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2012-05-16 14:36:46|  分類： 默認分類 葉克飛博文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蘇青

當年的海上雙壁，張愛玲恬淡中有犀利刀鋒，蘇青潑辣中有細膩情致，二者均我所愛。

張愛玲曾說：「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願意有蘇青這麼一個人存在，願意她多寫，願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在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張愛玲有著天才者特有的傲氣，她不止一次對冰心等人的俗氣表示鄙夷，能讓她這般惺惺相惜者，唯有蘇青。

蘇青的現實和辛辣，以那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為最直接體現，這句原本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出自《禮記》，是孔子之語，可蘇青將斷句之處前移一字，便成了她的女權宣言——女人所需，無非三樣：吃、喝和男人。

她說的都是大實話，可在那個時代，由一個女人毫不忌憚地把這話說出口，還是太前衛了，無疑會引來罵名，如「文妓」之類的評價。

可拋開文字，最初的蘇青是傳統的，若非夫妻關係不佳，或許她會安於相夫教子，平淡一世。

她原名馮和儀，取「鸞鳳和鳴、有鳳來儀」之意，初中畢業時，學校開同樂會，她與李欽後一起出演話劇《孔雀東南飛》，就此相識，互生愛意，開始通信。不久後，李家便上門說媒，蘇青家中本是富戶，但年少時家道中落，此時已十分拮据，其母本說考慮一下，可媒人說若是聯姻，那蘇青和弟弟的學費就有著落了，於是其母便答應了，但提出一個條件——蘇青讀完大學方可結婚。

後來，李家反悔，在蘇青考入中央大學外文系（溫州地區所轄六縣唯一一人）後，李欽後便提出結婚——理由很簡單，怕出色的蘇青情變。如此言而無信，蘇青初時自然不願，但一來當時女性地位低，二來家中拮据，便少了話語權，終於就範。

對於婚姻，雖有男方家的「違約」，但蘇青還是很憧憬的，可才女似乎總是坎坷，婚後不久，蘇青就發現李欽後和其他女人私通。她選擇了隱忍，繼續赴中央大學讀書，次年夏天，李欽後表示要帶她去上海，蘇青欣然前往，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之前的不愉快，誰知同一屋檐下，夫妻關係變得更糟糕，李欽後自私、不負責任，又愛面子，不允許蘇青拋頭露面去工作。

面對這種生活，蘇青無疑是困惑的，她曾寫道，「一個女子到了無可作為的時候，便會小心眼兒起來了。記得我初進大學的時候，穿著淡綠綢衫子，下系同顏色的短裙，風吹過來飄舞著像密密層層柳條兒起的浪，覺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人耀眼：我像嬌艷的牡丹，而眾人便再好些也不過同綠葉膠管我點綴或襯托一番罷了。但是現在呢？他，我的丈夫，卻不許我向上。」

那些理想與夢兒，已在破碎的邊緣，而一個耳光則成了生活改變的催化劑——蘇青向丈夫要錢補貼家用，誰知竟挨了一耳光，李欽後的說法是「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去賺錢啊！」

去就去，這一去，便出了一個名滿天下的女作家。

蘇青發表的處女作題為《產女》，寫於1935年，寄給了當年上海最出名的雜誌《論語》。此文青澀，但在編輯陶亢德看來卻有銳氣，開篇是「古國古禮，無子為七出之一，為人妻者，無論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樣程度，可是若生不齣兒子的話，按理據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蕩』，不忍逼令大歸，你就得趕快識趣，勸夫納妾圖後，自己卻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著眼淚看丈夫和別的女人睡覺。」

——那時的蘇青，剛剛生下一個女兒，遭夫家白眼，滿心鬱悶，盡傾於文中。只是，有時候話真的不可亂說，蘇青在此文中還寫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強，三女四女就夠惹厭，倘若數是在『四』以上，則為母者苦矣」，結果，她此後又連生三個女兒，成了四女之母（一女早夭），受盡白眼。

發表時，陶亢德把標題改為《生男與育女》，蘇青得了五元稿費，滿心歡喜的她再接再厲，又拿身邊事開刀，寫下《我的女友們》，表示「女子是不夠朋友的。無論兩個女人好到怎樣程度，要是其中有一個結婚的話，『友誼』就進了墳墓」，這樣的文字在當時實屬前衛，也極易打動人，蘇青立時就得了追捧。

可婚姻生活中的蘇青，依然是失敗的，丈夫依然不盡責任，而她連生四個女兒，也加速了婚姻的破裂。後來，李欽後終日在外跳舞，和其他女人勾搭，甚至與鄰居的太太私通，蘇青終於忍無可忍，提出離婚，十年婚姻就此終止。其實，能忍上十年，已可見蘇青的傳統，摯友張愛玲曾這樣寫她與李欽後的婚姻：「其實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可現實，終讓蘇青無法依附，對於失敗的婚姻，她自己有這樣的詮釋：「就是最美麗的花也會褪掉顏色，一層層揚上人生的塵埃，灰暗了陳舊了，漸漸失去以前的鮮明和活力，花兒有開必有謝，唯有果子才是真實的」，她也有不甘，所以還說過：「現代的社會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離婚了，於是他們便離了婚。相聚相離，一切簡單得就像童年時候玩的過家家，區別大概只在於如何將中間的過程複雜化。」

只是，即使離婚，蘇青骨子裡的隱忍依然不變，她曾有重組家庭的機會，對方還是個有錢人，可有一次他們二人吃飯，蘇青的三個孩子站在門口怯生生張望，便讓她極是傷感，怕日後這幾個「拖油瓶」會受罪，便堅持不再婚，「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1943年，她開始連載自己的代表作《結婚十年》——若沒有這場失敗的婚姻為經歷，她怕是寫不出這麼好的作品。

這部自傳體小說里，有新婚，有生兒育女，有婚外情，也有女性的獨立生活，這樣的套路，放在今天自是尋常，可在當年，毫不遮掩地娓娓道來，對讀者而言自是極為吸引。

連載過後，1944年，《結婚十年》單行本出版，半年內竟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竟然出了18版，1947年的《續結婚十年》一年內也印了4版。

那是她的經歷，也是她的心聲，她在《結婚十年》里說，「我需要一個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裡偎著我並頭睡在床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這直截了當，讓許多人在心裡共鳴，卻也招來了「文妓」之名，只有張愛玲真的懂她，說「聽上去有些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也是結實的真實」。

私以為，當年女作家中，寫性心理者首推蘇青，或是因為經歷了失敗婚姻的緣故，她大有「我是單身我怕誰」的氣勢，從不避忌，不矯情，又妙語連珠，如「婚姻雖然沒有意思，但卻也能予正經女人以相當方便。一對男女再沒有情義些，同睡在一張床上，總不能相安事實吧」，無疑是「婚姻是合法賣淫」這一說法的早期版本，還有那句「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子的愛情應該先是挑逗的，然後當慢慢地滿足她、安慰她」，宛若《傾城之戀》的詮釋，也道盡世間無數愛情。她也清楚知道婚姻往往是愛情的墳墓，所以她勇敢說出「四五十年光陰守著一個丈夫或妻子，試想這是什麼味兒？」

但除了這新式女人的自由，舊式女人的權利也是她想要的，聰明如胡蘭成，就在《說蘇青》分析得極透徹——「有一個體貼的，負得起經濟責任的丈夫，有幾個乾淨的聰明的兒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來，此外還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動手做點心請他們吃，於料理家務之外可以寫寫文章。這就是她的單純的想法」。張愛玲也說，「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除了愛情，她還以單身之姿，觸碰各種女性問題。比如她曾在《再論離婚》里說，「我相信就是愛孩子也須先自維持生存，自己連生存都不能夠了，又拿什麼去愛他們呢」，這本身是淺顯道理，但那時代的女子，能提出先求生存，已是不易。

在她的世界裡，女性更多地被賦予了世俗的屬性，所謂任勞任怨、所謂女性美德，在她這裡都被一一質疑。相比愛情、幸福等玄之又玄的東西，蘇青認為物質更重要，她甚至曾說過，「一個女人需要選舉權、罷免權的程度，決不會比她需要月經期內的休息權更切」。

——她的認識雖有狹隘處，但也頗有道理，終究，一切的形而上，都不能沒有形而下為基礎。

正因為重物質，離婚後的蘇青，在事業上風風火火，頗有幾分現代女強人的架勢。別的作家悶在家裡寫文章，坐等出版社或報館寄稿費，她卻不是，出版商想在她這裡賺點折頭，換做其他作家，即使不願，也很難不妥協，她卻能自己扛著書上街推銷，直接去跟書攤小販談批發價。且不論效果如何，是否有因小失大的可能，單說這膽氣，就屬難得。

而她做得最大膽的事情，恐怕還是創辦了《天地》雜誌，據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由女性支配的媒體。既然掌舵人身為女子，便提倡女子寫作，蘇青四處約稿，其中就包括了張愛玲，張愛玲也欣然應邀，在《天地》上發表了《公寓生活記趣》、《談女人》、《私語》、《我看蘇青》和《封鎖》等。後來，張愛玲與蘇青二人曾就當時的婦女、婚姻等問題進行了一次談話，《雜誌》記錄了她們的對話，整理為《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稱她們是「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胡蘭成恰恰是讀了張愛玲發表於《天地》的《封鎖》，又看到隨文的作者玉照，才一見鍾情，後由蘇青牽線搭橋與張愛玲結識。

張愛玲與胡蘭成二人，都對蘇青評價甚高，張愛玲曾說喜歡蘇青身上平實的、讓人安心的煙火氣息。胡蘭成也說蘇青是世俗的、沒有禁忌的一個人。

《天地》銷路不錯，蘇青自己曾記，「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開始發售，兩天之內便賣完了。當十月十日早晨報上廣告登出來時，書是早已一本沒有，於是趕緊添印兩千，也賣完了」。蘇青的很多點子，放到今日的傳媒運營中仍不嫌過時，比如創刊號走紅，加印竟也售罄的情況下，她立刻推出雜誌預訂業務，凡預訂可享受八折優惠，新年期間還推出「特大號」，號稱加量不加價，跟如今雜誌無異；她跟周作人約稿，順便討了周作人親筆簽名全身照，往雜誌上一登，變成了自身形象宣傳廣告；至於命題徵文，也是搞了一期又一期，話題辛辣，也吊人胃口。

只是，《天地》雖紅火，但也讓日後的蘇青吃盡苦頭。當年，她在《古今》雜誌上發表文章《論離婚》，轟動一時，甚至驚動地方大員，得當時的上海市長陳公博賞識。據說，陳公博之所以賞識此文，一來是蘇青自身文字洗鍊潑辣，二來則與陳公博本人的心境有關，當時，他曾爆出一樁緋聞，據載，「妻子李勵庄曾帶兒子陳幹去飯店開房間，準備午夜服毒自殺，並留下遺書，準備以死要求陳公博撤換部署趙尊岳和王志剛（趙與陳公博關係明顯曖昧），但終究被聞訊趕來的周佛海勸阻」。經歷了婚姻上的動蕩後，蘇青的文字自然讓他感同身受。

而《古今》雜誌的創辦者朱朴，恰恰是汪偽政府的交通部次長，他見陳公博賞識蘇青，便主動點撥，希望蘇青寫篇文章稱讚陳公博。於是，蘇青寫下《〈古今〉的印象》一文，大大吹捧陳公博，其中有「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館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紅綢堆上面靜靜地嘆息著。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莊嚴，使我見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親切之感」這樣的句子。1943年夏天，她還應陳公博之約，做過汪偽政府上海市政府專員，三個月後辭職，但陳公博在批准其辭職的情況下仍照發工資、

到了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和《天地》雜誌開業，其支持者就包括了周佛海和陳公博這兩位大漢奸。

這些事情，都讓日後的蘇青有了漢奸嫌疑。抗戰後，司馬文森編撰的《文化漢奸罪惡史》中，蘇青就與張愛玲、張資平等人一起位列16名漢奸之中。

對這指控，潑辣的蘇青自是不承認的，她曾在《關於我》一文中分辨道：「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她也曾說，自己寫稿無非是為了賺錢，而且從來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而且，要說她當時內心一無所察，也決計不是，在她日後出版的幾部散文集中，都未收錄她為陳公博寫下的那篇《〈古今〉的印象》。

後來也有許多人為蘇青鳴冤，比如謝蔚明曾說「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讚歌」，季廣茂曾寫道，「（淪陷區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只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

染上漢奸嫌疑的蘇青，曾遭國民政府傳訊，但因為確實未有做漢奸的確鑿證據，當時並未被追究，但1949年後的她，就大吃苦頭。

1949年後，她留在上海，在芳華越劇團擔任編劇，她寫過不少劇本，如《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和《李娃傳》等。

1955年，她因「胡風案」受牽連入獄，一年半後出獄，但已遭劇團開除。重病纏身的她連看病的錢都沒有，只好向親戚和孩子們求助，可在那個年代，背景不佳又曾入獄的蘇青儼然一個傳染病患者，人們避之不及，哪怕是骨肉至親，也堅決與她劃清界限、斷絕關係。

後來，她好不容易在一個名為紅旗錫劇團的小劇團里找到工作，擔任編劇，整理、改編老劇，偶爾寫點應景新劇。可到文革時，她又遭衝擊，被抄家批鬥，工作又一次被辭退。據載，「1975年，蘇青從黃浦區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明：原工資61.7元，按7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19元。」

她晚景凄涼，據說她本住市區，因為和鄰居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常受欺負，只好搬家至郊外，身邊陪伴她的僅有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外孫，三代人擠在1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基本不與外界往來。唯一與她有聯繫的是抗戰時的《女生》雜誌主編王伊蔚，蘇青在給她的最後一封信里寫道：「成天卧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彌留之際，她最大心愿是找一本已被列為禁書的《結婚十年》，重溫往昔歲月，好在有一位忠實讀者花了不少錢，複印了一本給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的蘇青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離開人世，時年69歲。據載，她的靈堂里沒有哀樂也沒有花圈，送行親友不過四五人，全程僅七八分鐘，一代才女身後事，竟如此寂寥。

關於身後事，其實她曾在《歸宿》中寫過的，「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我卻魂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將在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確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寫下去，預備把它當做終身職業，怎麼不可以標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許將來有人見了它說：哦，這就是蘇青的墳嗎？也許有人會說：蘇青是誰呢？——是文人，她有什麼作品？待我去找找看。雖然那時我已享用不到版稅了，但我還是樂於有人買書的……什麼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著善良與愛。」

只可惜，1949年後，她再也沒有寫過小說和散文了，而且，也再沒用過「蘇青」這個筆名，改用本名馮和儀，她終究沒能繼續寫下去，這個「終身職業」在1949年戛然而止。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表示「經複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後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複名譽」，此時，蘇青已逝世兩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位前夫李欽後，解放後一度在法院工作，但年輕時的不靠譜一直在延續，不久後他便因貪污罪被政府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