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個皇權專制的王朝嗎？

06-01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

我們不能說宋代已經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宋朝行政與司法的分立也並不是特別明確。不過，若說宋朝已經出現了「法治的意識」，則是沒有問題的。宋人明明白白地提出，當法律制訂出來後，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權不能成為違法的擋箭牌。宋人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這其實是中華法系的古老傳統了。為深入理解這一傳統，筆者在此插播一則故事：張釋之是漢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一日，漢文帝出行，經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人突然從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於是皇帝命令侍衛將那人擒住，交給張釋之審訊。經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下人，因為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久，以為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衝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

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後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漢文帝聽後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這馬兒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了。廷尉你竟然只判處他罰金？」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定，當依法執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於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在已交到我廷尉這裡，我身為廷尉，自當公正執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認張釋之是正確的。

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後，應由法官依法裁決，皇帝也不可干預。張釋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為後世的司法官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但宋代的學者、法官提起這起「犯蹕」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為張釋之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他們認為，作為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如宋代的洪邁批評張釋之此言無異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

南宋大儒陸九淵更是從一個刁鑽的角度發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定「犯蹕者殺無赦」，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倒霉而無辜的鄉下人處死呢？陸九淵的答案是：也不可以處死。他追溯到《尚書》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於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麼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據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為，「犯蹕案」中的那個鄉下人，只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漢文帝受了傷，也應該從輕發落，何況文帝並未受傷。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法官應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因此，張釋之應該向文帝解釋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規定」相敷衍。

在這裡，陸九淵闡發了他對「司法獨立」的非凡見解：法官，不僅要據法決斷，也當依照古老而永恆的法理審查法條。這些法理蘊含於永恆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記錄於古老的法典中，由飽學的法官給予發現、闡述。顯然，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先於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義制訂出來的法條，也要符合永恆法理，方為善法。這樣，既能夠保持司法之獨立，也可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

在具體一起訴訟案的審判過程中，宋朝也已經建立了「獨立審判」的制度。這套制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監督，可以彈劾，但不能干預審判。

宋朝的法律明確規定：一、州縣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得請示、徵求上級法司的看法，「州縣鞫獄，在法不得具情節申監司，及不得聽候指揮結斷」；二、提刑司如果發出批示干預州縣法院的司法審判，州縣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辦事，「如監司指揮具情節及令聽候指揮結斷者，州縣不得承受，一面依條施行」；三、干涉下級獨立審判的上級法司，以違制追究責任，「監司指揮具情節及令聽候指揮結斷者，以違制論」；四、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組成特別法庭審理案件，不受宰相與君主的干預，「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中書咨稟」。

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監司見得（州縣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盡，即別行按劾。」上級法司與監察部門可以緊緊盯著司法，發現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錯判，可以彈劾，但不可以指揮法官如何審判。

今人以為中國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賞戮由心」，又以為古人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傳統文化是構建現代司法制度的無形障礙，殊不知這些都是深深的誤會。

通過考察宋朝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個權力分支的制度形態，我們實在很難認同諸如「宋代君主專製得到強化」的論斷。可以明確地說，宋朝並不是一個皇權專制的王朝。這並不是筆者的創見，知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老早就說了：「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1941年，主持復性書院的馬一浮邀請錢穆前往書院講演，錢穆的演講主題便是反駁那種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一貫專制」的成見：「國人競詬中國傳統政治，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帝皇專制。余竊欲辨其誣。」馬一浮聽後，大為讚賞，說：「自梁任公以來，未聞此論。」筆者的論證，無他，只是向錢穆等前輩致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