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為海派幽默而自豪
周立波經常跟觀眾說他是寧波人,事實上,他的舉手投足證明他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上海人,最近這幾年,他做了一件事情,用喜劇把上海人吸引到劇場。在一個處處講究精緻高雅的上海,喜劇似乎並不是上海人生活中必須的事情,但自從2006年以來,上海人開始覺得看周立波的清口跟聽一場高雅音樂一樣重要,周立波的演出場場爆滿,不包場,不贈票,領導來了也要買票。兩個多小時演出,觀眾的笑聲高達600多次,這在任何喜劇演出中都是少見的。
演出前半小時,周立波在後台開始準備,他一絲不苟地化妝,頭髮梳得很規整,一根是一根。然後,他脫掉T恤衫,換上當晚演出的襯衫,穿上西服,在上衣口袋塞進一塊褐紅色手帕,這一切過程不像是登場表演喜劇,而是像去參加一個高級的派對。一切準備停當,他點上一支煙,同時提醒本刊記者:「我吸煙的時候不要拍照。」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不希望有一點影響到他形象的信息被傳播出去。之後,在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演出中,他一個人站在舞台上,在上海話與普通話之間穿梭,不管他說什麼,觀眾都會笑。採訪是在演出前進行的,周立波說:「我們聊45分鐘。」然後他提醒工作人員,到點提醒他。事實上採訪超過了45分鐘,他仍饒有興緻地侃侃而談,當本刊記者告訴他可以結束採訪時,周立波說:「我們還可以聊7分鐘。」在本刊記者眼中,周立波在進入演出狀態後,就像用程序設計好的一樣,井井有條,或者說這就是典型的上海人特徵,把看似平常的事情都做到極致。周立波1981年就進入劇團,主要演滑稽,但隨著滑稽的演出市場逐漸萎縮,他開始做生意。做了10多年生意後,在朋友建議下,他又回到了舞台。事實上,滑稽戲已經沒有什麼市場了,於是他琢磨出用上海話表演脫口秀,他稱之為「海派清口」。「叫清口,是針對北方的粗口黃口,按照他們這個來的。海派清口,就是一個人一張嘴一台戲,120分鐘,簡簡單單。」周立波說。
沒想到,清口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成功,這也讓周立波處處都感覺非常良好。如果說上海人經常用一種特有的文化來展示自己的優勢,那麼,周立波同樣也在用他的成功來向同行展示一種藝術的優勢。他和上海人不願直接袒露自己的觀點和態度一樣,他也不願去過多評論同行,即便偶爾批評幾句,最後也要用話找補回來。「2006年我回到上海的時候,看到整個上海的曲藝現狀,我是非常不滿意的。我覺得上海這座城市,這些東西不應該越做越低,因為他們誤解了老百姓,誤解了群眾,他們認為群眾就是小市民,其實不是。我想出來,為上海這座城市說話,沒有人說你要為這座城市去做什麼,我是自覺自愿的。」周立波認為,北方的喜劇一直是用醜化一個人來達到喜劇效果,包括上海人,也被北方的喜劇給醜化了。「為什麼我們搞曲藝的人會把一種非常極端的例子作為一種常態?我覺得他們沒文化。他們對這個世界的透析程度不高,你覺得除了去醜化一個人可以給你帶來『笑果』以外,不能在思想上和觀眾達成共鳴和溝通,所以讓相當一部分有文化層次的人拋棄你了,懶得看你了。去看看BBC吧,看看Discovery(《探索》)吧。」於是,周立波希望通過自己的表演來重塑上海人的形象:「我說『小瀋陽』也好,趙本山也好,都是很偉大的演員。但是,要選對你的觀眾群,文藝類的彼此溝通是層面上的,我希望沒知識的人演給沒知識的人看,有知識的人演給有知識的人看,我們要細化。我為什麼說周立波海派清口不走出上海,那隻能說我是一個有文化責任感的人,對文化區域認識很清醒的人。」周立波對鞏漢林在喜劇小品中歪曲上海人的形象感到不滿,「我覺得幽默也好,調侃也好,首先你要是善意的。有種東西就比較有惡意,比如說鞏漢林,上海人是這樣嗎?不是這樣的。因為任何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你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依據的,這就不好玩了」。周立波更希望自己的清口超過以往的民間曲藝形式,不管是相聲小品還是滑稽和二人轉,他認為傳統喜劇形式最終帶給人們的目的是笑,而清口是以笑為手段,目的是一種主張——讓觀眾笑著接受他的一種主張。事實上,周立波強調的這一點,就是希望有層次、有知識的觀眾能理解他的思想,他認為思想是他的清口的核心,而不僅停留在笑的層面上,這樣的主張應該與這座城市的人的素質相吻合。「海派清口更多是我個人閱歷的一種展示,我是希望,觀眾能夠跟隨周立波一邊笑,一邊體會對這座城市背後的思考,所以我希望你把笑聲留下,把思想帶回去,把思索帶回去。」周立波希望能創造一種高級幽默。一直以來,在舞台上,幽默被北方人把控著,這很重要的原因是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人們的生活就越傳統,民間曲藝也就越發達。在民間曲藝與商業尚未完全結合在一起之前,它生於民間,長於民間。而經濟發達地區,民間曲藝逐漸被都市文藝取代,這也造成了在中國越往南人們的幽默感越弱的現象。在周立波看來,上海人的幽默跟上海人的性格是一樣的,比較含蓄。「我以前開過一個玩笑,說和北京哥們兒談話,感覺他不是剛從中南海出來,就像談完話馬上要回中南海,捨我其誰的那種感覺。上海這座城市很繁華,但這座城市大體上都很低調,然後低調就被認為膽小。幽默是需要智慧的,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應該說我是博覽群書,我的知識結構很龐大,海派清口就是要有很大的知識結構做支撐的,否則你說不出。一直在傳統里打轉不好玩,除非你是在三級、四級城市裡。農村應該有農村的文化,大都市應該有大都市的文化。我沒在說段子,真正的高手是沒有套路的,相聲有很多逗哏、捧哏,三翻四抖,你看不出我有套路來,因為我是玩邏輯,玩觀點,玩出其不意的,看30場可以笑30場。」周立波的表演沒有綵排,這一點跟很多傳統曲藝的表演一樣,當練到駕輕就熟的地步,張嘴就來了。實際上,這種信息密度很大的清口是需要積累的。他說:「每天我的閱讀時間在三四個小時以上,我差不多每天有14份報紙要看,瀏覽,挑選精讀。我在台上是真正做到一邊思索一邊表演的。你們看到我在台上很從容,觀眾也會讓我想,說錯了也沒問題,很放鬆。但是我這種表演方式實質上是一種難度很高的意識流的,形散而神不散,我說得再遠我都能轉回來。」
談到他的幽默與趙本山、郭德綱的幽默的區別,周立波說:「他們的幽默是物理上的反應,郭德綱或者趙本山,不是不好,只是很直接。我更多是精神上的會意。我可以說一半讓他們去想。這是兩種境界,是面對不同人群的。」周立波又補充一句:「也沒有說誰高誰低。我不知道這個觀點他們能不能認同,就是一定要考慮受眾的感受。一定要有自己的觀眾,演給喜歡你的人看。」談到上海人的含蓄,周立波認為,上海人既不會隨便拿自己的親戚或對方的親戚家屬開玩笑,也不會在一群朋友中間講過分的笑話,而是很注重分寸。「比方說我絕對不會讓人看見我裸露,我抽煙都不會讓人看到。上海人比較追求精緻,我追求精緻是為了我的觀眾,因為你沒有精緻的生活哪來精緻的作品。」在採訪中,周立波反覆強調他的海派清口不會走出上海,並且他對自己能紮根上海並且獲得上海人的認可感到自豪,這種反覆強調有時變得有些刻意。「我從來沒有跟趙本山、郭德綱有過接觸。」周立波說喜歡獨處。但在他的意識里,他希望能與非海派文化劃清界限,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他算了一筆賬:「上海這個市場相當相當大,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出去,而且出去找不到你的文化和共鳴。上海我就算1000萬人吧,聽得懂上海話、喜歡周立波的200塊錢一個人,主要是市民。我現在一年算100場,13萬人,1萬人里有1個,萬分之一,就是這個概念。所以不會出去,出去是個很好的活兒,不是因為錢,因為很多演員他們演戲是為了生存,他們可能擔心明天飯怎麼吃,後天是不是評國家一級演員。這些十幾年前就不是我的問題了,因為我已經做到了充分意義上的財務自由,我現在所擁有的已經完全可以維持我的尊嚴和我的愛好。我是演員中比較少數的懂得放棄即是得到的人,《笑侃三十年》起來以後,我不是擴張,馬上收縮。而且我說到做到,不上電視,外面邀請了很多很多,北京都來人,說要做,但我不出去。」但是周立波強調:「走出上海就是走出國門,今年可能會在美國,美國的上海商會,因為上海人全世界都有嘛。所以我的心態挺公益的,也不影響我賺錢。因為有時候刻意想賺錢然後名利雙損了,這種事在我身上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我一定要謀定而後動,這就是南北性格上的差異。如果我是『小瀋陽』我就出去了,我覺得沒必要,真的沒必要。」周立波很熱愛上海,他的《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無不透著對上海的熱愛,他希望通過他的表演讓上海人更熱愛上海,讓誤解上海的人重新理解上海,只是因為方言限制,讓上海之外的人無法直接感受他的想法。他說:「我們上海人能聽懂北方的相聲,你們北方人聽不懂我的清口。」這也許是上海人的優勢,但也正是人們誤解上海的地方。紮根上海,有可能最終變成了自娛自樂。
不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不想從上海走向全國,至少這種接近西方脫口秀的表演形式是值得人們去思考的。至少在周立波眼裡,已經看到一種不僅有別於傳統幽默方式的表演,而且也在告訴同行,如何去開拓曲藝表演的領域。在這一點上,即便這個區域的人生活不精緻、不含蓄,也一樣能做到。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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