易發脾氣，又沒有人緣。現在好多了，講話又好笑。」可能我現在講的廢話多了。

人物周刊：你害怕衰老嗎？

黃秋生：你不能怕它，這是一個階段啊。我覺得我怕年輕比怕老多。

人物周刊：因為你年輕時一無所有？

黃秋生：年輕的時候一無所有，什麼都不知道，得罪人，前路茫茫，什麼都不穩定，也不滿意。現在我比較容易把控周圍的事情，我現在過得蠻好的。年輕惟一的好處就是比較容易認識女孩子，年輕有精力嘛，可以跟女孩子去吃飯，吃完飯去喝酒，喝完酒玩到天亮，再開車去山上看日出。不會談了好半天，最後變成——「今天我們去吃飯吧。」「好啊，叔叔，我能約我男朋友一起來嗎？」(笑)

人物周刊：1998年，因為《野獸刑警》，你第二次得了金像獎影帝，那時你好像病著？

黃秋生： 1997、98、99年得了甲亢，演《野獸刑警》時已經好了一點了，可還是很胖，全身都腫。特別是97年，病得很重，腫得跟豬頭一樣，有一陣沒有工作，就去了倫敦學戲劇。每天想的就是學英語，上學，買東西回家煮飯，睡覺。早上起來聽聽教堂的鐘聲。躺在浴缸裡面，點個蠟燭。英國的房子很暗、很黑。

人物周刊：沒有危機感嗎？

黃秋生：我就是因為擔憂太多，所以才有這個病的。倫敦之行思想、見識都改變很大，整個人的性格都改了，變得讓自己比較舒坦。

人物周刊：有人幫你算過，迄今為止，你得過6個影帝，但你經常說獎盃無用。

黃秋生：當你沒有的時候就有用，你需要鼓勵的時候就有用。到現在我自己都可以鼓勵自己的時候，獎盃有沒有都沒所謂。有一天，我可以拿到一個人民藝術家的獎盃，那就有用了。(笑)人民藝術家不是一個獎那麼簡單，一定要有經典作品，比如說趙丹、于是之，他們有很偉大的作品。姜文是一個藝術家，可是我覺得還沒到人民藝術家的境界。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是藝術家嗎？

黃秋生：我現在還不是，我要開始做了，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對人有貢獻的藝術家。之前我覺得演戲只是我的工作、職業，現在是開始實現我的事業的時候。我要實現我對藝術的追求，實現我自己的創作理念。我希望我的作品，除了帶給人娛樂之外，還有很多思想性的影響，這樣才是一個藝術家。或者我的創作裡面有新的、經典的風格，比如說我現在創作一種新的演戲概念，這個概念影響整整一代，那就厲害了。

騙子才去玩抽象

人物周刊：你覺得演戲是有意義的事嗎？

黃秋生：有，非常有意義。這個問題我想了好久，可以肯定告訴你，有。我們賣的是夢，人需要的就是夢。我們人類所有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夢上面的，所以我們這個行業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怎麼看有些導演邊做夢邊說教？

黃秋生：說教的導演沒人看，不會說教的導演膚淺。我在倫敦學習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們，不要經常說教，偶爾說一兩句就對了。你一開始就說尼采、黑格爾，誰要聽啊大哥？都睡著了。先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裡面偶爾有一兩句說教，回過頭來接著講故事，這就對了。

人物周刊：你曾說，一直在跟自己抗爭，現在呢？

黃秋生：還在抗爭，減肥呀。我喜歡吃，太喜歡吃了，我要抗爭到底。我是很懶惰的一個人，我要和我的惰性抗爭。我要繼續努力，把我的藝術呈現出來，我要把所有我得到的回饋給社會。很偉大吧。(笑)有很多人40歲開始中年危機；50，累了，退休了；60，快死了。我高興的就是我找到了目標。之前我就是要賺錢，要拿獎，要讀書，我要學很多很多。現在我是要把我知道、我得到的力量回饋給社會。要快快快，沒有時間了。

人物周刊：哪部戲是你的代表作？

黃秋生：我的代表作在舞台上。1986年我在演藝學院上學時演過一部《大鼻子情聖》(根據法國戲劇家埃德蒙·羅斯丹的名劇《西哈諾·德·貝熱拉克》改編)，這部戲的製作費是20萬，當時社會上的反響說學生不應該有那麼多的製作費，浪費。公演獲得很大的成功，法國文化協會寫信到學校表揚，特別是黃秋生。當時很多專業演員(現在是好朋友了)很感動，跑到後台抱著我哭，「我現在知道什麼叫演戲了。」演完之後，當初罵學院說浪費的評論家又說「值」。這種演出讓整個學校被社會接受，那部戲直到現在，在學校裡面還被作為教材用。演藝學院上學那3年，幾乎每一個大戲都是我主演，連續3年都是最佳男主角，獎項一大堆。

5年前，我排了一部英國的戲，《家庭作業》。有一次，我演得很好，那些影評人、劇評人來看，居然沒有反應，我出來謝幕的時候，看著他們，心裡想，「哼，你們算是觀眾？」冷笑後轉頭就走。來看戲你們在分析，分析這個戲怎麼樣怎麼樣，我感受得到他們那種討厭的態度。你喜歡就鼓掌，演員要的就是一個掌聲，要的就是一個鼓勵，你們明明知道是好的，為什麼要這樣反應？演戲是要打動你的心，你把心都關起來，它怎麼打動你啊？你在那兒分析個屁呀，最重要的是把心打開。

人物周刊：林奕華在內地很有市場，你看過他的話劇嗎？

黃秋生：我在演藝學院上學的時候就跟他開罵了。有一次他在舞蹈學院搞了一個小小的表演研討會，我去看，幾個學院，分別有人表演芭蕾舞、中國舞、現代舞，輪到他的劇團表演時，幾個小朋友出來放些音樂隨便跳了跳，跳完之後大家研討。我就發問，「你這個是藝術啊？」他說，「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表演他自己的藝術。」我說，「你這樣的藝術我看不見技巧啊。收我20塊，我為什麼要來看你這樣跳？我為什麼不回家照著鏡子自己亂跳？你這樣是藝術嗎？表演什麼東西給我看？我明天發明一個石頭舞(做石頭狀，扭動幾下)，這樣可以嗎？」他說，「可以呀。」「那我沒有問題了。」第二天他在報紙上寫了一大段理論，講了德國舞蹈家皮娜·鮑什，我看完之後心想，「真是神經病啊，你把自己跟皮娜·鮑什相提並論啊？她怎麼樣，你就可以怎麼樣？我看過皮娜·鮑什的表演，她舞台的設計美不勝收啊。你那是什麼表演啊？你把自己當作皮娜·鮑什，我當我自己是莎士比亞，簡直就是藝術界的無恥之徒。」我那時是這樣想的，我現在跟他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人家搞了那麼多的戲我沒看，沒有資格評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有些所謂的藝術家搞的就是這些，把你悶死。你看不懂？你看不懂就是你水平不夠，你看不懂我就是藝術家。最容易的騙子就是玩抽象。其實他是一個生意人，他是包裝藝術家。內地很多人都是要充藝術家，充懂藝術。你看很多土包子喝紅酒時加糖、加雪碧，這樣他們還要告訴人家我喝的是紅酒，我抽的是雪茄，我看的是英語雜誌——倒過來看的。一堆這樣的人。 

從小就有挫敗感

人物周刊：你什麼時候有過挫敗感？

黃秋生：我一直以來就有，從小就有很多挫敗感。我真的可以說我的整個成長過程就是一部奮鬥史，包括我的人格，包括我的命運，我是怎樣從一個小學畢業生變成現在演藝學院院士的。從小我媽就希望我讀書，但我小學畢業後一直在工作，直到進了香港演藝學院才真正讀書。真是想不到，最後我會成為院士。

人物周刊：經濟狀況最差的時候什麼樣？

黃秋生：哇，窮得不得了啊。我媽有肺病，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後來她再結婚就是為了養我。我那時候沒學歷，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又反叛。雖然愛看書，知道的東西比同年紀十幾歲的人多，可不等於說我學歷比他們高，他們中學畢業後可以找一份很普通的工作，我中學都沒畢業，找不到工作。23歲去了演藝學院，那幾年是最好的了，我一直逼自己，因為我愛這個行業，這個工作，學校老師都講英語，一定要不停地學，其他同學學歷都很高，我一定要跟人家去比較，追，一直在追。

人物周刊：童年時的惡夢或者陰影還有哪些在影響你？

黃秋生：沒有了，真的沒有了，連做夢我媽死都很少了。以前經常做的惡夢——裸體回不去家、母親死了、挨打後打不回去，都沒有了，現在通常在夢裡會把人打死。

人物周刊：你把當年拍三級片的經歷稱為心理治療，現在如果有一部戲需要這種……

黃秋生：(打斷)唉，做不了了我，我現在在他(經紀人)面前換褲子都不舒服。其實我從小的個性就很害羞，天生的。小時候放我在凳子上面，把我的鞋子拿走，我絕不會光著腳踩在地上去拿鞋，覺得臟。後來因為家庭窮，讀寄讀學校，什麼垃圾也放嘴巴裡面，什麼亂七八糟環境也睡，不洗澡，這些都是後天培養的。我在家裡換衣服要背著我老婆的。

人物周刊：完成這種心理治療後，你又拍過裸戲嗎？

黃秋生：有過，還拍過王晶的那些戲，後來我告訴他我不裸了，讓女孩子裸吧，反正你們都要看女孩子，誰要看一個大肥佬裸體呀？

我喜歡戰士，我有英雄情結

人物周刊：你在《太陽照常升起》里演一個解放後從南洋回國的老師，對自己的表演滿意嗎？

黃秋生：那時剛解放，很多留學生從南洋、美國、香港回到大陸，姜文有當時的照片，我看了之後都嚇了一跳，原來那麼洋化，那麼開放，那麼好。我覺得我自己演得很好。

人物周刊：姜文很了解你嗎？

黃秋生：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有點感覺，大家有某種東西很接近。他的風格，他的視野，我比較欣賞，比較理解。他不需要了解我，他了解他自己就了解我了。我還非常喜歡魯迅，他對我影響很大。

人物周刊：你所欣賞的人——毛澤東、魯迅、姜文，身上都有戰士的特質。

黃秋生：對，我喜歡戰士。我喜歡的歷史人物也是戰士，我還喜歡亞歷山大、成吉思汗、貝多芬。崇拜英雄，有英雄情結。

人物周刊：你說姜文是中國惟一保持自己狀態的藝術家。

黃秋生：他真的是。最近他拍的《讓子彈飛》我沒看，可能又不一樣了。窮久了，就拍一個商業的，真的沒所謂。後面你再拍你自己的電影，走你自己的路。

人物周刊：你對好萊塢大片怎麼看呢？

黃秋生：什麼大片！大爛片！都是垃圾！

人物周刊：如果他們來找你，你會接受嗎？

黃秋生：有錢就拍啊。我拍那個《木乃伊3》，製作很大啊，出來變得很爛。

人物周刊：你對奧斯卡嚮往嗎？

黃秋生：奧斯卡沒拿過，給我我會要，這是我入行的時候答應我媽的。現在有一個替代品，剛入行的時候去美國旅行，買了一個奧斯卡獎盃模型。等我拿一個真的回來，就放在旁邊，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怎麼中國人說我是老外，到了英國，人家又說我不是老外？

人物周刊：你一直說要過自由的人生，怎樣才算是你所說的自由的人生？

黃秋生：其實很多時候你不自由是因為你自己的概念把你困在一個不自由的狀態。有的時候跟人談起潛規則的那些女孩子：第一，其實不是她旁邊有潛規則，是她自己認為有潛規則；第二，她也認同這個潛規則；第三，她又進去這個潛規則。這個潛規則不是人家給你的，是你自己給自己的，你自己沒有這個潛規則，這個潛規則就沒有。

人物周刊：現在還有什麼事情困擾你嗎？

黃秋生：困擾我的就是那個不專業的環境，還有在現場人不尊重人，我最看不順眼的就是這個。如果一個人生活的世界永遠就是我自己好就算了的話，那沒什麼意思——旁邊有強姦我不管，反正不是我老婆；旁邊有搶劫我不管，反正不是搶我，到最後就搶你了。用置身事外的態度生活的人，到最後他就會受到傷害，他是用默認的行為去贊同這種不應該發生的行為。

人物周刊：現在還有自卑感嗎？

黃秋生：沒有了。以前別人叫我雜種我就打，後來有一個好朋友他也是混血，他說實際上人家說雜種就是一種稱呼而已，對你沒有什麼態度，我就接受了。後來我爸呀，我的背景啊，我的過去啊，一步一步都過關了。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一直在過關。

黃秋生：對，我的人生一直在過關。以前會覺得自己沒有學問，沒有學位，不會英語，每個人都以為我的英語很好，年輕的時候人家跟我講英語，我臉紅得不得了，一句都不會。慢慢學，會講了又不敢講，怕發音不正確，後來在英國的時候過關了。我真的去英國尋根了，「我是誰，怎麼中國人說我是老外，到了英國之後，人家說我不是老外？」我經常問人，「你說我是什麼？」人家說，「你也不是中國人，你是哪裡來的？」後來就發現，我根本就混血嘛，尋什麼？根本都在。佛教說你的心在哪兒？心在裡面嘛，一直都在。這個世界根本沒有變，變的是你自己。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你心在動。

人物周刊：你喜歡節日嗎？

黃秋生：有些人生日喜歡去餐廳，找幾個女孩子陪著插蠟燭，我覺得他們很悲慘，沒有小孩幫你插，沒有親人幫你插，沒有母親幫你插，要幾個不認識的人陪著插蠟燭，然後給你唱happy birthday to you，你還在笑，非常悲哀。有的時候在餐廳吃飯，會看到旁邊又來一個這樣的笨蛋。

聖誕節也沒什麼意義，我看到有人聖誕節就去找女人喝醉，睡大覺。再不就晚上出去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搞在一起。12點聽到外面鐘響，人們尖叫，一年又過去了，生命又少一年了，你們還有什麼好興奮的？

人物周刊：若干年後，你希望人們在提起你時怎麼評價？

黃秋生：一個有勇氣活過的人。 

「黃金配角」李健仁：「如花」只是我的工作

李健仁（姜曉明）

回頭看這幾十年的人生，他覺得像戲一樣不可思議，誰是主角，誰是配角，「真是說不準的」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此刻，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先生正吃著燒鵝，喝著紅豆冰。這家港式茶餐廳的地道口味讓他面露滿足感。整齊的三七分頭型，鬍鬚剃得足夠乾淨，胳膊上肌肉凸出，藍白橫條T恤，白色休閑褲，白色復古球鞋……1米8的個頭坐在那裡，空間顯得有些狹小。

如果你對這位硬漢感到陌生，就讓我們重溫一些熟悉的鏡頭吧。在周星馳電影《唐伯虎點秋香》里，「江南四大才子」看到橋頭上有一位背影婀娜的女子，其中3位慫恿星爺扮演的唐伯虎上前搭訕。此女子轉過頭來，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經典形象出現了：濃妝艷抹、胡茬密布、左手掏鼻。

這位仁兄就是那個背影婀娜的「美女」。他叫李健仁。

周星馳叫他「阿仁」，他稱周星馳「星仔」。「現在大家都叫他星爺，就我還叫他星仔。」

李健仁和周星馳是中學時的同桌和好友。相比周星馳，李健仁似乎更容易踏上電影之路——他的父親李有棠是香港著名攝影師。「我爸原來在邵氏，後來嘉禾公司要成立，就拉他出來，當時只有兩個攝影師，他是其中之一。」

李健仁視父親為偶像，小小年紀就跟著他在片場出入，親睹電影的拍攝。但父親並不想讓他走自己的道路，「道理很簡單，我肯定也不會給我兒子做這一行，爸爸永遠感覺自己很辛苦，不想兒子這麼累。」

中學時代，李健仁要比同桌周星馳更有名。「我當時是香港青年足球隊的守門員，全校就我一個人代表香港到全世界去比賽。」 他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當他在香港政府大球場撲住點球時，從草坪上傳來的掌聲。

李健仁狂愛足球，周星馳則痴迷功夫。多年之後，《少林足球》就是這兩位同學愛好的產物。彼時，周星馳模仿李小龍，不僅形似，而且神似，以至於有一個外號叫「小龍」。「你看過《逃學威龍》嗎，在天台上，周星馳一腳把別人嘴裡的煙踢掉，那都是他的真功夫，導演當時都看呆了，沒想到周星馳有這樣的功夫。」坐在周星馳旁邊的李健仁經常成為周的陪練——就是充當人肉沙包的角色。不過，在校園裡，李健仁覺得跟「小龍」在一起，會多一點安全感。「我們學校很厲害的，不是念書厲害，是打架厲害，《逃學威龍》就是我們學校的影子。」

「如花」初長成

坐在我對面的李健仁說話風趣，喜歡用各種形體動作再現回憶的場景。在他的印象中，後來成為喜劇之王的周星馳從小便是沉默寡言。周的家境很窮，單親家庭，與家人住在租來的小房子里，「自己的房間就這麼大。」李健仁用手勢對著茶餐廳里的一個卡座比划了一下，幾平米的樣子。

中學畢業後，兩人都沒讀大學，李健仁在香港愉園隊做過守門員，隨後進入餐飲業。周星馳跟他做過餐飲，「後來在寫字樓做過事，賣過旅行社的飛機票，還做過銀行的工作人員。」這段時間，他們認識了周星馳姐姐的一位朋友，在一家鞋店工作。「就是在鞋店裡給女孩子試穿鞋的店員。」這位朋友叫梁朝偉。他們當時還有一個朋友，「在樓梯間底下開了個小店，」這個朋友叫戚美珍。4人同齡，全都生於1962年。

「那時日子很苦，大家都沒錢，晚上有時候湊幾十塊錢到夜店去聽歌、喝酒。周星馳、梁朝偉都是很沉悶的人，我比較好，想著辦法逗大家開心。」

李健仁跟這幾位好友開過一個玩笑。「我說，我們什麼都有了，我做攝影師，戚美珍可以做女主角，周星馳可以做男主角，梁朝偉可以做男主角，誰做導演呢，你們兩個，隨便一個做導演啰，可以開工了。」

他們幾個人當初真還做過這樣的事。「梁朝偉、周星馳和我一起拍過一個功夫短片，當時大家都還沒有入行，機器是周星馳買的。我後來問過他，他說搬了好多次家，找不到了。很可惜。」

在隨後的幾年裡，這幾位的人生開始有了變化。先是戚美珍考入了香港無線藝員培訓班，做了演員；接著是梁朝偉，然後是周星馳。李健仁則做了多年的餐飲。「我沒有進培訓班，我做餐飲十幾年，我的生活就是培訓班。」

李健仁當時管理著3個餐廳，一個月有5萬塊的收入。但他覺得沒意思了，這個行業對他已經沒有太多吸引力，他想著能做點別的，所以離開餐飲業，進入了片場。「剛從片場起步的時候，我一個月賺3000塊。」

這是1990年，周星馳正好要到北京去拍《武狀元蘇乞兒》，拉上李健仁一塊到北京玩。「有一天，他抓住我說，幫幫忙啊。我說幫什麼忙啊，他就叫人給我化妝，把我畫得很醜，讓我幫他拍一個鏡頭。」——「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這是李健仁第一次出演周星馳的電影。

這個「極品」美女的形象一直到了《九品芝麻官》里，才有了「如花」這個名字。「那部戲我做副導演，我拿著劇本，看到王晶取的『如花』這個名字，身體都有點抖了。我感覺到我能夠憑著這個名字獲得一點知名度。周潤發有了『小馬哥』這個名字後紅了。成奎安沒有『大傻』兩個字也出不了名。在戲裡面要有個名字才行，不然別人只會說，你看這個醜女人。」

正如李健仁所預料的，「如花」這個名字紅得像花兒一樣。大家開始在周星馳的電影里期待他的出場，「如花」的每一次亮相都能讓人抓狂不已。有人評價稱，這一形象充分表現了什麼叫「惡鬼的化身」和「上帝的廢品」。

這些年裡，李健仁除了「如花」，還演過許多配角。有朋友算過，他一共出演過80多部電影，這嚇了他一跳，「我自己都不清楚拍了這麼多部戲。」他對待配角非常認真，曾把導演給他的3頁台詞全都改了。他從來不把自己當配角，在周星馳的電影里，儘管只有幾個鏡頭，他都想著要比周演得好。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李健仁那幾位朋友的故事了。周星馳和梁朝偉成為了一代巨星、萬人偶像。戚美珍也曾紅極一時，嫁給苗僑偉之後淡出娛樂圈，前兩年又復出了。

吃完燒鵝的李健仁抽了幾支煙，回頭看這幾十年的人生，覺得像戲一樣不可思議，誰是主角，誰是配角，「真是說不準的。」

他昨晚跟人談劇本，很晚才睡。前些天，他剛從山東拍了一部戲回來。他從來都不只是一個配角，他做過多年的副導演和製片人，只不過「如花」的名聲將這些遮蔽起來。現在，他想做的是導演，在大陸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走街串巷，觀察生活，寫劇本，「有好的本子我就會拍。」他對生活則沒有太多的奢求，「能吃到燒鵝、喝紅豆冰，和朋友聊聊天，就很開心了。」

2003年，在朋友的幫忙下，李健仁用積累起的名氣在香港銅鑼灣開了一家名牌手包店，店名就叫「如花」。但他的運氣並不如花，「非典」很快就來了。整整一年多，沒有人來，每個月的店鋪租金28萬，手包是時尚的東西，過季就不值錢了，一年下來就虧了幾百萬。

慘敗的李健仁在那之後成為了基督徒。如今，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北京，周末若有時間，他都會去教堂做禮拜。偶爾，他還會去踢一場足球，這麼多年了，基本功還在，不知道他經歷的人會為他的球技而驚訝。「人生就像足球一樣，輸了一場還有下一場，要想開一點，和許多人相比，我們已經過得很好了。」

關於配角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配角」這個詞？

李健仁：我根本不當自己是配角，每一部戲我都當自己是女主角或男主角，跟周星馳演戲，每部戲我都想強過他。每一個行業，有老闆，有員工，電影里也有各種各樣的角色，所有人都很重要。你看王寶強，原來不懂演戲，當群眾演員、跑龍套，後來當配角，現在是主角了。人生要經過這條道路，從上學到工作到成家立業，每個人都是從小弟做起，從配角做起。

人物周刊：評價一下你演的配角。

李健仁：我也不希望我的形象這麼丑，我不想做這個表情，但觀眾喜歡，導演喜歡，有笑聲掌聲，能讓別人高興，就可以了，因為這是我的工作。在《午夜計程車》里，我很喜歡我演的計程車司機，我希望多扮些男的。

人物周刊：演了這麼多「如花」，有沒有厭煩的時候？

李健仁：如果讓你天天吃燒鵝，你也會煩的，但只要有效果，我就會去演。我演「如花」，有些導演不知道怎麼拍好看，我告訴他怎麼演，他不聽，說，行了，就這樣演。沒辦法，你是導演，我是打工的，我跟著你演了。為什麼在周星馳、劉鎮偉、王晶的電影里，我一出來，一兩個鏡頭就給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其他一些導演那裡沒有這樣的效果，導演不一樣啊。

人物周刊：在眾多「如花」里，你最喜歡哪一個？

李健仁：我比較喜歡《國產凌凌漆》的那個「如花」——一個本地「雞」。周星馳要拍這場戲時說，我又沒叫過「雞」，誰能寫這場戲出來呢？他找我說，你以前做餐飲的，肯定去過啦。其實我真的沒去過，但知道有朋友叫過，周星馳就讓我寫了這場戲。

後來，我有個朋友在北京找小姐，碰到的情況跟我在電影里演的是一模一樣的。我朋友去按摩，問一個女的，有沒有小姐？有。小姐好不好？好。有本地的嗎？有，我就是啊。我的朋友看這個女的是個大肥婆，說，還是找個外來的吧。女的說，十幾年前，我是四川的。整個店就她一個人。我的朋友說，算了。走了。 

關於周星馳

人物周刊：你眼中的周星馳是怎樣的？

李健仁：人生真是說不準的，我跟周星馳做同學的時候，哪裡想得到他現在是這樣？上中學時，我開玩笑說過他的名字。我說，喂，你的名字起得很好啊。他說，怎麼好啊？我說，周，周圍的人；星，STAR，明星；馳，馳名天下。他說，是這樣就好了，不可能。

當時我看他練功夫練得很好，我想他可能會成為武術演員，但是想不到他從演「無厘頭」演到現在的成就。以前沒有人這樣演的，他是第一個這樣演的，表情動作很誇張，這些方法以前是沒有的。在電視台的時候，他和吳孟達用這個方法表演，其他演員看了說，他們兩個是傻的，我們不要學他們。沒人跟著學他們倆，結果他們火了。人生很奇怪的，把握住一個機會就可能成功。

人物周刊：周星馳是怎麼把握機會的？

李健仁：他做過電視台兒童節目的主持人，一個星期可以錄好多期節目，一個月有兩萬八千塊。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想改變自己，想去話劇組。去話劇組的話，一個月只有3800塊。我說，沒關係，年輕嘛，如果3年不行，就干其他啰。當初如果他不去話劇組，就不會是今天這樣。演了兩三部電視劇之後他就紅了，他就從電視台出來去演電影了。他很聰明，知道一個演員經常在電視上免費被觀眾看到的話，是沒有票房的。他演的第一部電影是《捕風漢子》，第二部是《霹靂先鋒》，就拿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人物周刊：他的性格是怎樣的？

李健仁：他是很沉悶的人。每個人性格不一樣，我理解他，他在現場把所有精力放在拍戲裡，你叫他，他完全聽不到的。我從小就了解他，所以他在工作的時候我不會去打擾他的。他要求很高，只想著把電影弄好，弄不好會不爽啊。

關於電影

人物周刊：你怎麼看演員這個職業？

李健仁：我做演員從來沒有架子。我是一個人，只是工作不一樣而已。現在我看到很多內地的年輕演員，在現場裝大牌，啥大牌啊，根本沒人認識你。有的工作人員說我們香港的演員蠻好，沒有裝。香港是個小圈子，你裝就沒人理你了。

人物周刊：年輕演員里，你欣賞誰？

李健仁：現在的年輕演員大都被寵壞了，但有一個人我是很敬佩的，就是謝霆鋒。他爸謝賢在加拿大搞地產虧了很多錢，他16歲被送到英皇簽了15年，賺錢給他爸還債，這麼小出來當演員，你以為他想嗎？多痛苦啊。駕車頂包案，他被警察抓去，他不害怕嗎？後來接著拍戲，結果老婆又出事了。他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你現在看他的電影，看他的眼神，成熟了，有苦在裡面。演員要靠心來帶動眼神，這個心怎麼來，要靠經歷，周星馳和梁朝偉都是這樣的。光看書是沒用的，比如，這本書是10年前的，介紹北京的，現在的北京跟10年前的北京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們要攢錢多出去看看，不要去菲律賓，去其他地方。每個地方會有不一樣的感覺，人生要親眼見過才是真的。

人物周刊：你發掘了許多演員？

李健仁：我做副導演的時候，幫周星馳找了很多演員。張柏芝本來是拍廣告的，那個檸檬茶的電視廣告拍得好，她有camera face。但周星馳很少看電視。要拍《喜劇之王》的時候，我跟他說，這個女演員不錯，後來周星馳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還說，這樣的聲音怎麼拍電影啊。談完後，覺得她還行，就定了她。那是張柏芝第一次當女主角。

人物周刊：你做過足球運動員，《少林足球》是你出的主意？

李健仁：《少林足球》是我想出來的。這個電影本來是我想做導演拍的，我對足球非常有感覺。當時要辦韓日世界盃了，我覺得要拍一部和足球有關的電影，但沒什麼投資。有一個老闆願意投資給周星馳拍。周星馳說，不如我拍了。我就讓他拍了。結果，他拿了8個獎。他拿獎的時候我很開心，我想出來的東西得到了好的回報。

關於香港和內地

人物周刊：覺得北京怎麼樣？

李健仁：北京是工作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每個人在北京都有夢想，北京這個地方很奇怪，也許剛來北京幾千塊，現在幾億身家都有，我一直想寫外來人來北京的故事，很難。

人物周刊：為什麼要從香港來內地發展？

李健仁：現在市場在內地。但香港很多題材的電影不能在大陸拍，要知道內地的遊戲規則，就像你寫東西，很多東西不能寫的，大家心裡都明白。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現在我們要學，在編劇時要想，怎麼不超出這個範圍，不來大陸怎麼知道這些？還有，內地的喜劇演員和香港的不同，笑的地方不一樣，小瀋陽、趙本山、潘長江，以前我們哪裡懂這些人啊。

人物周刊：你怎麼看現在的香港電影？

李健仁：香港市場基本沒有了。內地市場這麼大，我有錢為什麼不拍內地的。唱歌更離譜，你現在還買唱片嗎？他們更可憐，只能開演唱會了。香港這個市場只有小本的東西能生存下來。今年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我感覺挺好看，在抽煙的生活里說愛情故事，如果你能聽得懂粵語，裡面的很多對話很精彩的。但來了大陸就不行，只有粵語能表達出來，配了國語就不一樣了。

人物周刊：如果要拍電影，你會拍什麼樣的電影？

李健仁：我希望我拍的片子是關於情感的，是笑中有淚的。

人物周刊：將來有什麼打算？

李健仁：我現在學習做導演，以前學過攝影，又演了這麼多年戲，我其實對自己做導演很有信心。我想大家知道，「如花」是可以做導演拍電影的。今年我推掉了兩部可以做導演的片子，劇本不好，我不喜歡的話是不會去拍的。在片場發脾氣的導演太多了，我如果做導演，希望開開心心工作。我都想好了，以後我做了導演的話，每天起來大家都要抱一抱，耶，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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