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書生：毛澤東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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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一書生：毛澤東看電影

發布時間:2013-06-27 15:05 作者:卸甲一書生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352次

　　毛澤東不喜歡看電影，起碼在1950至1960年代是這樣。但看電影是1949年以後中南海兩項主要娛樂形式之一（另一項是跳舞），電影也是毛澤東時代屢屢引發各種政治風波的重要誘因。於是圍繞著一個本來不喜歡看電影的人，萌生出一個又一個「看電影」的故事。按電影文學的分類，其中有情感劇、驚險劇，甚至，悲劇。

　　一

　　據說，1949年底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比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崙》、《庫圖佐夫》等十幾部歐洲歷史人物傳記影片。斯大林知道後評價說：「毛澤東真聰明，有空就看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歷史最簡捷的辦法。」毛澤東於1949年12月6日離開北京，1950年3月4日返回，訪蘇時間差兩天就滿3個月，若按15部電影計算，每個月才5部，不算多。但題材集中選擇了歐洲歷史人物傳記，可見其即使娛樂也很看重其「資治鑒政」功能。其後他觀看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掀起全國範圍的大批判運動，推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做鋪墊。究其初始，與戰爭年代既已形成的從政治層面審視文藝作品的思維定勢密切相關。

　　1950年代，他的家人及身邊工作人員讓他看電影，多是煞費苦心想讓他多休息休息。比如毛澤東的兩位女兒李敏、李訥就常常奉命監督他少吸煙，拉他去跳舞、看電影等，調節緊張的腦力活動。江青還把毛澤東看不看電影與身邊工作人員扯上了關係。衛士長李銀橋說，「江青勸毛澤東：『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們也看不上。』於是，毛澤東便跟著江青來到含和堂看電影。坐下來，他還指指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我是陪你們，我不來你們也看不上。』」（《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十三章）

　　負責挑選影片的毛澤東1950年代初的保健醫生王鶴濱並不這樣輕鬆，他承擔著風險。風險主要來自江青的指責。當時，王醫生從報刊、雜誌上知道了美國的滑稽明星勞來、哈代一瘦一胖搭檔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們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請毛澤東來看。但他事先也沒有看到過，看過之後，江青不滿地說：「王醫生！你怎麼選這樣的片子，結尾是兩個骷髏在那裡走路，使人看了緊張……」（《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278頁）。

　　更嚴重的「事故」發生在中南海西樓放映廳。

　　中南海西樓系「特灶」（即「小灶」），也兼作電影放映廳。每周3、周6放映電影，中央領導、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可以購票觀看。電影除新中國的影片、蘇聯影片外，有時也選些1949年以前拍攝的影片。有一次，放映了一部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電影，在座的人看見銀幕上出現「某某藍蘋飾」（江青當時叫「藍蘋」）的文字時，頓時發出了一陣輕微的驚詫聲。江青在電影里扮演的是一個舉止輕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給人的感覺相當沉重。散場時，王光美習慣性地回頭看看大家，突然一驚，發現江青的女兒李訥也在場，就大聲說：「這個片子的內容我們事先不知道，服務科的同志也沒有告訴我們一聲。」這句話引起了更多人的尷尬。鄧小平出來解圍說：「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訴他們（指服務科），這裡不要再放這種片子了。」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過去在上海演的那種電影，影響不好。所幸此事無人查問，平靜地過去了（參見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隨著毛澤東年事漸高，看電影的次數更少了。

　　戲劇性的轉折出現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當時毛澤東的視力衰退相當明顯，走路也困難。江青為了調節其生活節奏和增加活動量，搞來了若干香港片子給他看。再後來，本來不願意看電影的毛澤東反倒喜歡上了這項娛樂，看電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他生病期間不舒服，就要求放電影，看電影時可以喝口水、抽口煙，旁邊的人再和他說說話，就轉移了他的注意力。這樣一天能斷斷續續看完一部電影。

　　1976年5月，毛澤東病情加重，醫療組的醫生專家認為，看電影按照病情已經不適宜了，張玉鳳仍然要毛澤東看電影，而江青覺得現在看電影很不利了，汪東興一向和江青唱反調：「主席生病，沒有任何娛樂，看電影也要受限制嗎？」結果，電影照看不誤。毛澤東病情穩定下來以後，王洪文專門為毛澤東進口了一台反光式電視機（即投影電視），此後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一至二部電影。

　　中央領導人所看電影，大體上分為工作片和娛樂片兩種。比如關於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由戰爭罪犯改造為新人的紀錄長片；關於1964年11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影片。美國阿波羅宇宙飛船登月的影片出來後，周總理很快就在國務院小禮堂，邀請各部部長和有關領導前來觀看，並極少有地在放映前講話，他說：「今天我和幾位副總理請大家一起來看這部影片，是要了解現在世界科學技術已發展到了什麼水平，看到了他們，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級幹部當然要抓政治、抓業務，但也要重視國外的先進技術，要不斷開闊眼界，增加知識……我們不能長期落後，長期落後是要吃虧的。中國有過沉痛的歷史教訓。」在這方面，張寶昌說「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為黨內高層分析形勢，做出判斷，決定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參見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是有道理的。但對工作片範圍的解釋不能隨意擴大，比如蘇聯影片《雁南飛》、《第41》，美國影片《羅密歐與朱麗葉》、《蘇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鏡》、《血海飛雷》、《基督山復仇記》等以及一些西歐、日本的原聲片（現場配同聲譯員翻譯講解），香港影片《精武門》、《猛龍過江》、《唐山大兄》等則多是供人娛樂休息的。或許毛澤東在1950至1960年代多少還有從電影觀察國外資產階級文藝動向的意圖，到了他臨去世的前兩三年，看電影終於回歸到其本身固有的娛樂功能上。據說，毛澤東喜歡看的電影，一是獲得國際大獎的影片；二是傳記類影片，《林肯傳》、《拿破崙傳》等；三是園林風光影片，尤其是英國片最喜歡。他往往聽說有好電影，就會把看著的文件放下，馬上去看電影。1974年，有關部門通過特殊渠道借到了當時風靡世界李小龍工夫影片，他見李小龍打外國人打得起勁，往往一個人一邊看，一邊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對從香港借來的李小龍電影，他要留下一個月，反覆看。

　　毛澤東看戲看電影很容易入戲。從1940到1960年代初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衛士長李銀橋說，他看戲時坐在沙發上，肚子不舒服，往往要替他解開皮帶。但他很入戲，一激動站了起來，褲子就掉下來了。1958年他在上海工人俱樂部和群眾一起觀看李玉茹主演的《白蛇傳》時，幾次為許仙和白娘子的生離死別所哽咽，當白娘子被壓在雷峰塔下，竟拍「案」（座椅扶手）而起，激動的說：「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看電影也是一樣。1975年，工作人員小孟、小張陪毛澤東看電影《雷鋒》。畫面上出現了風雨中，雷鋒送一位抱著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麼聚精會神，簡直是種入迷的神態。當畫外音傳來了雷鋒的聲音：「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是公社的兒子，您一定要收下兒子這點心意」時，毛澤東用手帕擦起了眼淚。1976 年春節，毛澤東請護士長吳旭君吃飯。飯前看了一場電影《難忘的戰鬥》，他悄悄地流下眼淚。電影演到解放軍入城受到群眾熱烈歡迎時，毛澤東問吳旭君：「那歡迎的學生里有你嗎？」吳旭君是上海學生，毛澤東是知道的。當年她確實是在歡迎的群眾之列。她說不出話，只是流著眼淚點頭。這時，毛澤東淚如泉湧，再也無法控制。會場哭成一片。不等電影結束，醫護人員趕緊把毛澤東抬走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十章）。

　　1974-1976年，毛澤東開始痴迷於自己曾嚴詞批判過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題材的傳統戲劇。他「一向喜歡京劇崑曲，愛看戲曲片，有時邊看邊聽，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唱起來。這時，若小張、小孟在他身邊坐著，他會用手一正一反拍著她們的手，一下一下地打著點，真是一種自我陶醉，自我娛樂」(郭金榮《毛主席看電影《雷鋒》看到流淚》，原題《一個富於感情的人》)。這一現象在號稱「黨的理論主管」康生那裡也發生過。康生一貫主張批鬼戲，但他自己卻要求演員為他演此類戲目。這種現象頗值得玩味。毛澤東也愛看喜劇片，幾次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放侯寶林主演的《遊園驚夢》，喜劇片《新局長到來之前》、《錦上添花》、《廢品的報復》、《第十二夜》等，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後合。當夫人江青忙於在全國各地文藝界大批「封資修」，剷除思想政治傾向不正確的「大毒草」之際，「閻王殿」舊中宣部主導下拍攝的各種影片卻在游泳池的客廳里連連放映。1975年8月份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和幾個工作人員在一起看關於李玉和的電影，卻不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而是當時在全國範圍內禁演的電影《自有後來人》。如果說毛澤東本人政治水平高，不會被「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話，身邊工作人員大都是年青人，自然談不上有多強的「政治免疫力」，卻沒有像當年上海譯製片廠的配音演員和編導一樣，每天辛苦工作之餘還要受一遍「思想消毒」的折磨。

　　1976年，他讓人在長沙用電視錄製和為他一個人播放舊戲，在北京和上海派人拍攝舊戲電影，表露出對這些「封資修」作品情趣的某種新態度，對影片的議論也不再完全從政治鬥爭的需要出發。1975年以後擔任毛澤東護士的孟錦雲曾談到，一次與毛澤東一起看香港鳳凰電影製片廠出品的越劇片《雲中落繡鞋》。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富有的員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後花園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許之為妻。有兩位青年同時應召，商量好一個下井，一個用吊繩在上面照應，救出小姐後，隨小姐的意願，想嫁給誰便嫁給誰。於是一位用筐栓上繩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逐個先救小姐，再讓青年上來。在井外負責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後，為了獨佔小姐，便狠心地不顧另一青年死活，並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著小姐去領賞，成全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應，加上井面蓋上石頭，只見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卻手拿著小姐留下的一隻繡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時丟下的。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夢，天上飄下一隻繡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丟失的一隻。夢中醒來，這位夢中的青年卻出現在自己面前。結局是由父親做主，趕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至於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當然好人有好報，是神仙救他的。看完電影，毛澤東問看電影的人們，「你們說說看，這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小李說，「當然是在井下的那個青年好啦。」孟錦雲也說﹕「還用說嗎？井上那個青年真夠壞的，他不僅貪人之功，據為己有，還陷害別人。」毛澤東轉頭問張玉鳳，張說，「差不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幹麼要問這麼個問題﹖」毛澤東說，「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為什麼？」毛澤東答道﹕「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他太蠢了，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眾人不服氣，有人說井上的青年太姦猾，不老實。毛澤東答道﹕「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還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66-167頁）只是毛澤東從道德角度對片中人物的評價，竟然與高舉著共產主義道德旗幟的「老三篇」精神截然不同，為什麼？不解。

　　周恩來心裡清楚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刻意營造的「文化沙漠」不能持久維持下去。中南海游泳池客廳里的「舊文藝路線」的「復辟」給了他有限度「開放」的契機。熟悉中南海電影情況的張寶昌說，「文革」末期，中國先後引進了美國的《巴頓將軍》，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大海戰》，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歐洲和北非國家的一些影片。對於這些反映歷史、戰爭或描寫某國現狀的片子，周總理在不同場合都十分明確地講過：「就是要花點錢買進來，因為我們同各國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搞禁運、搞封鎖，想孤立我們，用盡各種辦法不讓我們見識世界先進技術，但搞了幾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說我們自己也總會有打開國門、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僅要正確認識和總結自己的東西，也要不斷了解和研究外國的東西。看他們--些有價值的電影，是我們了解世界簡易而直觀的辦法。」在他的安排下，進口電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樓大廳、國務院小禮堂放映，讓中央首長先看，然後逐步轉為機關內部看，最後上市公演，廣大群眾都能看(參見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二

　　談到毛澤東看電影，不能不談中南海其他中央領導人、工作人員及家屬子女是如何看電影的。

　　中南海因安全保衛的緣故，分成甲、乙等不同區域。凡是能進入甲區或在甲區內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幹部工人，職務高低，除了個別情況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這兩天晚上的7時30分，到西樓大廳買票看電影，每場票價兩角，包括首長及其家屬，無一例外。1966年之前一直在中南海生活的陳伯達之子陳小農說，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明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面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著平滑的原色木地板。1950至1960年代，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面的電影院在這裡上映(陳小農《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娛樂生活是什麼》)。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樓大廳看電影的首長有劉少奇、鄧小平、李富春、楊尚昆、譚震林、胡喬木、張際春等，特別是前四位，幾乎每場必到。

　　據說，在1960年代初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鄧小平談到幹部作風時，還專門以此為例。他說：「這是中央以身作則，帶了個好頭，它好就好在：（一）不論是誰自己掏錢買票；（二）堅持同機關群眾一起看，並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規定時間、地點放映，沒有誰等誰、照顧誰的問題，到時間就放；（四）不搞首長個人專場，沒有特殊化。」（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當事人的感受與上述總結並非完全一致。當年在春藕齋看過電影的陳小農說：「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只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20世紀30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這一次，劉少奇也去了。記得當時觀眾不少，到了放映的時間，卻遲遲不開映，說是要等領導人，等到劉少奇來了，電影才開映。」(陳小農《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娛樂生活是什麼》) 。

　　「不搞首長個人專場」說法也不對。不說別人，毛澤東確有個人專場。從1952年起就在中央警衛局警衛科放映組工作的於器海說：「我給好多中央首長放過電影，有時還去首長家裡放。毛主席、劉少奇主席、朱老總、周總理、任弼時等，也包括林彪，我為他們服過務。但在所有的中央首長中，我給主席放電影的次數最多，工作時間最長。春藕齋、西樓、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這些地方我都去給主席放過電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身為放映組長的於器海還專門記敘了他一次為毛澤東放電影的經歷：1955年秋季，主席在玉泉山老一樓休息。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說，主席要看電影。我當時在中南海，接到通知，我趕緊準備好機器、片子，飛快地趕往玉泉山。在主席休息的老一樓里，有個不太大的放映廳，我和我的同事趙琳一切準備就緒，只等一給信號就放映。就在這時，主席推開門，慢步走了進來。我們立刻站起來，向主席問好。主席和我握手，並圍著電影機轉了幾圈，慢聲慢語地說：『你們這個工作很好，風吹不著，雨淋不著，還能經常看電影。』主席說著，離開放映廳走到裡間屋坐下，等候放電影。時隔多年，主席當年看的什麼電影，名字我早已忘記，但主席講的這句話，我卻記憶猶新「（於器海《我給主席放電影》，載《在毛主席身邊》）。

　　接下來讀者可能關心的還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為毛澤東放電影都在什麼地方？

　　這個問題頗不易回答。應當說，在全國各地為毛澤東所蓋的住所里，大都有電影放映設備及相應的放映場所。在中南海內，主要是春藕齋、西樓餐廳、含和堂，游泳池客廳和」二O二「住所。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它是周末舞會的場地，逢年過節為了招待大家，增加節日氣氛，在舞會結束後放映一至兩部香港片或蘇聯片。。

　　西樓餐廳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經常放映電影，在中南海內的領導人、工作人員及家屬們購票觀看。

　　含和堂是毛主席早期看電影的場所。據張寶昌說，他從放映組一些零星資料中了解到，毛主席在此看過的美國片有《羅密歐與朱麗葉》、《蘇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鏡》、《血海飛雷》、《基督山復仇記》等（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游泳池客廳是毛澤東移居游泳池後接待客人的地方，因為它是游泳池建築內最寬敞的房間，也用來放映電影。

　　「二O二」住所是在中南海內為毛澤東新蓋的住所。一開始他不願去住，但該住所的管理清潔都按毛澤東隨時入住的標準執行。1975年，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機要秘書張玉鳳經常陪著毛澤東在這裡看電影。1976年唐山地震後，毛澤東移居該住所。

　　二是誰在為毛澤東放電影？

　　這本來不是個問題，放電影的肯定是放映員嘛，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另有說法。

　　1951年被調入公安部八局警衛處工作的於器海（放映組長）說，1952年他在中央警衛局警衛科放映組，從那時起學會了放映電影。放電影成了當時的主要工作。在所有的中央首長中，他給主席放電影的次數最多，工作時間最長。春藕齋、西樓、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這些地方我都去給主席放過電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參見於器海《我給主席放電影》，載王震宇主編《在毛主席身邊》）

　　毛家生活管理員吳連登說：「毛主席原來很少看電影，後來因為身體不太好了，工作時間太長了，我們就想讓主席休息一下，有一次看電影，主席問，這個電影是你們放的嗎？我說，主席，不是，是中南海放映室給放的。他說以後我就不看了。從那以後，我們就知道了，毛主席身邊所有的事，都是身邊的工作人員來完成。後來我就開始學放電影，我們學好了以後，我說主席以放了。主席說了，那好吧。第一部片子是『雞毛信』。第二部電影就是原子彈、氫彈研製和爆炸的電影」（《吳連登談「我給毛主席當管家」》）。

　　按照吳連登的說法，不是其身邊工作人員放的電影毛澤東就不看了，這是什麼時間發生的事，他沒有說明。但中南海放映室放映組長於器海顯然不會同意這一說法，於器海說他為毛澤東放電影直到其1976年逝世。1974年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並負責為毛澤東從香港調片的劉慶棠說，當時給毛澤東放電影的放映員姓康。每次來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親自出馬，張玉鳳、毛遠新和8341部隊的政委等都親自來過文化部取影片，沒有提到吳連登。

　　三是毛澤東所看的電影都是從什麼渠道來的？

　　張寶昌說，提供給中南海的影片有電影局的送審片；文化部通過發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國產片、外國片、香港片；中國電影資料館購進或交換來的外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文化動態方面的內部片；中央軍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來的舊片，等等。其中，有關部門為了保證中央負責同志能及時看到國產新片，也曾安排過專用拷貝。雖然後來取消了，但發行公司得到新片時，仍優先供應並收每場折舊費10元 (含新聞、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廠留用拷貝，則每場收折舊費15元。西樓電影同外面影院一樣，取片是要付錢的，所以看片就得買票，沒有公款招待一說（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電影發行公司的供片程序，在全國大同小異，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值得一說的是中央軍委的特殊片、「過路片」和「文集內片」。

　　（一）中央軍委的特殊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影片為例，因為該片涉及到中央決策、具體研製過程等高密級內容，中央軍委作了嚴格的分級監管，按不同部門和幹部的不同級別，有針對性地選擇密級放映。張寶昌回憶該片在中南海放映時的情景說，「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當片子由部隊幾名武裝幹部護送到西樓，給中央領導層審查觀看時，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讓人頗感意外。原本在現場值班的工作人員，也被明確規定一律不準擅入放映大廳，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長接電話，才能進去通報並須儘快退出。就連在放映室內，都有隨片而來的武裝警衛嚴加保衛，以防他人進入。這種措施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遇到」（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二）「過路片」。「過路片」是指由香港派專人選定送到廣州，再由廣州當天將片子送上飛往北京的客機，片子到北京後歸江青管，別人不能過問，相當保密，一般不超過三天即送回香港（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作為中南海放映室的工作人員，張寶昌只了解北京接片之後的事。當時具體負責操辦此事的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則提供了向香港借片的細節。他說，1974年毛澤東因患有白內障，醫生和秘書都希望他減少看書看報看文件。毛澤東晚年脾氣大，限制看報紙看書就會非常不高興，會罵人。身邊工作人員因此建議他多看一些電影。華國鋒考慮到毛澤東已經看過很多外國電影，就叫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劉慶棠想辦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來，看看毛澤東喜不喜歡。劉慶棠帶著華國鋒的條子，到廣東找到當時的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華國鋒的條子上並沒有說明是毛澤東要看香港電影，只是寫著：「劉慶棠分管電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電影，希望韋國清同志幫忙解決。」韋國清看了條子，不相信是劉慶棠要電影，就試探著問：「是不是你看？你看要華國鋒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劉慶棠說：「你說是誰看就誰看吧。」當時大陸和香港沒有文化交流渠道，韋國清一時也沒有門路，只好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叫到廣州來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個朋友是香港大律師，也是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老闆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過這位律師向邵氏電影公司借影片。大律師帶著劉慶棠開列的毛澤東喜歡看的電影清單，到邵氏電影公司的片庫里挑影片。當時李小龍的電影在世界上已經引起轟動，劉慶棠知道李小龍電影在當時很風行，特別交代李小龍的影片也要借幾部，借片的錢由文化部出。大律師說不要錢，但他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下要看這麼多影片感到非常奇怪，問為什麼看這麼多片？梁威林說，是大陸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當時吃了一驚，以為大陸要批判他的電影。律師朋友安慰他說：「怕什麼啊，現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為什麼不能夠以電影為紐帶，和北京搞好關係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邊和台灣聯繫，一邊和北京聯繫嗎？」最終，邵逸夫接受了律師朋友的建議，同意把影片借給大陸。當時借到的李小龍主演的電影有三部：《精武門》、《猛龍過江》、《唐山大兄》。影片從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誰都不準攔。到北京後，劉慶棠先看，看完馬上送給毛澤東看，每次來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親自出馬，張玉鳳、毛遠新和8341部隊的政委等都親自來過文化部取影片(《劉慶棠回憶毛澤東愛看李小龍電影》，《古今故事報》1120期)。可見張寶昌關於「過路片」由江青管的說法並不準確。

　　（三）「文集內片」。「文集內片」簡稱「內片」，是專為病重的毛澤東拍攝的娛樂性影片。毛澤東曾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1974年他在長沙養病時，中央電視台特意派齣電視轉播車，為他播放當地演員演出的傳統劇目。1976年中央電視台再次派人南下為身在北京的毛澤東錄製傳統劇目。中央電視台編導黃海記得，大約從5月份開始，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戲，只錄小戲，不要悲劇，只錄喜劇。此後他們錄製的節目以短小的花鼓戲為主，如《討學錢》、《醜人計》、《扯蘿蔔菜》之類（黃海《為晚年毛澤東一個人辦的電視台》，《鐘山風雨》，2006年第1期）。在長沙錄好的節目，第二天由專機運回北京，用投影電視放給毛澤東看，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電影」吧。

　　與此同時，由文化部長於會泳主持，在北京與上海各成立一個「文集內片」組，正式開始拍攝電影。京、滬兩地攝製組的活動都嚴格保密，參加對象儘可能少，知情範圍儘可能小。因為毛澤東交辦的這件事與江青十幾年來打倒一切所謂「封資修」電影戲劇的做法完全相反。頂著不辦，在毛澤東那裡交代不過去，於是以「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名義，在嚴格管控下悄然進行。

著名京劇演員、上海「文集內片」組總負責人齊英才回憶道：「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著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出於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急忙搖頭說：『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認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彆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第二天在飛機上，孟波才趴在耳朵邊上悄悄說「是毛主席要看」。

　　上海「內片」攝製組正式成立與開拍是在1976年5月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齊英才說：「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里很寬敞，有游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由於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伙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待遇頗為誘人。

　　時任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導演的作家葉永烈說，上海「內片」攝製組內部又分兩個組。他負責的那一組趕拍過《馴獸》和京劇唱腔音樂。另一個組負責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奢侈：拍給毛澤東一個人看的電影》）。由於「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之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素有「手腳快」導演之譽的葉永烈因此被選中領導一個組50多名工作人員，他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葉永烈《我為毛澤東拍「內片」》)。整個上海「內片」攝製組完成的影片更多達20餘部。片子送審通過後，只准印4個拷貝，一個送中央，一個送國務院文化部，一個送釣魚台，一個送中央電影局資料庫（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

　　四是毛澤東看電影付錢嗎？

　　毛澤東看的電影分兩種，一種是工作片，一種是娛樂片。前者包括電影局的送審片，中國電影資料館交換來的外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文化動態方面的內部片，中央軍委的特殊片，自然無需付費。但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國產片、外國片、香港片主要是供人娛樂的，每次放映都需要付10元折舊費。所以西樓餐廳放電影時，每位觀看的首長、工作人員及家屬都要花兩角錢購票。毛澤東通常單獨（或與少數中央領導人及身邊工作人員）看電影，無論是在春藕齋、西樓、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哪一個地方放映，按道理都需要每次交納10元折舊費。以每周放1部電影計算，1個月就是40元，占毛本人每月404.8元工資的十分之一，這對「捉襟見肘」的毛家財務來說，是不小的負擔。特別是1975年以後，幾乎每天達到1-2部之多。以每天1部計算，每個月需付影片折舊費300元，占毛澤東每月工資的四分之三。就算香港邵氏影片公司的片子是免費借給的，但其他公司影片及外國影片仍需付費租借，這筆錢也要由文化部來出（劉慶棠在準備借李小龍主演的影片時有此表示）。1976年，中央電視台南下長沙拍攝傳統劇目的電視電影，北京、上海「內片」攝製組開始拍攝舊戲、京劇唱腔音樂等，專供毛澤東一人觀看。對於這類影片，應當支付的已不僅僅是10元折舊費，而是全部拍攝費用。

　　至今沒有任何公開的資料談及毛澤東看電影付不付錢的問題。筆者希望毛家生活賬本早日向外界開放，以便最終解開這一謎團。

　　三

　　據說中南海西樓當年放映剛製作完成的新片《早春二月》時，因為有著名演員孫道臨、上官雲珠、謝芳等人主演，因此來的首長和機關工作人員較多，快把整個大廳都坐滿了。大家看後反應熱烈，紛紛叫好，尤其是鄧小平夫人卓琳興奮地說：「電影拍得真好，演員演得也好，我們當初不少青年參加革命時，就是這個樣子……。」其他幾位首長夫人也讚揚道：「故事編得曲折生動，人物感情含蓄細膩。」不久，這部電影卻因為「宣揚小資產階級人性論」而受到批判。問題反映到高層，周總理親自過問。放映組組長於器海說，總理在西花廳看過片子後，還找導演談了話（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

　　可見一部電影的命運，不取決於觀眾們的好評，哪怕這些觀眾是中央領導人的夫人們。「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政治鬥爭的需要遠比藝術性、欣賞性來得重要。類似看電影這樣的生活瑣事在毛澤東時代會不時掀起「潑天」的政治風波。

　　先談兩個「看電影」故事，情節類型--驚險劇。

　　（一）毛澤東看《園丁之歌》後兩次鼓掌，江青發動的大批判立即收兵。

　　左大玢1954年考入湖南戲校學習湘劇，畢業後分配到湖南省湘劇院當演員，才華出眾，早在1960年就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表演藝術家稱號。1973年湘劇院排演《園丁之歌》，左大玢在戲中扮演主角俞英，不久北京電影製片廠就將該劇拍成了電影。影片送審時，江青說：「這是一棵毒草！」因為電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詞：「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擔來承擔。」江青認為這是與她們樹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張鐵生」唱反調，說：「沒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擔？咱們老一輩無產階級戰士不也有很多人沒有文化？」最後，江青乾脆指責主演：「左大玢演得像個少奶奶！」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文章，通欄大標題是《深入批判大毒草〈園丁之歌〉》。9月初，「四省一市」文藝團體到北京參加戲曲調演，左大玢剛下火車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覽館的五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有人特意叮囑她說：「作檢討時要說普通話，不能說湖南話，不然大家聽不懂。」左大玢說：「我不會說普通話。毛主席也說湖南話，毛主席熱愛，我也熱愛；他講家鄉話，我也講家鄉話。」待到作檢討時，她用長沙話將檢討書快速念完，趕緊鑽進事先安排在台後的大汽車，離開會場。

　　不久，毛澤東來到長沙，想看湘劇。因《園丁之歌》被批得灰頭土臉的湖南文藝界領導認為是個難得的「鹹魚翻身」機會，只有「最高指示」才能否定「文藝旗手」的判詞，於是冒著風險把電影《園丁之歌》塞入送給毛澤東的節目單里。

　　這確實是一次冒險賭博，卻也不是沒有一點把握，因為主演左大玢是毛澤東的忘年之交，從1959年起就陪他跳舞。她可以喝毛澤東杯子里的茶水，搶毛澤東抽了半截的煙，毛澤東從來不生氣。每次毛澤東來湖南，在舞會上，第一個請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書記夫人，第二、第三個分別是湘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彭俐儂和劉春泉，第四個就是左大玢。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怕跳得太多會累著毛澤東，悄悄地對左大玢說：「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后，陪著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毛澤東跳舞時長襪子常常會滑下來。左大玢見了，就立即蹲下來把它拉上去。後來她便對毛澤東說：「毛主席，您的襪子系根帶子吧，這樣就不會掉了。」毛澤東卻說：「不要系帶子，將襪子口打個砣扎進襪子里就不會掉嘍。」逗得左大玢咯咯直笑。

　　果然，毛澤東在省里送來的節目單上圈點了電影《園丁之歌》。電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場，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來了：「這不是那個娃娃左大玢嘛。」看完電影后，毛澤東鼓起掌來，旁邊陪同的人悄悄地對毛澤東說：「主席，這是大毒草，全國都在批判。」毛澤東慍怒地說：「什麼大毒草，毒在哪裡？我看很好！」說著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場的人也跟著鼓起掌來。《園丁之歌》的噩運至此結束(參見張承永《乾坤段子：九十九個毛主席的故事》之52《與毛澤東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

　　（二）江青禁演電影《創業》，毛澤東批示「此片無大錯」。

　　1974年底，長春電影製片廠把故事片《創業》送國務院文化組(後改稱文化部)審查，該片是講石油工人艱苦創業英雄業績的。時任副組長的于會泳向江青彙報工作時熱情推薦了這部影片，之後上報中央，請示該片能否於1975年春節公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主管宣傳輿論的張春橋、姚文元均批示同意，江青也在報告上畫了圈。於是新成立的文化部下令印製拷貝，供國內外發行，並在報刊預告《創業》上映的消息。誰知大年初一，江青突然把于會泳等人叫到釣魚台，怒氣沖沖指責道：「《創業》這麼糟，你們為什麼批准發行？」于會泳喃喃地說片子公映是中央同意，江青也畫了圈時，她蠻橫地說：「我畫了圈了又怎麼啦？畫圈不等於同意！」原來，江青不滿影片里中央給石油工人送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的情節，說是劉少奇這個騙子叫送的，還說當時主持大慶工作的是余秋里、康世恩，片子替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老傢伙評功擺好，江青勒令于會泳他們檢查一下《創業》還有什麼問題，叫長影廠「修改」，于會泳等人則要對此做出檢查。不久，文化部發出了對《創業》的「十條意見」，禁演此片。

　　當年7月，《創業》編劇張天民就影片遭禁寫信給毛澤東。25日，毛澤東在兩次看了《創業》之後，批示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江青得知後，把責任全都推給了文化部。張春橋則對文化部長於會泳表示：「電影自然是重新發行。還有，你們得給主席寫個書面檢討，檢討要深刻、誠懇，該負什麼責任，不要推諉、扯皮；否則，既不符合黨性原則，主席也不喜歡。」(戴嘉枋《于會泳：才子-部長-囚徒》，《同舟共進》2009年第8期)

　　不過，接下來的兩個「看電影」故事，主創人員所面臨的就是悲劇了。

　　（三）電影《武訓傳》上演受到好評，毛澤東發文開展全國大批判。

　　電影《武訓傳》是在1948年7月由中國電影製片廠正式投拍的，反映了清末時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迹。1949年底，編導者孫瑜對劇本做了重大修改，經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會」審查，1950年初獲得通過，同年2月投入拍攝，年底攝製完成。

　　該片在1949年以後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將原本歌頌武訓「行乞興學」、勞苦功高的「正劇」，改成興學失敗、勞而無功的「悲劇」。2.增加一個農民起義人物周大，把武訓的「行乞興學」和周大的造反起義，當然後者也以失敗告終。3. 在電影的序幕和尾聲中，根據領導的意見加上由黃宗英扮演的「新的女教師」於武訓墓前給一群解放後的小學生講解武訓的歷史，評價武訓這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並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紀念武訓，要發憤用功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要認識他的勤勞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參見王寶民《〈武訓傳〉與新中國電影「卡里斯瑪」核心的重建》）

　　電影很快通過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化局的共同審查。1950年底在上海試映，1951年初在京、津、滬等地公映，受到廣泛的好評。據《人民日報》不完全統計，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報刊在4個月內就發表了40餘篇讚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看《武訓傳》的，一開始反應如何？目前說法頗多。

據編導孫瑜等人的回憶，1951年2月，孫瑜帶著影片《武訓傳》的拷貝到北京請周恩來等領導審看。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胡喬木、茅盾、袁牧之等百餘位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此片，「大廳里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毛澤東與江青當晚沒有去看，是幾天後調看的。

　　江青事後的描述則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她在「文革」期間多次提到，毛澤東看電影《武訓傳》時，平時慣於談笑風生，此時則一言不發，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煙。電影一完，毛澤東沒有起身，說：「再放一篇」。江青和工作人員都很奇怪，為朝鮮戰爭和「鎮反運動」等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的毛澤東從來沒有雅興把同一部電影看兩遍，當然誰也不敢問什麼，又把電影放完，毛澤東沉思了片刻，對江青，也對在場的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又叫工作人員給他接通周恩來的電話……。二是1974年江青在與美國副教授維特克（Witke Roxane）女士長談時說：「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訓傳》，我們倆人都不高興，主席沒有說話，我說這是改良主義的戲，主席不吭聲。」

　　那麼，毛澤東到底是在北京看的《武訓傳》，還是在外地看的？

　　2009年3月18日鳳凰網的專題片《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武訓傳遭批》中，中國電影家協會研究員孟犁野證實，1951年2月21日之後幾天，毛澤東與江青在北京，從華北電影管理處調來片子，看了《武訓傳》。

　　毛澤東看了電影之後，一開始態度如何？江青的一個說法是毛澤東當場就認定影片「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又叫人給他接通周恩來的電話。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明顯是錯的，很可能是文革期間她為了頌揚毛澤東明查秋毫而編造出來的。如果他當場就決定要批判，並給周恩來打了電話，周怎麼會不積極貫徹執行？但直到3月10日以後，《新民報》、《天津日報》、《進步日報》和《北京文藝》等報刊仍然在發表稱頌武訓或電影《武訓傳》的文章。江青的第二個說法倒是更接近事實（除了觀看地點）。事實上對江青說它是「改良主義的戲」，毛澤東一開始並沒有明確表態，「不吭聲」。江青跑去找主管文藝的文化部負責人周揚，要求批判這部「宣揚改良主義」的影片，「沒有一個聽她的」。江青從當時京、津、滬報刊上讚揚該電影的文章上找到突破口，彙編成材料，她說「我們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有贊成《武訓傳》的。我帶了材料到主席那裡了去，見了一面以後，他就看不見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裡來，我滿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說，我到處找你不到，你原來在搞這個。陳伯達、胡喬木路過我們那裡，主席告訴他們《武訓傳》的事應引起注意。他們回到北京後，周揚大概覺得不好過了。」

　　據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之一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後，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里轉來轉去，最後下決心要批判的。」

　　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批評《武訓傳》的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從而引發了一場席捲全國群眾性的批判運動。後來由江青帶隊，組成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堂邑等地調查這個本是歷史人物的電影主人公的身世，回京後給武訓定的結論是--大地主、大債主和大流氓（《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醞釀內幕》）。江青後來因此被稱為「文藝路線的流動哨兵」。

　　據說武訓歷史調查團出發之前，毛澤東曾明確指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麼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伴隨著批判電影《武訓傳》所宣揚的「階級調和」與「改良主義」背後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是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思想改造。1951年6月4日，教育部發出《關於開展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精神」的討論與批判的指示》，要求把這一運動普及到每一學校每一教育工作者，以肅清「武訓精神」的影響，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亂，並要求「專署以上教育行政機關及中等以上學校，在7月中旬以前，必須將這一學習運動的結果逐級上報」。《人民教育》二卷二期發表的題為《開展〈武訓傳〉討論，打倒「武訓精神」》的長篇社論指出：「凡是對於《武訓傳》已發表過自己意見的人，不論歌頌過《武訓傳》和武訓的人，或批評過《武訓傳》尚不徹底的人，就應該檢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錯誤，嚴肅地作公開的自我批評」。「還沒有看過《武訓傳》的人，自己對武訓的看法怎樣，也應該藉此機會進行檢查」。不管是否宣傳過「武訓精神」，每個教師都必須得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檢討或批判，「檢查檢查自己，看看自己腦子裡有沒有有形的或無形的武訓，看看自己腦子裡有沒有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於是，馮友蘭、費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礪儒、湯用彤、鄭昕、鄭天挺、范文瀾等教授都發表了表態性或批判性的文章，肅清自己頭腦中的反動思想（《試析毛澤東批判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原因》）。與《武訓傳》評論有關的一切人，還要做出適當的結論。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早年在南開中學與周恩來同學，也是中國最早在國外學習電影專業並回國搞電影的人，從1926年起在上海開始他的電影生涯。在《武訓傳》遭受到全國範圍的大批判之際，有人寫了劇本《宋景詩與武訓》，反映當時農民起義領袖與武訓「行乞興學」尖銳對立的不同道路。在上海待罪的孫瑜抱著「略贖前愆」的心情向領導請纓，希望允許他執導這部歌頌農民革命領袖的影片。但在北京，江青等人搞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堅稱宋景詩「假投降」的故事卻讓信奉講真話的孫瑜頭大目眩，他說，自己「得了高血壓，身體日見不支……從此，我脫離了《宋景詩》的工作。鄭君里在1954年底獨立完成了《宋》片的導演。」（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中國電影時報》1986年11月29日）孫瑜的電影事業至此一落千丈。此後，他完成的作品中真正公映的只有《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文革」期間，孫瑜受到了無數次地抄家、批鬥，身體更為虛弱，被幹校批准回家養病，但仍被批鬥多次。1990年7月11日，孫瑜逝世（武成廣《電影〈武訓傳〉編導孫瑜先生》）。

　　（四）香港電影《清宮秘史》在大陸熱映，毛澤東5次提出要對這部「賣國主義」的電影進行批判，最終它充當了一塊打倒劉少奇的「石頭」。

　　《清宮秘史》是一部近代歷史題材的影片，是根據中國現代劇作家姚克當時生活在日本軍隊佔領下的上海，不能公開反目，為抒發愛國情懷而創作的文學劇本《清宮怨》改編的。1948年，該電影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攝製完成，由朱石麟任導演，次年傳入內地，在北京、上海等地陸續上映，反映很好。

　　江青得知《清宮秘史》在內地上映，也想看一看這部片子。她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就把這部影片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提出，這部影片有問題，不是宣傳愛國主義，而是宣傳賣國主義，影片用以觀察問題的是地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歷史觀，這部影片應該批判。1950年的一天，在江青的提議下，中國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會議，邀請中宣部和文化界的領導人陸定一、周揚、胡喬木參加。會上，江青說：「我對《清宮秘史》這部影片是不是公開上映的問題，提點個人意見。我認為這不是一部好片子，是內容很反動的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組織人員進行批判。」大家面面相覷，不敢發言，有一個搞文藝評論的幹部說：少奇同志認為這部片子是愛國主義的。江青說：我剛才講的，不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我算老幾？大家都表態同意組織人寫文章，批判《清宮秘史》。但執行時不太積極，毛澤東對此很不高興。1954年10月，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批判的一封信中提到：被人稱為愛國主義的影片而實際上是賣國主義的影片《清宮秘史》，一直沒有受到批判。這封信沒有公開發表。此後毛澤東又先後兩次提到此事，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開會。會上，他主要是談哲學、歷史、形式邏輯、辯證法等問題，卻突然提到：《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是徹底的賣國主義……。據說毛澤東前後5次提到這件事兒。

　　1967年第1期《紅旗》雜誌發表了姚文元的長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該文發表前，毛澤東做了審閱和修改。這篇文章中，公開了毛澤東在1954年10月的那段話：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的影片。同時，在文中加了一條長注。長注中說：「這部賣國主義電影出來後。由於黨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沒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愛國主義』影片。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竭力阻撓對這個影片的批判。他們實際上『愛』的是地主資產階級，他們用以觀察問題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他們是真正的『保皇黨』，這不是很清楚的嗎？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視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另一位紅的發紫的人物戚本禹知道了毛澤東對《清宮秘史》的態度，撰寫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毛澤東親自動筆修改了三遍，並決定在《紅旗》雜誌上發表。1967年3月31日，先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戚本禹這篇文章，第二天，刊載戚本禹這篇文章的《紅旗》雜誌大量發行。為了配合文章的發表，江青下令全國各地將電影《清宮秘史》作為反面教材放映。

　　該片導演朱石麟時居香港。他是著名的香港愛國人士，1949年以後把孩子們送到大陸來讀書，他自己也於1954年起擔任全國政協特邀代表。在香港讀完這篇文章後，他哆嗦著想從帆布椅上站起來，幾次都沒有成功。妻子想幫他一把，可他固執地不要，最後使勁拉著椅柄站了起來。他成功了，可沒走幾步就倒地了。他被送到醫院搶救，當晚因腦溢血告別人世（參見琪葵《朱石麟和〈清宮秘史〉》)。

　　劉少奇在1956年3月曾說過：「負責同志看戲，不許議論不行，議論了對人又有壓力，怎麼辦？若是隨便講幾句，不能算批評，可以不聽；如果是正式意見，那就講清楚。當然組織決議還是要聽的。……議論有時是正確的，有時不一定正確。外行提意見應採取商量的態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劉少奇也是講政治的，但其上述意見主要是從工作程序出發，眼界太低，在慣於從政治思想高度看問題的毛澤東那裡就行不通。可以說，在政治敏感性、運用政治鬥爭手段的高超性方面，劉、毛天懸地隔。1949年以後，劉少奇傾向於當執政黨領袖，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毛澤東則一直是革命黨領袖，發動一場又一場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正常要求消解於運動之中，並讓運動成為改造思想的最佳方式。毛澤東批判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背後皆隱藏著掀起全國範圍的改造知識分子思想運動，發動「狂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對電影《園丁之歌》、《創業》的肯定，則與其準備著手調整文藝政策有密切關係。毛澤東的平常生活瑣事都具有不平常的內涵。

　　不喜歡看電影的毛澤東，自1974年起從目光犀利的政治審判員重新回歸為普通觀眾之後，欣賞趣味有了很大改變：他開始喜歡看電影，這項活動成了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輕鬆事兒。他為影片《雲中落繡鞋》中哪個青年能娶到小姐操心，為影片《精武門》中李小龍的功夫叫好，而不必去考慮這些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影片究竟「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重大問題。筆者為毛澤東從政治人回歸為自然人擊掌，可惜只是在其生命走向盡頭的最後兩三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