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吃力反而不討好

歐陽修：吃力反而不討好

(2010-10-28 13: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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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文章獨步當代，名垂千古；他的個性耿介剛直、毫不妥協，這些都使他成為北宋最具特色也最有成就的文學家、政治家之一。然而他的這種性格有時候也會得罪朋友，有時候甚至會做一些費力、出力卻不討好的事。他多年志同道合的摯友尹洙、范仲淹去世後，他受逝者親屬囑託，費盡心力為朋友撰寫墓志銘、神道碑文，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文章寫成了，換來的不是逝者親屬的感謝，反而是憤憤不平的指責與埋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北宋政壇、文壇的一顆巨星隕落了。范仲淹與歐陽修的關係非同尋常，一方面，范仲淹對歐陽修有獎掖提攜之恩，另一方面，兩個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摯友，他們的友誼經歷了多次政治風浪的考驗。范仲淹去世之後，他的兒子范純仁邀請父親的朋友、戰友富弼為父親撰寫墓志銘，邀請歐陽修為父親撰寫神道碑文。

為范仲淹撰寫神道碑文，這個任務對於歐陽修來說，於公於私、於情於理都無法也不應該推託，所以歐陽修慨然允諾。但是當真正動起筆來寫，又感到非常地困難，非常地為難。為什麼？因為要評價范仲淹幾十年來的功過是非，就意味著要評價過去幾十年來北宋政壇、文壇的風風雨雨，就要臧否過去幾十年來形形色色的人物。毫不誇張地說，范仲淹的個人歷史，是與北宋幾十年來的歷史息息相關的，所以看上去是在評價范仲淹這個人，實際上是要評價這個王朝過去幾十年來的歷史，這對歐陽修來說真是一件太艱難、太為難的事情！尤其是當年反對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曆新政」的反對派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還都在世，對范仲淹的評價稍有不慎，都會掀起又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這對死者是一種不敬，對生者也是一種痛苦。

在給朋友的信中，歐陽修表達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

范公人之雲亡，天下嘆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也。（《與韓忠獻王書》）

范公去世，天下人都很傷心。范公的家人讓我寫神道碑文，雖然說義不容辭，但是也很為難，這文章真的很難寫！

修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與姚編禮辟書》）

想要寫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寫不出來，有顧慮，為什麼？因為我這個人個性太過剛直，平生得罪的人也多。說話沒有遮攔也不想遮攔，有什麼說什麼。可是現在正是范公喪禮期間，唯恐因為我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弄得不好看啊！

那怎麼辦呢？總得寫呀？總得想個周全的寫法吧？歐陽修說：

此文出來，任他姦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與姚編禮辟書》）

我想這篇文章寫出來，要能夠抵抗得住姦邪之人的誹謗之語。文章要站得住腳，要經得起大家的推敲琢磨才好。說白了，主要是要經得起那些范公對立勢力的攻擊與誹謗，這文章得寫得別人說不出什麼來。要做到這一點，一定要在一些核心問題上立得住腳跟。

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為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與孫威敏公書》）

范公的生平德操，不容易評價啊！特別是這樣的神道碑文寫出來，要能夠讓世人辨明什麼是姦邪什麼是忠良。我評價范公的生平，對上不能有損於國家的尊嚴，對下經得起仇怨之人的挑戰。每下一筆，都感到非常艱難！我這一輩子孤苦而拙於謀生，范公對我的知遇之恩最重，我沒別的本事，寫文章還算所長，所以一定要奮力為之，將這篇文章寫好！我一定會與諸位反覆商榷，這篇文章的第一要義便是立論要穩當！

所謂穩當，在這裡主要就是指神道碑文的內容立足公道、公正，盡量符合歷史的真實。總之，不管有多麼為難，歐陽修總歸想好了撰寫的原則，也就開始了漫長的寫作過程。富弼的那篇墓志銘寫得很快，不過半年時間便交付范純仁，刻石入墓了。而歐陽修的這篇兩千多字的神道碑文居然寫了整整十五個月！寫完他還是不大放心，又將文章交給當年與范仲淹同在中樞之地共事多年的韓琦過目，韓琦的意見反饋給他之後，方才最終定稿。

我們看到了，歐陽修對范仲淹的這篇神道碑文，真可謂千般小心、萬種留神。還算好，文章寫出來後，那些反對革新的保守勢力並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這說明這篇文章的觀點大體是公允的，寫得公道、穩當。可是歐陽修沒想到，對立面沒有不滿的聲音，革新勢力這邊兒卻反而有人不高興了，誰呢？就是負責寫墓志銘的富弼。富弼為何不高興？他自己並沒有明說，只說自己是如何來寫墓志銘的，他說：

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從善如流，除惡務盡，所以文章一定要說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孔聖人寫《春秋》，為了顧及官老爺們的面子，曲里拐彎的，故意不說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等過了幾千年，後人再看《春秋》，誰能弄清楚其中真善醜惡的真相呢？這樣說來，這文章還有什麼用處！

現在人寫文章也有這毛病，凡事總寫得模稜兩可，沒個透亮的說法。現在要做件好事多不容易，弄得不好，不僅會遭受詆毀、貶斥，甚至還會株連九族。如果我們只為自己著想，不如實寫他們的事迹，這跟罪犯有什麼分別？至於那些做壞事的傢伙，他們詭計多端，結黨營私，千方百計逃避懲罰，反而子孫滿堂，享福不盡。如果大家因為害怕得罪人而不如實記錄他們的罪過，長此以往，為惡之人只會更加囂張，而從善之人就越來越少了！

總之，寫文章就該讓善人受人尊敬，惡人遭人唾棄，就該讓善人長生，讓惡人短命，決不能模模糊糊、畏首畏尾。我給范仲淹寫墓志銘就堅持這個原則，儘力彰顯范仲淹的光輝事迹，極力暴露壞人的醜惡嘴臉，我只恨自己寫得還不夠透徹！我這次給范公寫的墓志銘，痛斥奸惡之人的事實都是天下人眾所周知的，絕無胡編亂造之詞，那些奸惡之人的徒子徒孫現在也大都身居高位，他們一定會對我橫加誹謗，我是不怕的！

歐陽公曾說：寫文章就要直抒胸臆，就要無所避諱，爽爽快快地寫出忠義的精神，正所謂快意恩仇！看來他是贊同我的觀點的。

這話里話外的意思，似乎是在提醒歐陽修：你寫的神道碑文立場不鮮明、不堅定，含糊其辭，只做老好人，不說明白話！歐陽修原來最大的顧慮本是政治對立方會找神道碑文的茬兒，沒想到自己的朋友富弼反而先跳起來指責自己寫得不夠透亮，在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和稀泥，不夠膽氣！自己的文章與自己的觀點不一致！

以歐陽修的個性，對此當然不會保持沉默。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亮出了自己的觀點：

我記述呂夷簡的事情，對范公而言，可以看出他有包容宇宙的胸懷氣度，拋卻私人恩怨，以國家利益為先；對呂公而言，我不過是忠實地記錄事實的本來面目，為的是讓後人看到一段真實可信的歷史罷了。如果非寫兩個人仇讎相向，大打口水仗，那本來就與事實不符，後來人是不會相信的。總之，我的神道碑文，沒什麼感情色彩，有的是公道精神。而富弼的墓志銘，嫉惡如仇，求勝心切。請你們轉告富弼，如果覺得我的神道碑文不行，可以另請高明。

看起來，富弼所糾纏較真兒的所謂善惡之事，就是歐陽修所提出的呂公之事。那麼，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富弼與歐陽修的分歧如此之大呢？

大家都還記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書宋仁宗，抨擊時弊。他作了一幅《百官圖》，痛陳官場的腐敗，其主要批評對象就是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後來雙方唇槍舌劍，打得不亦樂乎。結果是范仲淹被貶饒州。兩三年後，北宋與西夏發生戰事。宰相呂夷簡出人意料地將范仲淹調回朝廷，任命他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全權負責對西夏作戰。

在這個關鍵時刻，范仲淹與呂夷簡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歐陽修是這樣記錄這個變化的：

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呂夷簡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兩個人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都因此高度評價兩位國家重臣的作為。換句話說，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呂夷簡與范仲淹這一對水火不容的昔日政敵，握手言和，演出了一場北宋時代的「將相和」。富弼認為，這不是事實，范呂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原則問題，他們不可能握手言和。歐陽修寫這出「將相和」，無非是要息事寧人，無非是害怕得罪呂夷簡的徒子徒孫，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歐陽修和稀泥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對歐陽修這樣的寫法也完全不同意。范純仁說：「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我老爸到死都跟呂夷簡沒完，都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我沒聽說過他老人家跟呂夷簡相約戮力平賊這檔子事，沒有的事。富弼雖然只是強調評價一個人要善惡分明，要有原則，但意思也是一樣的。其潛台詞是：你歐陽修怎麼能胡亂寫呢？呂夷簡是我們的政敵、仇人，你現在說范仲淹與呂夷簡相約共力殺賊，那豈不是喪失了我們的起碼原則？你這樣寫不就是怕得罪人嗎？

歐陽修是一代文學大家，但是他在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從來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的原則性非常強。關於呂公與范公握手言和戮力平賊之事，富弼說了不算，范純仁說了不算，歐陽修說了也不算，只有事實說了才算！那麼，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對這件事有如實記載：

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涑水紀聞》卷八）

呂夷簡對宋仁宗講，范仲淹是國家的賢能之士，朝廷要重用這個人，不能僅僅官復原職。於是提拔他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負責西夏戰事。仁宗認為呂夷簡的做法有長者之風，天下人也都認為呂公不記舊惡。范仲淹當面向呂公答謝說：以前因為朝政之事對您多有得罪，沒想到您今天還能如此提攜我！呂夷簡回答說：我怎麼可能老記得過去那些陳年舊事呢？事情再大也大不過國家的事情啊！意思是說，在國家大事面前，我怎麼可能斤斤計較過去個人的私怨呢？

無獨有偶，歐陽修的學生蘇轍也曾記載了范呂二人的這一段經歷：

範文正初排呂許公，勇於立事，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其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已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悔過之語。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許公曰：「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文正為之愕然。故歐公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龍川別志》）

范仲淹離京奔赴陝西負責西夏戰事，唯恐走後呂夷簡又生事端，便致信一封給呂公，對過去的事情引咎自責，緩解了與呂公的矛盾。後來范仲淹擔任了參知政事，位居中樞，才知道國家大事的難處，有了悔過的意思。後來他以參知政事之職巡視陝西，呂公已經退休在家，兩人見面後相談甚洽。呂公問范公為何離開朝廷，范公回答為了處理西部邊境事務。呂公提醒他：身居朝廷，處理西部邊境事務反而更加有利啊！范公如夢方醒。所以歐陽修的神道碑文說他們兩人晚年關係甚為融洽。後生晚輩哪裡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紛紛指責歐陽公。

這就是事實的真相。但是范純仁就是不認，他只是一味堅持：你們這些說法都是道聽途說，我很清楚我老爸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沒有這回事兒！他請求歐陽修改寫范呂和解這一段文字。歐陽修這一下真的怒了：我所寫的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你當時才多大？你能知道些什麼？改寫，沒門！

范純仁也是個倔脾氣，好，你不改我給你改。小范自作主張，將歐陽修所寫的這一段范呂二人和解的文字統統刪去，然後將刪改後的碑文刻上石碑，並將碑文拓本送給歐陽修。歐陽修收到拓本後也不客氣，公開聲明這一篇神道碑文：「非吾文也。」這篇碑文不是我寫的，我沒寫過這樣的碑文！真實原版的范仲淹神道碑文，已經收入我自己編輯的文集中了，要讀就到我家裡來讀罷！

兩人杠上了！

看來問題的焦點還是在於呂夷簡與范仲淹到底有沒有和解。小范死活認為他老爸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即便有司馬光、蘇轍等人的「證詞」也不認，那麼，總得拿出點鐵證來吧！鐵證是有的，這就是蘇轍所說范仲淹離開京城前給呂夷簡寫的那封信。

這封信在什麼地方？當然應該在范仲淹的文集中，但是到了南宋時代，范仲淹文集中已經不見這封信，也許是被范公的家人刪去了。但是不要緊，這封信丟不了。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編輯的《皇朝文鑒》第一百一十三卷中收錄了這封《上呂相公書》。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伏蒙台慈，疊賜鈞諭，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您對我的獎掖之恩、褒獎之意真是重若金石，對此，我真是誠惶誠恐啊！回想過去，我在朝廷的時候，做事不知輕重緩急，說話不知天高地厚，對您這樣的國之重臣多有冒犯！唐朝的時候，名將郭子儀與李光弼關係不好，互相不搭話。安史之亂爆發後，他們二人執手立志，共戮國賊。現在您就是當朝的郭子儀，我則沒有李光弼那能力，所以擔心有負國家重託，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看來，不管范純仁承認與否，范仲淹給呂夷簡的這封信都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但是話雖這樣說，為尊者諱、為長者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對范仲淹的家人來說，呂夷簡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對頭和夙敵，現在卻要將兩人握手言歡的那一幕刻到神道碑上去，無論從情感還是理智上都很難接受。換言之，即便這一幕真的是事實，難道就非得寫入神道碑文不可嗎？甚至為此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屬？歐陽修堅持把這一幕寫入神道碑文，其用意到底何在呢？

簡單說，就是為了樹立全新的政治風氣。

我們知道，在唐代歷史上有所謂的「牛李黨爭」，這是典型的朋黨之爭，說白了就是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他們鬥爭爭什麼？爭政治權力，爭政治利益，為此打得不亦樂乎、頭破血流，反正是有我沒你有你沒我。而當初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的爭論是所謂的「君子之爭」，爭的是什麼？爭的是政見，而不是權力。也就是說，大家對朝政有不同的看法，這個可以爭論，誰對我們就服從誰。這就是為什麼歐陽修等人拚命地給皇上說，我們雖然是朋黨，但是我們是君子之朋黨，君子之朋黨與小人之朋黨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君子之間爭的是見解、見識，小人之間爭的是利益、權力。以此來看，當初范仲淹與呂夷簡爭論的根本起因並不是權力，而是治國方略的不同，所以屬於君子之爭。

但是君子之爭也很難把握界限。你來我往不免就會有意氣之爭，就會意氣用事。而一黨一派為了凝聚共識，籠絡一黨一派之人心，不免要極力維護本派本黨之政見與人事關係。天長日久，本來是一黨一派之見解、之政見，卻漸漸演變成為一黨一派之團體利益、政治利益。於是，為國家利益而爭論漸次演變成為派別利益、黨派利益而爭論。隨著爭論日趨深化，必然牽涉朝政之得失、人事之調整、利益之衝突，於是本來平易的政見之爭最終蛻變為殘酷的政治鬥爭，鬥爭的格局也簡化為：只要是你擁護的我就反對，只要你反對的我就擁護。如此一來，便將派別、黨派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了！

大家都還記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范仲淹因抨擊呂夷簡、高若訥而先後被貶，蔡襄便賦詩一首《四賢一不肖》褒貶這件事。四賢者，被貶的革新派官員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一不肖便是飽受歐陽修指責的諫官高若訥。《四賢一不肖》這首詩所寫的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那四個人被貶獲得了輿論的普遍同情，而高若訥身為諫官的表現確實讓人不齒，所以大家對《四賢一不肖》的認同度很高。但是後來那位石介，為了歌頌慶曆新政所寫的《慶曆聖德頌》認同度就很低，連新政領袖范仲淹對這首詩也很反感，為什麼？一方面是擔心刺激保守勢力，引發不必要的政治風浪，另一方面，石介在詩中對保守派人物惡語相向，有人身攻擊之嫌，范仲淹等人對此比較反感。石介這首詩就不是君子之爭，而有派別鬥爭之嫌。

歐陽修自己也有過類似的過激做法。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歐陽修在給朝廷的《論呂夷簡札子》中，說呂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綱紀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

呂夷簡任宰相，招致外敵入侵，民生凋敝，朝綱紊亂，人心渙散。二十四年來壞了天下大事！他享盡了位極人臣的富貴就要拂袖而去了，卻將天下之憂患留給了陛下。呂夷簡罪大惡極、臭名昭著，之所以位居宰相如此之久，無非是因為他專擅朝政，大權獨攬，人人畏懼。現在他病倒了，天下之人都喜氣洋洋，認為這是老天爺給他的報應！

這一段話其實沒有什麼實際內容，主要就是憤怒的譴責與用力的詛咒。這種人身攻擊不僅無助於革新派推進革新，而且有損革新派的形象。這種語言就不是為國家利益而爭的語言，而是為派性、派別利益而爭的語言。況且，對呂夷簡的這個評價並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前面說過，呂夷簡對宋仁宗以來的內外朝政還是做出了很多貢獻的。

那麼，為什麼對呂夷簡的評價會出現偏頗呢？就是因為將派別利益置於國家與公共利益之上，所以評價的標準就變成了是否有利於派別利益，而不是是否符合歷史的實際，是否有利於國家與公共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本來是君子之爭，但是像《論呂夷簡札子》、《慶曆聖德頌》中的語言，散發著暴力與邪惡的氣息，哪裡還有點君子風範？這是小人與君子之賊才有的語言風格。簡單說吧，小人用暴力與邪惡的手段來對付君子，來維護自己的派別利益；而君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用暴力與邪惡的手段來還擊他，並且也是為維護自己的派別利益，而將國家利益棄之一旁。那麼，你這個君子與小人也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你也就是小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陽修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這些做法，並有意識地進行改正。比如，好友蔡襄去世後，歐陽修在為蔡襄寫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中，就絕口不提蔡襄的那首《四賢一不肖》詩。按理說，這首詩在蔡襄生平中是一件大事，與歐陽修也有著直接的關係，不提此詩肯定是有意為之。在編輯自己的詩文總集《居士集》時，歐陽修也沒有收錄那篇大名鼎鼎的《與高司諫書》。所有這些都透露出歐陽修思想的一些微妙轉變，正是這種轉變與反思才形成了歐陽修在范仲淹神道碑文問題上與富弼、范純仁等人的不同態度。

歐陽修為什麼非得將呂夷簡、范仲淹握手言和、戮力平賊這一段事實寫進神道碑文當中呢？很簡單，冤冤相報何時了？歐陽修這樣寫的主要意圖就是要釋放一個明確的信息：應當儘快結束黨爭政治，大宋王朝的政治需要有不同的意見，需要爭論，但是這樣的不同意見與爭論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公共利益，應當結束任何有損國家與公共利益的黨爭與政治鬥爭，應當確立以國家與公共利益為最高利益的端正公道的國家政治。

而范仲淹與呂夷簡這一對政治宿敵，為了不同的政見，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曾經上演了唇槍舌劍、水火不容、有你沒我的一幕，卻又為了國家最高利益，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演出了這場盡棄前嫌、握手言和、相約戮力平賊的「將相和」，這不正是歐陽修所期待的全新大宋政治與政治風氣的最好榜樣嗎？因為有了這樣的理想與期待，歐陽修自然要冒著得罪范純仁與富弼的風險，將呂夷簡、范仲淹二人的這一幕「將相和」寫入神道碑文，因為在他看來，這一幕不僅僅是呂、范二公的歷史，更是大宋王朝政治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對於未來的政治與政治家們會有長遠的意義。

南宋大哲學家朱熹對歐陽修的做法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呂夷簡之前貶謫范仲淹，的確可罪，而後來又提拔起用范仲淹，的確可書，可謂前過後功。對他的功與過都如實記載，不隱瞞也不忽略，歐陽修這樣做很對，看上去似乎沒有顧及革新派的派別利益，但是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好處，是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的！至於范仲淹本人，即便在九泉之下，斷斷不會因為歐陽修寫了這一幕「將相和」而遷怒於他。朱熹說得好，因為范仲淹的心「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答周益公（第二書）》）。可見，對於偉大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客觀、公正，只有這樣，才符合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才會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短短一篇神道碑文，卻關乎到大宋王朝長遠的政治利益，歐陽公深邃的歷史眼光不能不令人欽佩。

歐陽修這輩子不止做了這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還有一件事，也讓他夠鬱悶的。前面我們講歐陽修抨擊高若訥，講蔡襄所作《四賢一不肖》詩，曾提到一個人叫尹洙。此人不僅在宦海之中與歐陽修相濡以沫，同進共退，而且是歐陽修倡導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成員。總之，與歐陽修等人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業的同路人。歐陽修與他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誼。尹洙去世後，他的家人請歐陽修給尹洙寫墓志銘。結果，墓志銘寫好之後，尹洙的夫人不幹了，為什麼？你歐陽修對我們家老尹評價太低了，何以見得？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門生們看來，尹洙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大家，可是墓志銘對尹洙古文的成就卻只以「簡而有法」四個字給予概括，太簡單了！其次，當時文壇盛行駢文，尹洙以散文創作打破駢文一統天下的格局，對這一點，歐陽修也肯定不足。還有，尹洙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這一點歐陽修也沒有特彆強調。總之，對尹洙評價不夠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輕了，要重新評價！

怎麼辦？歐陽修當然不會重寫改寫墓志銘，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論尹師魯墓誌》，逐一回答尹夫人以及尹洙門生們提出的質疑。

針對第一條，歐陽修認為，「簡而有法」的意思是寫文章善於取捨剪裁，善於把握輕重褒貶，善於含蓄簡練的表達思想。在歐陽修看來，只有孔子的《春秋》這部書才夠得上「簡而有法」這四個字，因此，「簡而有法」是對尹洙極高的評價，並不是貶低。

針對第二條，歐陽修認為，僅就一種文體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駢儷之文也並不錯，駢與散本無優劣之分，它們之間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彼此互補的關係。有鑒於此，就不再特彆強調尹洙以散文打破駢文格局這一點了。

針對第三條，歐陽修認為，宋初以來，在尹洙之前，倡導古文運動的還有柳開、穆修等人，說古文運動是從尹洙倡導開端的，這不符合事實。

最後，針對自己這篇墓志銘何以寫得如此簡短簡練，歐陽修不禁大發議論：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當年韓愈與孟郊聯句作詩，其詩的風格便與孟郊很相似；後來韓愈為樊宗師做墓志銘，文風又與樊宗師很近似。因為仰慕韓愈為文的這種風格，所以我給尹洙作墓志銘，就模仿尹洙語言簡練而內涵深遠的文章風格，寫成的墓志銘也就是文簡而意深的樣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時候，每次見到我寫的文章，無不快快地展卷閱讀，不過剛剛讀了四五行字，便已經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靈，一定會贊同我給他寫的這篇墓志銘的！我寫這篇墓志銘，為的是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難道會在乎你們這些晚輩小子（指尹洙門生）說些什麼嗎？

看來指望歐陽修改墓志銘是沒戲了，於是尹洙的子女與門生只好去找尹洙的另一位朋友韓琦。他們為什麼找韓琦呢？原來，尹洙臨終之時，范仲淹曾安慰他說：我會安排韓琦、歐陽修撰文評價你的一生，會令你的英名永垂不朽的！尹洙對此非常感激。後來范仲淹就做了明確分工，歐陽修負責墓誌，韓琦負責墓表，也就是墓碑上的評價文字。

現在尹洙的家屬對歐陽修撰寫的墓誌不滿意，轉而求告韓琦，希望能夠在墓表中彌補墓誌中出現的「遺憾」。這可真令人為難吶！為此范仲淹親筆給韓琦寫了一封信：

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卻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與韓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歐陽修的墓志銘「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但又說這墓志銘還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其實也就是不盡如尹洙家人門生之意之處)。但歐陽修這個人不好說話，他一般不許別人改他寫好的文章。可要是換了別人來寫，影響力又遠遠不及歐陽修，寫成了也很難流傳後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韓琦能夠補充補充。具體做法就是：將墓誌中沒有寫完善寫充分的內容，在墓表中多寫點，多做些補充，算是個彌補。可是——范仲淹又提醒韓琦——你也不能為了照顧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緒就片面拔高尹洙，這樣一來也會招致人們的不滿，反而有損於尹洙身後之名。

這個處理意見，兼顧了歐陽修與尹洙家屬的意見，表現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韓琦後來的墓表之文也的確比歐陽修撰寫的墓誌多出二三倍文字。

總之，從這件事，我們就能感覺到歐陽修是一個非常堅持原則的人。在他眼中，真理雖然有時候很難看很難聽，但是只要它是真理，就是再難看再得罪人，也必須堅持，沒商量。正因為如此，歐陽修的人格便成為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典範人格：剛直耿介、寧折不彎。

當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歐陽修固然是個大大的忠臣，但這種忠誠有時候也會鑄成大錯。在後來的日子裡，歐陽修這個忠臣的忠誠就害了另一位忠誠的大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