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與戰後東亞國際秩序：影響及後果

冷戰時期的著名漫畫，赫魯曉夫與肯尼迪扳手腕

　　本文的目的是從較長時段的歷史中觀察冷戰時代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興起、演變及其對當今地區和全球政治的影響。本文認為冷戰時代的東亞秩序經歷過一次巨大的變革，即從美蘇同盟對抗與衝突為中心，逐步轉向全面抵抗蘇聯向東亞擴張與東亞地區出現市場導向的全面改革的時代，其結果是造就了持續到冷戰結束後的東亞繁榮，在世界上出現了與歐洲和北美鼎足而立的新的經濟-政治中心。本文的論述主要是基於國際和國內學界這些年來新冷戰史研究的成果，其中涉及的諸多重要事件都有同行專門的論著。如果要了解對這些重大事件的確切內容的最新詮釋，需要閱讀那些專論本身，因為這些年大量新的歷史檔案被發掘，很多專門研究出現重要的突破，對冷戰中的一些歷史事實都作了新的考察，等等。本文對冷戰大過程的許多論述並非新創，它只是基於對新研究成果的總結與概括，從東亞地區的視角闡述一些重大事態的意義，加之作為學術研討會發言的整理，故行文中不逐一做專門介紹或注釋，專此說明。

　　一、被遺忘的「冷戰」

　　人們是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中創造新的歷史。果如是，對那些給定條件的認知對未來的命運就必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認知學的研究證明，人都是根據自己認識的世界而非真實的世界做出選擇的，這包括那些重大的歷史性選擇。在本文涉及的領域中面臨的尷尬是，冷戰歷史的影響是重大的，但冷戰幾乎被遺忘了，這無疑會影響對客觀的世界歷史進程的認識和理解

　　什麼是冷戰？如果從東亞地區的視角看，冷戰與戰後東亞秩序的形成與變革有聯繫嗎？如果有是什麼呢？當今的人們來去匆匆，幾乎遺忘了那段歷史，儘管因為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個時代的危險對每一個人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便從認識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冷戰是特徵如此鮮明，以致在冷戰結束30年後，人們還只能用「冷戰後」來命名那時直到今天的國際政治歷史。當然，對冷戰的遺忘並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在1998年夏季奧斯陸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位歐洲學者說他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即在講授冷戰史的課程時，學生會問什麼是冷戰？潛在的疑問是它與當今遇到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在國際關係領域，人們則寧願回到歐洲的古希臘時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卻不願意多花些時間研究戰後持續了四十多年的、甚至決定著我們是否還存在的冷戰。

　　一位英國學者說過，回顧世界歷史，很少有什麼重要時代會像冷戰那樣迅速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是冷戰本身儘管是長時間的和相當恐怖的大國對抗，但美蘇之間畢竟沒有發生戰爭，而且它是以和平的方式結束的，尤其是冷戰的一方蘇聯以足夠平和的方式消失了。換句話說，冷戰中一個陣營的歷史沒有屬於它的人去書寫了，俄羅斯人則將蘇聯作為他們歷史中的一個特殊時期來描述，而且負面評價居多，如此而已。當然也有必要指出，前蘇聯的思想禁錮和對學術的壓制也是導致那段歷史模糊不清、需要重構的重要原因，如果前蘇聯時期有當時人書寫的質量足夠高和數量足夠多的歷史論著，也許今天對冷戰歷史的研究與了解不會是目前的狀態。那些眷戀前蘇聯的人們與其抱怨當下境遇之不如意，不如反省歷史上政策之不明智。

　　對冷戰失敗一方蘇聯的存在的合法性論述(包括它存在時的自我論述)幾乎是歸零了，這成為凸顯20世紀美國崛起及其二戰後霸權歷史的合理性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隨著冷戰的結束，當時挑戰美國霸權或「美國模式」的思想體系一時間似乎都消失了，法西斯主義、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民族主義等等，都成了昨日黃花，所以才有了福山因「歷史的終結」之論而名滿天下。倒是美國的精英仍然在憂心忡忡，如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論、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大失控、大混亂」論，等等。他們的預言至少已經成為現實世界政治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

　　顯然，各種傳統的思想、理論等已經無法完成「批判的武器」的歷史重任，如果寧可閉眼不看這一事實，必將繼續遭受歷史的懲罰。研究冷戰必須將思考置於冷戰的歷史情境中，從當時的歷史中找到觀念的發生、戰略的形成、結局的幸與不幸的起因、邏輯和進程等。研究冷戰不能為了大批判而罔顧歷史的真實，根據主觀的臆想或為說明今天的某個政治觀點而隨意從冷戰中攫取有利的片段等，並沒有什麼意義。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那些延續到今天、與當今世界仍有密切聯繫的重大內容，這需要尋找、發現和持續地更新認知系統。

　　冷戰結束後對於冷戰的研究已經三十年了，學術界儘管有各種分歧，也還是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包括冷戰是什麼和冷戰對現在有什麼影響，或者說留下了什麼遺產，等等。客觀上看，冷戰年代世界出現的大過程是兩個非歐洲大國的崛起，其中包含了世界中心從歐洲轉到北美，美國崛起為世界中心的過程，它伴隨著同蘇聯的對抗、競爭。與這個過程相比，遏制與世界革命等等都是次層級的。不過需要重視的是在冷戰中後期，大致是越南戰爭結束以後，東亞開始興起，開啟了那裡的新興國家與美國、日本等一起，共同推動市場經濟向東亞西太平洋轉移的過程。時至今日，東亞或亞太成為與歐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世界中心之一，包括世界50%的產出，40%以上的貿易額，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將使軍費在2023年達到北美的水平，等等。要觀察這個趨勢的前景，特別是避免歐洲成為世界中心過程中血腥的歷史，就需要理解冷戰這個時期東亞的進程，冷戰對東亞的特殊影響。

　　研究冷戰與東亞國際體系應該有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從冷戰歷史看東亞，東亞是個被動者；另一個是從東亞看冷戰，將東亞地區的國家視為選擇歷史的主動者。視角的轉變還是有意義的，不同的歷史敘述實際上都可以用來回答一個問題：東亞國家有選擇歷史進程的可能嗎？歷史可以從一個重要的角度來提供參考，從歷史看趨勢是很有意義的。所以，冷戰對東亞的影響先要分開來談，包括什麼是冷戰，以及冷戰對東亞有什麼影響？

　　二、 新冷戰史研究重繪的歷史

　　冷戰是什麼？冷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的理解相對比較狹窄，基本上認為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侵略和干涉與反干涉，美蘇都「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層次上。當今對東亞國際問題的理解仍然受到傳統話語的影響，諸如所謂的「冷戰思維」等等論述，結果是大大窄化了冷戰的歷史含義。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學術界的新研究成果大幅度擴展了人們的眼界，這些成果一方面確認並加強了冷戰時代很多研究成果的可靠和可信性，例如美蘇對抗的一些基本內容和相關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是相當有說服力地證明了冷戰歷史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以往的了解和理解，那些成果描述了冷戰時代的極為豐富的內容，其中包含東亞在世界政治中的歷史性變遷，特別是導致東亞從世界體系的邊緣逐步走向了世界中心的那些關鍵因素。

　　新冷戰史研究描繪的歷史圖景大致包括了下面幾個方面。首先是確認了以往研究的基本結論，即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結構和國際體系的最基本的特徵，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簡單地說，美蘇之間的對抗塑造了的二戰以後的國際體系。比較兩個個超級大國，美國的綜合國力、軍事力量和對外干涉的能力、規模和範圍等等，都大幅超過蘇聯。如果說整個20世紀都是以美國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並雄踞國際體中心地位為內容和特徵的話，冷戰的40年並不是例外，從美國世界地位形成與發展的角度看，冷戰是美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美國世界地位對世界產生的影響至今還是難以估量的。

　　對冷戰時期美國世界地位變化的研究已經多少跳脫了以往外交史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事窠臼，這同冷戰期間展開的全球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在全球化進程的框架下觀察和敘述美國的對外關係，結果之一是凸顯並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觀點，即不能簡單地將美國視為一個民族國家，即使只是為了認識冷戰中的美國對外政策也是如此。從全球史的視角觀察，毋寧說美國同時也代表了或者說就是一種新的文明，就是全球化的一個過程。當然這並不是完全否認美國是一個民族國家，但它的確因為對全球化影響過於強大而變得很獨特。冷戰時代的主要事件、各種國際間大事小事中的主要規範、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幾乎都打上了「美國」的烙印。此前從未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如此深入和廣泛地同世界各個部分聯繫在一起，以及通過自己在各個領域的努力和成就，如此強有力地將世界各國緊密聯繫在一起。世界上凡是將現代化作為追求目標的國家，幾乎都會有意無意地審視本國同美國的關係。從更長期的後果看，如果斷定美國如同世界上多次出現的霸權那樣必定要衰落的話，未來的霸權恐怕起碼要達到美國目前的標準才會被認可。當然更有可能是世界政治中再也不會有影響如此巨大的單一霸權了。

　　與美國對照的是蘇聯，後者的綜合國力在整個冷戰時期都是無法同美國相比的，兩國並不處於同一個水平。蘇聯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一方面是因為它在二戰後形成的國家體量巨大，以及它經濟和社會的軍事化程度，使它可以在一個或幾個領域集聚巨大能量。另一方面，蘇聯與美國持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並因其曾經的治理成就而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這些因素成就了它的世界超級大國地位。對蘇聯世界地位的判斷必然會受到蘇聯解體這個基本事實的影響，不過根據已經公開的前蘇聯檔案中展示的狀態看，用當今已經能夠設想出來的衡量國家影響力的各項指標觀察沒解體時期的蘇聯，它的確很難產生美國那樣持久而廣泛的影響力。換句話說，蘇聯在冷戰中失敗是有其必然的邏輯的，問題僅在於後人是如何認識和解讀它。

　　新冷戰史研究比較突出的論述、也是爭論比較集中的問題，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其中最關鍵的是美蘇的意識形態鬥爭對冷戰的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巨大影響，這是冷戰區別於以往大國衝突的重要特點。新發掘出來的歷史檔案證明，意識形態在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例如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證明，蘇共領導人的確是像他們的理論話語闡述的那樣認識世界政治，而不是像冷戰時期尤其是後期一些學術研究成果認為的那樣，意識形態的理論對於蘇聯只是一種說辭，蘇聯領導人實際上是在按照國家利益行事。

　　導致冷戰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都認為他們所倡導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認為那些在它們之間造成相互敵對的思想適用於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個人。這些理念，包括「美國方面的個人自由、反集體主義和市場價值觀」，或者蘇聯方面的「社會公正、集體主義和國家計劃」等等，都被強化為意識形態，在蘇聯還整合成一套官方的理論體系；在美國則滲透在社會科學中。美蘇政治、經濟精英等都認為，世界的未來屬於自己一方，他們因此對改變世界政治、社會和經濟而投入無比巨大的熱情，當然造成的後果也是驚人的。可以這樣說，美蘇冷戰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為雙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堅定信念，他們都認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代表著人類的終極希望。客觀地看，二戰結束後，也是在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都被歷史所拋棄之後，美蘇為當時世界展現的兩種選擇都曾經有望成功。

　　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導致美蘇從一開始就把鬥爭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意味著另一方的絕對毀滅，不僅是物質性毀滅，而是包括精神在內的整個生活方式的毀滅，這使雙方在鬥爭中特別堅決、特別執著、決不妥協。意識形態鬥爭的慘烈程度可以從核軍備競賽中得到印證。美蘇兩國都生產了足以將地球徹底毀滅多次的核武器，以致使人類社會長期籠罩在極其恐怖的核平衡的陰影之下，美蘇領導人任何一次誤判都可能使人類不復存在，包括他們的理想也會隨之灰飛煙滅。

　　事後來審視冷戰，新冷戰史非常強調要重視美蘇意識形態鬥爭導致的兩個超級大國長時間、大規模和非常殘酷的對外干涉，包括軍事干涉、支持政變，也有文明方式的對外經濟文化援助，等等。正是由於美蘇都堅信自己的思想，這特別嚴重地鼓勵、推動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外擴張，而且它們都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實際上新冷戰史的研究證明，美蘇的行為的確不能都用國家利益、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侵略以及霸權主義等等來解釋，需要更多的具體分析，方能得到有益的教訓。

　　冷戰的逐步全球化也是因為美蘇都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普世的，它們都認為自己信奉的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為了意識形態的勝負而到處爭奪道義高地，對外援助、軍事干涉等都打著理想的旗號和充滿道義論述，這不僅直接影響到受援國家的政治走向，也反過來影響到超級大國的國內政治。例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同美國在非洲的援助有很大關係，美國政府在那裡批評蘇聯模式並高舉自由與人權的旗幟，這導致美國國內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的質疑，為什麼在國外支持自由和權利，在國內卻保持嚴重的種族歧視，有色人種的權力得不到保障。1960年代美國大規模民權運動的興起同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有直接的關係。

　　從後果看，美蘇的擴張都影響了它們的世界地位，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後果嚴重的。例如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嚴重影響了美國的國家能力。參加朝鮮戰爭導致美國的世界地位不再上升，後來在越南的10年戰爭則導致美國地位的跌落。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當時承認，世界已經形成了美國、蘇聯、歐洲、日本和中國等五個力量中心，即多極格局，美國「不再無所不能」。蘇聯也一樣，從1970年代中期擴大對外干涉的範圍和規模，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它最終因為持續10年的阿富汗戰爭而徹底衰落，直到國家解體。當然，美蘇的軍事干涉對被干涉國家造成的災難甚至更為嚴重，有時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有些國家對殖民主義的清理和反思等等，都被淹沒在冷戰的爭論中；有些國家則出現大規模內戰甚至國家分裂，等等。

　　冷戰時期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的影響，非常值得深究。例如中國在境外的軍事干涉、軍事援助、對外援助等等，其動力同樣包括了對中國革命經驗普適性的自信和對馬列主義普適性的信念，認為中國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未來。中蘇論戰發生後，中國領導人一度相信，中國模式比蘇聯更為優越，從而導致了同蘇聯的競爭，直到中蘇同盟破裂。中國在第三世界採取了各種不僅有別於美國以及目的是反對和消除美國影響的方式，而且也是有別於蘇聯以及目的是為了抵消蘇聯影響的行為模式，例如援越抗美以及對美越和談的政策；炮擊金門決策中在支援「中東革命」問題上與蘇聯的競爭；對非洲援助中對道義原則的強調；對東歐的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等等。這方面的研究最終會面對越來越多的國內研究者的檢視。

　　國際學術界早已達成共識，冷戰之所以成為「冷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之所以沒有發生熱戰，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核武器及其中遠程投送技術的發展，這導致任何一個國家都承受不起核戰爭的後果，在一場核戰爭中沒有誰能生存下來。進一步說，這類有可能造成如此大規模的破壞包括生命損失的戰爭，已經不被人類的倫理所接受。所以，當時冷戰中的任何一方都認為，之所以要對戰爭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備，以及需要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就是因為不能排除對方決策者中有「瘋子」，或者是國際危機發生後，在誤判對方意圖的情況下發生戰爭升級的局面。其中1962年10月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成為國際危機管理的經典案例，至今仍然為人津津樂道。

　　在此基礎上，新冷戰史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及其影響證明，二戰後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也是塑造冷戰諸多特點的重要原因。越來越多的學者達成結論，即科學技術的進步並沒有造就冷戰，但使冷戰成為了特殊形態的大國對抗體系。當然首先是它比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任何大國競爭都更危險、也更難以結束。另一方面，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顯而易見的戰略好處以及對方可能因此獲得的優勢等等，也推動兩個超級大國將巨額資源投入到教育、科技研發等等領域，這持續影響到文化、社會生活尤其是人的觀念等各個方面。例如科學教育的大規模普及必定會導致人的觀念深刻改變，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都將面對越來越具有理性的社會人的考驗。有學者指出，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達成協議導致歐洲緩和局面出現後，東西方科學家展開大規模交流，促使蘇聯科學界的很多人士成為倡導和平、進步與自由的重要力量，成為蘇聯後來發生大變革的重要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冷戰在影響科學技術進步的規模和方式、速度等，這還可以進一步做更多的探討。例如，冷戰競爭促使超級大國及其盟友們競相推動軍事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大規模應用，這客觀上帶動了其他領域的發展。美蘇對現代科學教育的大規模投入，以及對第三世界的大規模教育援助，幫助那裡的國家建立學校，有意識地吸引第三世界青年到來留學等等，都推動了現代科學教育的普及，為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準備了必不可少的人才。

　　新冷戰史研究吸收了諸多新的研究方法、理論，視角與以往相比要寬闊的多，這項研究將二戰後波瀾壯闊的變革浪潮納入研究視野，即要理解冷戰在20世紀歷史地位，就需要理解全球範圍內的深刻變革，包括國際政治中和國際社會中那些廣泛的變革進程，而這在中國是相對不夠重視的領域。

　　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發展模式之所以受到關注，並成為一場捲入大多數國家的爭論，很重要的是它們的命運是在回應人類在戰爭後必定產生的強烈期待，這種期待早就存在，但反法西斯戰爭中煥發的正義精神和呼喚將其推向高潮並大範圍推廣。這種期待的核心部分包括民族自決、社會公正和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這幾個關鍵的方面。因為反法西斯戰爭以此相號召，使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和宏偉的世界潮流。如果認真閱讀反法西斯戰爭的一些基礎性的歷史文件，可以一目了然地發現，這些期待是號召人們起來反抗奴役和侵略的主要訴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系的著名教授文安立提出，必須重視冷戰引起的世界範圍內的重大變革，它們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是選舉權的大幅擴展。在十九世紀受到性別、民族、種族、經濟和特權等等限制的選舉權，到了20世紀晚期已經被世界上一大部分人所擁有，其中冷戰中的思想爭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二個轉變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勝利。與貫穿20世紀始終的工業社會增長相伴，資本、生產和貿易中心從歐洲轉到北美，再轉移到東亞，這一過程擴展了參與全球經濟的各方利益。東亞的興起就是這種轉移的結果。這裡特別有趣的是，1949年夏天，蘇共斯大林看到的是另一個「中心轉移」，即世界革命的中心從西方向東方的大轉移，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轉到蘇聯，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轉移到東亞，他對亞洲革命的前景寄予厚望，並因此希望剛從革命中誕生的新中國能夠勇挑領導東亞革命之重擔。事實證明，斯大林對世界潮流的判斷是缺乏遠見的，沒有經受住更長段的歷史的檢驗。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1979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是對這個戰略誤判的一次歷史性糾偏。

　　冷戰時代的另一個巨大的變革是持續了3、4百年的殖民主義體系徹底終結。在1945年後的三十年中，在殖民地上出現了70多個新的國家，大多數新獨立的國家都先後轉向市場經濟和更加包容的政治體系，儘管它們中間有不少曲折的探索，有的至今仍未擺脫貧窮。殖民主義崩潰和大量新國家的誕生是一個歷史性的現象，這一進程永久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面貌。它首先是當今世界新政治力量興起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選舉權和人權等已逐步擴展的政治前提。這些新興國家中的公眾要求與宗主國人民享有同等權利的訴求，是瓦解殖民主義解體的動力和結果。總之，當今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政治多極、多元甚至碎片化等趨勢相伴而生，都是同上述冷戰時代的重大變革緊密相關的。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理解中國在反殖民主義浪潮中的地位和影響，包括中國如何看待殖民主義，以及反殖民主義力量如何看待中國，等等。中國在反殖民主義運動中是最堅決和特別激進的嗎？中國的「世界革命」戰略起了什麼作用？為什麼中國積極支援亞非國家用武裝鬥爭的方式驅逐歐洲殖民主義者，在香港、澳門等殖民地問題上卻堅持按照相關的條約到期收回，卻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方式等等，這的確需要更為深入的個案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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