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李鴻章：珍稀照片與往事（之四）

「此血可以報國也」

又輪到李鴻章登場了。1895年4月，日本人迎來了戰後第一次櫻花盛開。櫻花的芳香瀰漫了整個日本。剛剛抵達日本馬關的李鴻章，顯然沒有賞花的心情。回為他此行的目的，是來與日方簽訂城下之盟。在行館裡，他將自己蒼涼的心境化為一首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

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歲，

八千里路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

落日征旗大將壇。

寰海塵氛紛未已，

諸君莫作等閑看。[1]

李鴻章一向端莊謹嚴的字跡，在這一刻變得粘著滯重。彷彿他手腕間的力量已經完全被抽空，他枯瘦的身體已經變成一個空殼，再也拉不動朝廷這艘破船了。不主戰的是他，被逼出戰，戰之不勝，所有的黑鍋都背在他的身上。黃海戰後，翁同龢曾受慈禧之命，乘一小轎，前往天津的直隸總督府，給李鴻章帶去了慈禧和光緒的諭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懲罰。那天，面對氣勢逼人的翁同龢，他除了「緩不濟急，寡不敵眾」八個字外，就再也沒說一句話，只有「唯、唯」而已[2]。此時，他只能忍受命運的嘲弄，連死都成了一種奢望——所謂「臨事方知一死難」。微風掀動著紙頁，他朝那首詩默視良久，沒有說一句話。

應當說，甲午戰爭的失利，對這位73歲的老者，對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對這個在同光中興之後重新燃起複興希望的王朝，打擊都是毀滅性的。英國觀察家J. 羅伯茨在《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TheNineteenth Century）一書中甚至做出了中國即將解體的預言：「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無情地宣告了中國『自強』企圖的破產。軍事上的失敗促使人們對中華帝國能否生存下去這個問題發出疑問。西方人開始預言中國將要解體，這在西方列強和日本聯合爭奪租借地時更為明顯。到（19）世紀末，中國的大半璧江山都落入西方列強的魔掌之中。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是驚呼中國行將滅亡的人士之一。」[3]

會談地點有一個詩意的名字：春帆樓。1895年3月20下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這裡相對而坐。儘管伊藤博文受長州藩藩主的派遣經由上海去歐洲時，經過了李鴻章的地盤，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伊藤博文自然無緣與大清帝國的政壇新星李鴻章見面。1885年，伊藤博文以日本全權大臣的身份到天津，與李鴻章談判《天津條約》，44歲的伊藤博文第一見到62歲的李鴻章，那次會面後，李鴻章對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十分讚賞，專程向總理衙門提交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指出伊藤博文「實有治國之才」，並預測「大約十年之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次見面，剛好十年過去，而李鴻章的預判，也完全應驗，李鴻章眼光之毒，由此可見。

有人稱李鴻章為「中國的伊藤博文」，也有人稱伊藤博文為「日本的李鴻章」，這說明兩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既有改革的衝動，也有改革的迫力，這個春天裡的春帆樓，或許正是兩位改革家促膝而談的好地方，中日戰前，李鴻章也確曾萌生出中日「同文同種」、聯手對付西方的天真幻想，然而，19世紀末的歷史，註定了他們只能成為敵人，一張談判桌，分開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為刀俎，一為魚肉，改革路徑的深度的差異，使雙方走向不同的結局——明治維新大獲全勝，而洋務運動徹底破產。

孫郁說他：「他知道大清帝國衰微的結局，但一面又在修補著那個世界，竭力掙扎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他在受辱和自尊間的平衡點裡，重複了古中國廟台文化與市井文化的精巧的東西」，「內心的體味一定複雜是無疑的了」[4]。說白了，就是死馬當活馬醫罷了。

然而驢死了，架子不倒。李鴻章雖為戰敗國代表，然而畢竟是大清帝國的一根擎天柱。戎馬關山、死去活來，帝國幾十年的歷史濃縮在他枯瘦的身體上，使這個貌似平常的老者擁有了一種不凡的氣勢，即使在人群里，也一眼能看出他的不同。他的表情，在雍容與凡俗之間划出了一條永遠無法逾越的鴻溝。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扮演李鴻章，他們可以穿上中堂的衣服，模仿中堂的神態，但一舉手，一投足，就和李中堂差出了十萬八千里。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兩年後，李鴻章漫遊歐美，抵達紐約時，紐約50萬人湧向街頭，爭睹李鴻章的風采，《紐約時報》報道說：「曼哈頓西街擠滿了人，有許多人清晨就開始趕來。到中午時分，黑壓壓的人群已擠滿美航碼頭附近的兩個街區，並排在通往炮台公園的道路兩邊。碼頭上所有包裝貨箱上、米袋上和一切能越過人群佔有瞭望優勢的突出物上，都擠滿了汗流浹背等候多時的人們。人要穿過街區是很不容易的，街上汽車的行駛也極為困難。」[5]「這是李總督訪問紐約期間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萬紐約人目睹了他身著長袍代表國家尊嚴的形象」[6]，「李總督的面龐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雙眼明亮，閃爍著睿智的光彩」[7]。

李鴻章乘坐的「聖﹒路易斯號」輪船到達紐約的時候，他的船從列隊的美國軍艦中穿過，美國軍艦「紐約號」鳴禮炮19響，還進行了精彩的水上表演，歡迎這位「世界三大偉人」之一，但李鴻章的目光始終沒有通過舷窗向外面瞟上一眼。李鴻章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一生不知見過多少外國政要，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還有俄羅斯總理維特、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美國總統格蘭特等。離開紐約時，他的手裡多了一根手杖。根據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在他手下工作的懷來知縣吳永透露，美國總統格蘭特生前訪問大清帝國時，曾經答應送給李鴻章一根手杖，沒想到格蘭特回國不久就去世了，李鴻章聽說「其夫人尚在，獨居某處」，出於和格蘭特的交情，專程去拜訪。李鴻章的到來讓格蘭特夫人格外感動，臨別時，特別送給他這根手杖，以完成她丈夫的夙願。那是一根用大小鑽石鑲嵌的手杖，「晶光璀璨，閃閃耀人目」，增加了他走路的氣勢。從這一天開始，他頃刻不離這根手杖，吃飯或者寫字時，把它放在座位一邊，愛如至寶。

李鴻章訪問倫敦期間，《倫敦新聞圖片報》刊登了一張李鴻章會見英國前首相、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的圖片，格萊斯頓因在1840年反對發動鴉片戰爭而博得了李鴻章的好感，專程前往哈瓦登城堡與他見面。從這張圖片上我們可以看到，格萊斯頓用手攙扶著李鴻章，而李鴻章在氣勢上，絲毫不輸於他。

此時，在瀰漫的花香中，伊藤博文和李鴻章見面，自然感慨萬千。除了對條約討價還價，還有一些「閑談」，其中兩人以「換位思考」的方式對中日改革所作的對比，最能引起我的興趣。

　　李鴻章說：「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說：「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鴻章說：「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

　　伊藤博文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顯然，伊藤博文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李鴻章要在中國那種更為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下來，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氣，也無怪乎伊藤安慰李鴻章，甲午之敗，絕非安徽人的問題（李是合肥人），而是中國的問題。

梁啟超曾經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做過一番對比，認為伊藤博文只有一事占足上風：「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8]梁啟超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9]遺憾的是，李鴻章後來漫遊歐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時，已經遠離了帝國的政治中樞，他對戊戌變法持同情態度，在慈禧太后追究他時，擔白承認自己就是「康黨」，後來出任兩廣總督時與張之洞聯手策動「東南互保」，在八國聯軍的鐵蹄下「自顧自」地保全了帝國的南方，甚至還和孫中山眉來眼去，除了對慈禧老佛爺的怨懟，是否意識到在落後的國有形態和社會制度下，任何強大的軍事組織和其裝備精良的武器，都只能是先進的敵軍的活靶子？

甲午戰敗直接促發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那一年，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漫遊」中國。面見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提供改革方針。就在他受到光緒皇帝召見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日本公使林權助尚未得到東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根據林權助的回憶錄，正在現場的伊藤表態說：「那麼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於是，林權助便先斬後奏，將梁啟超秘密送往日本。返回日本後，伊藤博文於12月10日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說，主題為《遠東的形勢與日本的財政》，在談到中國之行時，他指出：「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麼廣大的國家裡，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徹底改革才可。」

在第二次會談結束後，李鴻章在返回行館的路上，李鴻章突然看見一個日本人（事後得知，此人名叫小山豐太郎）從圍觀的人群中衝出，衝到轎子跟前，舉起一支槍，叩響了板機。李鴻章感到面部一陣火辣的疼痛，他莫明其妙地看了一眼那個冒著煙兒的槍口，就昏了過去。

兇手顯然希望殺死李鴻章。這一點，在其被捕後的口供中得到證實。但意想不到的是，面部中槍的李鴻章，居然沒有死。或許，這個帝國重臣的使命還沒有結束，他的死，還為時尚早。6年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屈辱等待著他。1901年，朝廷要與八國聯軍締結城下之盟，儘管甲午戰後被奪了實權的李鴻章與此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這一「重任」，再次歷史性地落到他的肩上。《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李鴻章才懷著憂憤之心，離開了這個耗去了他所有才華和夢想的朝代。他知道，他簽下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名字，是千古罵名，但既然別無選擇，就只能義無返顧。那是他代表他的國家所做的最後一筆、也是最大的一筆賣國合同，他賣掉了帝國整整十年的財政收入——連本帶息，共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兩白銀，從此以後，這個國家再也沒有什麼可賣的了。但現在他還不能死，他還要為了帝國，跟日本人周旋。

李鴻章生逢大清帝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帝國「存亡危急」之時，帝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難怪變法英雄梁啟超都哀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10]了。

回到行館後，李鴻章逐漸蘇醒過來。日方安排醫生診治，由於李年事已高，動手術取子彈有危險，只好不取子彈，直接將傷口縫合。李鴻章還特別命令侍從不要洗他換下來的血衣，他要永久保存，他說：「此血可以報國也。」

身負重傷的李鴻章在床榻上讀到了日本擬定的和約草案，這令他的內心比傷口更加疼痛。草案內容主要有：

朝鮮自主；

將奉天以南領土、台灣及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賠償兵費3億兩白銀；

修訂通商條約，使日本在華的通商地位與歐美列強相同；

增加北京、重慶等七個通商口岸、允許各國輸入機器直接在華生產，等等。

形勢迫使李鴻章必須帶傷堅持工作。4月10日，李鴻章面纏繃帶，又回到談判桌前。雙方唇槍舌劍，有攻有守，伊藤博文看到李鴻章受了槍傷，做了一億兩白銀的讓步——李鴻章苦笑，這一槍挨得值。但李鴻章仍不甘心於此。關於賠款，李鴻章說：「賠款二萬萬，為數甚巨，不能擔當。」

伊藤博文說：「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巨矣……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

李鴻章說：「財源雖廣，無法可開。」

伊藤博文說：「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

李鴻章說：「中國請你來做首相怎樣？」

伊藤博文說：當奏皇上，甚願前往。」

李鴻章說：「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為難光景細為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11]

很多年後，作家張承志忿懣地說：「大約那時全日本的國民都翻著一幅小學生地圖。隨手指畫之處，儘是割讓之地——而李鴻章拚死頑抗著。台灣不能讓，遼東不能割，他衰弱地呻吟，哀求著爭辯。他只剩下一張老臉幾句推辭，除此再無任何交涉進退的本錢了。」[12]

這次會談後，日本覺得需要給清廷施加點壓力了，於是又做出了派兵艦出兵大連灣的態勢。14日，李鴻章收到來自總理衙門的電報，要求他與日訂約。4月15日，雙方舉行最後一輪會談。李鴻章仍要求日方減讓賠款總款。經一番討價還價後，日方同意每年貼兵費為50萬兩。17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雙方全權代表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舉行簽約儀式，李鴻章的枯手，在猶疑許久之後，在條約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馬關條約》中有關遼東半島的條款如下：

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以鴨綠江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劃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又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界。遼東灣南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亦一併在所讓界內。[13]

有關賠款的條款是：

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14]

翁同龢在日記中寫：

惟李相頻來電，皆議和要挾之款，不欲記，不忍記也。[15]

這筆白銀對日本意味著什麼呢？兩億兩白銀，加上後來由於「三國干涉還遼」追加的3000萬兩白銀，約合3.472億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也就是說，這筆賠款，相當於日本4年多的財政收入總和。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說：「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覺得無比地富裕。」[16]日本人從此懷著暴發戶的豪邁，陷入到戰爭的賭博中不能自拔。

風帆戰艦時代持續了200年，鐵甲艦時代只持續了50年——1905年出現的用統一口徑主炮武裝的無畏艦，在設計上實現了革命性的進展，從而中止了鐵甲艦的時代。在這短暫的50年時間裡，由鐵甲艦編隊進行的決戰極少，但這些為數不多的海上決戰，無一例外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日甲午海戰，就是其中之一。黃海之戰，是亞洲歷史上第一次現代化的海戰，使中日在東亞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徹底逆轉。這一勝利，挾帶著「文明國」戰勝「不文明國」的自豪。1900年庚子事變時，日本已成西方列強之一，帶著他們的槍炮和「文明」，率先衝到天安門前。

學者認為，「甲午戰爭對世界局勢的影響遠遠不僅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00多年後的今天，其影響仍然深刻存在，甚至可能再次空前激烈地爆發出來。」[17]

李鴻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歸國的船隻，發誓從此不再踏上日本國土。兩年後從歐美歸來，路過日本需要換船，他讓隨從在兩船之間搭上板橋，從上面直接走過，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1] 高拜石：《南湖錄憶》，第332頁。

[2]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3] [英]約· 羅伯茨：《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140頁，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

[4] 孫郁：《李鴻章舊影》，原載《前線》，2009年第1期。

[5] 《李鴻章紐約訪問記》，原載《紐約時報》，1896年8月29日，轉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第313、31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6]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墓》，原載《紐約時報》，1896年8月31日，轉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第3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7] 《李鴻章紐約訪問記》，原載《紐約時報》，1896年8月29日，轉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第31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8]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108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9]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10]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1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11] 弘治、張金典、孫大超：《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第266、267頁，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年版。

[12] 張承志：《三笠公園》，原載《鴨綠江》，2008年第3期。

[13] 弘治、張金典、孫大超：《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第270頁，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年版。

[14] 弘治、張金典、孫大超：《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第270頁，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年版。

[15]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5冊，第17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16] 戚其章主編：《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19頁，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版。

[17] 戚其章主編：《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19頁，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