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家族3

第三章  發跡台階

1．十字路口的選擇：沉淪或崛起

中日甲午戰爭是晚清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清政府坐井觀天，月亮唯有中國的最圓，自大到了好笑的地步，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充耳不聞。封閉和排外帶來的後果極其慘痛，一場海戰剛剛開打，龐然大物竟轟然倒在了「小日本」手下。面對敗局，國人無不震驚，為國家的命運扼腕嘆息。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八日，李鴻章率團赴日本談判議和。作為敗方的代表，李鴻章這次日本之行十分狼狽。談判桌上，戰敗國一切皆處於不利，日本提出極苛刻的條件，逼李鴻章答覆。談判進行到第三天，李鴻章回旅邸途中竟遭日本浪人槍擊，子彈轟入面頰，當場暈厥。李鴻章纏著紗布，吊著繃帶，堅持回到談判桌上，儘管他的這個行為贏得了國際同情，但是他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依然很苛刻，被人罵作辱國喪權。

李鴻章歸國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國人罵聲一片，所有髒水全都往他頭上潑。在極度悲涼的心境中，這位73歲的老臣寫了一首馬關記事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路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征旗大將壇。寰海塵氛紛未已，諸君莫作等閑看。」

恩師李鴻章處境艱難，袁世凱的日子也不好過，有人指責他擅啟邊釁，是清政府戰敗的罪魁禍首——這樣的指責過分苛求，並無什麼道理。但是，對於36歲的袁世凱來說，內心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加上在朝鮮經歷的諸多磨難以及那些煩心的家務事，他感覺身心疲憊，甚至於萌生了退出政壇的想法。

當時西洋人見中國戰敗，一批軍火商應運出現，向清政府兜售軍械裝備。因情形不熟，語言不通，常常雇請中國人為經理，國人稱之為買辦。袁世凱見仕途堵塞，即求致富，想去當一名辦洋務的「買辦」。但是當買辦是有條件的，需要繳納保證金數萬元，袁世凱兩袖空空，無從措手。

先前袁世凱充任前敵營務處時，與奉天舉人王英楷來往甚密，結為莫逆之交，王英楷身高體胖，人稱王胖子，是東北有名的巨富（後來娶了孫傳芳的胞姐，成為孫的姐夫）。袁世凱給王英楷寫信求助，王胖子挾重金來到天津，問袁世凱要錢何用。等袁世凱簡略說明情況，王英楷眉頭緊鎖：「以前看你英氣逼人，以為胸有大志，現在看來，志向未免太小。」袁世凱說：「洋人國務大臣退位後，經常以充當工商經理為榮，老兄為何責我志小？」王胖子說：「買辦者，為洋人所僱傭，你又不識洋文，如何在此間謀生？且買辦手段，在於奔走官場，狗苟蠅營，非你所能。如今正值朝廷戰敗後的噩夢初醒時分，百廢待興，為何不乘時勢大展才幹，卻偏生要去做洋奴才？」袁世凱如同醍醐灌頂，怔怔地看著王胖子，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王胖子偵知，河間有個姓趙的古董商，與李蓮英有親戚之誼。遂用銀子打通關節，讓袁世凱有了被慈禧太后召見的機會。有這條線索引路，袁世凱在皇城根下大展結網功夫，分別走了李鴻藻、翁同和、榮祿、奕劻的門路，諸位大臣把這個能帶兵善作戰的袁世凱當做奇珍異寶，紛紛將其納入自己的夾袋，視做門生。

把持督辦軍務處的是清廷最重要的幾位大臣：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和、李鴻章、榮祿。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月，上述幾位大臣會商編練新軍事宜，同時授命袁世凱負責起草練兵計劃和規章制度。不久，他們奏請朝廷變通軍制，並奏請委派袁世凱督練新軍。朝廷發下聖旨，令袁到天津小站接管胡燏棻的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

袁世凱遵令前往，開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北洋練兵。

2．北洋軍閥的始祖

一場失敗的戰爭震撼了中國大地，國人似乎從睡夢中驚醒了。當時的現狀是：舊式綠營和八旗兵已處於崩潰邊緣，一時間改練新軍之說大盛。晚清棟樑張之洞率先倡練江南自強軍，簡稱南洋軍。其後袁世凱接手北洋新軍的操練，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北洋軍閥」遂成為國人老少皆知的一個名詞。

所謂「北洋新軍」，是脫胎於「淮軍」的一支新式軍隊。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援助江蘇，招募准軍七千人，奠定了淮軍這支私人武裝為骨幹的軍隊基礎，連軍隊的番號也是以姓名為標記，如張樹珊、張樹聲兄弟的「樹」字營，周盛傳的「盛」字營，劉銘傳的「銘」字營，潘鼎新的「鼎」字營，吳長慶的「慶字營」等等。

小站是天津與大沽之間的一個小集鎮，淮軍曾採取屯田法在此駐軍二十多年。早先，清廷派長蘆鹽運使胡燏棻在此訓練定武軍，胡聘請德國人漢納根擔任教官。袁世凱上任後的第一個動作，是將四千人的北洋新軍擴充為七千人。隨後組織了「新建陸軍督練處」，請老朋友徐世昌擔任總參謀，唐紹儀擔任總文案，又請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蔭昌推薦軍事人才，蔭昌推薦了武備學堂畢業生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4人，梁華殿到小站後不久，一次夜操中失足跌落河中溺死，其餘3人都被委以了重任：王士珍為工種學堂總辦兼工兵統帶，段祺瑞為炮兵學堂總辦兼炮兵統帶，馮國璋為步兵學堂總辦兼督練勞務處總辦。隨後王、段、馮三人得到「龍」「虎」「狗」的綽號，被人稱做「北洋三傑」。除了「北洋三傑」外，袁世凱還從兩方面物色軍事幹部，一方面繼續在北洋武備學堂搜羅人才，另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忠誠於他的老兵老將。

袁世凱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物。評論他的人一般都認為，袁是一個騎牆派，新派舊派兩邊愛。說這是一種事實可以，說這是袁世凱處心積慮得到的結果，卻也未免。從這個時期的表現來看，袁的政治立場並不鮮明，他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欲使中國變弱為強，自以練兵為第一件事。」在袁看來，中國積弱已久是因為缺少一支能打硬仗的軍隊，於是練兵應是國家的當務之急。無論新派舊派，只要練兵強國他就支持。正是因為這麼一種態度，他很快成了各方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物。

北洋軍的武器裝備，清一色從國外採購而來。有奧地利造的曼利夏步槍、馬槍和戰刀，有德國克虜伯軍工廠出口的57厘米過山炮、七生特半陸路炮等，軍官一律配帶六響左輪手槍和精美佩刀，領、哨各官及兵丁鞋襪「一律黑色，不準參差」，官弁服裝袖口處綉有紅色官階標誌。在練兵方法上，一改舊式操法為「洋法」操練，袁世凱通過中國駐德公使，延聘了十餘名德國軍官充當北洋軍的教官，還專門成立了教習處（後改名洋務局），教習處總頭目巴森斯，負責全軍的訓練和作戰演習。操場稽查也是兩個德國人，名為施壁士、伯羅恩，負責操場訓練。此外，禮節兼軍械稽查魏貝爾、炮兵教習乞凱芬、騎兵稽查兼教習曼德、德文教習莫興理、號兵樂隊總教習高斯達等，都是袁世凱的幕中人物。

光緒二十四年（1898）九月，英國海軍司令貝思福來中國考察政治軍事，曾赴小站參觀過袁世凱所練的北洋新軍，據他在《論中國水陸兵備》一章中敘述的情形說：「當各隊操演之時，各兵類皆年力精壯，身材適中，操法靈熟，步式整齊。先在本營操場操演陣式，後至曠野操演兩軍攻擊之陣式，各將弁與兵丁皆嫻習口號，熟諳行陣，可想見該軍紀律之嚴明矣。惟炮隊則尚待整頓。若照現在情形，只能於操演之時聊備一格，未足以為臨陣之用也。」貝思福的觀察報告對袁世凱頗多讚揚，據此不難想見當年小站練兵的實際效果。

新建陸軍七千餘人，規模並不算大，但是組織嚴密，其後勢力日張，幾乎布滿全國。名聲昭著的北洋軍閥體系從這裡生髮開來，民國大總統、副總統、執政、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軍長、師長、旅長多出自於小站，他們對清末民初數十年間的政局影響極大。

在小站練兵期間還有樁事情值得一提：袁世凱先後主編了兩部兵書，一部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另一部是《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兩部書四十餘萬字，是新建陸軍三四年的練兵經驗總結。

一談到袁世凱編兵書，人們動輒嗤之以鼻，認為袁世凱不學無術，主編兵書純屬欺世盜名，甚至有人說袁花費銀子請人代筆而成，這些說法有違事實，也不公允。

《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一書纂集於戊戌變法期間，是光緒皇帝倡導的百日維新計劃中的一部分。書中內容主要是小站練兵條令、規章的集結。

《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編纂時間稍晚一些，仍是由袁世凱領銜，調集了北洋主要幕僚文案和武將，計有46人之多，如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阮忠樞、言敦源等響噹噹的人物，都是這個寫作班子里的成員。此書二十餘萬字，費時三個月完成，內容包括訓練、練兵、攻守、駐紮、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等諸多兵種的操法，以及電信、電雷、測繪等論述，是一部近代中國陸軍兵書。在這部書的編纂過程中，袁世凱發凡起例，立定框架格局，為全書定下「不求深意奧妙，只求文理通順」的編纂行文原則。

新建陸軍是在淮軍基礎上改造而來的，免不了帶有舊式軍隊的痕迹，私人武裝色彩濃厚是其顯著的特點。在新建陸軍和北洋的各類軍事學堂中，大樹特樹袁世凱個人的絕對權威，指使各營軍官向士兵們訓話：袁宮保是咱們的衣食父母，應該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各營駐地的軍帳宅第內供奉起了袁世凱的生祿牌位，士兵進出須得彎腰鞠躬，以至於北洋六鎮的官兵「只知袁宮保，不知大清朝」。

這麼一來勢必惹火燒身，有人彈劾袁世凱，奏了一本，平地里又起了風波。

寫奏摺的是監察御史胡景桂。此人字月舫，北平人。據說，他上這個奏摺是出自於清流派領袖李鴻藻的指使。袁在練兵草創時期，無意中得罪了天津紳商，他們認為袁世凱辦事急躁魯莽，專橫跋扈，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將意見捅到京城，被李鴻藻知道了，李是當初保薦袁的大人物之一，他擔心落個「濫保非人」的惡名，也擔心清流名聲受損，於是派其手下胡景桂去搜集袁世凱的材料，以脫掉干係。胡景桂彈劾袁世凱的有這麼幾條：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性情謬妄，擾害地方。袁世凱得到被人蔘劾的消息，又聽說背後指使者是大人物李鴻藻，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點，他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兩旬來心神恍惚，志氣昏墮，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軍事實無心詳述。」

奏摺引起了光緒皇帝的關注，派兵部尚書榮祿前往天津調查「被參各節是否屬實」，順便也實地考察一下袁世凱的能力。榮祿攜在兵部供職的陳夔龍同往。他們到了小站，看到了練兵情況，步、馬、炮兵全以西法操練，整齊劃一。榮祿對此極為滿意，他私下裡決定要放這個特殊人才一馬。胡景桂參劾的幾條罪狀，都還能想法子搪塞，唯獨其中「誅戮無辜」一條很是難辦。

原來，小站練兵之初，袁世凱發布了幾條禁令，為了防止兵丁與商販發生糾紛，不允許商販進入兵營內做生意。可是商販不把禁令當回事，依然擺攤設位，照常營業，情況報告到袁世凱那裡，他下令抓幾個商販殺雞儆猴，有個菜販子也在被抓之列，心裡憤懣不過，操起扁擔朝兵丁砍過去，造成了一樁流血事件。袁世凱聽了這個消息，發話叫手下將那個菜販子「處理」了。這樁命案可大可小，說大，畢竟死了一條人命，「誅戮無辜」的帽子正好合適；說小，在軍營內違犯禁令，按軍法處置也說得過去，頂多擔個「執法過嚴」的責任。榮祿和陳夔龍商量，倘若據實奏報，上頭必定要追究，袁世凱必然會遭到撤職處分，新軍剛剛開練，再找個生手接辦不易。按照榮祿的主意，給光緒皇帝寫了份調查報告，復奏所參各節，均查無實據，請從寬議處，仍嚴令認真督練新軍，以鼓勵將來。

在榮祿的庇護下，袁世凱總算安全度過了這一關。

不是冤家不聚首，事過幾年之後，命運給袁世凱安排了個報仇的良機。光緒二十五年（1899），袁世凱擢升山東巡撫，胡景桂是山東按察使，正好是袁的直接下屬。一想起當年滿肚子的委曲，袁世凱恨得牙發癢。出人意外的是，袁世凱並沒有乘機打擊報復，甚至沒有給胡景桂穿小鞋，反而任命胡兼任武衛右軍先鋒營務處，參與新建陸軍事務。在向朝廷寫的秘密考評中，袁世凱給予胡景桂優良的評語：「該員誠樸亮直，能任勞怨。講求刑名捕務，均能實事求是。」再後來義和團庚子之變，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向清政府提出的懲辦「禍首」名單中有胡景桂，按理說袁世凱正好順水推舟，借外國人的刀砍下胡景桂的腦袋，可是他並沒有那麼做，而是向德國駐煙台領事訴說胡的冤情，敦請德國領事到北京說情，救了胡景桂一命。

袁的這番舉止讓胡景桂大受感動，從此對袁忠心耿耿，竭誠效命，成為袁世凱棋盤上的又一顆模子。

3．官系網中的穿針引線功夫

從朝鮮回國後有段時間，袁世凱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的嵩雲草堂，與官居翰林院編修的徐世昌來往甚密。出炸子橋衚衕不遠，就是米市衚衕的南海會館和瀏陽會館，維新派的幾個著名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經常在那裡碰頭聚會。袁世凱當時還籠罩在甲午戰爭慘敗的陰影中，最初聽到那些維新派的聲音，猶如吹過一陣清新的空氣，心頭為之一振。

「公車上書」事件發生後，康有為成了萬眾矚目的政界新星，維新派以他為旗幟，騎牆派向其靠攏，連平常人們認為是守舊派的那些人也伸出了綠橄欖枝——誰都知道，在康有為背後，有個鐵了心支持他的光緒皇帝。

強學會在北京創立，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當紅高官紛紛解囊捐銀，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各自捐了二千兩銀子，張、劉二位的銀子收了，李鴻章的銀子卻被維新派嚴辭拒收，使得李中堂很沒面子。袁世凱是強會學的發起人之一，宣布成立的那天，他當場報捐了五百兩銀子，等於在光緒皇帝的新黨名單上掛了個號。

袁世凱尤其善於搞關係，對用得著的人（即便現在用不著將來能有用的人），不惜花血本去結交。對康有為自然也不例外。康有為官品太低，奏摺不能直接送到光緒皇帝手上，往往要通過其他人代呈，而守舊派的都察院、工部故意刁難，不肯代遞。袁世凱得知消息後，主動幫助康有為向督辦軍務處轉呈。通過這件事，康、袁二人建立了合作關係。袁世凱奉派到小站練兵，康有為專門為袁設酒餞行，還特意安排了一場京劇，當舞台上演到十二道金牌召還岳武穆一節時，不知袁世凱在激昂的鑼鼓聲中想到了什麼，多年以後，康在給袁的一封信中還這麼寫道：「昔強學之會，飲德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為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參見《康南海自編年譜》）

維新派雖說是書生造反，但是他們知道，變革要想成功還得抓住槍杆子。幾經考量，他們物色的是掌管新建陸軍大權的袁世凱。

有個重要人物叫徐致靖，江蘇宜興人，其父徐家傑是李鴻章的同年至交。徐致靖雖說是進士，卻頗有與時俱進的意識，思想上傾向維新變法，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就是通過他引進到光緒皇帝身邊的。徐致靖有二子，長子湖南學政徐仁鑄，次子翰林編修徐仁靜，都是維新派中堅，還有個侄子徐仁錄，是康有為的學生，少年意氣，激揚風生。經過一番商量，決定派徐仁錄前往小站，觀察新軍練兵情況，少不了含有進一步試探袁世凱的意思。

選擇徐仁錄前往小站，是因為其中另有一層特殊關係。徐仁錄有個姐姐，嫁給了江南才子言謇博，此人是袁世凱重要幕僚言敦源的同胞哥哥，兄弟二人都是大學者吳汝綸的得意門生。有姻親言敦源的介紹，徐仁錄在小站行動更加自如。袁世凱對維新黨派來的徐仁錄亦另眼相看，專程請徐世昌來天津與徐見面「聚談半日」，又安排大公子袁克定與徐長談，同時設盛宴款待，袁世凱親自接待時，其高級幕僚徐世昌、阮忠樞、言敦源等全都在場陪坐，並請閱兵，極盡賓主之歡。臨回京之際，自然要厚贈程儀，這是袁世凱最拿手的一齣戲，京城裡的那些維新黨，該考慮的人員他全都考慮到了。

這是一樁對雙方都還算公平的買賣。沒過多久，袁世凱經徐致靖保舉被光緒皇帝召見，其官銜也從三品按察使升到了二品候補侍郎。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記載：「袁熱衷賦性，豈能鬱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密保，冀可升階，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補，舉朝驚駭。某學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補酬，輦轂之下，傳為笑話。」文中提到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學士即徐致靖。

維新黨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和。此人字聲甫，江蘇常熟人，時為光緒皇帝的老師，也是維新變革的主謀。為疏通與翁的關係，袁世凱真可謂煞費苦心。在記憶中搜索能與翁同和牽上關係的花名冊，惟有南通狀元張謇最合適，翁師傅賞識張狀元，是天下人盡知的事實，只要張謇能在翁同和面前幫忙說幾句話，不愁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可是自從在朝鮮與恩師張謇鬧翻後，袁張二人多年不通音訊，靠張謇說話完全不可能。袁世凱不死心，繼續在花名冊中翻來覆去尋找，終於讓他找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言敦源，祖籍也在江蘇常熟，與翁同和是同鄉。言敦源（1869～1932），人稱仲遠公，是孔子門生言子（言愝）的第八十一世孫，孔聖人門下七十二弟子中，七十一人皆為直魯弟子，唯有言愝一人出自長江以南之江蘇常熟，被稱做「南方夫子」。如今江蘇常熟尚存有言愝故鄉，稱做言子巷，並有言子墓、洗硯池等歷史遺址，皆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言敦源自幼聰慧，10歲即能誦「九經」，後以監生應順天試錄科第一，翁同和見其文章精練得體，頗有桐城風範，特召見而嘉之，極為賞識。

袁世凱猶如搜羅奇珍異寶一般，立馬羅致入幕，將言敦源收入夾袋之中。這樣一來，袁世凱與「常熟相國」之間有了一條便捷的秘密小徑，言敦源果然不負厚望，詭譎行走於天津小站與京城翁府，從中穿針引線，亟欲促成袁世凱與維新黨的「政治蜜月」。此後袁世凱與翁同和往來逐漸密切，與言敦源不無關係。

袁世凱曾經上書翁同和，洋洋萬言，論及用人、理財、練兵諸事，蔚為大觀，袁在上書中陳辭：「中國如今情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一國變可保一國，一省變可保一省。切要易行之端，應當及時力求振作。」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維新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袁世凱親自進京面謁翁同和，慷慨激昂地談論時局，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局勢，必須來場大變法才能保住中國。並且拿出剛剛出版的畫報給翁帝師看，上面畫著有被列強瓜分之憂的地圖。

遺憾的是這條關係線剛搭建好不久，翁同和就被貶官還鄉，硃諭發下那天正是翁68歲生日，按中國人的習慣掐頭去尾，是70歲整生，已經備好的喜慶聚會變成了悲涼的送別場面，這位鞠躬盡瘁的老臣甚至連和光緒帝說句話的機會也沒有，他跪在微雨中，目送皇帝漸漸遠去的身影，真有黃粱一夢之感。

順便再說說言敦源的結局。此人在北洋歷任文案、總辦、巡警道、鹽運使直至代總長。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後，他在唐紹儀組織的第一屆內閣中出任內務部次長、代總長，後因不滿袁世凱稱帝之舉而辭官，由北京移遷天津寓居，協助其姻親周學熙從事實業，成為一代儒商。著名教育家，袁世凱的老師嚴修提及言時曾說了這麼一句話：「北洋舊僚唯我和言敦源不愛官。」到了晚年，言敦源以吟詩作畫自娛，經常與嚴修、李叔同、翁克齋等津門名士唱和往來，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資助興建南開女中。言敦源生前遺留的詩文集《南行紀事詩》《先先庄文存》《先先庄詩存》等，由其次子言雍陶、幼子言韋叔及摯友許克猷、郭風惠整理後已在台灣、香港出版。

在袁世凱的一把如意算盤上，類似言敦源這樣的「算盤珠子」不計其數，什麼時候該撥弄哪顆，他早已爛熟於心。比如楊士驤，就是袁世凱十分稱心的一顆「算盤珠子」。

中國官場傳統向來看重資格出身，曾國藩始創練兵，即有李鴻章、胡林翼等幕府襄佐，所以得成中興大業。袁世凱小站練兵，進士翰林匱乏，僅羅致了徐世昌一人，難免讓人輕看。於是擢升了一批科舉正途出身的幕客，如楊士驤、陳昭常、朱家寶、梁士詒、榮慶等。

楊士驤兄弟8人，均有科舉功名，高的是進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最有名的是老四楊士驤和老五楊士琦，兩人都是袁世凱手下的重要幕僚。楊氏兄弟在出道之前愛作冶艷游，日夜出入於花街柳巷，還常常使出混混伎倆，設置風流騙局讓人鑽。後來楊士驤迷途知返，用功讀書終於考取了進士。

由於有過這些花天酒地的經歷，楊士驤的最大特點是能「屠錢」。在一般人看來，花錢如流水斷然難成優點，但是袁世凱卻不這麼認為，千金散盡始復來，在官場上敢於花銀子、善於花銀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特殊的氣魄和本領。據說，當初北洋存有公款一千多萬，僅僅一年間就被楊士驤揮霍一空，袁世凱知道這個事後，也只是一笑了之。不知是袁、楊之間有什麼私人秘密呢，還是袁世凱格外寬宏大量？不管是相互欣賞也罷，臭味相投也罷，反正這兩個人攪在一起互為援手，就能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一台大戲。

袁世凱從小站練兵起家，到後來做了直隸總督，他可以支配的錢財更多了。如何充分發揮銀彈攻勢的威力來開拓政治事業，是擺在面前的一道新課題。在解這種難題方面，袁世凱歷來是個高手，現在老天爺又給他差來了楊士驤這個助手。

榮祿自辛丑迴鑾之後，一直體弱多病，時常請假，照病情推測，恐怕不能久於人世。於是慶王將入軍機領銜的消息不脛而走。最先探知這個情報的是袁手下的楊士驤。楊進入官場走的是李鴻章和奕劻的門路，庚子年間，李鴻章入京與八國聯軍談判議和，所帶的侍從隨員中少不了這個八面玲瓏的楊士驤，議和過程中，外國人什麼事都只同李鴻章交涉，把真正當家的慶親王冷在一邊。外國人敢得罪奕劻，李鴻章可不敢，遇事必須與慶王商量著辦，其中兩邊跑腿聯絡的人物是楊士驤，久而久之，他與慶王府的關係便親如一家了。

袁世凱聽楊士驤說了這個消息，心思大為所動，派楊士驤拿十萬兩銀票去送給慶親王。慶王見了一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起初懷疑眼睛看花了，仔細一看，可不是十萬兩嗎？就對楊士驤說：「慰亭太費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楊士驤回答得極其巧妙：「袁宮保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伺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這些微微數目，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的零用錢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奕劻本來是個貪慾極強的人，聽了這番大拍馬屁的話，很是受用，銀票也照數全收，心裡比吃了蜂蜜還要高興。

楊士驤說的話決不含糊。奕劻入軍機之後，袁世凱這邊的銀兩源源不斷地供應，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到慶親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費用都由袁世凱買單，甚至慶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孫子彌月周歲，所需開支也全都由袁世凱預先布置，不費慶王府一文錢。

袁世凱投之以李，慶親王則報之以桃。遇有重要事件，以及簡放外省總督巡撫藩台等官職，奕劻必定先商於袁，表面上說請他保舉人材，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裡說話。不僅如此，慶王和袁世凱結成的政治聯盟還經常左右晚清政局，演變成了一股無人能敵的政治力量，比如史稱「丁末政潮」的那場風波，就是他們聯手扳倒瞿鴻（礻幾）、岑春煊的一個例子。以至於在辛亥革命以後，滿清權貴的後裔們認為袁世凱奪去了大清王朝的江山，是因為奕劻幫了大忙。

袁世凱與慶親王搭上關係，楊士驤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楊士驤接替袁世凱，登上了直隸總督的寶座，可惜沒幹多久，宣統元年（1909）死於任所。

敢於用財而不斂財自肥，足以使那些志向不高的小人物心理充分滿足，並心甘情願為其效命奔走，更何況袁世凱看起來似乎像漢高祖一般的豁達大度，英雄不問出處，唯才是用，因此，前來投奔者不計其數，袁世凱的高級幕僚張一麐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各方人才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

4．戊戌政變中的尷尬處境

維新黨保舉以及光緒皇帝的兩次召見

翁師傅被貶職還鄉，並沒有使光緒皇帝躊躇不前，相反，他加快了變革的步伐。為了推行新政，光緒下令革去阻撓上書言事的懷塔布、許應騤等人官職，又提拔維新派志士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4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成為光緒身邊的智囊人物。年輕皇帝的態度使維新黨人興奮異常，誤以為中國徹底變革的時機就在眼前。

這時候，徐仁錄從天津小站考察回到京城，他帶了兩條情報：一是袁對維新變法熱心，極力稱道康有為；二是袁對榮祿有不滿情緒，認為榮祿反對漢人掌握兵權，不肯增加小站編製。現在看來，這兩條情報都含有水分，透露出太多的虛假信息。那些話或許袁世凱壓根沒說過，或許他說了僅僅只是為了搪塞徐仁錄，可是維新黨全然當了真，並為之情緒激昂：袁世凱的屁股總算坐在咱們這邊來了！

維新黨人決定，要向光緒皇帝推薦袁世凱。這份保舉的奏摺以徐致靖的名義，由康有為執筆，該折稱讚袁世凱「年力正強，神勇兼備……惜可練之兵僅止七千，為數太少，為力過單，雖曾奉旨添練數營，徒以餉無所措，不敢冒昧招募。」摺子中還說，「該臬司（袁世凱）嘗言：假令西兵倍我，與之戰，可勝；再倍我，亦可勝；若使數十倍於我，惟有捐軀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淚下。」這種誇大其辭的話很像袁世凱的口吻，言大而夸，未必切合實際。然而光緒皇帝看到這裡，卻完全被其打動了。不久即頒布諭旨，要榮祿「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就是這個袁世凱，身為二品大臣的大學士兼直隸總督榮祿曾經予以保薦，但光緒皇帝並未召對，亦未破格提拔，只是將榮祿的奏摺作「留中」處理；而現在經過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推舉，光緒皇帝即匆匆召見，並頒諭稱讚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頓戎行之至意。」光緒皇帝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使守舊派人物感到震驚，使慈禧太后起了疑心，也為他後來被囚禁瀛台埋下了伏筆。

關於光緒皇帝兩次召見的情況，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有比較詳細的記錄。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九日，袁世凱奉召由天津乘坐火車抵北京，租寓法華寺。此時光緒住在頤和園，袁即託付友人代辦請安折膳，定於八月朔請安。八月初一，袁世凱天未亮即起，四鼓時赴宮門伺候，光緒在毓蘭堂召見，問了他軍事方面的一些情況，袁均據實奏答。退下後回到住所，忽有蘇拉（清廷內府中擔任勤務的跑差）來報，皇帝破格提拔他為候補侍郎，得知消息的友人前來紛紛祝賀，袁世凱「自知非分，汗流浹背」，認為暴得大名則不祥，準備力辭，被友人勸阻，遂托友人代辦謝恩折。次日再次面見皇帝，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惶恐不安，光緒皇帝笑著對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好，辦的學堂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這就是在明確暗示袁世凱，以後不要受榮祿節制。

維新黨的推舉和光緒皇帝的破格重用，實際上是將袁世凱推到了旋渦中心，在這場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要想逃避已無可能。

後黨的反撲·衣帶詔·包圍頤和園

早在榮祿赴天津出任北洋大臣時，後黨勢力就積極著手安排一場秋季大閱兵儀式，要恭迎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駕臨檢閱新建陸軍。據說，檢閱過程中有個政變暗號，慈禧走到榮祿的軍營中，立即宣布廢黜光緒皇帝。顯然這是一個謠傳，慈禧雖說已退居二線，卻仍然是晚清大局的總舵手，要廢黜光緒，根本用不著搞得那麼複雜。但是光緒卻聽信了這個謠傳，情緒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於是外間傳聞又起，說天津閱兵之議取消，光緒的情緒這才穩定下來。不過到了七月底，遭到光緒皇帝革職的懷塔布等七位守舊派大臣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御史楊崇伊等人又到天津，這些守舊派大臣如此密集地穿梭於京津之間，究竟同榮祿商談了些什麼？光緒皇帝和維新黨大為疑惑。之後不久榮祿忽然調派聶士成軍五千士兵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駐距離北京彰德門40里的長辛店，軍事調遣的背後是不是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這使光緒皇帝寢食不安。

光緒兩次召見袁世凱並破格提拔，其中隱含的用意之一，就是倚重袁在天津閱兵時保護年輕的皇帝，以對付後黨的突然襲擊。對袁世凱能制服後黨，康有為等人深信不疑。然而風雲忽變，八月初二，光緒頒發明詔，敦促康有為離京，前往上海督辦官報，並稱「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這是一個信號，說明光緒壓力很大，日子並不好過。這之後就有了「衣帶詔」事件。八月初三清早，林旭從宮中帶來了光緒皇帝所寫的密詔：「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敦谷持還繳命」。

所謂「衣帶詔」，就是藏在衣帶間帶的秘密詔書。漢獻帝時，曹操擅權將篡奪帝位，獻帝將秘密詔書縫在衣帶里，托國舅董承帶出宮外，這是「衣帶詔」的由來。如果光緒皇帝果真有「衣帶詔」傳出的話，那說明情況確實到了萬不得已的緊急關頭。然而許多年後歷史學者研究證明這一切根本就是子虛烏有，「衣帶詔」是康有為等人偽造的。

「衣帶詔」事件，將真實的歷史塗抹上了演義的色彩，喚起了輿論同情，使帝後兩黨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更加糟糕的是，歷史學家在研究中越來越多地發現，康有為不僅編造了「衣帶詔」的謊話，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不實之嫌，據說，我們後來通過康有為等人的著作所了解到的歷史有很多是被顛倒了的。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麼大家所熟悉的戊戌變法史，就應該是另外一種寫法。

偽造「衣帶詔」的目的之一，是為包圍頤和園造輿論。據譚嗣同的好友畢永年在《詭謀直記》（原文載《近代史資料》總63號）中記載，維新黨邀請他來北京是想搞一場兵變，待勸說袁世凱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後，即由畢永年率領勇士拘禁慈禧太后。康有為對畢永年說：「袁（世凱）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說著康有為拿出了袁世凱給他的一封信，字裡行間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等語，不消說，這封信也是康有為偽造的「作品」。

畢永年是維新派重要骨幹，曾經與唐才常合作聯絡長江沿岸的會黨準備起義，唐才常被捕殺後他來到北京，沒想到正好撞到了戊戌政變的核心秘密，他留下的《詭謀直記》，為後來人解開這個百年謎團提供了重要證據。

譚嗣同夜訪法華寺

在包圍頤和園的密謀付諸實施之前，維新黨請來了袁世凱的重要幕客徐世昌一起看密詔，要說服徐世昌同意他們的謀劃。這是一次生死聚會，在場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幾乎全都哭了。面對如此重大的事件，徐世昌除了低頭抹淚之外不敢作任何錶態，他深知後果的嚴重性，一旦失敗極可能誅滅九族。但是哭也不能解決問題，既然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了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驚險一幕。

據畢永年說，譚嗣同本人是不贊成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他認為這麼做極不妥，但是康先生非得要做，並且有皇帝的密詔，他也沒有辦法。既然是組織上決定了的事，為了維新事業，譚嗣同不惜一走龍潭虎穴。

對譚嗣同這次夜訪，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極盡誇張演義之色彩，將譚嗣同寫成了「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的漫畫式人物，這裡有袁世凱竭力為自己洗刷的苦衷，不能全信。譚嗣同是湖廣總督譚繼洵之子，從小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這次深夜造訪斷然不會刁蠻撒潑，何況袁的幕僚中有個湖南人叫尹銘綬，有這個同鄉從中斡旋，袁世凱與譚嗣同的談話應該是充滿了友好和睦的氣氛。

袁、譚談話的具體細節已無從考據，大體內容肯定離不開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的話題。聽到此處袁世凱的臉色微微有些變了，他支吾著應付說：事關重大，需要回天津布置，一時還不能行動。

送走譚嗣同後，袁世凱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銘綬叫來商量。尹銘綬與南通狀元張謇是同科榜眼，據說本來狀元應該是尹銘綬，因翁同和十分欣賞張謇，主考官張之萬隻好讓步，結果張謇成了那一科的狀元，而尹銘綬則屈居榜眼。袁、尹兩人認真商議一通，均認為光緒皇帝根本不是慈禧太后的對手，即便單純從軍事力量對比上看，榮祿節制的董福祥與聶士成的軍隊各有四五萬人，淮練各軍有七十多營，京中旗兵不下數萬；而自己只有七千人，雙方兵力過於懸殊。

如果說這是一場政治賭博，那麼賭的就是整個家族的身家性命，袁世凱不敢貿然下注。他還要等一等，看一看，最後才決定是不是下這一注，怎麼樣下這一注。

天平上的最後一顆砝碼

維新黨諸人有個錯覺，總認為政變要到天津閱兵時才會發生。他們並不知道，政變之謀已如箭在弦上，隨時都有可能射出。

政變最初的發動機是楊崇伊。此人字莘伯，江蘇常熟人，與帝師翁同和是同鄉，但是政治觀點卻大相徑庭，一個是帝黨領袖，一個是後黨先鋒。楊崇伊倒是和李鴻章打得火熱，結成了兒女親家，誰都知道，李相國和翁師傅是冤家對頭。

從維新變法一開始，楊崇伊就不斷給慈禧太后上奏章，主要內容無非是就康、梁這些維新黨盡變祖宗舊法，排斥打擊老臣。慈禧太后看了這些摺子，雖說不悅也還能忍耐，光緒皇帝親政後搞維新變革是經她默許了的，太后心裡有個底線：無論怎樣變來變去，都不能丟了大清江山。然而，八月初三楊崇伊上的一道密折，卻攪起了慈禧太后心頭沉寂已久的波瀾，顯然這道密折是楊崇伊在天津與榮祿等舊派大臣商量後而擬的，核心內容是請太后重新訓政，附帶有一條爆炸性的消息：光緒馬上要見一個叫伊藤博文的日本人，而且聘請他到中國政府來當顧問，祖宗所傳之天下，如今要拱手讓給這個伊藤博文了。

這條消息對於慈禧太后來說無異於一枚重磅炮彈，她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伊滕博文是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戰後和談時任日方全權代表，簽訂《馬關條約》，讓中方談判代表李鴻章顏面掃地也使大清帝國受盡屈辱。這樣的人居然要來中國襄助新政？甚至有謠言傳到了老太太的耳朵里，伊藤博文是由康有為勾結而來，目的是要綁架太后到日本，而且光緒也參與了預謀。伊藤覲見光緒皇帝那天，太后一反常規，垂簾在一旁監聽。伊滕博文說的英文，由張蔭桓進行現場翻譯，在躲在幕後觀察的慈禧太后聽來，那些嘰哩咕嘟的鳥語實在讓人懷疑；張蔭桓同伊滕博文手挽手親熱的樣子，也好像隱含什麼意義；更讓她氣憤的是，光緒好像知道她躲在幕後偷聽似的，把伊滕博文招到身邊，低聲耳語了好幾分鐘。這些敏感的細節強烈地刺激了慈禧太后，事前那些詭秘的傳說，似乎全都得到了印證。她畢竟是65歲的老婦人了，多年執掌國權養成的孤傲性格使她終於惱羞成怒。

伊藤博文成了天平上的最後一顆砝碼，也成了戊戌慘案的引信。慈禧太后決定第三次出面訓政。事情朝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在轟轟烈烈的歷史大事件背後，深處還有一些隱秘的路徑，長久被歲月的風沙掩埋，長滿了青苔和雜草，天長日久也似乎被人遺忘。只要細心梳理，便會生髮出無盡的感慨。

八月初六日，朝廷明發了一道上諭：「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次被人蔘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

值得注意的是這道上諭中並沒有提要犯譚嗣同。直到三天以後（八月初九），才有聖旨傳來：「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又過了五天，八月十四日，朝廷宣布上述人員的罪狀是：「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

至此，事情總算水落石出。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袁世凱的告密是戊戌政變強有力的助推器。

慈禧太后這個晚清真正的掌權者，下令逮殺了譚嗣同等六君子，廢止了所有的改革舉措，將光緒囚禁瀛台，成為天字第一號終身政治犯。歷史的進程在這裡轉了個彎，中國的現代化，也不知晚了多少年。

袁世凱告密之謎

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覲見光緒皇帝後，即乘火車返回天津，抵達天津老龍頭車站時已是暮色蒼茫。即使袁當晚匆匆趕到榮祿府上告密，榮祿也得第二天才能到北京頤和園向太后彙報（當時京、津兩地的火車只有白天行車，無夜班車）。從時間上看，此時戊戌政變已經發動，慈禧太后實行訓政是八月初六日上午，按常規這樣的特大行動必須提前布置，至少在八月初五日前慈禧就有了「政變」的既定安排。袁、榮提供的情報則是整個事件的助推器。

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間所起的作用不能小看。首先，袁世凱被光緒召見這件事本身，就加速了政變推進，袁被提拔授予兵部候補侍郎，昭示了光緒皇帝要抓槍杆子的心事，也是催生政變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的袁世凱已經被綁在了維新黨的戰車上，無論他願意與否，都將與這個大事件發生必然的聯繫。尤其要說的是袁世凱事後的告密，使維新黨雪上加霜，如果說光緒皇帝仇視袁世凱是個「誤會」的話，譚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與袁脫不了干係。

袁世凱在告密前的這一段心路歷程，應該是極其複雜的。八月初五日晚，他在老龍頭火車站下車時，天津的文武百官早已備好盛大的歡迎儀式，迎接這個從皇帝身邊歸來的新貴。袁世凱要端起架子應付周旋，不顯山不露水地通報皇帝召見概況，天津火車站離直隸總督府，坐八抬大轎有半個小時的路程，袁世凱見到榮祿，怎麼說也得兩三個小時。到達榮祿府宅，剛剛坐下報告了光緒皇帝召見的情景，葉祖邽來找榮相談事，過一會兒，達佑文也有事來請示（葉祖邽、達佑文都是榮祿的幕僚），猶疑不決間將至二更，只好約以明早再來造訪詳談。

從《戊戌日記》這些吞吞吐吐的敘述中，可以看出袁世凱搖擺不定的心情。次日早上，朝廷明發了太后再出訓政和捉拿康有為的公文，袁以為密謀已經敗露，他也有可能被划進維新黨的圈子遭致捕殺，頓時嚇得魂飛魄散，在榮祿面前長跪不起，到底還是將維新黨圍園的計劃全盤托出了。

袁世凱事後告密，他感到最對不起的是光緒皇帝，口口聲聲解釋，「此事與皇上無關，如累及皇上，我唯有仰藥而死。」光緒已被囚禁，並不知道康、梁有圍園劫後的計劃，以為太后訓斥他的「維新黨要圍園劫後」是袁的誣告，據說，光緒被囚禁瀛台後，經常在紙上畫烏龜，寫一個袁字，用針狠扎，他對袁世凱刻骨仇恨也是理所當然。很長的一段歷史中，袁世凱一定心懷愧疚感，畢竟光緒因他而加重了罪名。

簡略說一下維新黨諸人的結局。

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梁啟超逃到日本。譚嗣同與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擬救光緒，因宮內戒備森嚴未果，胡、王勸譚也去日本，被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如有，請自嗣同始。」說罷閉門不出，等待緹騎來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楊深秀同樣「不識時務」，京城維新派聞訊紛紛逃避之際，「獨深秀抗疏，請太后歸政」，並詰問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自然難被朝廷容忍。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也是光緒的英文教師），林旭是康有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殺名單。楊銳原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由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進京參預新政（同時推薦的還有劉光第），與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擬簽語激進時，必強令改換，不料朝局變動也隨之遭禍，張之洞營救不及，遇難。以上六人被殺於北京菜市口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

張蔭桓是戊戌維新中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是京城唯一懂洋務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統治集團中的低級成員（戶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卻極其重要，是光緒皇帝最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變事發後，張蔭桓還來得及轉移家屬主要成員和細軟，銷毀部分書札、文件，他在錫拉衚衕和房子，即歸以操縱賭博著稱的粵商劉學詢所有。慈禧太后原來是準備將張蔭桓與「六君子」一起處決的，後因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干預以及日本署使林權助、伊藤博文的警告，英日方面通過李鴻章經榮祿說服慈禧，曉以利害。懾於列強的威嚇，慈禧不得不改變主意，改判為流放新疆。張蔭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無餘子，謫戍新疆時，沿途仍然有官員接送，張蔭桓嘻笑謔稱：「老太太跟我開玩笑，差我到關外走一回。」把慈禧稱做「老太太」，嚇得地方官面無人色。庚子年，八國聯軍來犯，新疆巡撫饒應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裡，以為處理外交正需要張蔭桓，乃上書請求開釋，誰知道這一提醒反誤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張蔭桓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斬決。

戊戌政變抓捕維新黨後，慈禧親筆批文斬立決的頭一個人是徐致靖。李鴻章有心援救，又覺不妥，便求助於太后的紅人榮祿幫助。不料太后聽了榮祿求情的話大怒，責怪他不該為維新黨開脫。榮祿跪在地上申訴：「徐致靖是個書獃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裡頭唱唱崑曲，玩玩圍棋，自從升任禮部右侍郎，皇帝連一次也沒接見過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沒有皇帝召見徐的記錄，這才由死刑改判死緩，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條命。實際情況是，徐致靖50歲以後患了一場耳疾，耳聾得厲害，因此光緒召見變法人士的名單里沒有他。

長子徐仁鑄時任湖南學政，也屬維新黨，同時是個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後，他給朝廷上書要為父親頂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坐到庚子年間，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機構已經癱瘓，大牢里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認為自己是大清國的犯官，不肯走出監獄半步。當時管監獄的司官喬樹楠是徐致靖的年侄，親自跑到大牢里告訴他，明天獄中不開飯了，徐致靖這才跟著前來接他的兒子回了家。出獄後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師」，兩個月後，得到朝廷恩准，離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園寺巷，改名徐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僅存的一名老頭子。

除了兩個兒子徐仁鑄、徐仁鏡外，徐致靖還有個女兒，嫁江南蘇州才子許直庵，生子許姬傳。徐致靖晚年經常與幼孫姬傳為伴，教他讀書、習字、演唱崑曲。許姬傳後來成為京劇表演大師梅蘭芳的秘書，著有《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和《憶藝術大師梅蘭芳》等書。

徐致靖有個弟弟叫徐致愉，光緒年間曾任新泰知縣，其人生平事迹默默無聞，卻有兩個不同凡響的兒子：一個叫徐仁錦，一個叫徐仁鈺，兩人均就讀於濟南山東高等學府，這是一所半新半舊的學堂，國學、外語、現代科學知識並重，這所學堂畢業的學生被稱為「洋舉人」。兄弟倆先學土木工程設計，後來改行從文，給《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報刊寫專欄謀生，筆名分別是徐凌霄、徐一士，著作等身，影響不小。

關於《戊戌日記》並非多餘的話

袁世凱一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唯獨留下這部《戊戌日記》。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部日記，只是以日記體形式寫成的一篇回憶錄，全文三千二百字，前後時間十二天（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日），記敘袁與戊戌政變有關的大體事略。文末註明，日記並非逐日所記，而是事後在八月十四日一天內補記於天津督署。由此也能看出，這部《戊戌日記》在寫作之初，就是袁世凱存心為自己和後人留下的一篇辯誣文字。

《戊戌日記》寫成後，十年秘不示人，據說只有袁的少數幾個親信弟子知道。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袁世凱被光緒的胞弟，攝政王載灃罷官免職，幾罹殺頭之禍，門生散去，在其幕僚張一麐辭別南歸之時，袁將這個小冊子交付給他，囑其伺機發表。

張一麐回到南方後，與袁世凱的另一位幕僚親信費樹蔚聯手，將這部《戊戌日記》在江蘇南通「翰墨林」書局刊印發表。既要選擇發表，又要選擇遠離政治旋渦中心的南方一隅發表，從中可以看出袁世凱難言的苦衷。他身上背負的那口「黑鍋」實在太重了，發表《戊戌日記》的目的主要是為自己洗刷罪名。須知此時袁世凱罷官回籍，性命幾乎不保，他必須表明他並沒有陷害光緒皇帝。在那種時候，一方是太后，一方是皇帝，告密與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儘管這是個百口莫辯的尷尬，袁世凱還是要竭力為自己剖白。

《戊戌日記》刊印之初，即被當時的人們認為不可信。原因很簡單，對光緒皇帝強烈同情導致了對袁世凱的極度憎惡，普遍認為袁是奸雄，不會說真話；另一個原因是戊戌政變已經相隔十年之久，這部日記可能是後來袁世凱與張一麐泡製的偽作。其實這部日記寫作的時間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其中的事是否真實。

袁世凱的兩個親信幕僚張一麐和費樹蔚，在此也值得一說。

張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蘇吳縣人，是袁世凱早年親手發掘出的一個人才。征戰朝鮮時李鴻章交給袁一項政治任務，將大院君拘捕到保定軟禁，負責看護大院君的總管是正定縣知縣張是彝，袁世凱與張是彝交往中發現其子張一麐是個人才，將他收羅入幕，起初是一般文案，做點抄抄寫寫的工作，但是張一麐勤奮自律，經常買書自修以補學力不足，月薪六十金未嘗求加一文，一年之中沒對幕主提任何要求，往往別的幕僚都入睡了，唯獨他還在燈下刻苦用功。這種任勞任怨的作風很被袁世凱看重，遂成為袁世凱的機要秘書。

袁世凱稱帝，張一麐百般勸說，說到動情處幾乎掉下眼淚。有一次，正副堂會議舉行籌備大典，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兼政事堂機要局長的張一麐站起來大聲發言，陳訴實行帝制的各種危害。在場有位武夫對張怒目相視，聽著聽著拔出了手槍，就要開火。幸虧人稱老狐狸的北洋靈魂人物徐世昌扯了扯張一麐的衣角，將張一麐帶出了會場，才躲過了一場災難。此後張一麐辭去了他在北洋政府里的職務，與他跟隨多年的幕主分道揚鑣。晚年張老先生定居蘇州，抗戰期間曾出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公正著稱，很受周恩來的尊敬。

張一麐有四子二女：長子張為宣幼殤；次子張為資是留學美國紐約大學的法學博士，民國時曾在外交部做過官；三子張為鼎是東吳大學理學士，任職中央信託局，這是民國時期中央銀行的一個業務局，主要業務是採購軍火和壟斷進出口物資的收購，實際上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軍火採購部；四子張為璧是輔仁大學理學士，幼年寄養在友人趙椿年家中，趙是進士出身，民國初年曾任財政部次長，所著《現代本草生藥學》是我國第一部生葯教科書，建國後在北京醫學院任教，被譽為中國生藥學泰斗、藥材學奠基人。張一麐的長女張為珂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畢業的經濟學碩士；夫婿程忠陽一生致力於實業，在著名民族資本家盧作孚創辦的重慶天府煤礦擔任過礦長。次女張為璇，畢業於端方、鄭孝胥等人創辦的中國公學，建國後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文革中被迫從北京城搬出，遷居老家蘇州吳殿直巷；丈夫劉先生是個工程師，此時也被關進了「牛棚」審查，工資被扣，生活來源中斷，每天等米下鍋米卻沒有著落，張為璇自覺喪失了做人的最後一點尊嚴，和女兒劉小遷一起撕碎床單上吊自殺，倉促離開了人世。

張一麐有個弟弟叫張一鵬，曾任蔡鍔的秘書，是蘇州最富的士紳。張一鵬的長子叫張逸候，筆名滿濤，早年留學日本、美國，回國後從事文學編輯工作，成為著名的翻譯家，譯著有《別林斯基選集》《果戈理選集》等。次子張偉如，留學美國學化學專業，歸國後與蔡元培之子蔡無忌共事於上海商檢局。張偉如有女名叫張萬芳，後改名張可，也是一名翻譯家兼戲劇學者，莎士比亞戲劇研究頗有建樹。張可18歲時認識王元化，互相間萌生愛情，直到10年後（1948年）兩人才在上海慕爾教堂舉行了基督教婚禮儀式，開始了一場歷經劫難而美如鑽石的婚姻。王元化後來先後擔任過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是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女作家陳丹燕在《上海的風花雪月》中有個《張可女士》的專門章節，稱張可是「那個優雅的，美麗的，從容的女子」。

費樹蔚（1883～1935），字仲深，江南吳江人，是南社領袖，晚清著名詩人柳亞子的表舅。其人幼時聰慧，19歲考取秀才，喜讀近代名人傳記，過目能誦，被晚清重臣吳大澂視為奇才，把女兒吳本靜嫁給了他，成為袁大公子克定的連襟。正是有這麼一層關係，費樹蔚也進入了袁世凱的幕府，成為袁的親信幕僚。

翰墨林印書局是清末狀元張謇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家鄉南通創辦的中國近代早期的印刷出版機構，書局所選地址西園，原是一個幾近荒蕪的園子。張謇是清末立憲派領袖，為配合立憲運動的興起，書局出版了不少有關憲政的書籍。費家與張謇交情很深，正好張謇此時也急於同袁世凱重新搭上關係，雙方一拍即合，張謇滿口答應出版《戊戌日記》，為後來人們研究袁世凱和戊戌政變留下了一份重要史料。費樹蔚曾擔任過北京政府肅政史、信孚銀行董事長等職，袁世凱稱帝時，費樹蔚直言勸諫，未予採納，遂辭官離去，隱居蘇州，購買了曾為唐伯虎故居的桃花塢大街176號老宅，命名「桃塢別院」，與章太炎、張仲仁、金松岑等友人在園院里詩文唱和，有《費韋齋集》存世。

其子費福熊，成年後改名費鞏，1925年冬，費鞏娶袁克定之女袁家第（後改名慧泉）為妻，在蘇州桃塢別院完婚，結成了一樁親上加親的姻緣。婚後不久費鞏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又赴法國巴黎和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回國後被竺可楨校長聘為浙江大學訓導長，主講政治經濟學和西洋歷史，有《英國政治組織》、《比較憲法》等多部著作問世。1945年，費鞏為保護進步學生，被國民黨軍統秘密綁架，關在渣滓洞中，後投入硝鏹池裡殺害。

透過張、費兩個家族史演變過程中的這些片斷，多少也能讓我們感受到近代望族世家的文化底蘊、家教家風、複雜的姻親關係以及不無神秘和傳奇色彩的趣聞軼事。

5．在山東巡撫的任上

在袁世凱上任山東巡撫之前，他的兩位前任李秉衡、毓賢都主張對義和團宜撫不宜剿，這種做法無異於縱容，客觀上促使山東義和團鬧騰得更加熱火。袁世凱對此不以為然。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說道：山東巡撫甚無用，把局勢弄得一團糟！不久，他又上書朝廷，提出了整治山東時局的幾條意見——實際上是袁世凱的自薦書，字裡行間透露的信息是，只有他出任山東巡撫最為合適。

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四日，朝廷傳令毓賢進京陛見，由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這一年袁世凱41歲，正當壯年。

對山東這塊土地，他既熟悉也充滿了濃厚的感情，從某種意義上講，山東簡直就是他的第二故鄉。少年時跟隨嗣父袁保慶到了濟南，第一次見到除老家項城以外的大世界，對他心靈的影響甚大；青年時投軍吳長慶營中，從山東到朝鮮，邁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

袁世凱認為義和團是些裝神弄鬼的把戲，是小兒科，一個國家的興盛強大，豈是靠裝扮玉皇大帝、孫悟空，燒幾張草紙，噴幾口神火糊弄來的？他在心裡拿定主意，上任後要好好整治一番。可是此時慈禧太后正在氣頭上，把對維新黨的刻骨仇恨遷怒到了光緒身上，準備將光緒廢掉，就另外立了個大阿哥。外國公使好像串通了似的，不僅拒絕入宮祝賀，還試圖進行干涉，這讓慈禧很沒面子。有人給她出主意，山東最近出了個義和團，打出的旗號是「撫清滅洋」，據說道行高深的大師兄能夠上天入地，刀槍不入，不妨利用義和團去打那些洋鬼子。慈禧依計行事，接二連三傳下諭旨，對義和團驅逐西教、焚燒教堂、殺戮洋人的舉動大肆鼓勵。

袁世凱接到詔令，心中很是猶豫。從情緒上講他是抵制的，道理如上所述。但是畢竟剛剛經歷過戊戌政變那場風波，朝廷對他是否真正信任，還是個未知數，這種時候不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險。經過一番周密的考慮，袁世凱決定將朝廷的詔令原文下發，並且附了個通知，要求全省各州、縣遵旨辦理。

有個候補道員叫徐撫辰，字紹五，湖北江夏人，此時正在袁世凱的幕府中擔任洋務文案，聽說了這個消息，馬上來找袁世凱力諫不可。袁是政治老手，柔聲細語對徐安撫了幾句，並沒有收回通知的意思，以為事兒就這麼過去了。哪知徐撫辰是個辦事認真的人，見袁幕主是在應付他，當場也沒多說，歸家後便收拾行囊，留下一封信，不辭而別。袁世凱燈下展讀徐撫辰留下的信件，言辭懇切，句句中的，不覺為之汗顏。信中剖析義和團之荒謬：人人都說，外國有你的洋槍炮，中國有我的紅燈照，口念咒語，不用槍炮，大刀一揮，洋人就倒……這種神魂顛倒的誑語有何道理？朝廷因戊戌政變，外國人保護康、梁，反對立大阿哥，觸怒了太后，遂有依賴義和團對抗洋人的招數。如果洋人一旦打贏了這場戰爭，那時候太后也許才會清醒過來，你得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啊！如隨波逐流，不僅一生功名毀滅，恐怕還會殃及身家性命。袁世凱看完書信，立即下令八百里加急，火速追回已經下發各州縣的通知，同時派人攔住正在路途中的徐撫辰，將他重新請回了袁氏幕府。

袁世凱是擅長演戲的高手，常常能把一場平庸的戲演得活靈活現，精彩紛呈。即便在場觀眾笑得人仰馬翻，他卻能穩坐釣魚台，絲毫不動聲色，逼真的效果讓人嘆服，「戲」中瀰漫的血腥味道，又讓人不寒而慄。

有個提督名叫程文柄，是義和團的忠實支持者，大概是想把上司袁世凱也拉進支持者圈子，主動推薦了一個大師兄，聲稱降神附體，刀槍不入。那天把一身仙風道骨的大師兄請到校場，程文柄提起手槍，照準他胸前轟地一聲，大師兄不躲不閃，毫髮無損，在場的一百多名兵丁響起了一片叫好聲。袁世凱頷首微笑，示意試驗繼續，於是程文柄布置好的一伙人紛紛開槍射擊，大師兄安然無恙。

袁世凱對大師兄待如貴賓，口稱要稟報朝廷，對其給予恩賞，當場決定，過些日子請大師兄多帶幾個兄弟來，再表演一次。

再次表演，袁世凱事先吩咐手下人，讓大師兄和那幫兄弟立下「生死狀」，並請同鄉畫押作保。

表演開始了。程文柄和十幾個士兵轟然開槍後，對面站立的一排「神魂附體」的義和團紋絲不動，臉上甚至還掛著傲慢的笑容。袁世凱走下觀摩台，似有獎賞，忽然掏出一支德國手槍，轉身朝大師兄射擊，手起槍響，大師兄身體搖搖晃晃倒了下去。槍聲是個信號，剛才布置好的士兵槍彈齊發，剛才還在微笑的一排義和團齊刷刷栽倒在地，血肉翻飛。校場上的血腥表演結束了，袁世凱臉上露出訝異神色，喚來身邊的人，去瞧瞧法師們耍什麼花招。驗屍者報告，十幾個法師玩完了，袁世凱似乎還不相信：「這是大師在使詐呢！他們刀槍不入，不會有事的。」說完朝程文柄看了幾眼，程文柄羞慚難當，恨不得地上有條縫鑽進去。

袁世凱認定義和團為旁門左道，是打著仇視洋教的旗號糾眾劫財的強盜土匪，應該趕盡殺絕。恰好載漪、剛毅等主戰派主張對義和團「撫而用之」，慫恿太后宣布義和團為「義民」，義和團遂大批湧向北京，很快達到了數萬人。而山東這邊沒有了義和團的騷擾，加上袁世凱下令地方官對洋人和教民實行保護政策，反而呈現出安靜祥和的局面。

袁世凱在山東推行新政，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時至今日，山東人說到袁世凱時期修建的那條鐵路，依然興味盎然。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二十三日，剛剛上任山東巡撫不到一個月的袁世凱，就與德國鐵路公司總辦海因里希·錫樂巴訂立了一份正式的鐵路章程，表面看起來輕鬆，其中卻蘊含了諸多艱辛。事實上膠濟鐵路已經動工一年多了，由於義和團仇洋運動，德國公司在勘測路基拆屋遷墳中遇到了不少麻煩，發生了多起流血事件，被迫停工數月，德國膠澳總督托爾帕爾委派錫樂巴到濟南談判，如果不是遇到袁世凱，此事還將無期限地拖延。在雙方談判艱難之時，袁世凱想起了一個人：清政府駐柏林大使蔭昌。這個前天津武備學堂的總辦，曾經在關鍵的時刻幫過袁世凱一個忙，推薦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進入新建陸軍，後成為著名的「北洋三傑」。袁世凱懇請蔭昌回國幫他解決這個棘手問題。明達洋務並熟悉德國法律的蔭昌果然不負袁望，幫助他完成了談判鐵路章程的大部分細節，促使中德之間建立了「雙方均感滿意的交往關係」。

中國修建鐵路曾經走過了一段步履艱難的路程。第一條鐵路位於北京宣武門外，全長僅1公里，是英國商人杜蘭德修建的，建成通車後，「觀者駭怪」，有御史上書認為衝撞了滿清龍脈，是不祥之怪物，被太后下令拆除。

一方面政府對修建鐵路這類「洋務」不感興趣，另一方面老百姓仇視老外，認為修建鐵路是想抽他們的血，以致流血事件連綿不斷。面對來自這兩方面的夾擊，袁世凱沒有退縮，他渴望通過變革改變山東乃至整個中國的命運，他要讓國人明白一個道理：德國人的鐵路，也會變成中國人的財富。

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古城濟南迎來了它歷史上的第一列火車。看見龐大的鋼鐵怪物猝然來到面前的時候，老百姓有的興奮，有的漠然，他們也許還不會意識到，就是這列運載洋火洋油以及山貨土產的火車，將成為山東現代化的一個開端。

此時袁世凱已升任直隸總督，但他仍然對山東投以特殊的關注目光。他與接任山東巡撫的周馥聯名上書朝廷，奏請開放濟南等通商口岸，這也是後來被人們稱做近代史上一個神話的山東開埠。不久即得到批准，濟南等地開埠成為現實。

濟南近代史上數不清的「第一」都與「開埠」密切相關。例如：經三緯二路的第一家電影院（小廣寒電影院），火車站南側的第一家西餐館（石泰岩飯店），庄鈺、劉福航創辦的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濟南電燈公司），英國傳教士懷恩光創建的第一家自然博物館（廣智院），濟南第一家戲院（興華茶園），位於高都司巷的第一家洋行（禮和洋行），第一家外國銀行（德華銀行）等等。

周馥是袁世凱的兒女親家，這對姻親在政治上聯手，把山東當做施行新政的試驗田，先後設立了銀元局，創辦了商務總會，還將各地的書院改成了新式學堂，最具影響的是將濟南濼源書院改為官立山東大學堂，招收新生三百人，由周馥之子周學熙擔任校長，聘請美國人赫士為總教習（教務長）。

說起袁世凱在山東，人們談論最多的是他剿殺義和團，彷彿除了一把血淋淋的屠刀之外其他不值一提，實則不然。在山東巡撫任上的700多天里，袁世凱大力推行新政，與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臣發起的「東南互保」運動，是為晚清政局力挽狂瀾的大手筆，可圈可點。

6．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

在家庭生活中，袁世凱是個肯負責任的人，對父母是孝子，對兒女是嚴父。

赴濟南上任山東巡撫，他帶著長子袁克定，有意對他進行培養和歷練，對其他子女也不放鬆教育，尤其是對次子袁克文，更是傾注了許多感情和精力。《袁世凱家書》中有一封「示次兒書」是專門寫給袁克文的，那時克文才10歲，袁世凱即對他進行嚴格要求：「近聞你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實學者……安得將所讀之經史子集，盡記頭腦，以充腹笥，惟有勤動筆多思一法。於讀書時，將典故分門別類，摘錄於日記簿，積久匯成大觀。」

他還為袁克文擬定了一份立身課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貪戀衾裯；習字：早餐後習字五百，行楷各半；讀經：剛日讀經，一書未完，勿易他書；讀史：柔日讀史，日以十頁為限，見有典故及佳句，隨手分類摘出，以資引用；作文：以五十為作文期，以史論時務間命題，兼作詩詞；靜坐：每日須靜坐一小時，於薄暮時行之，兼養目力；慎言：言多必敗，慎言，即所以免禍；運動：早起臨睡，須行柔軟體操；省身：每日臨睡時須自省，一日作事可有過失，有則勿憚改，無則加勉；寫日記：逐日記載毋間斷，將每日自早至夜，所見所聞所作之事，一一記出。」課程表列得如此細緻，可見嚴父的一片慈愛之情。即使這樣他仍不放心，官位穩定之後，索性將袁克文接到濟南，放在身邊親自督促。

隨袁克文來到濟南的，還有袁世凱的生母劉老夫人、妻子於夫人。此時山東形勢並不太平，被袁世凱圍剿的義和團要同他拼個魚死網破，揚言要殺光袁的全家。乘著暗夜，在巡撫衙門照壁上畫了個頭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趴在洋人的屁股後頭，旁邊寫著一句歌謠：「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袁世凱怕他生母受驚，密令侍衛隊嚴加防守，誰也不得在袁府走漏絲毫風聲。袁世凱自己則一日三次入內請安，賠著笑臉同劉老夫人說話聊天，極盡一個孝子的本分。

在生母病重期間，袁世凱日夜守護在旁，親侍湯藥，精心照料。劉老夫人去世後，他立即電奏開缺回籍守制，朝廷認為正值時局艱難，沒有批准，諭令賞假百日，在撫署穿孝服照常上班。袁大孝子十分鬱悶，胸中裝著個難解的心結。當年嗣母牛夫人病逝時他正在朝鮮，未能在身邊親伺湯藥，已成終身遺憾。如今生母去世，雖說能在身邊照料，但卻不能及時安葬，終是心頭之痛。他給朝廷再寫了一封信，懇請回老家安葬生母，依然未獲批准，只好將劉老夫人的靈柩移到濟南城外，由其三兄世廉、五弟世輔、六弟世彤等人扶柩回河南原籍落實安葬事宜。

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寧，袁世凱發誓要為劉老夫人厚葬。然而擺在眼前的問題是，上頭不準假，心裡有厚葬的想法，時間上也只能往後拖。好在清代停喪不葬之風盛行，這是從宋代流傳下來的一種習俗，人死了暫時停喪不葬，一是相信風水，希冀推遲葬事求個吉利的日期，給活人帶來富貴興旺；二是眼下經濟實力不濟，想等以後闊綽了再行葬儀。也有像袁世凱這樣的，因為時間上安排不過來將葬事往後拖。

經過反覆合計，袁世凱決定把生母的葬期定在第二年秋天。他再次給朝廷打報告，奏請賞假兩個月。這一次朝廷格外開恩了，慈禧親自下了道懿旨，賞給他40天喪假回籍葬母，同時加恩賞給劉老夫人正一品封典，著河南巡撫派員前往致祭。朝廷如此厚愛，袁世凱感到很有面子，馬上具折叩謝，恭設香案，立生母靈位祭拜。

此時袁世凱已是直隸總督，在官場善結交，又是喜好張狂的個性，隨帶官員、僕從及護衛兵隊數百人，極盡炫耀鋪張之能事，衣錦還鄉，八面威風。本以為這趟回老家會把生母的葬事辦得無限風光，哪知道事與願違，在劉老夫人的墓穴一事上，袁氏兄弟發生了嚴重分歧，吵得不可開交，鬧到最後還差點動了武，害得袁老四窩了一肚子氣。

按照袁世凱的想法，生母劉老夫人應該與生父袁保中同葬一穴。可是袁世敦不高興了，他搗鼓著叼在嘴邊的水煙袋，翻起眼白乜斜袁世凱一眼：「哪有繼室同穴的道理？」依袁世敦的說法，要將劉老夫人葬在祖墳邊上作個陪襯。袁世凱火冒三丈，仍然憋著氣解釋，雖說生母是繼室，但是劉老夫人去世早（袁保中正室夫人也姓劉），後來一直是生母操持家務，實際上也同正室夫人差不多。袁世敦擺出一家之主的派頭說：「你不要以為官大就能拿這種口氣同我說話，袁家的事我說了算！」說罷一甩袖子再也不予理睬。

袁世凱生父這邊兄弟五人，除了老大世昌、老二世敦是正室夫人所生外（世昌此時已死），其餘四子世廉、世凱、世輔、世彤均為繼室劉老夫人所生，在過去的封建家族中，嫡出的長子自然是一家之主，加之袁世敦性情古板，袁世凱兄弟幾個人再多官再大，也拿他毫無辦法。

一氣之下，袁世凱與同母的世廉、世輔、世彤商量，只好另擇墓地安葬他們的生母。

袁世凱對風水輿地頗有研究，他認為「擇穴須認定方向，重在擇日」，「只求不受風，不受水，不近道路，符合乾暖的原則即是佳壤」。他托老友周馥幫忙，花重金請了個著名的風水先生，此人叫楊煥之，四川射洪人，周、楊二人乘火車專程來到彰德洹上村，在紅冢窪為袁的生母挑了一塊吉地厚葬。楊煥之後來還成了袁世凱的顧問。

本來回鄉是為厚葬生母，卻不料成了一次傷心之旅，袁世凱這輩子再也沒有回過項城，他與同父異母的二哥袁世敦的關係也隨之破裂，像摔碎的瓷器再也無法復原。

不過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血濃於水」，在對待袁世敦的問題上，袁世凱並沒有像世人所猜想做的那麼絕。有個例子：山東巡撫毓賢在任期間，袁世敦是管帶親軍統領，相當於一個知縣，因為殺義和團太多的緣故，被毓賢參劾「行為孟浪，縱勇擾民」，給予革職處分。袁世凱上任後，礙於官場錯綜複雜的關係不便直接處理這件事，事後仍然通過張之洞幫忙，向朝廷奏請為袁世敦平反，官復原職，可見袁還是講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