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之一瞥：歷史、現狀和方法

思想文化 > 法政前沿 >文革研究之一瞥：歷史、現狀和方法發布時間:2014-03-21 14:44 作者:徐友漁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 2558次一、西方學術界研究概況最早對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研究的是西方學術界，並且在30年左右包攬了幾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於長期流傳著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是在西方。」像英文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亞洲概覽》（asiansurvey)、《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學術刊物從1966年夏、秋季就開始發表對於文革的研究論文，它們長期、系統地追蹤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共產主義問題》從1966年9、10月號起刊登專題討論會「毛主義是什麼」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論文是「毛及其學說」，另一位專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論文是「毛及其政治學」。該刊接著開展總題目為「新革命」的系列討論，主要論文有格爾曼（harry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陳（theodore  his-en  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里爾（ross  terrill)的「圍困心理」，邁克爾（franz  michael)的「權力之爭」，等等。美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反應也很快，它的社會科學部的人員和顧問在1966年夏末開始系統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由羅賓遜（thomas  w.robinson)主編的《中國的文革》一書是其第一項研究成果。此書由5篇長篇論文組成，第一篇多里爾（W．F．Dorill）談文革是權力之爭、政策和意識形態分歧的產物，第二篇哈定（H．Harding）談毛澤東的政策和組織理論，第三篇羅賓遜談周恩來，第四篇戈托夫（M．Gurtov）談中國的外交，最後一篇是巴姆（R．Baum）談中國農村。以《劉少奇和中國的文革》一書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劃分為3個階段，每個階段關注的問題不同，材料來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並取得豐碩成果。第一階段是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材料來源主要是紅衛兵的大字報和各種小報，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導致文革各種事件的權力鬥爭，這時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層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遷；第二階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時注意力轉向紅衛兵的派性鬥爭，社會矛盾與衝突，一些研究者從逃到香港的文革積极參与者那裡獲得不少第一手資料；第三階段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資料，對文革進行更深入的研究。〔1〕研究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始終是中心議題，答案基本上可以分為3種。一種認為是出於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和繼續革命的決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說法，認為因為修正主義的根子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爾（victor  c.funnell)認為文革產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為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毛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越來越大，最後黨就會和群眾失去聯繫。〔2〕有人則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認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3〕格爾曼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他還要通過運動來製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決不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後，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4〕較多的人持第三種解釋，認為意識形態、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中國的文革》一書的作者認為，文革中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之間對於採取什麼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發展為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為這常常和個人尊嚴與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強、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麼上層領導就會分裂。〔5〕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觀點也屬於這一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詳盡分析了自1956年之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鬥爭。有一批對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反對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他們認為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劃分和對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他們用利益衝突而不是思想認識的不同來解釋不同的人參加不同的群眾組織。他們的理論叫做「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李鴻永（hong  yung  lee)、陳佩華（anita  chan)、安德佳（jonathanunger)、駱思典（stanley  rosen)和白霖（lynn  white)等人都有這樣的主張。李鴻永指出，在文革「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某些社會集團發現他們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而另一些人則力圖維持現狀，在群眾和精英層中都發生了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分化。基本區別是對運動對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擊「走資派」，另一派攻擊知識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問題成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階級陣線，支持「自來紅」觀點，激進派根據是否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劃分陣營，反對血統論。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組成，激進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6〕陳佩華、安德佳和駱思典在合寫的論文「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中提出，學生的衝突起源於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學生向上的前途不廣闊；二、由於入學標準的變化（從重視成績到重視家庭出身），學生為升大學展開了劇烈的競爭；三、許多學生的競爭手段是入團；四、政治上的競爭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階級背景的對立轉化成紅衛兵的派性。〔7〕文革的影響和後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早在1969年，張旭成（parris  h.chang)就看出，文革對中共的統治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文革中的清洗並未按照黨章國法規定的程式進行，也沒有明確的標準來判斷幹部是好的還是「三反分子」，無數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他們其實是無辜的，張指出：文革中對黨的高級領導人漫無邊際的指控損害了黨的形象，這看來是無法修復的。號召造反和奪權的效果是，不僅年輕人，而且大多數人蔑視權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會，甚至中央領導的權威。〔8〕泰韋斯（friderick  c.teiwes)在研究中共領袖合法性問題的專著中認為，文革產生了信任危機，對毛澤東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文革造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不滿，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識份子，在農村過著貧苦生活的知識青年，以及在運動中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鬥爭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種種懷疑和不滿終於引發了天安門的抗議事件，這是對毛的權威的直接打擊。〔9〕許多研究者敏銳地看到，文革不僅以武鬥傷害了千百萬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騙和謊言傷害了人們的心靈，尤其是對於年輕人。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後的中國》的第20章「文革的社會後果」中說，千百萬人在文革中因為鬥爭會、派性武鬥、鎮壓而在肉體上和精神上留下了嚴重創傷。孩子們因為父母的問題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發，數百萬人被非法監禁，數百萬人在窮鄉僻壤虛度光陰。他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前程被毀掉了。青年學生的理想被粉碎，因為文革的崇高目標和殘酷的現實之間有一條巨大的　鴻溝，他們從理想的一代變成迷惘的一代。〔10〕辛格（martin  singer)以極為惋惜的口吻說：對於多數中國學生而言，文革使他們不可補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純真。這種純真——以及相伴的樂觀和獻身精神——對於奮力拚搏以告別過去，並在現代各國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而言，是寶貴的資源。這種純真只會失去一次。在一個老革命家為從不可避免的歷史風暴中保留自己遺產的很不成功的鬥爭中，這種純真失落了，這是文革的真正悲劇。〔11〕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壞的同時產生的正面影響。白魯恂（lucian  w.pye)認為，文革使中共領導打開了眼界，看到了失敗的現實，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還使他們擺脫了傳統的優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國的好東西。沒有文革，他們就不會和蘇聯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決裂。〔12〕二、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早在1967年和1968年，許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研究和評論文革的文章，許冠三的文章總題目是「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從幾個方面論述，分3期連載。〔1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驅者、思想者，他們之中很多是文革運動的參與者和很有經歷的活動者，在70年代就開始了對文革的思考和研究，並以文字系統地、明確地表述、傳播自己的思想，不時還有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首先要提到的是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它的初稿完成於1971年底，1980年12月載於作者自己主辦的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的特刊上，這部長達10多萬字的論著於1986年由陳佩華翻譯為出英文，〔14〕在美國出版。另外還有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這是他回應晉君題為「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信件的產物，在其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澤東決不是官僚制度的敵人，提出了文革的副產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國崛起，等等。〔15〕在80年代中後期相對寬鬆的氣氛中，大部頭的文革著作也問世了，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在壓制和阻擾中艱難出版，接著，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發表。當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黨的決議精神寫出的書，比如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席宣與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1996年是文革發動30周年的紀念日，中國人研究文革的強勁勢頭在這一年展現了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為此推出4期文革專集（後由劉青峰編輯出版論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16〕在日本由中國學人主辦的《中國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專號」，以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為主編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研究》把秋季號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專號，香港的《亞洲周刊》5月26日那一期做了題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專題，《明報月刊》　在10月號上登載王若水的重要論文「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年5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文革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由於有關當局的禁阻，受到邀請的大陸學者未能赴會，會後編輯出版題為《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17〕在中國大陸，也有各種學術活動。幾個學術單位召開關於文革的研討會，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央黨校召開「《『文化大革命』簡史》座談會」，當代中國研究所於11月5日舉辦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文革研討會，從多個方面討論文革，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於11月30日召開題為「1966—1976：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幾家雜誌做了關於文革的專題，《青年報刊世界》從1995年第4期起每期都有文革專題，直到1996年5月被強令停止，《焦點》雜誌7月號有「驀然回首看文革」的專題，著名的《東方》雜誌在5月號上精心準備了一個專題：「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發行前被強令撤銷。附帶說一下，以上3家雜誌後來都遭到了停刊的命運。在於光遠的建議和推動下。，北京圖書館在這年4月完成「關於北京圖書館對有關『文化大革命』資料收藏情況的「查報」」，根據這「報告」北圖（現稱「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資料共計2611種，66797期。需要順便說明的是，連負責主持這項工作的學者，以及統計資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機會接觸材料，他們的工作只能靠查閱目錄卡片進行。在「化大」命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學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從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然後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學者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專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之下，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專著（比如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年〕和唐少傑的《一葉知秋》〔2005年〕）和論文集，他們主編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從2006年2月號起連續5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專題。該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宋永毅等旅美學者合作，於2002年出版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該資料庫提供了3000多萬字的關於文革的第一手材料。這個資料庫在2006年進行了升級，增加了1000多份新的文獻，成為一個世界上第一個大型的網路資料庫。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種奠基性工作，為同行和後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條件，為中國的文革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早在1998年，宋就和孫大進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獻目錄，1966－1976》（The  culturalrevolution:a  bibliography,1966-1976),〔18〕他和周原等海外學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3輯，共達112卷，包括了2，700種小報；〔19〕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編寫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詞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已經在2006年出版。〔20〕宋永毅還和孫大進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他還主編了《文革大屠殺》。〔21〕另一位在美國任教的學者王友琴對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從上世紀80年代起單獨一人進行採訪，收集第一手資料，記錄文革中受難者的個案情況。她辦了一個網站，名為「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很多讀者通過訪問這個網站而了解文革的真相，關心文革這段歷史。2004年她把自己的成果彙編出版，書名為《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2〕據我有限的了解，今年在海外已經出版的關於文革的書還有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由於宋永毅、王友琴等學者的長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幾年前就發表評論說，大致從21世紀開始，「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結束了，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占居主流和主導地位。我為這種新局面的到來深感欣慰，但與此同時，我又知道，「文革學的研究已經回到中國」這個論斷具有阿Q意味，因為上面提到的那些學者已經是美國公民，不得不承認，正是能夠享受思想、言論、出版、交流自由的條件，才使他們的研究能夠進行，研究成果能夠發表。2006年是文革發動40年，結束30年的紀念周年，若干研討會在困難的條件下舉行。3月22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紀念文革的小型座談會，主持人為鄭仲兵先生。鄭仲兵先生和他的夥伴編輯了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小報《往事》，主要刊登有關文革的回憶性材料，這些資料對於今後研究文革是很要的。緊接著，在3月24—26日舉行了「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和來自瑞典的文革史專家。5月12—14日在美國紐約舉行了「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雖然應邀參加會議的多名大陸學者被禁止赴會，但仍有幾位學者與會，並且宣讀了未能出席會議者的論文。5月17—19日，渤海大學召開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與整理」學術研討會。除了文革的專門研究者，對於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貢獻的還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休干應山紅主編和自費印刷了一本《雁陣驚寒——湖南衡陽文化大革命史事》，又如上海學者王軍勝自行刊印近百萬字的3卷本《文革沉思錄》，這些書籍都分送到了文革研究者的手中。三、關於「兩個文革」說的有關觀點「兩個文革」說是文革研究中爭論最集中、最激烈的問題。據我的了解，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這個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發表於1981年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說，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隨著毛澤東的每一步勝利，都是人民對他的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和抵抗的進一步加強。經過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認識的積累，經過了1971年至1975年比較理性認識的積累，終於在1976年4月3日爆發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27〕「兩個文革」說脫胎於前面提到的「社會衝突論」，楊小凱（又名楊曦光）、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支持「社會衝突論」。楊曦光是這麼說的：文革史的研究者一般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的理論框架有3種，一是「權力鬥爭說」，用中央上層政治人物爭奪權力的鬥爭為主線分析文革，一種是中共官方「路線鬥爭說」，以中共最高層的「兩條路線」或「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來解釋文革，文革時毛派的官方採用此說，文革後鄧派的官方也採用此說，只不過正確與錯誤調換了位置。再一種就是「社會衝突說」。最後這種觀點認為，文革不僅是上層的權力之爭，而且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文革中捲入鬥爭的紅衛兵及各種群眾並不是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有獨立意識，利用文革的機會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現在反對官僚特權階層，保守派維護現存體制，即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社會衝突構成文革的主要內容。〔28〕陳佩華斷定說：「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運動。」〔29〕她還說：「文革剛開始時，造反派被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的號召所發動。如果說他們在頭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那麼他們馬上發展成為有自己政治計畫的獨立力量。」〔30〕楊小凱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稱為「准政黨」，說它們是毛玩「自由結社牌」的產物。楊小凱斷言：「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註冊自組政治組織。他利用市民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乾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這場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31〕王紹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證明群眾組織自主性的論據，他說：「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大概可以說，不是毛澤東掌握著文革的進程，正是難以控制的文革推著毛澤東團團轉。」他的論據是，毛原先預定文革只搞3個月，結果搞了10年還未達到他的目的，這說明「不是他所發動的運動受制於他，而是他受制於他所發動的運動。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犧牲品。」〔32〕文革到底是上層鬥爭還是社會衝突呢？為了概括這兩個方面，有人從「兩個文革」這一概念中尋找解答。比如，李鴻永反對把文革僅僅看成上層權力爭奪，認為文革既包括上層分化，也包括群眾的分歧，還包括上下層之間的複雜關S。〔33〕楊小凱也是藉助於這個概念：「在上層，這是一場以1959年後政策分歧為背景的權力鬥爭，而在下層，這是現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組成的保守派與現體制的造反派的衝突。」〔34〕鄭義說，他在80年代末發表在《作家》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文革」的分析，1989年在《歷史的一部分》，1991年在《紅色紀念碑》中作了進一步闡述。〔35〕徐友漁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對陳佩華、楊小凱的論斷表示不贊成：「應該承認，說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強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話說，造反派是『只反貪官，不僅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現代造反派不僅極易被招安，他們本身就是『無限忠於』的御林軍，他們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準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動起來的！」他還說：「應該承認，造反派中除了許多人是受毛的號召造反之外，確有很多人懷有不滿情緒，但準確地說，他們是對當時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不滿，而不是對共產黨不滿。」〔36〕在1996年紀念文革發動30年的時候，對於「兩個文革」說的討論和爭論就十分熱烈，在今年，同樣的爭論更是激烈。劉國凱在《北京之春》2006年1月號上發表「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導出。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劉國凱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當今中國需要再來一次經過升華的人民文革」。劉國凱的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北京學者劉自立在網路雜誌《民主中國》上發表「『人民文革』說駁難」，認為「只有一個文革，就是類似納粹殺戮和中世紀不寬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對於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應該包括在『文革本身』中」。衛子游在《北京之春》2006年3月號上發表「評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劉國凱發表了回應文章「請以鄭重的態度對待歷史研究」，對劉自立的「『人民文革』說駁難」再加以駁難。關於「兩個文革」的爭論涉及到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認識與評價，何蜀在「論造反派」一文中的觀點不同於「社會衝突論」：「假如沒有這兩次大規模平反運動，廣大民眾不可能敢於起來造反，各地中共組織及其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也不可能允許民眾起來造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之外，毛澤東的『運動群眾』，是一個重要原因和前提條件。」何蜀給「造反派」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時期，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核心允許下，以反現代文明的、非憲政民主的、從以往政治運動中學來的方式（如大字報、大批判、揪斗、監督勞動、肉體折磨等），對本部門、本地區以至更上級的官員（特別是執政黨官員）進行攻擊，直至將其打倒、奪權（真正的打倒與奪權均須得到更上級甚至中共領導核心的批准），在這一過程中，以『革命群眾』或『革命群眾組織』名義結合而成的政治派別或這一派別中的人物。」〔37〕周倫佐在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書中強烈主張重新認識和評價造反派，把潑在造反派身上的污水清洗乾凈。他在論文「『文革』中造反與保守的主要界線」中說：「雖然按官方的說法『文革』的時間是十年，但屬於群眾運動形態的時間不足三年。就全國範圍而言，這是以『路線鬥爭』取代『階級鬥爭』的三年，這是運動的重點以整黨內『走資派』取代整黨外『階級敵人』的三年，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矚目的三年。群眾組織劃分為造反派與保守派實際只存在於這段時間。民眾之所以大分化、大對峙，只是因為這時在對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各級當權派的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正是圍繞這個軸心展開。離開當時兩派群眾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來談論造反或者保守，難免會失去實際的背景。」他還說：「落實到具體的事發起因、行為動機、攻擊對象、追求目標，雙方的分別就更明顯：保守紅衛兵的作為，無不是為了純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強化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從而維護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造反紅衛兵的作為，卻客觀上淡化了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削弱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進而衝擊了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儘管後者所體現的還不是自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為，但至少是一種潛在的民主衝動——距離民主主題並不遙遠。」周倫佐在「『三年文革』說不能成立」中從文革是3年還是10年的角度間接支持「人民文革」觀點，背景是這樣的：關於文革的時間，有「3年文革說」和「10年文革說」的對立，而「3年文革說」與「兩個文革說」、「人民文革說」是一致的。這個說法起源於陳佩華1990年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論文「消除對於紅衛兵運動的錯誤觀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認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眾政治對立，人民起來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說」是官方，鄧小平等老幹部的文革觀點的表現。我認為，在1996年和2006年關於文革的兩個紀念日產生的最熱烈爭論都圍繞「兩個文革」的觀點，決不是偶然的，值得文革研究者注意。特別是，今年的觀點中，出現了重新評價、正面評價文革中造反派作用的呼聲，對於正確地、深入地認識文革，是有意義的。文革確實需要一個「再發現」、再評價的過程。總的來說，我本人傾向於「一個文革」觀點。我的理由是，如果說有另一個文革，那麼也只能說是利用第一個文革造成的「無產階級專政」暫時鬆弛和「天下大亂」的形勢而產生的一些現象、活動，是第一個文革的副產品和派生物，而且規模、範圍、支配力與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當然，事情也不能只從數量上看，第二個文革和第一個相比雖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數人對它沒有感覺，但從歷史的發展看，其「意義」則是巨大、深遠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打倒政敵，大多數人盲目、狂熱地捲入這個主流運動之外，畢竟有少數人、少數組織清醒或比較清醒地利用形勢，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標，他們的動機從一開始，而且自始至終都不是響應毛的號召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在某種程度上動搖、改變現行的制度。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記錄的趁亂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國一些地方鬧得轟轟烈烈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就屬於這一類。只有承認和研究這些情況，才能對文革中、文革前中國社會矛盾、民眾的生活狀況、心理有全面的認識。四、關於研究方法的幾點意見結合自己研究文革的心得體會，我覺得中國人研究文革要想取得應有的成果，應重視方法問題，特別是以下問題。首先要明確，研究文革固然是在履行我們應負的歷史責任，但一旦具體進行研究，我們就應該把它當成學問來做，不必也不能在文本中讓責任感、道義感、歷史感彰顯無遺而讓學術規範和學術風範缺位元。事實上，在研究中我們經常看到立場先行，立場、感情壓倒理智分析和理性論證的情況。做學問就要講究思想和知識的積累和傳承，但中國人研究文革往往是白手起家、從頭做起，忽視閱讀以往文獻，尤其不重視、不善於利用西方學者在相關問題上已經取得的成果。西方學者在研究文革時表現出來的最大優點之一是在方法上很有講究，背景知識相當厚重——特別是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方面具有堅實的、恰當的理論框架，而中國學者常常流於直觀的描述和常識判斷，誇大自己的直接經驗的重要性，有時顯得理論視野狹窄。當然，經驗和背景知識之間的關係如何，孰為第一重要，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文革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從本質上說是具有社會科學性質的經驗研究，因此經驗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學者，更多情況是在西方大學以文革為題目做博士論文的研究生，往往在理論框架方面很強而在經驗方面很弱，有的時候他們的論著簡直是各種理論的重述和羅列，經驗事實只是一點不得不要的點綴。有時他們顯得是在不相干地賣弄理論知識，他們的理論框架與經驗事實明顯是分離的兩張皮，彼此沒有關聯。經驗——特別是親身經驗——相當重要，比如，依靠文革中的出版物進行研究容易落入陷阱，因為那時的出版物，不論是官方的還是群眾的，都充滿了意識形態狂熱、偏見、宣傳性謊言，需要高度的技巧才能解讀這些材料，而經驗，尤其是親身參加過文革的經驗，非常有助於這種解讀。當然，我並不認為親身經歷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是研究文革的必需條件，如果是這樣，那麼在我們這些親自參與過文革的人之後文革研究就不可能進行了，這顯然與歷史研究的事實不相符合。事實上，我發現中國大陸的文革經歷者和積極份子對於文革的理解非常成問題，常常還不如外部的研究者，這也許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者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使是具有一定經驗，不論是親自參加得到的經驗還是從大量的訪談中取得、積累的經驗，也不能過分地相信，不能以偏概全，從有限的經驗事實中得出普遍性的結論。這是一個不容易避免的毛病，因為我們的觀察和調查總是有局限的，而我們一定會受到抽取出一般結論的誘惑。當我們辛辛苦苦地、深入細緻地從事調查之後，我們容易相信我們掌握了帶規律性的東西。而文革的特徵在於它在地區、人群等等方面的差異性，某些西方的研究者不自覺地在這方面落入了陷阱。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是非常紮實、非常優秀的，但對於這些外部研究者極其冒險的一件事，是他們不得不從有限的採訪和研究中概括出全國的情況。事實證明，幾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運氣都很不好，他們透徹研究中國一個省的情況，推導出一般的結論，但不幸的是，他們挑選的省份情況都具有特殊性，和全國大多數地方的情況不一樣。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的研究完全基於廣東省的情況，這是自然的，因為文革期間，中國完全向世界封閉，香港是唯一可以觀察中國的視窗，從廣東逃到香港的前紅衛兵成了唯一的，也是豐富的資訊來源。但廣東情況特殊，因為林彪的親信黃永勝儘管鎮壓造反派，但沒有像其他地方的官員那樣被撤換，因此廣東的情況和其他地方不一樣，保守派始終沒有垮台，造反派內部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沒有明顯表現出來，沒有發展成為運動中後期的主要矛盾。他們對於群眾組織派別對立的觀察、分析局限於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這就沒有反映全國的情況，也漏掉了大量極其寶貴的資訊。另一位研究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看到了上面的問題，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國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zhejiang,1966  -1976)中宣稱，廣東接近香港，遠離北京，那裡的情況代表了例外而非規律，他認為區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是對幹部的評價，這個標準在全國也適用。〔38〕但他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也是特殊情況：浙江的造反組織聽從周恩來的勸告支援省委第一書記江華，被中央文革小組打成保守派而一直受到壓制，浙江的「老造反」「紅暴會」長期受壓，而原因在於中央首長表態出爾反爾，這在全國是十分特殊的。中國人雖然對於與研究文革相關的當代社會科學理論較為隔膜和陌生，但反而愛表現出一種理論癖好，覺得不把問題上升到形而上學的層面就沒有達到某種高度或深度。我經常聽到有人對我的研究高度評價和讚譽，但在過獎之詞以後則鼓勵或要求我一定要在「理論層次」上下工夫，把分析和結論上升到哲學、形而上學的高度。我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大多數情況下文革研究的問題用不著升華得那麼高，高入雲端未見得是深刻，很可能是空洞、大而無當。我認為在研究的初期，局限於經驗事實的收集、積累、辨析和梳理也是不錯的，當我感到可以作一定的理論概括的時候，我追求一種我所謂的「中等程度」的理論化，即高於經驗事實但不過分抽象而遠離事實。與此相關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解釋文革中的一些重要現象時，愛一下子就追溯到文化傳統或人性的源頭。我不相信，兩千多年前的孔孟要為文革中發生的事情負責。還有人用宗教的眼光看問題，在歷史責任問題上力求深刻，認為罪過的根源不是具體事件的當事人，不是文革的發動者，「我們有原罪，罪惡深藏於每一個人心中」。我認為宗教倫理學原則在這裡不適用，這種「深刻」與其說是在深入認識罪惡的根源，不如說是把罪惡分攤到每個人頭上而模糊、淡化甚至解脫了文革發動者直接的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注釋1，lowell  dittmer,"book  review:politics  of  chaos/agrarian  radicalismin  china,1968  -1981",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4,no.3,1990,pp.1094-1051.2，Victor  c.funnell,"social  stritification",problems  of  communism,vol.xvii,iss.2,pp.14-20.3，Simon  leys,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  and  the  culturalrevolution,london,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1981,p.134，harry  gelman,"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problems  ofcommunism,vol.xv,november-december  1966,pp.2-12.5，gargi  dutt  and  vidya  prakash  dutt,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70,p.2.6，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1-5.7，anita  chan,stanley  rosen,jonathan  unger,"students  and  class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the  china  quarterly,no.83,september  1980,pp.397-446.8，Parris  h.chang,"mao"s  great  purge: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problems  of  communism,vol.xviii,no.2,march-april  1969,pp.1-10.9，frederic  c.teiwes,leadership,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new  york,m.e.sharpe,1984,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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