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男性運動

06-01

中國大陸男性運動的萌芽

(選自方剛著<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歡迎郵購fanggang@vip.sohu.com)

男性運動與男性研究在中國大陸尚處於萌芽階段，但對於建立兩性和諧的社會而言，已顯必要而且緊迫。

一，起步：艱難而穩健

１９９４年，社會學者吳宗健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人生熱線」開通「男性解放特別節目」，雖然只有六天，卻是中國大陸媒體中已知最早的討論男性反思父權文化的節目。吳宗健亦在媒體發表了多篇相關文章，「男性解放」一詞在中國大陸出現。

１９９７年1月7日內地著名報紙《文匯報》發表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啊，上海男人》，對她在上海觀察到的男子氣質大加讚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但此文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並不如作者所言那樣。反映了國人對男性解放、新好男人、兩性關係及家務勞動等諸問題理解中的誤區。

１９９８年，美國女性主義名著《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中文版在北京舉辦首發與研討會。會議期間，「北京男性健康促進小組」同時被促成，但小組只進行了一次活動便夭折了。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方剛先後在《女性月刊》、《跨世紀》、《健康人》等月刊開設「男人解放」專欄，集中討論男性解放。１９９９年，方剛出版《男人解放》一書，中央電視台婦女節目「半邊天」做了專訪，引起一定社會關注。

２００２年，原本在台灣推廣「男性關懷」的社會活動家藍懷恩女士移居上海，其後成功地利用媒體，積極推廣「男性關懷」理念。也是在這一年，北京「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男性志願小組正式宣告成立，向社會發布倡議書，可惜這一「白絲帶」小組此後未再有活動。

「北京男性健康促進小組」與「白絲帶」小組的夭折，依筆者看來，均是因為這兩個小組的成立並非源於男性參與者自身的訴求，而是在女性主義者推動下的產物。男性對推動社會性別運動缺少強烈的參與意識，其行動自然缺少持續的動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期，中國大陸的同性戀亞文化建設十分活躍，２００２年同性戀亦被從中國精神疾病鑒定標準中去除。男同性戀者一直被認為是違反主流支配性男性氣概的，同性戀亞文化的建設從一個側面對改變公眾關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做出貢獻。

２００５年３月，「男性解放學術沙龍」成立，來自學術界、傳媒界的人士，以及高校學子數百人次先後參與了沙龍的各種活動。成立後的一年間，沙龍先後就「家庭中的性別政治」、「異性衝突中的性別問題」、「我喜歡／反感的異性」等主題組織工作坊，參與者在討論與交流中反思自身社會性別意識；沙龍多次組織報告會，利用大眾傳媒向社會公眾傳達男性解放的主張；……沙龍將矛頭指向父權文化對男人和女人的雙重傷害上，而非只是關注男人自己的利益，他們認為男性解放與女性爭取平等權益的努力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一位沙龍男性成員還對北京某商業區的男女公廁空間設置中的性別歧視進行了調查。

２００６年６月，男性解放學術沙龍集體創作的《男人要解放》一書，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男性研究系列」中的第一本。這本書中主要內容為沙龍成員的「自我成長報告」以及社會各界對男性解放的反應。

二，不可迴避：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男性解放」最早在中國大陸被提及之際，便受到許多反彈。其中，來自女性主義學界的批評格外引人注目，如內地非常有影響的報紙《中國青年報》便發表過一篇犀利的文章，題為《「男性解放」是偽命題》。（呂頻，２００５）但因為當時宣傳男性研究與運動的聲音本身就非常薄弱，所以，並未展開充分的討論。「男性解放學術沙龍」成立之後，媒體報道很多，各種質疑的聲音也非常強大。

反對男性解放的女性主義者的主要觀點如：在女性仍受父權壓迫的今天，談論男性解放為時過早；男性解放是男性的一種自憐，男性根本沒有受到壓迫；鼓吹男性解放，使男人在佔盡社會優勢的同時，又放棄責任；男性解放呼籲對男性的關懷，而關懷是一種社會資源，應該給處於弱勢的人群，而非處於強勢地位的男人；針對男性研究與運動人士提出父權傷害女人的同時也傷害男人的觀點，有女性主義者質問：男人到底是父權文化的受害者，還是既得利益者？等等。

其實，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正如女性主義學者榮維毅所言，「男性個體的解放如何與不平等的社會性別機制的改造聯繫起來」，是「女性主義者的顧慮與擔心的根本所在」。「在傾訴男權文化對自身壓抑的同時仍然享受著制度性的男性特權，那麼，這種『男解』受質疑不可避免。」（榮維毅，２００５）

方剛在《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反父權文化的同盟者》一文中，總結了針對男性研究與運動的「八大質疑」，逐一做出回應。他強調男性研究與運動的思想來源於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反父權的努力是一致的；父權文化表面賜予男人特權，實際上在剝奪著男人作為完整的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利；父權文化對男性的壓迫因為深藏，所以長期被忽視；男性在這種父權壓制下也是受害者和弱者，男性解放不是讓男人放棄社會責任，而是拒絕文化壓迫；……他提出，女性主義爭取男女平等的目標直到今天仍然遠未實現，沒有喚醒男性參與，是關鍵癥結。所以，不存在應該孰先孰後的問題，男性解放的目標之一就是促進男女平等。

方剛還提出「男性覺悟」與「男性覺悟的二重性」這兩個概念。

所謂男性覺悟，是男性自覺地認識到父權文化的存在傷害著女性和男性。「男性覺悟的二重性」則強調成熟的男性覺悟應該包括兩個屬性：

１，男性覺悟到父權文化和體制對女性的傷害，進而幫助女性獲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間；

２，男性覺悟到父權文化和體制對男性的傷害，進而行動起來反抗這些傷害，促進男性自身的全面發展。

在男性覺悟的過程中，二者缺一不可。只覺悟到父權文化對女人的傷害，便無法從男性的視角提供反對父權的動力；只覺悟到父權對男性的傷害，就無法真正認識到父權文化的本質，意識到女性是更深的受害者，從而難以同女性攜手反對父權，更難以建立兩性和諧。（方剛，２００５：３－２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女性主義學者荒林主持的中國女性主義學術沙龍邀請男性解放學術沙龍共同舉辦座談會，討論二者的關係問題。日本學者江上幸子亦應邀在會上介紹了日本的男性研究情況。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由女性主義者和男性運動與研究者在北京共同召開了「男性與性別平等：多元對話與研討」會，有來自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台灣的５０多名學者與會，這是三地第一次以男性為主題的研討會。會議從男性與女性主義、男性氣概、男性與性少數人群等角度進行深入研討，在社會上產生重要影響。

２００７年６月，中國大陸女性研究最著名的學府中華女子學院請方剛去進行了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的專題演講。同年７月「性別平等與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學術研討會」在烏魯木齊舉辦，會議徵文中設「男性解放與女性主義」專題，此為中國大陸女性學會議中第一次增設男性研究專題。方剛的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主張受到許多與會女性學者的積極肯定與支持。正是在交流中，男性研究與女性主義走向溶合。

三，焦點之爭：該不該設男人節

在中國大陸圍繞男性解放的爭論中，是否應該設立男人節是焦點話題。論爭背後的核心實際上是基於對男性研究與運動、以及追求性別平等道路的不同理解。

男人節設想由來已及。１９９６年，一家花店老闆便倡議設「男人節」，但這個「男人節」的定義中沒有含入社會性別反思；方剛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男人解放》中也提議定每年三月九日為男人節，意為與女人攜手共進反父權，而比婦女節晚一天表示對男人欺壓女人歷史的悔過；（方剛，１９９９：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０年，藍懷恩呼籲定每年８月３日為「男士節」，強調男性綜合疾病問診率較女性低、男性自殺身亡人口數多、男性職業意外傷害率較高等等，從而突顯「男性關懷」[1]。但藍懷恩的「男性關懷」理念，較不注重對父權文化與體制的反思。

２００３年，中國著名媒體《時尚健康》 (Men』s Health)的主編瘦馬也提出設立男人節的倡議，並依託傳媒優勢，迅速推廣這一概念。通過新浪網的網友投票，將男人節的日期選定在８月３日。當年開始，《時尚》集團每年均舉辦大規模「申辦」晚會。２００５年，響應《時尚》集團的號召，有５０多家企業決定在八月三日給男性員工放假一天，瘦馬稱之為「第一個男人節」。

瘦馬最初對男人節的解讀，主要是「要在這個屬於男人的日子裡，尋找為男人減輕壓力的方法，號召男人放鬆下來，做一天真實的自己，正視自己的身心健康。」（羅雪揮，２００５：４９）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在這個男人節的構想中，只強調了給男人減壓，可能進一步造成新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呂頻對男人節的主張提出質疑，進而也質疑了男性解放運動。她指出：「要知道，男人們是用不著做『新男人』，也可以支持『男人節』的，因為，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因這個節日而取得進一步的利益。在『男人節』獲得的迅速應和當中，張揚的到底是『男性解放運動』，還是頑固的男性特權思想，我覺得恐怕很難分辨。」（呂頻，２００５）

山東電視台收視率非常高的一檔辯論節目「齊魯開講」，就是否應該設男人節進行了辯論直播。反對者提出，婦女節的設立是因為婦女長期受壓迫，是爭取權利的一個標誌，而給利益既得者的男人設立節日，無疑有鼓吹父權之嫌。

在筆者看來，所有對男人節的反對，仍然基於對男性研究與運動不是反對父權體制，而是助長這一體制中不平等權力關係的擔心。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對這一節日意義與宗旨的表述。方剛因此提出「男人節」可以改稱「男性覺悟日」，以強調前文所述「男性覺悟二重性」的理念。「男性覺悟日」活動中，應該宣講兩性平等，關懷弱勢男性與女性；男人在那一天也應該放棄工作壓力，多陪孩子玩，多承擔家務，體驗生活本身的快樂而不是職場競爭；等等。（方剛，２００５：１８－１９）

值得欣慰的是，關於男人節辯論的結果是，各家觀點都趨向於對「男性覺悟二重性」的接受。此前關於男人節的表述中一直較少社會性別意識的瘦馬，在論辯之後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說：「……同時我們也更加堅定了『男人節』的根本目的——尋求和諧的兩性世界，反對『有差別的平等』，消除女性作為『他者』的概念。……在這一天，所有男性應以一種更為健康的心態去重新審視自身的權力與義務；在珍愛自身的同時，給予異性更多的關心、愛護；做一個有責任感的男性。」[2]藍懷恩也提出：「不是對壘擂台，而是對等關懷」[3]。

四，未來：經驗、困境與展望

推進中國大陸男性運動，阻力仍然很大。

首先，西方男性研究與運動的繁榮，是建立在女性主義繁榮的基礎之上，而今日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思想在學術界與主流社會中的普及仍然遠遠不夠。不僅公眾對女性主義理念一知半解，在學術界仍然屬於邊緣，男性學者更少有人從事女性主義的研究。這些均使得男性運動缺少肥厚的、可以迅速「給養」的土壤。

其次，主流男性群體反思父權文化對自身壓迫的意識與能力嚴重不足，行動更是缺失。雖然同性戀者在同性戀亞文化的建設中極大地挑戰了父權文化，但是，同性戀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力度仍然遠不及西方國家。男性普遍對父權文化的壓迫不自察，自然無法對父權文化挑出質疑。公眾社會對男性研究與運動存在諸多誤讀，全面普及男性研究與運動的思想可能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第三，男性研究與運動的「天然盟友」女性主義者中，相當多的人仍然對男性研究與運動持懷疑、警惕、觀望的態度，甚至有些人對男性參與社會性別平等建設都心存疑慮。這其實再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男性運動在美國初始階段的情況。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男性研究與運動內部亦有不同的觀點之爭，像美國那樣分裂為各種針鋒相對的流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何整合資源，統一思想，明確目標，共同前進，是擺在男性研究學者與社會活動家面前的共同問題。

針對這種局勢，筆者認為，應該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男性研究與運動人士必須主動地、積極地與女性主義者進行溝通，二者具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必須成為相互支持的力量。

其次，積極推動男性氣概的學術研究，特別要強調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男性氣概研究理論接軌，謀求在高等院校開設課程，推動學科建設，進而為男性運動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使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逐步進入學術界及主流社會的話語體系中。

第三，積極組建男性關懷組織，著力幫助男性中的弱勢群體，如失去工作的男性、婚姻失敗的男性、有殘疾的男性、與孩子溝通遇阻的男性，等等。男性關懷，也應該包括對實施家庭暴力的男性的輔導，包括對同性戀、易裝戀、易性戀等等這些違反主流男性氣概的性少數人群的支持。應該有專職的社會工作者來做這方面的事情。

第四，積極通過媒體向公眾普及社會性別意識，逐步提高信息傳播的質量。同時注意到傳媒基於「搶眼球」的考慮，往往不能深入理解和傳達男性覺悟反父權的精神實質，而更多停留在彰顯「男人也可以哭」這類個人柔性表達上面，從而進一步造成公眾社會的誤讀與質疑。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鍥而不捨地繼續宣揚我們的思想，相信會一點點改變傳媒和公眾的認識。

參考文獻：

方剛，1999：《男人解放》，中國華僑出版社

方剛，2005：《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反父權文化的同盟者》，載於《中國女性主義》２００５年秋冬季號，

呂頻，2005：《不要急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載於《中國婦女報》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羅雪揮，2005：《八三男人節：給男人一個休憩的借口》，載於《中國新聞周刊》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

榮維毅，2005：《性別平等中的男性責任》，載於《中國婦女報》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中國大陸男性運動的萌芽 (選自方剛著<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歡迎郵購fanggang@vip.sohu.com) 男性運動與男性研究在中國大陸尚處於萌芽階段，但對於建立兩性和諧的社會而言，已顯必要而且緊迫。一，起步：艱難而穩健１９９４年，社會學者吳宗健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人生熱線」開通「男性解放特別節目」，雖然只有六天，卻是中國大陸媒體中已知最早的討論男性反思父權文化的節目。吳宗健亦在媒體發表了多篇相關文章，「男性解放」一詞在中國大陸出現。１９９７年1月7日內地著名報紙《文匯報》發表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啊，上海男人》，對她在上海觀察到的男子氣質大加讚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但此文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並不如作者所言那樣。反映了國人對男性解放、新好男人、兩性關係及家務勞動等諸問題理解中的誤區。１９９８年，美國女性主義名著《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中文版在北京舉辦首發與研討會。會議期間，「北京男性健康促進小組」同時被促成，但小組只進行了一次活動便夭折了。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方剛先後在《女性月刊》、《跨世紀》、《健康人》等月刊開設「男人解放」專欄，集中討論男性解放。１９９９年，方剛出版《男人解放》一書，中央電視台婦女節目「半邊天」做了專訪，引起一定社會關注。２００２年，原本在台灣推廣「男性關懷」的社會活動家藍懷恩女士移居上海，其後成功地利用媒體，積極推廣「男性關懷」理念。也是在這一年，北京「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男性志願小組正式宣告成立，向社會發布倡議書，可惜這一「白絲帶」小組此後未再有活動。「北京男性健康促進小組」與「白絲帶」小組的夭折，依筆者看來，均是因為這兩個小組的成立並非源於男性參與者自身的訴求，而是在女性主義者推動下的產物。男性對推動社會性別運動缺少強烈的參與意識，其行動自然缺少持續的動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期，中國大陸的同性戀亞文化建設十分活躍，２００２年同性戀亦被從中國精神疾病鑒定標準中去除。男同性戀者一直被認為是違反主流支配性男性氣概的，同性戀亞文化的建設從一個側面對改變公眾關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做出貢獻。２００５年３月，「男性解放學術沙龍」成立，來自學術界、傳媒界的人士，以及高校學子數百人次先後參與了沙龍的各種活動。成立後的一年間，沙龍先後就「家庭中的性別政治」、「異性衝突中的性別問題」、「我喜歡／反感的異性」等主題組織工作坊，參與者在討論與交流中反思自身社會性別意識；沙龍多次組織報告會，利用大眾傳媒向社會公眾傳達男性解放的主張；……沙龍將矛頭指向父權文化對男人和女人的雙重傷害上，而非只是關注男人自己的利益，他們認為男性解放與女性爭取平等權益的努力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一位沙龍男性成員還對北京某商業區的男女公廁空間設置中的性別歧視進行了調查。２００６年６月，男性解放學術沙龍集體創作的《男人要解放》一書，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男性研究系列」中的第一本。這本書中主要內容為沙龍成員的「自我成長報告」以及社會各界對男性解放的反應。二，不可迴避：與女性主義的關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男性解放」最早在中國大陸被提及之際，便受到許多反彈。其中，來自女性主義學界的批評格外引人注目，如內地非常有影響的報紙《中國青年報》便發表過一篇犀利的文章，題為《「男性解放」是偽命題》。（呂頻，２００５）但因為當時宣傳男性研究與運動的聲音本身就非常薄弱，所以，並未展開充分的討論。「男性解放學術沙龍」成立之後，媒體報道很多，各種質疑的聲音也非常強大。反對男性解放的女性主義者的主要觀點如：在女性仍受父權壓迫的今天，談論男性解放為時過早；男性解放是男性的一種自憐，男性根本沒有受到壓迫；鼓吹男性解放，使男人在佔盡社會優勢的同時，又放棄責任；男性解放呼籲對男性的關懷，而關懷是一種社會資源，應該給處於弱勢的人群，而非處於強勢地位的男人；針對男性研究與運動人士提出父權傷害女人的同時也傷害男人的觀點，有女性主義者質問：男人到底是父權文化的受害者，還是既得利益者？等等。其實，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正如女性主義學者榮維毅所言，「男性個體的解放如何與不平等的社會性別機制的改造聯繫起來」，是「女性主義者的顧慮與擔心的根本所在」。「在傾訴男權文化對自身壓抑的同時仍然享受著制度性的男性特權，那麼，這種『男解』受質疑不可避免。」（榮維毅，２００５）方剛在《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反父權文化的同盟者》一文中，總結了針對男性研究與運動的「八大質疑」，逐一做出回應。他強調男性研究與運動的思想來源於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反父權的努力是一致的；父權文化表面賜予男人特權，實際上在剝奪著男人作為完整的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利；父權文化對男性的壓迫因為深藏，所以長期被忽視；男性在這種父權壓制下也是受害者和弱者，男性解放不是讓男人放棄社會責任，而是拒絕文化壓迫；……他提出，女性主義爭取男女平等的目標直到今天仍然遠未實現，沒有喚醒男性參與，是關鍵癥結。所以，不存在應該孰先孰後的[1]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4.htm

[2] 瘦馬，寫在第一個「男人節」到來之際，私人文獻，未發表

主義的研究。這些均使得男性運動缺少肥厚的、可以迅速「給養」的土壤。其次，主流男性群體反思父權文化對自身壓迫的意識與能力嚴重不足，行動更是缺失。雖然同性戀者在同性戀亞文化的建設中極大地挑戰了父權文化，但是，同性戀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力度仍然遠不及西方國家。男性普遍對父權文化的壓迫不自察，自然無法對父權文化挑出質疑。公眾社會對男性研究與運動存在諸多誤讀，全面普及男性研究與運動的思想可能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第三，男性研究與運動的「天然盟友」女性主義者中，相當多的人仍然對男性研究與運動持懷疑、警惕、觀望的態度，甚至有些人對男性參與社會性別平等建設都心存疑慮。這其實再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男性運動在美國初始階段的情況。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男性研究與運動內部亦有不同的觀點之爭，像美國那樣分裂為各種針鋒相對的流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何整合資源，統一思想，明確目標，共同前進，是擺在男性研究學者與社會活動家面前的共同問題。針對這種局勢，筆者認為，應該強調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男性研究與運動人士必須主動地、積極地與女性主義者進行溝通，二者具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必須成為相互支持的力量。其次，積極推動男性氣概的學術研究，特別要強調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男性氣概研究理論接軌，謀求在高等院校開設課程，推動學科建設，進而為男性運動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使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逐步進入學術界及主流社會的話語體系中。第三，積極組建男性關懷組織，著力幫助男性中的弱勢群體，如失去工作的男性、婚姻失敗的男性、有殘疾的男性、與孩子溝通遇阻的男性，等等。男性關懷，也應該包括對實施家庭暴力的男性的輔導，包括對同性戀、易裝戀、易性戀等等這些違反主流男性氣概的性少數人群的支持。應該有專職的社會工作者來做這方面的事情。第四，積極通過媒體向公眾普及社會性別意識，逐步提高信息傳播的質量。同時注意到傳媒基於「搶眼球」的考慮，往往不能深入理解和傳達男性覺悟反父權的精神實質，而更多停留在彰顯「男人也可以哭」這類個人柔性表達上面，從而進一步造成公眾社會的誤讀與質疑。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鍥而不捨地繼續宣揚我們的思想，相信會一點點改變傳媒和公眾的認識。參考文獻：方剛，1999：《男人解放》，中國華僑出版社方剛，2005：《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反父權文化的同盟者》，載於《中國女性主義》２００５年秋冬季號，呂頻，2005：《不要急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載於《中國婦女報》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羅雪揮，2005：《八三男人節：給男人一個休憩的借口》，載於《中國新聞周刊》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榮維毅，2005：《性別平等中的男性責任》，載於《中國婦女報》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1]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4.htm [2] 瘦馬，寫在第一個「男人節」到來之際，私人文獻，未發表 [3]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1.htm

[3]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