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學：威權主導發展之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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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學：威權主導發展之悖

（201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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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學

　　近日於法國多維爾召開的G8峰會，將中東北非局勢列為主要議題之一，並欲斥資400億美元以推動阿拉伯世界的變革。突尼西亞和埃及兩國受到「表揚」，利比亞和敘利亞兩國則再遭施壓。這預示著肇始於突尼西亞的中東變局尚不能於短期息止。雖然自利比亞戰亂始，外部因素越來越裸露，並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視點，但無論在視覺衝擊上，還是在國家發展的深層啟示意義上，中東動亂初期的突、埃兩國事變都更顯震撼力量。

「突」變之惑與「威權之悖」

　　從表象上看，突埃兩國政局突變的震撼性，表現為人們慣常的認知邏輯遭遇到重大「意外」衝擊：作為中東地區兩個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較好、社會政治相對穩定的國家卻為何率先變天？兩位長期當政並在本國現代化進程中居功甚偉、「德高望重」的領航人，為何會遭人民無情拋棄？其實，歷史上已不乏此類「意外」事件。諸如伊朗國王巴列維的倒台、蘇聯的崩潰、前印度尼西亞強勢總統蘇哈多的下台等。因此，梳理比較類似歷史事件，探尋其深層的共性根源，以史為鑒，或許更有裨益。

　　從一國發展的深層視角看，我們可以把此類現象近似歸為「後發展國家威權主導發展模式的悖論」——「成敗蕭何」的困境。所謂「威權政治」，統指一種由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過渡的政治模式。這是二戰後在廣大後發展國家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威權不是「專權」（專制），威權政治具備了民主政治的形式外殼，但在實踐上更接近於「專權」（專制）。

　　從歷史實踐上看，如果一國的最高領導人具有高度的權威（集權化），往往能夠高效地整合國家資源，使現代化進程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就。而如果一國的權力過於分散（民主化），其經濟發展或者說現代化進程往往會相對遲緩。亨廷頓先生曾推崇過威權體制對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重大意義，也有很多人經常拿中國和印度做比較，來說明「威權」與「民主」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作用的不同。但令人費解的是，恰恰在這些憑藉威權領導使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國家，卻往往容易爆發社會革命，並且使威權「頃刻」倒塌。相反，在那些發展較為遲緩的非威權後發展國家，其政局卻一般相對穩定。這反映出威權主導國家發展與其自身的敗亡之間，存在一種深層聯繫。

「威權之悖」的「合理」邏輯

　　威權政治是「民主」戰勝了「專制」，但又無法在短期內擺脫「專制」政治傳統的政治實踐，它原初的制度設計和歷史指向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因此，威權政治有別於君權政治（其顯著特點是世襲終身制），它的合法性不再來自「天意」或「神授」，而是來自人民。同時，它又不是一種成熟穩定的民主政治，它往往變相地沿襲著君權政治的「終身制」甚或「世襲制」。今天的突尼西亞、埃及以及巴列維王朝時期的伊朗、民主化（1987年）以前的韓國，蘇哈多時期的印度尼西亞，其政治體制的總體設計，都是基於「民主」的現代政體，各國公開宣示的也都是「人民主權」。然而在事實上，上述國家都是由一位威權人物長期「主權」。顯然，威權政治「人民主權」的原則框架和歷史指向，與現實中威權「主權」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一矛盾內在地要求威權政治須在一定歷史階段上進行民主化改革。而在實踐上，威權的存在及其特性又往往趨向於加強自身而逆民主化大勢。兩方面結合的邏輯結果，必然是最終由民眾通過反抗運動推翻威權而推進民主化進程。

　　如果說上文簡要說明了威權何以不能持續，那麼威權為什麼能夠長期存在仍然並非是不言自明的。這就涉及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與威權政治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追求現代化是每一個後發展國家的夢想，由於其現代化進程起步一般晚於發達國家，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在客觀上表現為一種追趕式、跨越式的發展，自然內在地要求發展的高效率（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而在發展的大方向既定後，威權的優勢恰恰在於推進改革、整合資源與組織建設上的高效率。

　　既然如此，為什麼民眾還要把這些引領他們發展的威權「舵手」拋進大海呢？

　　依據馬斯洛的觀點，人們的需要是多重且分層的，決定了人們的利益也是多維且輕重有序的。當社會處在較低發展階段時，人們普遍重視的是安全和物質需求。當安全和物質基礎獲得基本滿足後，人們便會把精神文化需求作為越來越主要的追求目標。而民主的本質規定性決定了民主化既是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安全、權利和物質條件）的根本手段——分利先分權，又是維護人們的精神尊嚴的內在需求。因此，民主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規定性。也就是說，人類社會越發展，民主需求在總體上就越趨於強烈。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社會動亂（深層表現為民主化取向）往往多發生在一些經濟取得較快發展第三世界「新秀」身上。

　　與之相背，在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初始階段，由於社會各階層均能受益，從而有利於社會穩定，威權的合法性得以「自然」強化。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利益分配失衡之後，社會矛盾初顯，客觀上要求威權政府進行旨在「均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威權體制下的強勢群體，一般是最初主導改革的群體（威權領導人是這一群體的主要代表），也是在改革中獲益最大的群體，憑藉其強勢地位拒不讓利。為了維護髮展與穩定的「大局」，威權便被「人為」地（形式上）進一步強化，以壓制民眾各種尚不激烈的反抗，卻導致社會矛盾不斷鬱積。因此，威權的合法性變得越來越脆弱。一旦出現內部或外部（經濟）危機，威權國家不能通過發展經濟的手段維繫其政治合法性後，威權政府必然成為發泄不滿情緒的眾矢之的，形成普遍性的群眾反抗運動，其邏輯結果便是威權的崩潰。

作者任教於中國雲南民族大學哲學與政治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