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越來越猥瑣？——從知識分子的道德過錯說起

06-01

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越來越猥瑣？ ——從知識分子的道德過錯說起

王曉華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頻頻成為各種道德事件的主角。不過，其身份不再是萬眾敬仰的社會良知，而是社會良知的拷問對象。從層出不窮的論著剽竊事件到性騷擾案，中國知識分子正日益暴露出自身的道德缺陷。隨著此類事件越來越密集，我們不能不追查其來龍去脈，勘探知識界道德危機的深層根源。

當代中國知識界的道德危機始於上個世紀末。在啟蒙思潮激蕩華夏大地的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方向、目標、道德良知的群體。壯麗的航程那時尚剛剛開始，一個人人自立的未來中國招引著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歷史航程貢獻自己的知識、激情、靈魂乃至生命。這些意氣風發的啟蒙者雖然並非純凈無暇，但來自理想的光芒不斷消滅著他們內心深處的黑暗，引導他們向上、向上、再向上。作為肩負著獨特歷史使命的人，他們會犯錯卻不會墮落，有缺點但不委瑣。恰如5·4時期的啟蒙知識分子，他們走向獨立的勇敢姿態給國人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如果這個過程能夠持續到今天的話，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無疑將更加光彩奪目。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各種力量的複雜角力，當代啟蒙運動在80年代末期受到毀滅性打擊。在障礙面前，中國知識分子暴露出自己的脆弱品格。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相繼退出啟蒙實踐，企圖在純學術和世俗生活中尋找安身立命之本。作為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受益者和擔當者，我目睹了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轉身和退場的整個過程，並且朦朧地預見到了啟蒙中斷的倫理學後果——一個道德崩潰的時代即將來臨。現在，我擔憂的一切不但都變成了現實，而且更多地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上。這使我堅信，在啟蒙的中斷和當下的道德危機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中國知識分子正在為自己的膽怯、退卻、不作為付出巨大代價。

為了理清這個邏輯線索，我們有必要回溯當代啟蒙運動的倫理學背景。在當代啟蒙實踐發端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需要重估一切價值的關鍵時刻。主流意識形態提倡的以集體為本位的道德觀，隸屬於傳統文化的等級主義的倫理學體系，都在迅速走向衰微乃至崩潰。新興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呼喚全新的道德體系，要求個體普遍成長為自立的道德主體——他們既能夠實現自己的自由，又可以肩負起對他人的責任。培育相應道德體系的實踐就是啟蒙運動。所謂啟蒙，並非是知識分子和領袖人物居高臨下地指導眾生，而是人們將自己從外在監護中普遍解放出來的行動。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雖然不再佔據優越的社會位置，但可以依賴自己的知識優勢率先開始自我啟蒙，然後向他人傳達自我啟蒙的經驗，與國人一起走向自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中國知識分子在嘗試著站立為道德主體的同時，不斷向世界言說自己的進化經驗，激發國人自我啟蒙的熱情，取得了振奮人心的效果。這段歷史雖然短暫，卻展示了國人普遍走向獨立、自治、解放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前景。如果其可能性獲得充分實現的話，那麼，中國將成為自立者的聯合體。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巨大的阻力和自身的欠缺，中國知識分子和其他國人未能將這場啟蒙運動進行到底。到了20世紀90年代，啟蒙實踐從總體上已經趨向終結。除了極少數堅毅這外，中國知識分子都退出了啟蒙行列。作為其結果，中國的政治體製革命中途擱淺，市場經濟實驗進展緩慢，新型倫理學體系幾乎完全夭折，整個社會則不得不承受啟蒙中斷的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後果。在倫理學層面，幾乎所有人都被置於舊道德已經衰微而新道德尚未建立的間隙狀態，不得不過一種沒有方向、準則、理想的生活，甚至喪失區別善與惡、對與錯、美與丑的能力。

實際上，啟蒙中斷的倫理學後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顯現出來，只是此時的知識分子還把道德危機當作別人的事。中國知識分子天真地認為，只要自己躲進價值中立的純學術場域，他們就可以迴避道德體系的斷裂狀態——知識分子由於文化上的優越性，先天地具有精神免疫力和道德豁免權，不可能淪落為道德危機的主角。90年代中後期開展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雖然短暫地恢復了啟蒙實踐，但其主題卻是知識分子如何拯救他人，知識分子自身的道德危機依然被忽略了。如此自信的中國知識分子忘記非但背叛了啟蒙的本真含義，而且有意忽略了啟蒙的中斷最他們自身的傷害。他們忘記了，啟蒙實踐也是知識分子站立為道德主體的過程，它的中斷意味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停止了站立起來的動作。他們還沒來得及成長為獨立的道德主體，依舊停留在精神上的未成年階段，同樣不能作為自立的個體實現自己的自由，堂堂正正地為世界負責。普遍的道德律在他們心中仍有待建立，他們尚缺乏以理性為自己和世界立法的能力，無法「立定意志要我的行為成為普遍規律」。與此相應，持續不到10年的啟蒙實踐僅僅播灑了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理念，許多更重要的工作（如建立新的道德體系、體制改革、深化市場經濟實驗）還有待開始，中國社會和文化在關鍵層面上還處於懸空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停止了自我啟蒙，等於切斷了自己與理想的聯繫。在普遍的道德律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失去了社會理想的牽引，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淪落為沒有方向、目標、立場、準則的群體。這種內心深處的價值危機與中國社會的體制性欠缺互為因果，彼此強化，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在缺乏約束的體制中，決定利益的最終因素是權力。儘可能地與權力聯姻或直接攀登權力的金字塔，無疑是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行動軌跡。在他們的公開言說和私下議論中，權力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無論能否登上較高的社會位置，他們都會在精神深處建立起與權力的隱秘聯繫，同時成為權力的化身和奴僕。攀附權力是為了踐踏規則，踐踏規則又是為了獲得利益，這就是他們半公開的行動邏輯。由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註定無法成為最高權力主體，他們必然在攫取權力的過程中受到更高權力主體的壓抑，逐漸形成了只畏懼權力的畸形人格。除了權力，無所敬畏，這就是今日不少知識分子的真實精神狀態。偽造學歷、剽竊、成果作假，就是這種畸形人格的傑作。他們在如此行動時，絕不會把自己當作頒布普遍規律的道德主體，而是將自己認作可以不遵守規則的特權人物。他們所有的行動都是為了登上更高的權力階梯，以便能夠更無阻礙地踐踏規則，具有更多的特權，獲取更多的利益。在踐踏規則的行動被發現以後，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認錯或懺悔，而是如何通過權力打壓敵手，以便讓自己在權力的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認錯或懺悔在他們看來等於宣告無能和失敗，所以，他們幾乎總是選擇與社會輿論對抗，謀求更高權力主體的庇護，無原則地鞏固自己的既有地位。進而言之，對與錯、善與惡、義與不義，在他們看來是個偽問題，決定一切的是權力——擁有權力就擁有了真理、正義、善，被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是失敗者的命運。不受普遍的道德律約束，沒有過錯意識和罪責感，中國知識分子正在退化為只服從叢林法則的野蠻部落，這不能不讓人感到刺骨的寒意。我在關注最近幾起知識分子的道德事件（偽造履歷、剽竊、性騷擾）時，最感到吃驚的不是他們的越軌之舉，而是他們在事後毫無懺悔之意的冷酷態度。顯然，在他們看來，不遵守遊戲規則並非羞恥之事——在無數不清白的人們中，他們不過恰巧被發現了而已；與其說他們有罪，毋寧說他們不幸運；他們之所以被披露和譴責，不是由於他們犯有過錯，而是因為他們在權力鬥爭中處於下風。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確是對的：我們都是或可能是有罪的，區別僅僅在於罪責的顯與隱、大與小、先與後。他們不過是少數浮出海面的有罪者，在這海面之下的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國人——啟蒙的中斷早已經預先註定了我們的罪責。

在新的道德主體性和倫理學體系尚未生成的情況下，簡單地譴責幾個道德事件的當事人並沒有實質意義。重要的是重啟未完成的啟蒙大業，以新的啟蒙實踐推動中國的深層改革，建立人人能站立為道德主體的文化語境和實在機制。否則，我們就永遠走不出罪與罰的現實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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