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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夜上海,究竟發生了什麼?

                     邱處機主編的《摩登歲月》一書中,有一段話道出了抗戰勝利後的百樂門的變化:「當年百樂門的舞客,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輕人,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學生,是(吉米金)樂隊最熱烈的擁護者和發燒友,同時也是舞技高超的舞客。

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伴隨著西方娛樂方式的傳入,酒吧夜店文化在上海逐漸興起,掀開了中國酒吧文化的輝煌篇章。

中國古人並不缺乏娛樂精神。歌妓和歌妓文化,一直是中國古代夜晚娛樂的重頭戲。宋代廢除了以往的坊市制度和宵禁制度,人們不僅活動的時間延長了範圍也擴大了,出現了專門的娛樂場所。但由於受制於各種軟、硬體條件,也拘泥於娛樂的理念,中國古代夜生活的發展與今天人們理解的夜店,還相去甚遠。在西方文明沒有到來之前,東亞的夜晚,仍然是沉寂的。

1865年12月18日,上海南京路正式點燃了煤氣燈,燈光第一次照亮了中國城市漆黑的街道,市民流連忘返。當時的報紙記載雲「租界中地火如林,夜遊無須秉燭」。1882年,英租界成立了英商上海電光公司,電燈開始逐步取代煤氣燈,上海作為「不夜城」的歷史就此開始。

在現代化的電燈照耀之下,酒吧、舞廳、爵士樂、洋酒、俄羅斯舞女、菲律賓樂隊……相繼出現在夜上海的舞台,把一種全新的夜文化理念,帶給了剛剛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1920年以後,上海酒吧逐漸增多,其中EdinburghBar、Dewdrop(此前又名Country bar)等,都是當時租界地區比較著名的酒吧。此時,放眼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內北四川路一帶,大量酒吧已經湧現,它們不再是豪華飯店和外籍總會內部的獨有產物,也不再是洋人獨享的消費。

根據顧客的經驗感受和酒吧風格的差異,研究者將當時的上海酒吧分為歐式和日式兩種。

歐式酒吧主要集中在法租界的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這是一條以夜上海而著稱的休閑馬路。朱葆三路是上海最短的街,可同時又可說是最熱的街。酒吧以銷售各類洋酒為主要的營業收入來源,酒類以白蘭地、威士忌、琴酒為主。酒吧間的顧客以洋人為主,其中又以來自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水兵數量最多,中國顧客的人數通常不到十分之一二。

日式酒吧出現相對要晚些,主要是隨著20世紀初期大批日本僑民在上海虹口地區居住以後,才逐漸興盛起來。日式酒吧大多屋檐下懸掛著一盞絹燈,門前垂下一掛珠簾。在酒店的陳列窗中,是一瓶瓶的「菊正宗」、「舞鶴」、「千福」,還有應季節而陳列著的「立雛」。室內布置著榻榻米,配備了矮桌方墊,有歌伎伴談,具有濃郁的日本民俗風情。日式酒吧接待的客人主要是日本僑民和軍人,英美官兵鮮有涉足,中國居民也通常迴避。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上海酒吧雖有發展,但總體上數量不多,且分布比較散。40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後,伴隨著大批美軍進駐上海,酒吧在上海才得以大規模發展並興盛起來。

二三十年代的舞廳,才是夜上海瘋狂和迷人的真正象徵。舞廳外面耀眼的霓虹燈和舞廳內部朦朧的裝飾燈,營造的是一個現實社會與幻覺世界的過渡空間。霓虹燈點綴下的舞廳,舞廳里隨著爵士樂伴奏起舞的舞女,無論是上海本地、外地還是外籍的男性都為之沉迷。

當時,對上海夜店的風情體會最深的,是那些在上海的單身外僑們。豪斯在《上海的靈魂》一書中這樣描繪老外們在上海的夜生活:你一晚上可以去不少家舞場,如大華、新華、老大華等。你如覺得厭煩了,則可以到邁爾西愛路的法國總會裡邊去換換口味,那裡的酒吧間是半圓形的,女客也可以入內。

到20世紀20年代,引領上海夜店娛樂業的是新開張的「新卡爾登」,這裡兼營電影、餐廳和舞廳。舞廳十點才開門,到深夜一兩點達到高潮,一般不到凌晨四五點,客人是不會散場的。

20世紀30年代,聞名上海的4大舞廳有:百樂門、仙樂斯、大都會和麗都。百樂門建於1932年,取名Paramount Hall,有外國樂隊現場演奏,甚至安排高檔轎車迎送客人,被讚譽為「遠東第一樂府」。當時的百樂門舞池安裝有一種「彈簧地板」,在眾人共舞時,會產生有韻律的顫動,一時傳為美談。1936年,卓別林遊覽上海的時候光顧了百樂門,這一事件更使得百樂門名聲大噪。此外,諸如張學良等名流也時常光顧百樂門,推動了百樂門的繁華與進步。從海外流入的洋人元素應有盡有,讓百樂門成為一個十足的外來娛樂文化的大熔爐。

有趣的是,生意火爆之時,客人的汽車要從靜安寺一直停到膠州路乃至膠州路後面的常德路,路程大概有一兩公里。百樂門舞廳會讓客人的汽車按順序停放,待客人跳完舞出來後,只要告訴服務生車牌號碼,服務生便會打電話給管理百樂門樓頂燈塔的工作人員,通過可以直射一里外的燈塔把客人的汽車牌號找出來。

當時的上海舞廳,已有陪舞的舞女,其中很多還是外籍女子。如當時的聖喬治飯店的舞廳,跳舞的俄國女子「每大敲竹杠,昂售其香檳酒也」,不過,大部分舞客在此只是喝啤酒,「開香檳是罕有的。」這與目前中國夜文化中的酒吧生態,十分類似。

當時的舞廳,每場必演奏一支黑燈舞曲,當舞廳「每奏此曲,必熄滅所有燈光,變成一伸手莫辨五指的黑暗世界」。這一充斥了無數幻覺的環境,成為男性舞客最瘋狂和最躁動的時刻。

百年後,當我們考證中國1978年之後娛樂業復甦的歷程中會發現:舞廳在夜文化復興之初都會有一支10分鐘到15分鐘的全場熄燈的「黑燈舞」,與百年前別無二致。

邱處機主編的《摩登歲月》一書中,有一段話道出了抗戰勝利後的百樂門的變化:「當年百樂門的舞客,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輕人,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學生,是(吉米金)樂隊最熱烈的擁護者和發燒友,同時也是舞技高超的舞客。青年男女們唯吉米金樂隊馬首是瞻。布魯斯、吉特巴、搖擺舞響徹了百樂門。」

1949年,上海解放。夜上海的標誌—百樂門舞廳,被改建為百樂門大戲院,主要上演越劇。北京電影製片廠於1958年拍攝的故事片《上海姑娘》,是普通大眾最後一次看到當代中國人跳舞的場景。中國的夜晚再次沉寂了,代表著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的酒吧、舞廳、夜總會一夜間都不見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開始被革命文藝和「八個樣板戲」所佔據。

1954年,百樂門的主體建築更名為「紅都大戲院」,主要演出越劇、滬劇等,其附屬建築被改建為商場。等它再次改名為「百樂門夜總會」並重返夜上海的時候,已是40年後了。

到20世紀初,酒吧文化在上海,乃至全中國,終於從純粹的舶來品轉換成為一種中西結合的、適應本土居民的娛樂形態,並開始改變國人的生活。

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上海大世界是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夜文化形態,它與未來歲月里中國人獨自創造的「歌廳文化」、「慢搖吧」等模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引入西方娛樂文化的同時,進行中國式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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