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關於「《春秋》大義」和以德治國（十二）

06-01

時間：2015年8月11日至12日

主辦單位：橫渠書院

地點：河北省遵化市鳳凰嶺風景區橫渠書院第一屆夏令營

主持人：周強

主講人：鄭彪

中國以德治國體系的形成（二）：禮義廉恥。

中國先民沒有馬列主義，沒有唯物史觀，但是有辯證思維方法，故非常聰明，又能在漫長的生產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包括征戰殺伐的歷史中道、德在政治和社會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發現社會發展和治理有其規律。古人加以提煉總結，上升到理論，用以指導治國理政。這方面先秦古籍中有太多的表述，譬如「君子愛人以德」，「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特彆強調價值觀，特別是在上者的價值觀。後來又將治國理政之要概括為「五政」，即「興農桑、審善惡、宣文化、立武備、明賞罰」。（《後漢書·荀悅傳》）其中「審善惡」一條也是特別針對和勸誡君主，更不必說諸侯士大夫，也包括一般讀書人，要做君子不做小人。當然也包括教化百姓，但關鍵在上不再下。於是上行下效，四民社會，以德治國，以禮治國，以孝治天下，輔之以法治國。從先秦到現代，這種主流價值觀引導意識形態，這種價值觀灌注於國家體制，隋唐更建立科舉制，以制度化的儒家文化將官員近乎「格式化」，兩千年一以貫之，總體上行之有效。新中國成立以後，則是以紅色文化教育共產主義接班人，大學畢業就是幹部，同樣是以共產主義價值觀灌注於黨和國家的體制，以制度化的紅色文化將幹部近乎「格式化」為雷鋒、焦裕祿等，這一點從根本上說，與《千載都行秦政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意識形態不同，而共產主義即馬列毛意識形態，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乃有大道大義相通。這種意識形態與黨和國家體制的融合鑄造，成為一體（西方稱為倫理、體制、宗教「三合一」）的特徵，原本是幾千年「大一統」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不可分裂、不可戰勝的優勢所在，卻遭到西方國家拚命的攻擊。其包藏之禍心可知。主要是儒家文化熏陶出來的中國老百姓，歷來崇尚聖賢，人心向善，追求正義，更通情達理，容易教化。治國理政，關鍵在上不在下，故曰「治國即是治吏」。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天子之事也。如果做不到，或不作為，更不必說不務正業，胡作非為，即是失德。君主最大的德，不僅在弘道揚正，要向善，還要能遷善，就是「聞過則喜」，不能聞過，或者文過飾非，就危險了。最危險的，莫如「一言以喪邦。回過頭看，這些年走過的路，包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一段資本主義」，「跟著美國走」，諸如此類，有人說是「一言以興邦」，有人說是「一言以喪邦」？到底興邦、亂邦、還是可能喪邦？「不爭論」已經不行，早就在爭論，坊間特別是網上爭論得如火如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說「不爭論」是現代發明，其實不是。然而十幾億中下層老百姓，眾口悠悠，根本防不住。

道、德至上，有道有德者有學問者，無論在朝在野，有位無位，都可以居高臨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參與政治，包括國際政治。這是先秦中國的一個優秀傳統。誰說中國自古沒有言論自由？春秋戰國的國際化時期，何等自由？故孔子一無權無位者，甚至一介匹夫，可以帶領弟子組成智囊團，在國際間遊學論政，不僅與聞各國政治，甚至接受聘請，直接做官治國理政，比起現代基辛格們，神氣多了。故孔子被後世奉為「素王」，而歷代統治階級不斷為其加冕；另一方面，由於歷代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學者自由論政這個先秦中國文化也是政治的優秀傳統，特別是元明清以來，遭到了嚴重破壞。到了20世紀，由於西方勢力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加緊滲透，特別是改開以來的空前滲透，表面上看，似乎中國知識分子自由論政的傳統得到發揚，其實是被西方操縱的一幫公知，甚至是「第五縱隊」，卻受到西方支持、資助和力挺，也受到國內某種勢力的精心保護。而真正站在中華民族利益立場，堅定維護中華文明和馬列毛主義，維護國家政權和共產黨領導，堅決反對西化包括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美國化的，長期以來，且在很大程度上處境艱難，這是很不正常的。從根本上說，這是「中美國」形成條件下的一種地緣政治現象，是暫時的，是遲早會被消除的。

由孔學開創的儒家學說，即不僅是倫理學說，也不是道德學說，根本是政治學說，是一種治國理政的學說。孔學所塑造的治國人才的理想形態，就是君子。君子的道德學問，有一空間設計，借用今言，叫做「上不封頂，下要保底」。所謂「上不封頂」，即以道義立身，以弘道（天下）為己任，修齊治平為使命，以大同為理想和目標。這方面的道德學問，上不封頂，沒有極限。但是孔學也是人學，作人之學，作人不可以「下不保底」，必須兜底，這個底，實際上就是「廉恥」。

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包括士君子也包括一般人道德學問、行為法則的上下兩端。這是很有道理，也是很簡明易懂，行之有效的。作為兜底，不知廉恥，不可以為人。人，無論地位高低，在上在下，都要講道德，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自以修身為主」，道德修到什麼程度，因人而異，但是《春秋》責備君子，對士大夫要求很高，也給以很高的社會地位，叫做士農工商，四民社會，士大夫應能以身作則，以教化百姓，這就是對以德治國早期基本框架的簡明概括。反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等，又如說有「天人感應」，也不全是迷信，而是當時科技不發達條件下用以勸誡君主的方法。這方面古籍中比比皆是，需要梳理，古為今用。今人要設身處地，理解古聖賢教化社會的苦心孤詣。不可以「封建」二字，一筆抹殺。這些年來，中國文化歷史被虛無，一些人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四維不張」，已經危及民族生存，到了不可持續的程度，於是開始走向反面。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多年不講了，現在需要補課。這不叫不封建主義的課，再重申一遍，毛澤東教導說，對舊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體系，總體上、實質上是德治，制度上是禮治，禮的前提和基礎是德，德的根本在弘道。道至高無上，道是什麼，本質是指規律，內容主要指正義，以天代表正義，其實正義在人心，故曰：「人在做，天在看」，其實是人民在看。正義的事業，可以公開號召人民去做，如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這叫做正大光明。非正義的事業，或者以正義的事業為名，夾帶私貨，叫做政治走私，或者明搞一套，暗搞一套，則需要大言欺世，欺世盜名。但人民群眾可以糊弄一時一事，不能糊弄長遠，更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糊弄人民。特別是現在有網路，歷史上沒有。近代以來，士君子演變為所謂知識分子，內涵已經改變。知識之為分子，歷來具有兩面性。統治階級無非兩手，一是利誘，富貴收買，但紙里包不住火，遲早敗露，故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也是人心向背的規律。一是引誘（富貴名利），二是脅迫，無非兩手都硬。這種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無論搞得多麼巧妙，多行不義必自斃。

中國文化，歷來重道，也重德，用意在於引導社會向善，止於至善，故中國人自古有理想，不悲觀，總能自強不息。由於相信道德的偉大作用，故儒學在表述上道與德可以並列，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何謂大學，是小學的對稱，小學，是指文字之學。學，是修齊治平之學。前幾天看電視劇一個鏡頭，很體面的家居客廳里中堂的位置上掛了一幅字，很大，仔細一看，是百家姓。今人許多已不知何為傳統文化，讓人哭笑不得。大學之道，也是政治之道，在止於至善。道德的方向、要求和最高境界，是至善。但至善如何達到，古人認為君主和士大夫治國以德，對下，則需要通過禮制和教化實現。法治重在制度建設，禮治主要重在提高執行官員（也盡量影響民眾，以德也以禮教化民）的思想道德修養，否則再好的制度，沒有好的隊伍來執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完全扭曲走樣，達不到理想效果，甚至走向反面（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禮的問題很複雜，但實質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制度建設的一部分，也是教化的手段。對中國歷史上的禮治和禮制演變，需要深入研究，加以整理分析和提煉，形成21世紀現代中國的禮制，以區別於西方文明，現在的禮制比較混亂，有的方面，不倫不類，包括服飾、禮儀的改革，等等。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一種「政治規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這個義，首先是道義，是對天下社稷的責任。既然君主和諸侯士大夫要為社稷負責，「天下為公」，則道義上要求臣子效忠君主，臣子臣子，比照父子，又不是父子，比父子的分量還重。所以，「忠君」也不能完全否定，一概說是愚忠，否則副作用很大。中國自古，歷代都有不少政治規矩是傳承的，不能逾越，不完全是潛規則，例如不得「政出私門」，不得「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又如「內臣不得結交外官」，等等。不勝枚舉，現在的官場，往往反過來，對著干。共產黨其實也講這個。十八大以來，特彆強調忠誠，很有必要。有些人不讀書，以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胡亂來，包括位居高位，亂交狐朋狗友，其實是自蹈危局，蹈禍而不自知。其實講規矩，包括傳統政治的許多規矩，這也是國共兩黨的傳統，只是蔣介石更講忠誠於他個人，帶頭「政出私門」，毛澤東治下完全禁止這一套，周恩來絕對守紀律，但也有些人不舒服。入黨誓詞寫得很清楚，「永不叛黨「更是說要忠誠於黨，忠誠於黨，根本是忠於黨的事業為共產主義奮鬥。後來說，「社會主義說不清楚了」，有些人對此特別感興趣，私心是不是不想為之奮鬥了？不為人民服務了？部分人，有沒有這一層意思？可以研究。「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行動聽指揮」，「與中央保持一致」，等等，都有忠誠的含義在內。忠誠，這是自古中國人最看重的的品格。現在批評黨內一些高級幹部「不守規矩」，固然是不讀書不修身，許多也是由於富貴來得容易，又寵祿驕奢太過，叫做驕狂；「能力不夠」，升遷太快，德行能力跟不上，大約屬於後者。屬於德薄，不能載物，又自我膨脹，胡作非為，只有翻船。宰相大臣，是社會的儀錶，必須守規矩，不可以亂來，「不守規矩」一旦成為風氣，則表明朝廷失去是非法度，則王公貴人，無所畏懼，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作亂，現代叫政變。對下的影響，就是老百姓對體制失去信任和尊重。近年來流行一種說法，中國的體制不行，其實是說共產黨的領導不行，需要推牆。這次的教訓極其深刻。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個「道」，一般解釋為「引導領導」，然按照孔子同時代的思想，「道」的思想已經影響很大，拿什麼來「引導領導」民眾，需要有道之君。這是大義，不可忽略。「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晉書》卷五十二。毛周就不思改革？設使假毛周三十年天命，與美蘇周旋至今，世界和中國，現在是什麼局面？然天不假年，聖人不能「久於其道」。「大道廢，有仁義」，是不是近年來全社會呼喚毛澤東的社會政治和道德背景？）但只靠君主有道，遠遠不夠，不能深入民心，何況還有小人，於是要「齊之以刑，使民有所畏。然這樣會有弊端，就是其心無所感化，只求苟免於刑罰，心無羞愧，非感而自化。於是孔子接著說：「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樣一來，標準就提高了。片面強調「以法治國」，不僅不講德治，也不講禮治，全靠軍隊警察，近代西方這種治國模式，就等而下之了。據披露，2015年美國警察殺人逾千，相當驚人。多年來迷信西方「以法治國」，對官員、子女的行為也以為不犯法就行，這就不僅取消了德、禮，連黨紀也廢除了，共產主義更是「扔到爪哇國去了」。孔子這段話，說明禮的地位高於刑政，治國以禮治為主，刑政為輔。孔子還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說明夏、商、周三代之治，皆以禮治為主。「雖百世，可知也」，說明禮治是中國國家治理的傳統。德治是禮治內核，禮治是德治的外殼。禮是通過禮節與儀式來表示人倫綱常的倫理關係，《史記》以《禮書》為八書之首篇，並非司馬公個人的偏好。朱永嘉先生說：「三禮的《儀禮》是具體規範各種禮節場合的儀式，《禮記》是講述各種儀式所體現的思想內核，而《周禮》則是講國家和社會管理的組織架構，在本質上它還是以暴力和一定的強制性為基礎的。」這話講得很深刻，但說本質上「以暴力和一定的強制性為基礎」，則不獨古代，現代也是，只要國家機器存在，就是如此，即便如此，也還存在中國已經一行幾千年的以德治國模式（包括新中國前三十年）與近代才有的以法治國模式的根本不同，這個事實本身就有重大意義。

禮義廉恥之間是什麼關係?引一段古文對治國的論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音義，平安）定功，華洽黎元，而勛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衿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途殊也。」（《晉書》卷五十二）這段話說得很好，秦二世而亡，古人歸咎於商鞅變法，可以討論，但有一利就有一弊，也是事實。這個另當別論。總之，一切為了錢，不講也不懂禮義，就沒有廉恥，沒有廉恥，就失去底線，無所不至，社會必然沉淪，以致滅亡。這種例子比比皆是，西方最典型的是羅馬帝國。今之許多官員失去廉恥，是長期不講禮儀的結果，社會主義的禮義例如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擱起不講；傳統禮義也不講，一切向錢看，是自取敗亡。禮義才能養廉，靠高薪養廉，更是扯淡。

可見以德治國，以禮治國，是君子模式，至少是好人模式，後被誣為人治；西方被稱為以法治國，被捧上神壇，好像法治就不是人治似的。馬克思講資產階級國家是「總資本家」，真是深刻之論。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小人模式，一股風學西方，實際上學做小人。這樣講，似乎以偏概全，其實不無道理。關鍵在於，法為誰說話，維護誰的利益，這一點不能只看現象，更要看本質，就是政權的性質。本質不決定一切，但決定方向，決定命運。這些年形成「法律黨「，拚命鼓吹西方「以法治國」，暗含著「法大於黨」的潛台詞，目的在否定和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政治陷阱。

以德治國，本質是治人，關鍵是治官，古代統稱治吏（其實官、吏有等差）。這就需要在理論上對人加以區別，雖說「獨尊儒術」是要求全社會都尊儒學，但具體到人也是分別加以引導，儒學在這方面貢獻獨到。其要點至少有三：以義責君子（理論上將士大夫歸類為君子），以刑懲小人，以德教化庶民。此所以士居四民之首，道義上要求很高。故對君子之責，要在攻心，不在皮肉，既存其體面，就留以改正的餘地。所以叫「刑不上大夫」，今被曲解了。對百姓，主要靠教化靠道德的約束輔之以法，如果僅靠刑罰，即「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百姓無恥的愈來愈多起來，刑罰也就不管用了，因為不勝其罰。

諸子百家,相互影響滲透，最後綜合，儒釋道，還是相互滲透，然界限也是清晰的。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老子》四十九章）「至於禮義廉恥的觀念，強調教化的作用，那是孔孟儒家的思想，反映了戰國後期諸子的觀念趨向綜合的過程。如《呂氏春秋》名為雜家，其實也是綜合各家的學說而成，西漢初年的《淮南子》也是如此。古人在文獻分類上，《漢書·藝文志》將《管子》列入道家，《隋書·經籍志》則將《管子》列入法家。這裡所釋禮義廉恥，反映了其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故中華傳統文化，應是綜合各家之長，舍各家之短，不避拘泥於哪一家，講道德倫理的教化那還是儒家以禮治國的思想為主。法治與禮治相輔相成，二者缺一不可，這是因為法治重在制度建設，禮治重在提高執行政策的官員隊伍的思想道德修養，否則再好的制度缺乏好隊伍來執行，那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完全扭曲走樣，達不到理想效果甚至走向反面。」儒家是主流，也是擔綱，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