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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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來龍去脈 2012-05-01 10:06:44　來源：學習時報　　查看評論　進入文化論壇　手機看新聞 0發送給好友

貞觀年間，唐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主持編修《氏族志》，將天下姓氏分為九等。當時魏晉南北朝以來盛行的士族門第觀念仍然留存，高士廉等依照俗習，列博陵崔氏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大為不滿，說：「漢高祖與蕭何、曹參等人皆起於閭閻布衣，至今受人推仰，又有誰在意他們的出身？倒是那些所謂名門望族，世代衰微，其子孫才行衰薄，全無冠蓋，卻仍自矜門第，棄廉忘恥，僅靠與新貴聯姻索取些錢財，而傲慢如故。如今三品以上貴顯，或以德行，或以功勛，或以文學，何曾見到這些人的影子！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不知世人何以貴之？我讓你們編撰此書，正是為了釐正訛謬，舍名取實，而你們卻仍以崔氏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要求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親自擬定了編修原則：「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高士廉等秉承聖意，最終將李世民所在的隴西李氏列為第一等，將皇后所在的長孫氏列為第二等，而將崔氏降為了第三等。

編修《氏族志》，在當時是一大政治事件。李世民所說的一番話，當然也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姓氏之爭，實乃借編修此書，達到扶植新興統治力量、抑制舊有士族門閥、鞏固唐王朝新政權的目的，這也可以看作是爭奪政權合法性的一種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將出身門第作為評判一個人地位、價值的標準不同，唐太宗在這裡提出了新的評判標準，「止取今日官爵高下」。即不管你是何等出身，只要官位高顯，則你的姓氏也將隨你尊貴；反之，如若寂寂無聞，則出身再好也無濟於事，你的姓氏也將居於下等。

將官職高低作為評判一個人的地位、價值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上講，李世民可以說是「官本位」的首創者。追溯「官本位」的這一發端，應當說，從「門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進步。畢竟，門第出身不可改變，如果一個人的命運只能由其出身來決定，那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哀。而以官職為本位，至少在理論上允許個人通過努力改變出身的命運，同時也為階層的流動提供了一個途徑。也因此，在唐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時，標榜「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的興起，就不是一種簡單的偶然了。必須看到，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階層之間得以保持流動的空間與可能性。一旦社會結構出現板結化，階層之間的流動陷於停滯，處於上層的群體就會蛻變為特權階層，處於下層的群體則會因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滿不平和怨恨，並被迫採取暴力的方式去獲取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事實上，「官本位」之前，固守「門第本位」不放的士族門閥就是在庶族寒門的暴力革命中受到摧毀性打擊，退出了歷史舞台。

當然，古人是不會想到「官本位」這個詞的。事實上，即使是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也尚未收錄該詞。一般認為，「官本位」是指，把是否為官、官職大小作為一種核心的標準尺度去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有人考究過，「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原本從經濟學名詞——「金本位」化用而來。由於它形象準確地描述了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意識，因此得到迅速認可和採用。同樣，唐太宗自然也不會想到，由他倡導的這一價值尺度，歷經千百年，竟會成為中國文化傳統里最糟糕的遺產之一，成為異化中國人思想行為的最大一個桎梏。僅是每年一度的公務員「國考」熱，就彷彿不斷地在提醒、刺激著中國人對「官本位」那難以言說之痛與不可承受之重。考察「官本位」的表現及其危害，至少有兩個維度。一是體制之內的唯官是從。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誰官大聽誰的」，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地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圍著領導特別是「一把手」在轉。不管是多大的事情，領導一聲令下就可以定奪；也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只要領導一關心過問，下面馬上就要認真貫徹堅決落實。事情辦得好不好，領導說了算；會議重要不重要，看出席的領導大不大。在這樣「長官意志」、「一言堂」之下，其他人彷彿只是附屬物，主動或被動地喪失了創造性，即使是對領導決策有意見也不敢提、不願提、不能提。二是社會範圍內的唯官是求。「當官」似乎成為一種時尚，彷彿不如此不足以彰顯自己的「成就」。某某的孩子考上公務員了、當上一官半職了，那叫有出息；某某十幾年了還在原地踏步，那是沒混好。不僅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各行各業，評判一個人是否「優」，只要看他「仕」了沒。於是就有了處級和尚、廳級專家、部級校長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稱號」。

「官本位」表面上看不過是人們對於權力近乎病態的依附，但是，人們為什麼要依附於權力呢？馬克思曾經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與其說是人們依附於權力，不如說是因為權力佔有了太多利益，以至於人們要對它趨之若鶩、畢恭畢敬。比如說，在體制之內，只要「一把手」把控著用人權，想要將「對上負責」變為「對下負責」就難以實現，想要「當大官」的氛圍也不會改變。在社會範圍內，只要公權力還掌握著過多而其實是不應當屬於它的資源，那麼，通過權力「尋租」的衝動就不會遏止，渴求權力的慾望也不會消退。

儘管「官本位」有著複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因素，但是，通過上面所述，解決「官本位」，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容忽視。一是體制之內的放權。更多地引入民意、擴大民主，變「誰官大誰說了算」為民主、民意說了算，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二是社會範圍內的讓利。兩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治國之道時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上下）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要認識到，一個政府管得好不好，首先在於明確「群己權界」，屬於自己的權責絕不推脫，不屬於自己的也不越俎代庖大包大攬。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全國民政會議上所指出，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用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政府要勇於讓利於民、讓利於社會，不讓各行各業都圍繞公權力來做文章「尋租」求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獨立意識、公民風範的社會形態，以「社會本位」取代「官本位」。（張曉政）

[責任編輯:竇寶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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