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來朝：羈縻與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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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來朝：羈縻與面子》

文/宋石男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宮廷畫師姚文翰和張廷彥奉命用白絹畫《萬國來朝圖》，將外國使團於不同時間來中國朝貢的場景虛構濃縮於一卷之內：宮殿燦爛輝煌，乾隆皇帝端坐殿上，怡然自得，各國使節俯首階下，虔誠敬畏，好一派「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盛況！

考「萬國來朝」一詞，較早見於《隋書》。是書《音樂志》記，隋煬帝「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

自隋唐以後，「萬國來朝」就成為帝國興盛的重要象徵，與「海晏河清」一樣，意味著穩定與繁榮的統治不止澤被國內，也及於世界。比如洪武三年朱元璋欽定的《太清歌》，就將這一觀念發揮到極致：「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托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天下都歸一。」

萬國來朝的盛況或意淫的背後，是所謂「羈縻政策」——古代中國對外國及國內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政策，「羈」即以軍事與政治的壓力來控制非我族類者，「縻」即以經濟與物質利益來撫慰他們。

據楊聯陞考證，周代即有九服之觀念，九服之外者叫「藩服」，意指「外國的、蠻夷的」。對待外族的傳統，千年來主要受儒家支配。儒家對外族的觀念，核心是綏靖，如《左傳》記管仲言「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論語》言「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孟子》言「交鄰」「事大」之道，均強調以德以禮以仁服外人。

然而以禮服人的背後，實在藏著遮攔不住的優越感。明代張居正曾說，對待外族，要像對狗一樣，「搖尾則投之以骨，狂吠則擊之以棰」，這與羈縻政策將外族比作牛馬，頗有相通之處。骨棰政策與羈縻政策，都富於彈性，強調拉打結合，只是後者的綏靖意味更濃郁。

按照費正清的觀點，舊時的羈縻政策體現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中國人與其周圍地區，以及與一般非『中國人』的關係，都帶有中國中心主義和中國優越的色彩。中國人往往認為，外交關係就是向外示範中國國內體現於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相同原則。因此，中國的外交關係也像中國社會一樣，是等級制和不平等的」。

為了更好綏靖，羈縻政策漸漸發展出朝貢貿易制度，其發端於漢，成熟於隋唐，達到巔峰於明，至晚清因條約外交興起而衰。

朝貢貿易首要是向皇帝進貢，之後才是貿易。馬克·曼考爾正確地指出，向皇帝進貢是承認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適當禮儀。朝貢承認的不僅是中國的優越文明，而且是文明本身，其頂峰則是中國皇帝——他作為天子，是人類社會與宇宙之間的結合點。

恭行朝貢禮儀，是承認這些基本原則的必要手段；皇帝對國際貿易的批准，則是一種恩賜性回報。外人承認中國在世界上的權力與地位，中國就給予他們秩序、合法性和利益。正如J.K.費爾班克揭示的，朝貢貿易的奧妙在於，外國人只能按照中國的條件與中國交往，這些條件有效地使他們承認中國事務的體制並被納入其中，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不再具有威脅性。

朝貢貿易的主體本應是外交使節，但實踐中許多參與者卻是普通商人。F.弗萊徹發現，西突厥斯坦甚至更遙遠國度的商人們都知道使節身份是進入中國貿易的前提條件，於是攜帶假委任狀、冒充使節定期往來於中國，在進貢之後，獲得豐厚賞賜，還可交易貨物。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中國境內的交通食宿費用全由中國官方承擔。根據利瑪竇的觀察，炫耀君主的偉大、控制鄰國，是朝貢制度的目的所在。因此，對於冒充使節前來朝貢的商人，「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個騙局，但他們不在乎被欺騙。他們恭維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進貢，而事實上，（由於中國在朝貢中所付出的要遠超所獲的），是中國在向其他國家進貢」。

為什麼古代中國統治者願意在朝貢貿易中受騙、吃虧？除了前述分析外，還有個重要因素是「面子」。面子是個只可意會很難言傳的詞，楊國樞、黃先國、翟學偉等學者對「中國人的面子」進行了若干研究，但我覺得仍沒說透。奧古斯丁說，「時間是什麼？如果無人問我則我知道，如果我欲對發問者說明則我不知道」。面子也一樣。

朝貢貿易中的面子問題，主要集中在官方對貢使的接待上面。

比如貢使進京的貢道，一般都選擇經過繁華富庶的地區，以顯示中華上邦物阜人豐。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帝下旨要求荊州地區的官員趕緊興修房屋，因為該地剛遭受洪水襲擊，房屋多有坍塌，「不足以壯觀瞻」，而緬甸貢使眼看就要赴熱河瞻覲，荊州為必經之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南（今越南）國王阮光平入貢，清廷又特令改貢道，走「氣象更為雄壯」「山川雄秀、人物殷稠」的路線。更好玩的是，沿途省份還突擊搞門面工程，「將道路、橋樑、途間屋宇，俱為修葺粉飾；甚至路旁枯木皆行伐去，竟如隋朝外藩來覲，草木皆衣被文綉」。光緒三年（1877年），廓爾喀（今尼泊爾）貢使來朝，須途經陝西、山西入京，可當時這兩個省荒旱異常，饑民充塞於道，有礙觀瞻，清廷乾脆下令四川總督在成都接收貢品，代發敕書、賞賜，之後派員就地護送貢使返程。（詳見何新華《最後的天朝：清代朝貢制度研究》）

又如賜宴，一般分兩類，即禮部主持的例行宴會與皇帝特賜的宴會，往往持續數日。國宴規格既高，延綿又久，花費自然不菲，不過外人似乎不太買賬。1670年，葡萄牙一位貢使在日記中抱怨說，賜宴的肉十分肥膩而不熟，必須像狗那樣撕咬，他們出席宴會只能一飽眼福。他還說，一連三天的餐具都是同一套，而且從不盥洗，原因是銀質餐具要審查其斤兩，多次盥洗會減少分量，差額須由工作人員賠償，故他們從不清洗餐具。朝廷要面子而實丟面子者，往往若是。

再就是觀看節目，一般會邀請貢使觀看戲劇演出、煙火表演，清代還特別推出有閱兵式味道的冰嬉典禮。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乾隆要手下專門編了一出名為《四海昇平》的崑劇。在這出神戲中，神靈各顯神通，盡獻寶物於皇帝。不過從馬戛爾尼的日記來看，他看得一頭霧水，完全不能理解這齣戲的微言大義。至於煙火，外國人就比較喜歡了。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在日記中讚歎所看焰火的盛況，稱之為「偉大壯觀」「見所未見」。有學者對此評論說，「讓外國貢使觀看焰火，就如三跪九叩一樣，也是一種帝國禮儀」。此論一個補充證據是乾隆御制的《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委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入都城。得教餅節觀燈火，為示懷柔洽眾情。」

對於貢品，天朝採取「厚往薄來」的政策，回賜物品價值往往高出貢品數倍（清代略有變化，回賜物品不算豐厚，但維繫朝貢體制的總體花費仍相當高昂）。比如明朝規定：「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於是各國頻繁來朝，使得明王朝「歲時頒賜，庫藏為虛」，只好對來貢者的時間、次數加以限制。

回賜之外，朝廷維繫朝貢體制的最大開銷，是承擔貢使訪華期間的一應費用，包括交通、護送、食宿等等。貢使團通常在100到300人不等，在中國境內停留時間則長達五六個月。道光年間，給事中陳功上奏，聲稱越南貢使在廣西等省經過驛站時所需人夫竟多達四五千名。這雖有地方虛報揩油的因素，也可見接待貢使耗費地方財力之巨。另據約翰·巴羅記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在華136天內，共花費清廷約52萬兩白銀。馬戛爾尼訪華是在乾隆五十八年，而據申學鋒統計，乾隆五十六年的歲入約4359萬兩白銀，接待一次使團的花費就超過歲入的1%，面子之昂貴，可見一斑。

不過皇帝似乎並不以此為累。接待馬戛爾尼使團時，乾隆特意指示天津地方官員「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此前又有下屬報告關於接待南掌（今寮國）貢使超標一倍的事情，乾隆批示說，「用之於外夷，不可言樽節」（樽節，意即節省），只要外夷得了實惠，而非屬員貪污冒報，就不必計較花費。馬戛爾尼是第一次來華的英國官方使者，故而接待較厚，越南、寮國等國貢使則是「老朋友」，自也不能厚此薄彼。天朝的面子觀與虛榮心，實是四海之內、軫域無分。

盛情接待外賓以維繫面子的同時，皇權統治者也沒忘掉「夷夏之防」。在貢使經過的戰略要衝，朝廷有時會安排駐軍列隊向之致敬，實是宣示軍威。馬戛爾尼訪華時，乾隆特意下旨，要大臣像早前接待葡萄牙使者一樣，好好展示一下軍威：「因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今葡萄牙）遣使進貢，系由廣東澳門收泊。其時兩廣總督阿里袞曾于海岸處所調派員弁，帶領兵丁，擺齊隊伍、旗幟甲仗等項，皆一體鮮明，以昭嚴肅。此次英咭唎國（今英國）貢船進口泊岸時，自應仿照辦理……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並將該國使臣及隨從人數，並貢件行李等項，逐一稽查，以肅觀瞻而昭體制。」

不過，宣示軍威也好，盛情款待也好，似乎都沒能讓馬戛爾尼對天朝產生敬仰之心。馬戛爾尼在日記中直言不諱地說，滿清「龐大的上層建築根基空虛，而且我看到枝幹繁盛的樹木將迅速凋謝的徵兆」，又說中國「在過去的150年里，沒有發展和進步，甚至在後退……他們和今天的歐洲民族相比，實際上變成了半野蠻人……在和使團交際期間他們發現我們在許多方面比他們強，他們仍不自愧，有時假裝對所見無動於衷……好像他們自己是優勝者」。他並且從宮廷的祥和氣氛中看出動蕩不安，「儘管皇帝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可以維持國家機器平穩運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這個帝國已經奔潰瓦解，我將不會感到意外」。他最後預言說：「中國人如不是逐步獲得解放，而是放任激情奔流，必將掉進蠢行的陷阱，被自己的種種瘋狂行動傷害，最終不能像法國人和黑人一樣享有自由。」

當然，皇權統治者不可能知道馬戛爾尼這樣的外國使者對天朝的真實看法，他們對外人的防範，更多是出於「夷夏之別」的傳統考量。中國臣民與外國人的接觸受到嚴格限制，所有接觸包括貿易都被置於官僚機構的嚴密控制之下，理由是外國人會帶來文化污染的危險，而在適用於帝國民眾的禮儀秩序中也沒有他們的位置。利瑪竇敏銳地觀察到：「中國人對於外來使臣懷著巨大的疑懼……全國上下都不得與外國人打交道，除了在皇帝許可的特定時間與特定地點。」

要之，在古代中國，一切外國若來華從事貿易，必須遵依朝貢制度，有其不可移易的禮儀。對於海外各國，無法強服時，則視為化外之邦，拒不予通。在天朝統治者看來，通商只是朝貢制度的附屬功能，即使帶來若干稅收也不值得計較。朝貢的主要功能，是維持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有天朝特色的體制。因此，朝貢貿易中的貿易就變成一種特權——皇帝特別恩賜的權利，而皇帝也隨時可以因洋人的任何過失而取消這種特權。

（註：本文發表時略有刪節）

關於作者

宋石男，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西南民族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