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衰敗的兩種形式:制度僵化 家族制復辟

政治衰敗的兩種形式:制度僵化 家族制復辟

2013年06月20日 09:45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作者:林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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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英國的經驗還表明,真正的政治自由不但要依靠社會動員以對抗國家和約束國家,也要依靠強大的國家,在必要時採取果斷有效的行動。福山的結論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廣泛均勢是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礎,而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復辟則是政治衰敗的兩種主要形式。

文章摘自:《文匯讀書周報》2013年04月12日,作者:林暉,原標題:制度如何可能——評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發表的《歷史的負擔》一文中,海登·懷特曾說過,在運用過去以期把現在轉化成未來的歷史研究中,個人的責任感應該被置於首位,這意味著,任何一種給定的現在境況,在某種程度上始終是人類特定抉擇的產物,因此也可以藉由人類採取行動來加以改變。不難發現,自《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1992),到《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1999),再到《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2011),對於人類政治社會秩序的歷史,尤其是對於制度史的建構性探索,始終構成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核心關注點之一。對於福山而言,歷史並不僅僅意味著負擔,而是首先意味著某種連續的、有方向性的人類普遍歷史的可能性的問題。《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對此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用一種獲得平等認可的理性慾望替代了非理性慾望的自由民主制度「終結了」歷史,從而確立了人類普遍歷史的最終方向。

但是,歷史本身似乎並沒有簡單地給這個答案打出滿分。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隨後則出現各種跡象的「民主衰退」。這些衰退表現為:某些取得民主進展的國家出現徹底逆轉,某些似乎走出權威政府的國家又陷入既非權威也非真正民主的「灰色地帶」,某些民主政體則無法履行曾向民眾允諾的基本服務,全球性經濟危機也證明了全球性資本主義未能找到避免大幅波動的良方。而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根據地的美國,現存制度的巨大慣性所促成的財富不均的加速,以及社會階層世代流動性的降低,這些都深刻反映出國家原則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嚴重不協調。福山在其新書中用「政治焦慮」和「政治衰敗」描述了他對於當下歷史情境中民主政體所遭遇到的上述新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表明了他寫作這部作品的基本動機。在他看來,儘管民主政治遭受現實挫折,但這並非理念上的失敗,而只是執行中的失敗;問題在於「如何建立和維持有效的政治制度,雖然強大,但遵守規則,又承擔責任」。政治制度本身不可或缺,任何無政府的幻想,既缺乏實際操作性,同時也是對於作為一種必要和必須的現代政治制度的漫長痛苦的建立過程的「歷史健忘」。確立人類普遍歷史的可能性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弄清人類不同政治制度的歷史起源和「達到丹麥」(即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具體途徑,換言之,這些制度是如何可能的。

在書中,福山藉助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理論、進化心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和生物學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別是借鑒了歷史社會學和比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試圖通過對於國家、法制和負責制政府這三種制度的歷史起源和曲折發展的討論,建立起一個有關人類政治秩序演化的較全面的解釋性框架。在福山的解釋性框架中,集中權力和行使權力的國家與限制國家權力的法制及負責制政府構成了一對基本矛盾,另一對基本矛盾則是出於人類自然傾向的家族主義和對這種傾向的抑制。

比如在對「國家建設」部分的分析中,福山主要討論了中國、印度和中東;他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出現現代國家要素的案例,即建立了統一的和多層次的非人格化管理的官僚行政機構。印度社會則在由部落社會發展至國家的過程中,由於新婆羅門宗教的興起,使得社會發展限制了其國家政治組織能力的完善,但也從某種程度上奠定了現代印度社會民主制的基礎。中東的伊斯蘭教,尤其是軍事奴隸制,則使得馬穆魯克和奧斯曼帝國得以組織起強大國家。但在福山看來,這三種政治秩序都難以克服中央集權與親族團體之間的衝突,無法發展起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效制衡。歐洲則作為例外,主要被置於「法治」和「負責制政府」部分來加以討論。這是因為福山認為基督教的出現打破了歐洲的古老家庭觀念,儘管存在著親族組織和家族制復辟傾向,但封建主義還是在歐洲取代了家族主義。這種封建主義被界定為個人願意服從無親戚關係的他人,並且僅僅以服務作為交換。因此,在現代國家出現並宣告個人權利之前,個人主義和契約傳統已經出現在了歐洲,此外,不論出於何種動機,教會在事實上也促進了這一趨勢。相對於政治層面,教會主要運作於社會和文化層面。歐洲的國家建設之所以不同於上述三個地區,是因為在歐洲是「先有這樣的社會,再來建立起國家」。

通過對政治發展和生物進化的類比,福山指出,出於人類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觸發制度變革的外界變化,往往遠遠超前於社會接受變革的實際意願」。在西歐的政治發展中,法治存在於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之前;而負責制政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中央國家的權力無法完全擊敗舊有封建機構。但這也並不意味著政治權力干預的無所作為。比如國王法庭在英國普通法的建立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了「即使是公平的規範化秩序,也需要權力」。在這一點上,福山是哈耶克的反對者。

福山將歐洲政治秩序的發展看作是「高度異常的」,歐洲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集權國家、各類抵抗團體、教會以及歷史性契機互動的結果。這些制度被劃分為「軟弱的專制」(法國、西班牙)、「成功的專制」(俄羅斯)、「失敗的寡頭制」(匈牙利和波蘭)和「負責制政府」(英國和丹麥)。在他看來,英國是第一個將政治秩序的三大組件,即強大的國家、法治以及負責制政府,結合在一起的大國。英國的經驗還表明,真正的政治自由不但要依靠社會動員以對抗國家和約束國家,也要依靠強大的國家,在必要時採取果斷有效的行動。福山的結論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廣泛均勢是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礎,而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復辟則是政治衰敗的兩種主要形式。儘管福山一再說明「制度只是特殊歷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產物,不同的社會很難予以複製」。但同時也指出「普遍的認可已成為自由民主制的基礎……一旦獲得明確的闡述,就很難阻止人們提出此類要求」。

此書只討論到了法國大革命,是福山計劃寫作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一卷,計劃中的第二卷則討論此後的階段。在此書最後一章中,福山指出,工業革命使得現代世界政治發展的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的動力加入了人類社會變化的進程,大大改變了政治秩序的三大組件。儘管如此,「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負責制的社會將勝過沒有政治負責制的」。

[責任編輯:劉玲] 標籤:政治 衰敗 家族 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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