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成就與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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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成就與迷失

發布時間:2013-05-10 11:01 作者:王江雨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540次

　　王江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加坡以奉行實用主義著稱於世，實用主義在新加坡不僅體現為政府政策和官員的工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處世態度。

　　我們這裡所說的實用主義，不是學術上所謂的實用主義哲學，那是一套用玄幻的技術詞語堆砌起來的理論體系，而是托克維爾形容美國社會精神時所稱的「實用主義文化」，或者波斯納所謂的「日常實用主義」，表現為講究實際，實事求是，注重經驗和效果，以是否行得通和能否帶來福利之增加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

　　毫無疑問，新加坡政府所痴迷的實用主義風格來自建國之父李光耀本人。李光耀可以說是一個極端的實用主義者，並終生以此自傲。李光耀2009年接受美國資深媒體人時總結自己的風格說，「我的哲學和理論並不強。我把事情做好…我不按照理論做事，我會問：怎樣可以使這件事情成功？如果經過多次嘗試，我發現某種策略可行，那我就會去尋找背後的原理。」他甚至還更赤裸裸地說，「我對哲學沒什麼興趣。你可以說我是『功利主義者』，我只對可以行得通的有興趣」。

　　李光耀認為實用主義可以使政治領袖遵循常識，不受意識形態和時髦理論束縛。他本人曾舉例說明這一點的重要性：二戰後幾十年時間，眾多新獨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殖民主義」，「抵制跨國公司剝削」等左翼思潮的影響，認為允許西方大公司進入本國投資和貿易就是喪失自主權，就是允許他們榨取本國的自然資源和盜取人才資源。李光耀則認為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沒啥可以被人榨取的，而人才如果沒有體現價值的途徑就一文不值。他領導下的新加坡一方面對國際貿易和投資大開國門，另一方面對他們小心監管，確保本國利益最大化。

　　以實用主義作為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有著顯而易見的優勢，其中最可值得稱道者一是比較容易取得直接的效果和成就，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方面。新加坡發展的故事就是「試了不行就換一個辦法」，哪怕是180度大轉彎。在1959年和1965年期間，新加坡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奉行保護性的進口替代政策，保護新生工業，以高關稅和許可證的方式限制進口貨物。1965年獨立後，新加坡失去馬來西亞腹地，意識到自己要在世界市場上生存，吸引貿易和投資，就毅然決然拋棄保護主義，廢除關稅，進行完全轉向，將新加坡發展為一個以自由港為基礎的國際貿易、航運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政府治理、城市建設、社會管理諸方面，無不是嘗試各種辦法，最後總結經驗，找出其中最優者貫徹實施到底。

　　實用主義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為意識形態和教條所束縛從而犯下災難性的錯誤。既然目的是發展經濟、積累財富和提高生活水準，那麼什麼能掙錢就搞什麼，不必為了什麼崇高宏大的目標而進行不切實際的建設和犧牲，甚至是所有長遠的、「戰略性」的規劃也是為了更長久更可持續地掙更多的錢。相形之下，在某些發展中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曾經為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宏偉目標或領導人的浪漫幻想而造成重大災難，導致生靈塗炭。

　　然而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應用，雖還沒有失去功效，但已經顯出疲態，不能充分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隨著新加坡社會政經文明程度的提高，實用主義所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大。

　　第一大問題是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國家沒有清晰的價值觀，除「惟利是圖」發展經濟外，不能建立和奉行一套提升整個國家文明境界的價值體系。當然，和一些專制國家的不同之處是，新加坡政府也不強行灌輸什麼意識形態，但也不宣揚任何普世價值觀念。這樣的政府不搞思想洗腦，但除「經濟增長」、「穩定」和「秩序」外，政府無法告訴人民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樣的國家以及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也不去張揚個人自由和鼓勵個人的充分自我實現和發展。

　　當然，李光耀曾經指出，如果條件只能許可人民在麵包和自由之間擇其一，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麵包。如果這個理念放在新加坡初建國時期一些年內還講的通的話，現在的新加坡社會已經遠遠超越了那個階段，麵包已經不成為問題，人民要求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在實用主義口號下為了發展經濟而犧牲個人自由。

　　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第二個問題是公民人文修養始總體上處在邯鄲學步狀態，終究難以升華。新加坡是個華人國家，但在治理和法治方面以西方制度為框架，社會精英溝通所操的語言也是英文，這甚至是給很多新加坡人一個印象是新加坡是個很西化的國家。然而新加坡的「西化」始終體現在工具制度方面，沒有也不可能在國家的「精氣神」和「靈魂」方面西化，國民雖然一般彬彬有禮和良善，但個人學識修養也無法西化。換言之，不管如何「西化「，新加坡國民總體上是無法像任何西方國家國民那樣能如魚在水一樣地理解和適應真正的西方文化。舉個例子，以我個人的觀感，就是那些自稱很西化的新加坡人，他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應用程度，也遠遠達不到北京出租司機對中國文化的嫻熟程度，如此何言在精神上」西化「？

　　以新加坡的雙語政策為例。華人國家新加坡採用英文作為第一官方語言和常用語言有著極為務實的考慮。第一，新加坡有多種族，他們所持的共同語言是英文。第二，為了發展經濟，必須充分吸收先進的知識和文化，而這方面的東西多是以英文為形式表現的。第三，新加坡建國的精英們多數是受英文教育的，而且教育水平相對高，有著自然而言的優越感，覺得說英文好處多。為了將新加坡轉變為一個說英文的社會，政府殫精竭慮，以幾十年的時間系統地摧毀華文教育體系，使華文成為某些非「高雅「場合才在口頭使用的文字。總體上講，雖然很多新加坡人還能講華文，但幾十年來新加坡人的華文水平和中國文化的修養水平，總體是在下降，很多精英甚至是以不能講華文為傲。加上對西方文化的精髓和靈魂也不甚了了，可以說哪一種文明都還不是新加坡社會的」根「。

　　毫無疑問，這種狀況的造成不是新加坡人民的錯，他們勤勞、努力、守法、上進，具有極多的優秀品質。平實而論，較之以在某種程度上因為社會急劇轉型而導致道德淪喪的現代中國社會而言，現在的新加坡社會要遠為文明、溫情和更有道德，但這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新加坡要自我提高，考慮的是自身的下一步方向，也並不必和尚未「倉廩實而知禮節」的中國社會相比。

來源: 《南風窗》 | 來源日期：2013年第九期 | 責任編輯：令狐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