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晚年絕句欣賞

論王安石的晚年絕句【轉】

【內容摘要】：王安石的絕句歷來評價甚高，尤其是其晚年絕句。關於王安石晚年絕句的技巧，學界已多有論述。本文則重點從對王安石晚年心境的觀照出發，結合其創作態度的變化對王安石晚年絕句「深婉不迫」、「寓悲壯於閑淡」、「雅麗精絕，脫去流俗」等風格面貌的形成原因進行了一番探詢。

      作為宋代的一位大詩人，王安石真正專心於詩歌創作是在他退隱江寧的最後十年，而且是以絕句為主。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以人而論」的詩體中列有「王荊公體」，並說：「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可見，嚴羽所謂「王荊公體」是就王安石絕句的獨特風格而言的。王安石的絕句歷來評價甚高，尤其是其晚年絕句，可謂達到了精深華妙的藝術境界。

      王安石的絕句，若以退居江寧的熙寧九年（1076）為界，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原因有二：首先，從數量看，王安石是在退居江寧之後開始大量創作絕句的。王安石現存絕句約570多首，大多作於晚年，占他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強，與退居江寧之前形成鮮明對照；其次，從風格來看，王安石絕句在退居江寧之前和之後的確有較大差異，前期多直抒胸臆之作，後期則變為深婉含蓄。因此，從王安石退居金陵的熙寧九年到他去世的元佑元年（1086）這十年，是王安石絕句創作的晚期。本文將專門探討其晚年絕句。

       王安石晚年絕句的深婉不迫相對於早年的逋峭雄直，已是化百鍊鋼為繞指柔矣，但是我們也不能把王安石前期和後期詩風的轉變過於誇大，其晚年絕句如「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題何氏宅園亭》）、「縱被東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杏花》）等詩句，倔傲勁健之氣，仍不減當年。所以，無論是早年的「不復更為含蓄」，還是晚年的「深婉不迫」，都是就其主要傾向而言的。就生活而論，王安石在退隱之前是政治家的生活，退隱之後則是詩人、隱士的生活。王安石晚年詩風的轉變與其生活的變化有很大關係，故以退居江寧的熙寧九年為界，自有其合理之處——雖然，王安石絕句本身並不存在這樣一個截然的前期和後期的時間界限。       

      王安石晚年絕句以寫自然山水為主，風格蒼秀淡遠，與早年確有不同。歷來論者多注重王安石詩歌「工巧」的特色，對於其晚年絕句的讚賞也多從技巧著眼。「工巧」的確是王安石絕句的一個特色，具體表現在下字工、用典切、對仗精工等幾個方面，關於此點，學界論述已多。但荊公絕句的冠絕一時，並不只是靠工緻過人，黃庭堅曾說：「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詠之，便覺沆瀣生齒間。」 作為技巧派的大師，黃庭堅特別看重的是氤氳於王安石暮年小詩中的「雅麗精絕，脫去流俗」的精神氣息，而非技巧，此種精神氣息才是荊公絕句天下共推的關鍵所在。這種氣息的形成，與王安石晚年精神境界的精進有著不容忽視的關係。故本文將重點揭示王安石晚年絕句與其心態、精神境界的關係。

                     一

     《續建康志》記載王安石第二次罷政歸江寧後，「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游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船泛湖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牆垣，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 由此可見王安石晚年生活之簡素。最能說明荊公晚年隨緣自適、平淡自處的生活態度的是以下兩則記載：一、王鞏《清虛雜著》云：

       王荊公居鐘山下，出即乘驢。予嘗謁之，見其乘驢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遺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獻者，亦為食之。蓋處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

       又王銍《默記》云：

       王荊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荊公舍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傘，而日光正漏荊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傘就相公。公曰：「若使後世做牛，與它日里耕田。

       這兩段記載將王安石晚年不講排場，無拘無束，散淡野逸的形神風貌非常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其所食之餅，牽卒可食，驢子亦可食之，貴賤之間、人畜之間，何等隨便！「若使後世做牛，與它日里耕田」，若無曠達的胸襟和通透的智慧，何來此等幽默？《清虛雜著》所謂「近於無心者」，很得王安石晚年生活之神髓。這種精神接近於莊子所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系之舟」的境界，而不是阮籍窮途之哭式的痛苦不堪，或劉伶所謂「死便埋我」式的頹廢自棄。

       王安石退居江寧後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少年憂患傷豪氣，老去經綸誤半生」（《豫章道中次韻答曾子固》），在強大的反對勢力和種種出乎意料的個人感情的傷害之下，王安石這位剛強不屈的人物，也深感身心交悴。社會政治問題曾是他過去生活的核心，而現在，如何排遣痛苦，寧息靈魂，則成了他晚年首要的問題。王安石晚年，或隨意出遊、或參禪論道、或著書立說，以一顆沉靜的心攜取著生活中的詩意，不斷形諸吟詠。在寫於去世前一年1085年的七律《蓼蟲》中，王安石曾有這樣的表白：「尚有少緣灰未死，欲持新句惱比鄰。」可見，安放在晚年王安石心靈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東西就是詩。

       人只有真正經歷了世事翻覆，人情炎涼之後，才能在自然中找到回歸般的恬靜安適的感覺。遠離是非紛擾的寧靜生活，使王安石的心態變得澹定、曠達、透徹。英國詩人華滋華斯說：「詩起於在沉靜中回味來的東西。」王安石晚年寧靜的藝術化的生活方式為他醞釀詩意營造了很好的氛圍。在這樣的生活和心態中，王安石的絕句自然比前期少了些雄直和火氣，多了一份平淡與深婉。不過，在閑適生活中，孤獨惆悵的情緒也時常來糾纏王安石的心靈，如「佇立東岡一搔首，冷雲衰草暮迢迢」（《寄蔡天啟》），再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遲歸」（《北山》），詩人為何要搔首、坐久、遲歸？為何要細數、緩尋？都沒有說。但一種難以指實的惆悵情懷卻宛然可觸。有孤獨惆悵，卻還要壓抑，不做強化表現，這自然就使得詩意深婉不迫，含情不盡。

                      二

       晚年的王安石雖飽經憂患，卻始終保持著一份欣賞天地之大美的詩心，萬物的生機莫不給他以欣然可喜的感覺。「換得千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雪干》），荊公晚年絕句中有一種昂健的風骨，這種風骨並不來自字句，而是來自其內在的對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的欣然接納與讚美。

       唐代大詩人如韓愈、白居易，在政治上失意之後，聽歌看舞，燒丹念佛，氣格減低。王安石遭受的打擊遠非退之、樂天可比，他閑居金陵十年，雖不無悲憤、傷感，但卻絕無潦倒頹唐之相，真可謂精神不倒。這種能肯定自己的生活的哲人境界，與陶淵明相類。荊公晚年隱居江寧，對人生的領悟更加深沉、透徹，其人格氣象曠達勁健，這種修養與東坡居海南時相似，他們二人晚年之所以都傾心於陶淵明，就在於其與陶淵明精神境界的相通。

       真能肯定生活了，則所見之景多為明麗、清新、欣欣然有生意的。「春風過柳綠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涌亭皋」（《春風》），應該說，這樣的景物是綺麗的，「池暖水香魚出處」甚至是香艷的，但整首詩卻是清而淡的。再如《烏石》「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荊細徑水雲間。拈花嚼蕊長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拈花嚼蕊」，這是何等精細的情致和動作！這一動作典型地體現著宋人內斂精細、品味一切的情態。荊公所謂「細數落花」、「緩尋芳草」，也都是類似於此的富有精神意味的動作。

      通讀荊公詩集，我們會發現王安石在他晚年的詩中經常寫到「春」。「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南浦》），晚年的王安石對春天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會心與愛戀。荊公晚年絕句題目中有春的就有《春風》、《暮春》、《晚春》、《春日》、《春日即事》等，其它像《南浦》、《柘岡》、《清明》、《東皋》、《雪干》、《染雲》，還有專寫梅、芳草、杏花的詩等等，都是詩人在春天裡有所感發，詩情洋溢的產物。王安石很少有傷春之作，春天在王安石的筆下似乎總是像初開的花朵一般明麗、清新、怡人。春天之於王安石，是別具一種滋味和意義的。王安石對春天的深情禮讚，所透露的是對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的熱愛，是對生活的肯定、對大生命的肯定。「綠垂靜路要深駐，紅寫細波得細看」（《楊柳》），老年的王安石竟像兒童一樣對花紅柳綠充滿新鮮的興趣。春天給予王安石的更多的是優美、安閑、生機流蕩的感覺，如《五柳》詩云：

           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亭。

      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

        這首詩隨意寫來，似平淡無奇，但正是這種平淡，透露出詩人平展如湖水、溫煦如微風般的心境，真可謂除凈火氣之作，非汩沒利害，看穿是非者不能造。

       王安石晚年之所以能抱道而居，精神不倒，來自其長期的修養功夫。在《答曾子固書》中，王安石曾說他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禪宗，都教人曠達、自得、以大自然為精神家園，以「體道」為存在之提升，以「天人合一」為精神的最高境界。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道家的「逍遙遊」、禪宗的「平常心」，都是王安石的精神根柢之所在。一般多稱王安石晚年耽於佛禪，而對其道家思想重視不夠。安石晚年的確有不少發揮佛禪思想的詩，但大多都是古體詩，如《擬寒山拾得二十首》等，其絕句中直接表現佛禪思想的並不多，而發揮莊子思想者卻隨處可見，如「隨順世緣聊戲劇，莫言合渚是吾家」（《次韻葉致遠置州田以詩言志四首》）、「江湖相望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寄吳氏女子》），都是莊子曠達忘憂之意。他晚年的絕句中有一個經常出現的詞「翛然」，就來自於《莊子?大宗師》中的「翛然而往，翛然而來」，形容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之貌。王安石在用「翛然」一詞時，多與「禪」聯繫在一起，如《示寶覺二首》之一：「翛然迥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凈居」；《示永慶院秀老》：「禪房借枕得重欹，陳跡翛然尚有詩」；《和凈因有作》：「禪客翛然感此辰」等，可見庄與禪之相通。「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千蹊》）這種隨緣自適的態度，正是庄禪勝義。追求不受任何束縛的無所住心，明心見性的狀態，本就是莊子與禪宗一個很大的相通之處。不過，中國士人中所謂深受禪宗影響者的精神源頭終歸還是在莊子那裡。所以，論王安石晚年的思想，不能一味地把他看成一個佛教徒，荊公與道家尤其是與莊子之關係，也不可忽視。

   

                      三

      雖然能肯定生活，能自我排遣，但王安石晚年的心靈世界並不是一片光風霽月。他時常回憶起過去，並且充滿了世事不堪追尋的蒼茫感。有時，他會很傷感，有時仍難掩悲憤之情。王安石晚年的心情是複雜、多面的，故而其晚年絕句色調清新、溫潤而兼有黯淡與蒼茫。

      讓我們再從春天說起。王安石晚年絕句中的春天意象並不是單純的一片輕明，而是在明麗的氛圍中隱藏著一種蒼茫的意味，如元豐七年（1085）的《悟真院》：

            野水縱橫漱屋除，午窗殘夢鳥相呼。

       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無。

       「野水縱橫漱屋除，午窗殘夢鳥相呼」，詩人先營造出一種野逸、蕭散、清遠的氛圍，似看不出什麼情感的波瀾。「春風日日吹香草」，春風，這是造化生命的風，它永不停息地吹拂著一切，「日日」，這重複的語詞似讓春風帶著一種情意而來。漫山遍野的芳草在春風的吹拂下，靜靜地生長，等待下一個季節的來臨。宇宙生命大化不息，一切都永恆如斯，這是一種對宇宙生命之道的恆久性、平常性的領悟與接納。「山南山北路欲無」，則在上句的領悟與接納中生出了一種迷茫感。也許是茫茫的春草遮蔽了道路，詩人無法用肉眼分清南北山路的去向了，於是，視覺上的迷茫感逗引出了心靈上的蒼茫感，這感覺留在心上久久不去。《悟真院》真可謂鉛華盡去，精神獨存之作。整首詩都在寫景，但卻將人的心靈感受傳達得異常深刻，其形而上的意味非常隱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以為王安石晚年絕句「閑澹」。王安石晚年絕句的確頗有閑澹之致，但「閑澹」二字實不足以概括其晚年絕句的風格。清人吳之振說：「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為不然。安石譴情世外，其悲壯即寓閑淡之中。」 應該說，這一評語是準確的。身為宰相時的王安石，是真正在政治權力中心奮力拚搏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最終壯志未酬不得已而退隱的宰相，所以晚年的王安石不同於一般的隱士。王安石無論如何在山水中優遊自得，也不可能望峰息心，忘懷世事。新法一步一步地被廢除著，他親手締造的變法事業正在以種種形式影響著國家的命運，凡此種種，都不可能不牽引著王安石那顆憂國憂民的心。在去世前一年（1085）寫給其弟王安尚的信中，王安石說：「為國憂者，新變法盡更矣。然此法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天若祚宋，終不可泯，必有能變之者。」 然而，最終，連他認為最不可廢的免役法也被廢除了，其憂憤痛苦可想而知。所以說，王安石晚年的內心其實是深藏著難以言表的憂傷、痛苦的。凄涼中有安慰，安慰中復有凄涼，蒼蒼茫茫，情味複雜之極。這是一種英雄失志的憂傷和哲人樂天的平和兩種心態並存交糅的複雜意緒。王安石晚年的那些看似閑澹清靜的詩，總帶有某種孤獨惆悵的意味，只不過，對此他不願作強化的表現，保持著心態的平衡。高步瀛評《半山春晚即事》：「寓感憤於沖夷之中，令人不覺。」 此語移之評荊公晚年絕句的總體情調也可謂的評。「寓感憤於沖夷之中」，謂其情緒之複雜；「令人不覺」，謂其風格之深婉。

       凄涼中有安慰，安慰中復有凄涼，這種悲欣交集的體驗，在王安石晚年的贈答懷人之作中也有深沉的流露，如寫於1079年的《送耿天騭至渡口》：「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這平實的話語中包含著多少對朋友的感恩和知己難覓的喟嘆！同樣是作於1079年的《與耿天騭會話》：「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粱欲熟時。萬事盡如空鳥跡，怪君強記尚能追。」第三句意為人生萬事皆如飛鳥過空，了無痕迹。「怪君強記尚能追」，是全句的詩眼。表面意思是驚奇耿天騭將往事記得太清楚了，言外之意是怕提及往事，其不堪回首的辛酸之意、空幻之感盡在不言之中，這是何等深曲的表現手法！在幾十年的莫逆之交面前，各自的回憶已成為彼此的回憶，人生的變與不變，此刻都感受得格外真切。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當還客，後會有無那得知。」這是王安石作於1085年的《送黃吉父三首》的第三首。乍逢乍喜，乍喜乍悲，這種悲欣交集的複雜心態是許多中國哲人的相同體驗。「我如逆旅當還客，後會有無那得知」，去日苦多，來日恨少，終究還是悲情濃重，無可奈何，這便是晚年的真實體驗，似乎也是王安石的終極人生體驗。

            「重將白髮傍牆陰，陳跡茫然不可尋。

          花鳥總知春爛漫，人間獨自有傷心。」（《重將》）

 一個才華卓越、志事消殞的老人，在花鳥爛漫的時分，獨自品味人生的空無與孤獨，此情何以堪之？「慾望淮南更白頭，仗藜蕭颯倚滄州。可憐新月為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北望》）此詩有一種蕭颯之氣，這是真正的老年心境。王安石晚年雖然頗能自我排遣，散淡自適，但我總覺得他晚年的心態還是黯然憂傷的成分更多一些，只不過隱藏得很深罷了。王安石晚年的一些絕句典型地體現了宋人的「老年心境」，這是一種在即將走完人生之路回首來路時的滄桑感、凄涼感。《重將》、《北望》這兩首詩都作於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1085年，瀰漫其中的憂傷與蕭颯是其心境的真實寫照。

       在王安石的滄桑感中，還蘊涵著一種富有哲學意味的對偶然性的體認。「萬事紛紛只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柘岡》）在歷經了世事滄桑後的暮年，細思雲煙萬事，只覺一切皆是偶然。不管經歷了多少，人在命運面前，永遠都只有一種不確定之感。 「容易」一詞，極可玩味——時間流逝的迅速、不知不覺，突然間對時間流逝的高度敏感，人在時間中的被動感都包含其中。人無力抗拒時間的改變，無力挽回生命的衰老。生命如此輕飄，輕得讓人難以承受。「容易」二字，恰恰承載的是一種無奈的沉重。後兩句「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最終把自己的情意寄托在明麗的春景當中——這是一種反抗虛無的態度。黃庭堅說荊公暮年小詩「不可以理待」（《跋荊公禪簡》），即謂安石晚年絕句的超俗之處不在事理，而是在於精神境界。

       王安石晚年的精神境界、情感態度，不獨在其個人的精神史中甚為重要，按照許思園先生的說法，其悲情的態度在整個中國詩史上亦堪稱絕唱。茲引許思園文如下：

        王介甫晚年之作開闢一新境界，然而亦深有得於上述風格。其歸隱後所作大都悲情激越不能自抑，但出之於簡淡，故蒼秀高妙，莫與倫比。不但可冠宋詩，且在中國詩壇亦為絕唱。蓋介甫盛年以才智、識力、意氣自負，迨新發行而復廢，欲利濟蒼生而卒無一成，負謗而歸，在其內心構成一絕大悲劇。此時方悟才智、識力、意氣之不可恃，平生壓抑之情感遂如橫決。以理性自負之人不料其晚年情感獨盛。中國詩原不以悲情見長，而介甫歸隱時之作不但悲壯之極，且出之以淡雅簡古，時復有蒼茫不盡之意，此其所以為絕唱歟。（《中國詩之風格》，許思園著《中西文化回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86頁。）

        四

       前面說過，王安石晚年絕句的變化與其藝術化的生活有很大關係。如果仔細體味，我們會發現：生活和心態的變化，也導致了王安石晚年創作態度的變化。王安石早年的文學主張是實用化的（當然其創作不可能亦步亦趨地實用化），而他晚年，雖沒有明確的修正其功利主義文學觀的言論，但從其晚年作品的社會內容的減少，純文學色彩的大大增強，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晚年文學觀的微妙變化——從功利化的文學向審美的文學本位的回歸。應該說，王安石晚年絕句的藝術風貌與其創作態度有很大關係。王安石晚年絕句，從內容上說，自然山水詩大大增加了，干預現實與詠詩之作已很少見，其原因在於他晚年對政治的失望和厭倦，故其創作時有明確的題材選擇；從詩體上說，在飽經滄桑的老年，王安石再不會去寫那些逞才使力的長篇古詩了，也不大寫那些規矩鍛煉的律詩了，簡短隨意的絕句更適合他此時散淡、淵默的心態；從藝術風格上說，早年的直抒胸臆，逋峭雄直轉向平淡、含蓄、清婉。安石元豐七年（1085）的絕句《次韻俞秀老韻》末二句曰：「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是勸俞紫芝寫詩要平淡，不要太過奇峭，這其實也是自勸，因為「奇峭」一直都是王安石詩的一個特色，由此可見王安石有意抑制自己的奇峭的反省態度，這就是一種創作態度的改變。

      雖然有意抑制自己的奇峭，力求平淡，但看似矛盾的是，王安石晚年對政治生活的疏離，給他帶來的另一個創作態度的改變卻是對技巧的更加專註的講求。藝術是人在擁有餘裕時的一種追求和創造。這種餘裕需要從日常生活中超脫出來，愈是超脫，餘裕就愈多，對藝術的創造欲就愈強。王安石晚年的心靈狀態可以說由先前的以政治為主轉向了以藝術為主，他獲得了更加充足的精神上的餘裕，對於詩歌創作從意境到技巧自然就更加精益求精。大抵藝術家們於現實失望之後，往往就會將其心力更多地轉向對藝術技巧的追求。杜甫晚年，「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也都是壯志消磨之後的事情。荊公晚年對技巧的刻意追求，也是此種心靈法則的產物。另外，王安石對用典、對仗等技巧的向難而進，未嘗不含有遊戲的心態。文學本就是與遊戲分不開的。遊戲心態的參與，反映的是人的追求心靈解放的深層意願。用典、對仗的難度越大，在超越了困難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感就越強。王安石對文學技巧的刻意追求，如果我們從文學是一種遊戲（儘管是嚴肅的遊戲），而遊戲有利於解放精神壓力的角度去看的話，應當會對他有更同情的理解。

       正是對技巧的刻意求精，使王安石晚年絕句十分工巧。胡應麟說：「介甫五、七言絕，當代共推，特以工緻勝耳。」 這話有些看不起王安石絕句，同時也有些瞧不起「工」的意思。其實，王安石晚年絕句的「工」自有其合理性與價值。首先，詩歌寫作不可能不使用技巧、不露技巧的痕迹。純粹自由的寫作和純粹機械的寫作都是不可思議的。真實的寫作正是自由寫作和機械寫作的衝突的結果。好的詩歌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妙造自然」。其次，工巧刻意也是宋詩之所以為宋詩的特點。胡應麟說王安石「七言諸絕，宋調坌出，實蘇、黃前導也。」這就是看到了王安石七絕作為宋詩的價值。荊公絕句的情景交融、空靈渾厚雖然直逼唐人高境，但其新奇工巧、深析透闢也是在晚年精益求精的。王安石絕句之所以在唐宋兩代獨樹一幟，關鍵就在於其兼備唐詩之自然與宋詩之工巧的特色。

       最後，如果把荊公晚年絕句放在唐宋絕句的大背景下來看，會發現荊公絕句無宮詞、 無愛情詩、無軍旅詩、更無遊俠詩，故其奇情異彩不及唐人。唐人所寫宮詞、軍旅與遊俠等詩其實也多基於想像，王安石絕句則基於回憶者多。回憶是一種自我審視的姿態，荊公絕句激情內斂而沉思意味濃厚。就絕句中的時空展現而言，王安石絕句中的時空展現更近於中晚唐式的幽深杳遠，而不是盛唐式的高朗闊大，像王之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李白「飛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那樣氣勢雄渾的絕句，在荊公絕句中是找不到的。不過，這也是宋代士人心態趨於精細內斂的大轉變在其文學中的反映。「文變染乎世情」，任何偉大的人物都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的。

                    

       

淺析王安石晚年絕句【轉】

【摘要】：王安石的詩歌創作以其在熙寧第二次罷相為界，大致分為前後兩期。這兩期的詩歌在思想內容上有別，在藝術特色上也有異。在晚年罷相賦閑熙寧時，他全心全意從事詩歌創作，因此詩歌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別是絕句，有著很高的造詣。他經常運用絕句寫景、抒情，而且精工語言、講究技巧、重視藝術特色，這使其晚年絕句自成一派。

  【一】、

  王安石是詩人，亦是政治家。他早年的詩歌有著很強的政治性，強調詩歌為現實服務的功利性。但是，熙寧罷相後，他的詩歌發生了變化。這與其人生觀價值觀的轉變有關。特別他好佛道，到晚年更是如此。他認為世人被世俗之事所擾亂不是由於佛道的「無思無為」所致，而是人們沉浸於利慾之中，不能自拔。所以，王安石在賦閑金陵以後，好佛、道的思想感情與之前相比是又增無減，以至於聽講佛法，讀經，研習佛道義理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這在他晚年的詩作里，多有反映。如《定林院三首》其一云：

      窮谷經春不識花, 新松老柏自欹斜。

      殷勤更上山頭望, 白下城中有幾家。

  定林寺是王安石去的最經常的地方，也是他最感眷戀的地方，他在定林有一間僧房作為讀書處。很顯然，這正迎合了他佛家修行，處世養心的要求，以達到不為世俗塵埃所染的境界。

又如《題半山亭壁二首》其二云：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

     眾生不異佛，佛即是眾生。

 其詩作里隨處可見禪宗的語言，禪宗的智慧，禪宗的氣息。

 同時，王安石晚年不僅在佛學裡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在老莊哲學裡也同樣找到慰藉，尤其是道教主張避世的思想，對於當時政治上失意的王安石似乎是勢所必至的。如《謝郟亶秘校見訪於鐘山之廬》云：

           誤有聲名只自慚，煩君跋馬過茅檐。 

           已知原憲貧非病，更許莊周知養恬。

 其詩表現了他對庄生夢蝶和修生養性的願望。

 總之，佛、道教義和老莊思想對其晚年的詩歌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

 

 【二】、

  在詩歌的思想內容上，由於王安石晚年被迫歸隱，脫離了現實鬥爭，轉而賦閑山林，這使其詩歌由早年的以詩論事議政，詠史抒情，懷古砭今，轉變為晚年的以寫景抒情，詠物言志，懷古傷今為主。

  首先，寫景抒情。賦閑的生活使得他寄情于山水，自然界的美景也就隨之流露到他的詩作里。如《書湖陰先生壁》云： 

          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這首詩從近處的青苔，花木，到遠處的綠水，青山，由近及遠的描寫了胡陰先生的庭院及四周恬靜而幽雅的環境，通過對景物的讚美來表現主人的高雅人品。這種寫景抒情的詩作與以往是有別的。

  其次，詠物。詠物可以言志，可以寄興，可以抒情。與早年的詠史詩不同，早年的大都寄託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對人，事，物的獨特見解。特別是在一些歌詠歷史人物的七言絕句里，從不同的角度寫出對某些史實和人物的新的看法，藉以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如《孟子》，《商鞅》，《賈生》等。而晚年的詠物詩則是比較單一的借物抒懷。如《梅花》云：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借梅花的高潔表現人格的高潔

  此外還有懷古。荊公晚年隱居金陵，金陵畢竟是六朝古都，歷史遺迹甚多，文化底蘊豐厚，這難免使文人產生一種懷古的情思，這種思緒在其詩作里也可以見到。如《金陵絕句四首》其二云：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

      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這首詩將六朝歌舞昇平之地與眼下的荒涼狹巷相對比，形成強烈的反差。東風依舊，但是，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朝代更替之感、黍離之悲不禁湧上心頭，引發了詩人無限的感慨。 又如《謝安墩二首》其二云：

      謝公陳跡自難追，山月淮雲只往時。

      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此詩首句表達了對謝公豐功偉業的羨慕和欽佩，讚美之情溢於言表。而末句則表現得十分的無奈，「暮年垂淚對桓伊」說的是謝安呢？還是對自己現狀的真實寫照，感嘆身世？我們不得而知。

 

  【三】、

  熙寧變法的失敗使王安石那種希望通過政治改革達到富國強兵的理想破滅，也消減了他濟世的熱情。心情漸趨平淡了，詩風也隨之趨於含蓄深沉了。既然不能在創作內容上超越前期，他就專註於追求語言技巧的突破，以此來掩蓋內容的貧乏，這使其晚年的詩作在技巧上頗有造詣。尤其是描寫自然的小詩頗具特色。黃庭堅說：「荊公暮年做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詠之，變覺沆瀣生齒間」。這些絕句小詩經過王安石的推陳出新，形成了自己獨到的風格特色。

  一方面，在語言技巧上，講究鍊字、鍊句。葉夢得《石林詩話》論王安石晚年詩「詩律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由此可見荊公晚年詩歌語言技巧的成就。

  鍊字上，好用動詞；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說道：「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王安石是充分地將這一特色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如《歌元豐五首》其五云：

      豚柵雞塒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一個「獻」字將深秋時節，樹林中樹葉紛紛搖落，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條的蕭瑟的景象一覽無遺的呈現出來。

  又如《題齊安筆》云：

      日凈山如染，風暄草欲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

  首句一「凈」字準確傳神地描繪出陽光燦爛、晴空萬里的景象，「染」字寫出了山川被染上了一層絢麗的色彩的感覺；第二句「暄」字將風賦予了人的特性，風吹過的大地，青草被渲染得暖洋洋的；末句的「麥」字將初春麥苗強烈生長的態勢形象的表現出來了。整首詩每句的第二字、第五字都是傳神點睛之筆，使得詩句精巧而別緻。

 另一方面，色彩詞的使用也十分到位。流傳廣泛的名篇《泊船瓜洲》云：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中「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相傳一「綠」字是經過反覆推敲才煉定的。這一字把春風吹來使萬物復甦的情態淋漓盡致地都表現出來了。

  鍊句上，善於使用修辭手法，如比喻、擬人、對偶等。如《晚春》云：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

       斜倚屏風搔首坐，滿簪華髮一床書。

  「密」對「多」，「少」對「疏」，使用了交股對，新奇別緻，讓人耳目一新。

  荊公晚年絕句的一個重要特色是「閑澹」，「 閑澹」體現在意境的空靈，詩畫一體和情感的淡定。

  我們知道荊公好佛教，特別是禪宗里所崇尚的「空」對其影響極大，這都滲透到其詩作里。如《即事二首》其二云：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

      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全詩以禪語入詩。

  又如《鐘山即事》云：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啼山更幽。

  詩中「一鳥不啼山更幽」是「鳥鳴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的反意，但是二者皆表現出深山的靜和空，也正是因為山靜，才能襯托出鳥鳴 。

 唐代王維的詩被稱作「詩中有畫」可能是眾所皆知的。其實，王安石晚年的絕句小詩也大都帶有畫意。如《江上》云：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回。

      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前兩句寫江北的天空籠罩著秋天的陰雲，半陰半晴，暮雲含雨在低空中徘徊。後兩句寫雲霧繚繞著青山，朦朦朧朧的，只能隱隱約約的看見遠處江面的千帆。整首詩就似一幅秋江暮雲圖，明暗相間，動靜相生，不能不說是「詩中有畫」。 

  荊公晚年遠離政治官場，置身自然。早年的鋒芒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漸漸被磨平了，體現在詩作中的思想感情也淡定了。如《北陂杏花》云：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隱妖嬈各占春。

      縱被春風吹作血，絕勝南陌碾成塵。

  唐代的杏花詩大部分都很傷感，而王安石的這一首卻打破常規，表現得十分曠達。這和他晚年寄情于山水，過著閑淡的生活是分不開的。

  縱觀荊公一生的詩歌創作，其晚年的絕句的思想內容，語言技巧和藝術特色是卓有成就的，且影響甚遠。

 

【參考文獻】：

《兩宋文學》 程千帆 吳新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2

《王安石》 張白山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8

《兩宋文學思想史》 張毅 中華書局 1995

《王安石評傳》 張祥浩 魏福明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6．5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