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建設需重視道德教化

    【治國理政新思想新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豐富和發展了治國理政規律的學說，為我國實現良法善治、長治久安指明了前進方向。在法治中國建設征程中，道德教化的作用不容忽視。

全面依法治國需創造良好人文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中國歷史上的治國經驗告訴我們，既講「法治」，也講「德治」，德法相濟方能相得益彰。其中，把德育擺在重要位置，對百姓進行潛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日積月累，久久為功，是治國之要。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德治思想雖然存在糟粕，但不乏精華，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借鑒意義。

    翻開史冊，「德主刑輔」「德法相濟」等治國方略多有記載。較早提出「德治」的是西周的周公。周公和其他先哲鑒於殷商暴政而亡，發現「敬天」「祀神」不靈，不如「敬德」，於是主張「明德慎罰」「敬德保民」。春秋時期，鄭國子產強調：「德，國家之基也。」齊國管仲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呼籲「競於德」而不「競於兵」。孔子把「德」上升到「為政」的高度，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滕文公請教孟子如何治理國家，孟子簡要回答：「民事不可緩也。」強調民生第一，主張德治。戰國時期的荀子提出了「化性起偽」「隆禮重法」理念。西漢董仲舒提出「天道」是「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強調治國要「大德而小刑」。唐太宗奉行「明刑弼教」，「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一面制定嚴密、系統的法典——《貞觀律》，一面制定一套完整的道德體系，兩相結合，成就了貞觀之治。宋元明清時期也一直延續德法合治方式。

    說到底，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要靠人來實施。人如有德，制定的法，是善法；實行的治，是善治。道德是立法、執法、守法的基礎。如果執法者的道德素質不高，全民的道德素質不高，就不能很好地立法、執法和守法。同樣的法律，為什麼有人遵守，有人不遵守？為什麼有人執行得好，有人執行得差？原因之一是人們的道德素質有差異。這就需要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教化的重要內容就是要處理好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關係。《禮記》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確要求修身要達到道德上光明正大、思想上棄舊圖新、人倫上完美至善的高尚境界。普遍要求「孝悌忠信」。在家講孝悌，在國講忠義，在社會講誠信。律己要嚴，要慎獨、慎微、慎初，「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追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司馬遷認為，人固有一死，但要重於泰山。范仲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無論顯達或困厄，都要心系蒼生。于謙詩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岳飛的《滿江紅》詞，千古流傳，精忠報國的形象光彩照人。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把「立德」列為「三不朽」之首。「立德、立功、立言」是幾千年來志士仁人的價值追求，「德才兼備」「內聖外王」是社會精英的理想境界。韓愈在《師說》中立論：「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傳授修身之道、處世之道、做人之道，就是傳授道德、規矩，這比傳授專業知識、技藝方法更重要。總之，這些德育思想代代相傳，日積月累，形成輿論氛圍，教育人、啟迪人、砥礪人，積澱成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德育人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在今天依然顯現出寶貴的價值和動人的魅力。

德的本質是責任擔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說的德，大致分四個方面：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四德」的本質是責任擔當，分別指一個人對社會、對工作、對家庭、對他人需盡的責任與義務。

    責任擔當像一條紅線，從古貫穿到今。孔子說「當仁不讓」，是講一個人對「仁」的履行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為了履行自己的責任，編六經，游列國，勞碌奔波，教書育人，「不知老之將至」，體現的是擔當精神；孟子認為「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主張「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表現出勇於擔當、積極作為的精神；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忍辱著史，為的是一份責任；張載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視為自己的使命，創立關學；陸遊「位卑未敢忘憂國」，臨終前還寫有《示兒》詩，念念不忘國家的統一，體現了為國效命的盡忠之責；韋應物「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居官自警，不敢懈怠，始終懷有一顆責任心；明朝東林黨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治學胸懷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埋首著述，志在用學問經邦濟世，展現的是人生的社會責任；顧炎武高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都是為了一份崇高的責任。維新志士譚嗣同，變法失敗後，放棄避難出走，決心用自己的鮮血喚起國人的覺醒，為的是保國圖強的擔當；魯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為的是救國救民；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擔的是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人捨生忘死，前赴後繼，為的是「拯救中華、振興中華」。

    梁啟超說：「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而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之人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責任是人的畢生主題。家長與子女、領導與群眾、上級與下級等，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都應該履職盡責，成為負責任的人。一個人承擔的責任越多，其人生價值就越大。一個人替社會負責，同時也就是替自己負責。盡責就是有德，會受到社會點贊；不盡責就是失德，會受到社會批評。

    我國古代歷來重視官德，強調官員的責任擔當，要求「以吏為師」，因為古代官員是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也是社會的領導者、管理者。官員的德行能夠引導百姓的德行和社會的風氣。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揭示了官員的道德水準起著導向作用、統率作用。如果其身不正，結果則是相反的。

    中國歷代統治集團在選賢任能方面莫不重視德行，選拔人才、官員時，通常把德放在第一位。管仲認為「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孟子主張「惟仁者宜在高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提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德是第一位的，才是第二位的，能夠達到德才兼備最好。所以，治國先治吏，選吏先看德。官德正方能政風清，政風清方能民風淳。

    在河南內鄉縣有個縣衙，始建於元朝大德年間（公元1304年），其多副楹聯是封建時代優秀官德文化的集大成者，頗負盛名，流傳至今，為人樂道。大堂楹聯寫道：「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此聯把欺人與欺天、負民與負國結合起來，體現了封建統治者對官德的要求。夫子院楹聯寫道：「為政不在言多，須息息從省身克己而出；當官務持大體，思事事皆民生國計所關。」意思是為官從政，要少說空話，多辦實事，時時反身自省，做到克己奉公；作為地方官，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全局觀念，都要從民眾需要和國家利益出發，用於履職盡責。三省堂楹聯是：「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上聯是講要正確對待百姓，尊崇「民為貴」，以百姓為天，愛民如身；下聯是講要正確對待自己，淡化「官本位」，以勤政為己任，造福一方。這些楹聯反映的為民負責擔當的道德標準，難能可貴，值得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合理繼承、弘揚光大。

共產黨人要勇於擔當善於盡責

    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為民負責擔當是黨政領導幹部的應有品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看一個領導幹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沒有責任感，有沒有擔當精神。」他擔任總書記後，率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講話簡短，但「責任」一詞卻多次出現，彰顯了對民族的責任、對人民的責任、對全黨的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大了從嚴治黨的力度，身體力行「八項規定」，以身作則反對「四風」，以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決心和勇氣，「老虎」「蒼蠅」一起打，黨風政風為之一變，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擁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幹部既應該做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也應該做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示範者。」在新時期，廣大黨員幹部要增強「四個意識」，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的人格力量，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勇於擔當、善於盡責，努力推動良法善治、長治久安，為實現民族復興不懈奮鬥。

    （作者：王偉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