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氣風發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 changwind的角落 - 西祠衚衕

00-12-13 07:52  發表於：《私家記憶》　分類：未分類

意氣風發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這是《北京文學》編輯朋友給我出的題目，自然是一個難。我卻幾乎沒有多少猶豫就接受下來，這是因為我在這個題目下確實有話要說。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思路，引發我想與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誘因大概有二：一是現在已是世紀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對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作一番回顧與總結。記得魯迅曾說過："歷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捨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如此說來，在20世紀大舞台上風雲一時的許多人物，連同他們的種種高論，大概都要在這歷史的"結帳"里被忽略不計，這是無可奈何的；但同時，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記入這歷史的"總數"里的，而其中的極少數人則會在這"總數"里顯現出特殊的光彩，從而在這世紀歷史上，打上個人的烙印。在我看來，魯迅即是這極少數人則會在這"總數"里顯現出特殊的光彩，從而在這世紀歷史上，打上個人的烙印。在我看來，魯迅即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我曾經說過這們的也許有些極端的話：在20世紀中國，有著自己的獨立思想創造，可以其名字命名，即稱之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並不多，孫中山、毛澤東之外，大概就是魯迅。他們三位可以說是對本世紀的中國歷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著最深刻影響的歷史物，人們可以對這種影響，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價（價值判斷），但卻無否認這種影響的巨大、深遠，與無可迴避人們無論在總結20世紀的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還是在展望21世紀的中國歷史與精神走向時，都不能繞開他們的思想與實踐活動的影響；所以我說，這是一份"世紀中國遺產"，是必須正視而不容掉以輕心的。僅此一點，魯迅對20世紀中國的意義，就是非同尋常的了──儘管不同於孫中山、毛澤東對整個中國歷史進程影響，魯迅的影響主要集中於民族精神、文化的層面。

　 這就說到了中國的民族文化。這些年來，我們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做"弘揚民族文化傳統"，這大概是不會有多少人反對的。但對"弘揚民族文化傳統"，這大概是不會有多少人反對的。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內涵、外延的理解，卻存在著種種分岐，這大概也是無須迴避的事衫。在我看來，分坡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弘揚"的"民族文化傳統"，究竟僅是（或主要是）"儒家"這一家，還是包括儒、道、佛、墨、法……多元、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傳統"？──從上一世紀的努力，不僅已經產生了"現代民族文化"，而且已經形成了新的"傳統"，對這樣的事實存在，是不能視而不見的。當然，這樣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多元的；魯迅作為這樣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傑出代表，自然就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與價值，對這一點，人們大概不會有什麼異議。──在具體評價上上的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比如就自己的學術觀點而言，我就認為，應該把魯迅的傳統盾作是本世紀所形成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集中代表，同時它並不排斥其它傳統的存在與價值。在這時,克還想強調一點，這些年，我們在回顧、審視現代民族文化時，比較著重它的不足、缺憾的，方面，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代民族文化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現實在的生存環境，我們就自然要向於對它的種各滿與批判。但它的積極意義與價值，卻是一個客觀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在作世紀總結時，就更感到它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在作世紀總結時，就更感到它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在作世紀總結時，就更感到它不易與可貴。魯迅說過，"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地，結果卻只是一小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魯迅（和其他現代民族文化創造者）的思想文化遺產，正是這"一小塊"的歷史結晶；魯迅在《寫在＜墳＞後面》里說，這些思想的背後，都浸透著"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更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血肉在內的，我們應該懂得並珍惜其中的份量。

　 人們經常說，20世紀的中國，處在歷史的轉型期，他即從傳統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國家，轉變為現代工業化的民主國家──這一過程尚在繼續中。魯迅則這樣給他自己在20世紀的中國作歷史的定位：他曾說他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的最後一個，又強調自己作為一個歷史的中間物，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覺醒之後，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失。"──也許地我們正可以從這裡入手，來討論魯迅與20世紀中國的關係。作為傳統知識分子中"最後一個"，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第一個"，魯迅對中國封建"舊營壘"看得"較為分明"的是什麼東西？他因此而有了怎樣的基本"覺醒"？他又抓住了"易制強的死命"的什麼要害，怎樣"反戈一擊"？喊出了怎樣的"新聲"？我想弄清楚這些問題，可能會有助於我們較為準確地把握魯迅思想的基本脈絡，進而把握其基本精神，認識其對現代中國的主要意義與價值。

　 在與友人王乾坤合作的《作為思想家的魯迅》一文里，曾經談到，魯迅作為一個現代思想家，他"始終緊緊抓了"人"這個軸心，他最關心的是"人"在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歷史中氣息的地位境"；他因此在《燈下漫筆》這篇文章里，尖銳地揭示了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裡，"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人幾千年的歷史，也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一"亂"一"治"的"循環"。我以為，魯迅這裡對"中國人的奴隸地位"的清醒認識是帶有根本性的，可以說是魯迅的一個最基本的覺醒，並因此而構成了魯迅思想的一個中心命題，以至魯迅心理、情感上的一個基本情結。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當年即已注意到："魯迅的著作和日常談話里，常常出出"奴隸"這個詞。"對於魯迅，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角到內心"的現實，"這一現實是經常在他的生存中，經常在鼓動他的熱情，纏住他的一切思考"（見《魯迅的印象》）。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深刻的觀察。在魯導的觀念中，"把人當做人"還是"使人成為奴隸"是區分"傳統社會（歷史、文化）"與"現代社會（歷史，文化）"的一個的價值標準與尺度，這與是他觀察與思考一切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因此魯迅在考察思想文化問題時，他關注的並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學說的原始教義，而是其在中國與實際生活運作中的現實形態與實放，是"促進人的自身的解放，還是助長人的奴化"。他於是發現，"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當儒家學說成為一種"敲門磚"時，就必然產生雙重的"儒效"，一方面，儒教被利用作"治民眾"的統治、奴役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儒家學說本身也成了"權勢者的留聲機"，失去了思想獨立性（參看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文）。在《流通氓的變遷》里，他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墨、俠之徒，無一不是依附於權勢（人主）的，即使儒標榜"以文亂法"，俠自命"以武犯禁"，也不過是"鬧點小亂子"，"終於是奴才"，而且是"奴性"逐漸"加足"的。這些犀利的剖析，其實是深知"舊營壘"（傳統文化）的實情，並且是抓住了要害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其本質無一不是以"君王"為主體的，儒家對"天子"的權力秩序與"君臣父子夫妻"的倫理秩序的維護自不待言，就是被許多人無限美化的孟子"名為貴"說，其實也是為了穩固群權，依然是君王本位主義的。至於法家直接為帝王的專制霸權服務的本質更是連他們自身也是直言不諱的：即使是道家的"出世"，如一些研究者所說，也是"對權勢的恐懼逼出了他們的側身江湖的犬儒主義態度"（參見摩羅：《由從勢者到求道者的位移》，文載《文藝爭鳴》1996年6期）。而魯迅最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對以帝王為中心的統治權勢的這種依附關第。魯迅尖銳地指出，"中國向來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人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急亂投醫"了。"正是適應帝王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就這樣扮演了"幫閑"與"幫忙"的角色。──魯迅即使在考察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知識分子時，也發現他們依然不能擺脫這樣的命運。魯迅曾高度讚揚詩人屈原"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但他同時又指出，"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這表明，在魯迅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士知識分子，固然有著自己的優長之處，但就其總體而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總數"），缺乏"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則是其最根本、也最致命的弱點。這也正是他覺醒以後，所要喊出的新聲。他期待著用這樣的"個體獨立自由精神"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與新的人（知識分子）。──這些年，很有些人以指責魯迅（及其同代人）"斷理傳統文化"為時髦，卻不願（或不敢？）正視：魯迅所提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弱點，是否符合事實，是否擊中要害，以及他所要注入的"個體獨立自由精神"是有利於、還是妨礙了中國文化在現代中國，是否只需要"照搬"，而無須改造、發展？（或許這就是一些人心目中的"弘揚"？）迴避這些實質性問題，只一味鼓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使我們又想起了20年代初魯迅所發出的感慨："現在有幾位批語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這樣的怪事再度出現在世紀末，中國人不敢正視的痼疾真是萬難療治了。

　  這樣，對人的獨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對人的被奴化的危險的警惕，就構成了魯迅思想（心理，情感）的兩個基本側面。──他也正是立足一過樣的基本立場，來考察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與西方文化自身的。

　 他首先關注的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的反響，以及由此形成的關係。在這方面，魯迅有一個十分精闢的論，他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種稱呼：一種是禽獸，一種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和我們一樣的。"把"異族"（例如西方人）視為"禽獸"，就是"不把別當做人"，這是堅持傳統的"大中華主義"，也即"大中華帝王中心"（地位，心態，等等），當然也就根本拒絕與西方的交往，更毋論吸收，這就是上一世紀以及本世紀一再出現的"閉關自守"。另一端則是視"異族（西方人）"為"聖上"，這就是自處於"奴隸"的地位與心理。面對西方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壓力的東方落後國家，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民族自卑心理，魯迅所警惕與反對的是由此而導致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奴化。他在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發現了"西崽"的典型，引起了他的強烈反應，原因即在於此。正像魯迅所揭示的那樣，所謂"西崽"之可厭，不在於他們所從事的洋行買辦的職業，而在其"相"（變態心理的外在表現）："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魯迅所概括的這種"倚徒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相"，是西方的殖民文化與東方中心主義（也即前文所說的"中華中心主義"）的傳統文化的惡性嫁接，其要害即在於"主"與"奴"的相通；如魯迅所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西崽的實質，乃是同時依附於東、西方兩種權勢，因而使自己成為雙重的奴才（但同時又以阿Q式的"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相自慰）；卻以此為資本，把同胞（"群華人"）驅為奴隸。這樣，魯迅就在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傳入中國9這處傳入一開始主不是平等的，而具有某種侵略的性質）以後，所引起的中國普通的人民陷入了三重奴隸的地位：一方面仍然是中國傳統統治者（不管他們變換了多少名目）的奴隸；另一面，卻又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統治者的奴隸，以及依附於前二者的"西崽（買辦）"的奴隸。這是魯迅感到極為痛心的。

　 但魯迅並沒有因此而走向拒絕西方文化、閉關自的回頭路。魯迅的"過客"早就表示過絕不迴轉去的決心，因為"回到那裡去，……就沒一處沒有地位，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他因此而不斷提醒人們："用筆和舌，將液化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對於魯迅，這是一條最基本的"線"：即既然已經覺醒，就絕不能回到"奴隸"狀態中去。

　 而且，魯迅還由此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敏感點：一切有可能重新導致人的"奴（隸）化"的危險，都會引起魯迅的高度警惕與強烈反應。早在本世紀初，魯迅在考察西方的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時，就發現了這樣的危險。他在充分地注意與肯定西方的物質文明、科學發展與民主政治所帶來的西方社會變化的積極方面的同時，還敏銳地發覺，對物質與科學理性的過分崇拜，將導致人的"內面精神"的喪失，使人淪為物質的奴隸；而當人們把"民主"變成"眾數"崇拜時，"必借眾以凌寡，託言眾治，奪制尤烈於暴君"，從而形成"以獨制眾者古，以眾虐獨者今"的歷史循環。這樣，當許多人把西方的現代道路理想化、絕對化，以之作為使中國徹底擺脫封建奴役的"必由之路"時，魯迅卻從中發現了新的奴役的再生產、再建構，人依然不能徹底擺脫"奴隸"的命運。這一發現，使魯迅在因中國傳統文化與人的奴隸化的密切關聯而對這徹底失望之後，又幾乎以同樣的理由，粉碎了關於西方文化的種種神話。這雙重失望（以至絕望），正是表明魯迅的覺醒所達到的深刻程度。人們不去考察魯迅的失望的實質內容，只是一味指責魯迅"不但反對中國的傳統，也反對西方的東西"，這正是魯迅感慨不已的可悲的隔膜。

　 因此，魯迅以及和他作類似思考的西方與東方的許多知識分子在本世紀曾一度把希望向"第三種文化"，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們總在談論魯迅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轉變"，以及他與中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但卻很少注意魯迅是什麼角度，或者說是立足於什麼樣的立場，去關注、肯定俄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地。其實魯迅自己早就有過明晰的說明。他在《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里，這樣讚揚在蘇聯所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一切神聖又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這就意味著人徹底擺脫了奴隸泊地位與命運，這正是魯迅始終熱烈追求的；他的嚮往，以至歡呼，都是理所當然的。人們盡可以用事後才知道的事實，來說明那並非現實，從而指責魯迅們過於樂觀與天真；但對確實出現的某種可能性，不去及進地抓住，對之寄以希望，那才是真正奇怪的。魯迅的可貴，正是在於當現實揭開了共產主義試驗的另一面時，他就以其特有的敏感，及時地抓住，並作出了新的概括：30年代中期，魯迅在與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左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的鬥爭中，第一次公開提示，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新的"革命工頭"與"奴隸總管"，並且旗幟鮮明地表示："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北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魯迅就是這樣"見微而知著"，敏銳地發現了本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的"目標"（爭取人的徹底解放）與"後果"（人的新的奴隸化）之間的尖銳矛盾與巨大反差。魯迅的敏銳正是來自他對"人走出奴隸狀態"追求的堅定與徹底。而他的這一發現，在中國，幾乎是提前了半個世紀。

　 而且，魯迅對人的奴隸化的觀察與思考，是隨著現實的發展而逐步深化的。在30年代，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地帶有了新的發展，也就是中國開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時，魯迅立即在知識分子與新的工商業（商品經濟）的關係中，發現了成為"商的幫忙與幫閑"，即資本的奴隸的危險。這顯然是本世經初他的關於西方物質文明的後果的思考的繼續與發展。在中國，依然是幾乎提前了半個多世紀的。魯導關於"眾治"的思考，也是開始於世紀初的；在30年代也有了新的深化。這是因為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眾數"的概念因轉換為"人民大眾"而獲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被充分地理想化，以至神化，形成了一種"人民崇拜"──這種"人民崇拜"在40年代至70年代中國還會有更為嚴重的發展；魯迅卻在其處於起始階段時，就敏銳地抓住，並仍然從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關係切入，進而發出了有成為"大眾的幫忙與幫閑"的危險的警告。魯迅的這些警告，並非只是邏輯的推演、預見、，而首先是一種事實（雖然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概括。這就是說，魯迅在考察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與命運時，發現他們非但沒有走出封建中國的奴隸困境，而且陷入了"三重奴隸"的更大困境：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的名目）的幫忙、幫閑"，又是"商的幫忙與幫閑"，還是"大眾（以及各種"大眾代言人"）的幫忙與幫閑"。而且，魯迅的這一驚心動魄的發現，又再一次地超前了。

　 而且，魯迅關於"新的奴役關係"的發現與警戒，又是廣泛與徹底的。他幾乎在一切方面都發這種關係的延續與再生產。他因此一再發出警告：不要迷信"革命"，"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所謂"神"與"魔"的戰鬥，不過是在爭奪"地的統治權"，"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奴隸也依然是奴隸。至於那些"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式的永無休止的"革命"，不過是"主"與"奴"的不斷互換而已。他還要人們區分革新者的"破壞"與奴才式的"破壞"；後者只是"別拜一個主子"，"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他從所謂"新式婚姻"、"新式教育"中的男、女、師、生……關係中，也都發現了新的奴役；邊過共同反對奴隸制的戰友，召集也儼然以"權威"自居，壓制起年輕人來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魯迅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孤獨中與寂寞……

　  他於是痛苦而又冷峻地世紀初的歷史發展作出了這樣的總結──－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重新做過。"

　　歷史循環了，又回到了原的起點上。

　 可悲的是，魯的總結再一次提前。──魯迅的上述總結，寫於1925年，她即本世紀20年代。現在又過了七十多年，已經是世紀末了。但我們如果要做世紀總結，卻依然是魯迅當年所說的那些話。不錯，在那時（1925年）以後，我們確實又"重新做過"；但歷史又一次無情地循環，我們再度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

　  這是一個嚴酷的事實，一個苦澀的果子，我們卻只能正視。

　  於是，在這個世紀的交接點上，魯迅當年的呼喚重又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什麼都要重新做過"！

　 所謂"重新做過"，就要回到（也即堅持）原來的目標上徹底走出"人的奴隸制時代"，掃除對人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壓迫，還人以原屬於人的精神獨立與自由。這也就是魯在本世紀設中國的現代文明（當時稱為"佇世文明"）時，提出這一理想的，魯迅指出，不能簡單地"以富有為文明"、"以路礦為文明"，而同時必須"立人"，也即必須把"人的精神獨立與自由"作為中國現代文明的基本目標，在"立人"的基礎上"立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對於魯迅，以爭取人的精神獨立與自由，反對人的一切奴役為內涵的"立人"思想，是貫穿他的全部著述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他的基本價值尺度，成為他的終身不渝的思想，以至信仰（誰說魯迅"沒有一個積極的信仰"？），儘管一再失敗，一再循環，魯迅依然呼喚"重新做過"。魯迅的"立人"思想，和這樣一種九死不悔，百折不撓的執著追求與奮鬥精神，正是本世紀不斷奮起，不斷受挫，仍然掙扎的民族歷史的精神結晶。這世紀遺產確實只有"一小塊"，與所付出的代價，所作的犧牲，太不成比例，但卻萬萬輕視不得。

　  我們在世紀末終於有了"重新做過"的覺悟，這是對奮鬥失敗的歷史的痛苦的正視，更是從對沒有實現的頑固地確診中，獲得新的動力。正是這樣，我們民族在新的世紀里，將在追求國家的獨立、富強、民主的同時，更加自覺地追求人的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這樣的"現代化"雙重目標的再度確立，是我們從的歷史中獲取的積極成果，也將成為民族再奮起的新的點。

　 我們在世紀末號召"重新做過"，不是簡單地歷史回復，因為我們畢竟有了一世紀奮鬥的失敗的教訓。我們綞從失敗中懂得，必須被除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及共產主義文化理想化、絕對化的種種文化神話，歸結底，這些已有的文化形態都表能使人徹底擺脫精神奴役。因此，為了實現前述再度確立的現代化目標，我們必須尋求、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也就是說，在這世紀交接點上，我們特別要呼喚新的思想，新的想像力與新的創造力。儘管新的文化的創造，並不能離開已有文化基礎，下一世紀再也不能重複本世紀曾經做過的將已有文化全盤毀滅的蠢事，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借鑒不能代替創造，也是不能的常識。如果我們仍然固守一於某一既成文化，不思創造，我閃就仍然可能重演失敗的歷史。

　 是的，展望下一世紀，我們並不敢過分樂觀。也許我們還沒有從楊世紀的夢魘中走出，仍然擔心著歷史的循環。而且這擔心並非沒有根據。魯迅一再提醒注意，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沒有記性"的民族，最容易忘記歷史的教訓，更不喜歡"查舊帳"，並且有種種乖巧的法了來抹殺不愉快的失敗的歷史。因此，儘管本世紀我們民族已經交付了過多的"學費"，但並不能自然保證我們聰明，不再干蠢事。說不定魯迅說的"忘卻的救世主"降臨之時，我們又會一切如故。那麼，到下一時刻，甚至到下一世紀末，我們會不會又像這一世紀末這樣，再度發現一切又要"重新做起"呢？那就太可怕了。

　 而且，我們也清醒地知道──這種清醒也是吸取了一個世的教訓得來的，即使實現了我們的"現代化"目標，也仍然不能一勞永逸地消除矛盾與困惑。人的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只能具有相對的意義，它的相對實現，又會帶來新的矛盾與困惑。人自身，以及人數總是在永遠矛盾與困惑中獲得自己的發展。魯迅（以及我們）強調人的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僅僅是因為認定它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基本指標，它本身又有不同的層次，而我們中國，連最起碼的要求，都成為一種奢望；因此才如此殫精竭慮地追求不止。魯迅不止。魯迅（以及我們）沒有、也不敢把人的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絕對化與神聖化，本世紀我們曾覺溺溺於種種文化神話，到世紀末，就再也不能製造新的神話來自欺欺人了。

　　還是魯迅說的──

　  "世界日在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個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