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的精神突圍
錢理群的精神突圍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魯迅研究者，錢理群認為，研究者應該是「後來者」，對其研究對象有著承擔的責任。因此，他做魯迅研究，不但要講魯迅，還要接著魯迅往下講，甚至接著魯迅往下做。
不斷發掘歷史的「倖存者」
和那些在象牙塔一路修行的學者不同，錢理群是帶著自身豐富的經歷闖入學術界的。他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貴州安順地區教語文，一教就是十八年，文革結束後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42歲才獲得碩士學位。在貴州的日子裡，錢理群積极參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在社會的最底層經歷了中國社會的大動亂，而且經歷了從狂亂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大蛻變。
從多重意義上來說，錢理群都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倖存者。他作為六七十年代「民間思想村落」的一員，幸運地走上了北大講台，參與了80年代的啟矇事業；90年代開始，又作為啟蒙運動的倖存者，經歷了時代社會給予的光榮和「圍攻」；退休後，他並不安於清閑的養老生活，而作為市場年代的知識分子中的倖存者，進入了力所能及的實踐領域。
錢理群本人承認「倖存者」這個標籤。他說：「在我所經歷的歷次運動中，許多遠比我優秀的人都犧牲了，而我還活著；在當下的中國，還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他們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寫作，但卻沒有話語權，是我所說的『民間思想者』，而我則陰差陽錯地成了學者，多少有了點發出聲音的條件。」
作為學者，錢理群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註於研究魯迅和周作人。但他不滿於專業層面的文學研究，而著重分析這一對周氏兄弟的思想內涵。他學術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整理、總結出魯迅的「立人」思想，指出魯迅始終緊緊抓住「人」這個軸心，最關心的是「人」在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歷史中所處的地位與真實處境。在面臨如何建立中國的「近世文明」（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現代化道路」）這一歷史課題時，魯迅並沒有採取將西方現存的現代化道路全盤搬來的明快辦法，而是採取了有分析的、因此不免是複雜的甚至矛盾的態度，把西方工業文明中幾個基本命題「科學」「理性」「民主」「社會平等」等放到科學史、人之歷史與西方思想文化發展史中進行歷史考察，一方面，對於上述命題對促進西方社會進步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指出，在那些巨大的無可否認的價值背後，隱藏著同樣大的危機，比如，如果把「民主」變成對於「眾數」的崇拜，就必然陷入「以獨制眾者古，以眾虐獨者今」的歷史循環。在魯迅對於中國「近世文明」的設計中，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必須是一個「人國」，即以「立人」為前提與基礎，不能單一地「以富有為文明」、「以路礦（即科學技術）為文明」，「以眾治（即民主）為文明」，而必須把「人的精神自由」作為現代文明的基本指標。
錢理群的研究從魯迅開始，拓展到中國的現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知識分子精神史。作為一個「倖存者」，他感覺自己的任務之一便是反思自己親歷的歷史，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根據
順著這一思路，錢理群又發掘出了「1957年的民間」。他在整理北大校史時發現，關於1957年的那一段歷史在北大的官方敘述中已經消失，僅有一本書提及，卻把那段歷史描繪為一小撮右派學生在「污衊」「攻擊」。好在那一年，錢理群正在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二年級上課，是那場歷史的在場者與倖存者。錢理群就此展開研究，以大量史實說明，1957年在以北大為中心的中國大學校園裡，發生了一場民間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學生們猛烈批判各種社會弊端，使「五四」精神獲得了新的時代內容，並形成了所謂「右派」精神傳統，那就是「不懈地探索，勇敢地捍衛真理與正義，始終堅守思想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從歷史意義上來講，1957年「廣場」上的思考與吶喊，是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身，而那些學生當時提出的問題與任務，仍然是今天中國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
錢理群驕傲於北大的「57年」，也關注北大的「66年」。他了解到，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當時有許多北大人狂熱地捲入那場運動，做出大量令人髮指的暴行。然而在今天，人們總是高談北大的光榮，卻不敢觸及同樣驚心動魄的北大恥辱，一廂情願地描繪一個「一路凱歌行進」的百年輝煌，卻閉眼不承認前進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與失誤。錢理群於是在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鄭重提出，應該把「校慶」變成一場「自我反省和批判」，而不是一味的自我陶醉。不僅如此，他還尖銳地指出，如今的北大存在著「教育精神價值失落」的嚴重問題，北大的教育成了「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依附於市場的實用主義的商業化教育」。在體制化、官僚化、商業化的過程中，北大「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思想學術傳統損失慘重。這些言論在當時引起了近似於爆炸式的反應，有人轟然叫好，但校方卻下令，從此不準錢理群在學校作為公開學術演講。禁止一位教授在公開場合露面，這在北大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錢理群本人把自己所做的這些工作，稱為魯迅所開創的「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延續」。
北大最受歡迎的老師
由於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的言論，錢理群一度上了「黑名單」。一些極「左」派學者在他們所能掌握與影響的報刊和雜誌上發難，對他進行了長達半年之久的批判。然而在這場精神磨難中，錢理群也得到了安慰——來自青年的安慰。就在北大校方做出禁止他在學校做公開演講的決定之後，北大學生借學校評選「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之際，將錢理群選為1999年的「十佳」之首，以示支持。
事實是，學生們真誠地愛戴錢理群。行走在燕園小徑上的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可愛的老人，大大的腦袋，老頑童式的微笑；但一旦站上講壇，便陡然發光發熱、為電為神，其洶湧的激情讓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時而掌聲如潮、時而鴉雀無聲。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通過北大的課堂輻射出去，成為十幾屆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
錢理群把自己的教學成功經驗歸納為一個「真」字。首先，他每次備課都極其認真，精心設計很多細節，甚至板書哪些保留、哪些擦掉都仔細考慮；其次，他給學生的都是真貨色，上課內容實實在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真誠地對待學生。「我始終注意不擺出教授的派頭。在課堂上，我從來都是把自己攤開了講，告訴學生自己的困惑、自己哪些地方並不清楚。這樣會讓學生覺得你很真實，從而願意聽你的課。他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會願意和你交往。」錢理群說。很顯然，錢理群對於學生的真誠，與魯迅對於青年的熱情一脈相承。
2002年初，錢理群迎來了他在北大的最後一學期課。這一回，他沒有講他最擅長講的魯迅，而是將他幾十年最集中的思索、心得與困惑托盤而出。他講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探討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作用和與民眾的關係，考察啟蒙主義者從「英雄」到「戲子」的轉化，呼喚正在消逝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強調理想主義在這個虛無主義、市儈主義、犬儒主義和享樂主義泛濫的時代的重要性。在這一足以載入北大史、甚至中國教育史的課堂最後，錢理群向學生們袒露了他退休後的計劃：他要開始他新的研究、新的著述；他要關注邊遠地區、社會底層所發生的事情；他要繼續關注並參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同時，他要始終守住魯迅。
錢理群說到做到。退休後，他繼續著學術研究和人文思索，陸續推出《錢理群講學錄》《我的精神實錄》等作品；幾次回貴州考察，參與編寫《貴州讀本》一書。而在他的一系列社會實踐中最引人關注的事件，是他走進中學、給高中生開魯迅的課外選修課。由此，錢理群實行了某種角色的轉換：由一個思想者轉向實踐者。
在2004、05年間，錢理群三次走進中學。之所以那麼做，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是希望能延續中國早在五四時期就形成的一個傳統，即大學教授走進中學課堂，像夏丏尊、朱自清、葉聖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在中學任教。畢竟，人在高中時代是學習能力最強的時候，也是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如果在這個階段得遇良師，則足以惠及一生。其次，也是希望能讓年輕人更早地了解到一個「真實」的魯迅，因為他發現，許多進大學的年輕人在多年應試教育的影響下，對魯迅都有了一種抵觸情緒，對這位大師敬而遠之，而這，又是怎樣的一種可惜！
為了進高中教魯迅，錢理群親自編寫教材、設計教案，終於趕在開課前出版了《中學生魯迅讀本》。那其中的文章和中學教材的選擇很不一樣，收錄了《論『他媽的』》《鑄劍》等。在第一堂課上，錢理群開宗明義：「魯迅對你們最大的意義在哪裡？答案是，魯迅是一個真的人。你們見了那麼多虛偽的成人，我現在向你們介紹一個真的成年人。他把所有的經驗告訴你們，也把所有的苦惱、所有的困惑告訴你們，讓你們自己去借鑒和思索。」
南師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北大附中的學生，由此見識了一位特
然而這場教學實驗進行得卻不怎麼順利。根據校方規定，只有高一、高二的學生才能選修這門課，而且上課時間必須被安排在下午四點之後。在南師附中上課的時候，前兩節課，教室里擠滿了學生；到後來，只有二三十人在堅持。錢理群知道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課與高考無關。
而這個原因與他多年來批評的中國教育弊端息息相關：「在中學的課堂，和應試教育無關的，進不去；在大學的課堂，和就業無關的，進不去。」現代化邏輯滲透於整個教育，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實用知識，輕普遍知識；重科技，輕人文；鼓勵思維與行為的趨同，壓抑逆向的、批判性的、發散性的思維；強調被動的、接受性的教育，壓抑主動的、創造性的教育……在這樣的理念下，學生們自然而然地養成了一種習慣，即選擇有短期效益的課程，不考慮長遠，只在乎眼下。這樣的選擇與放棄，很可能會延續到孩子們走上社會之後，伴隨他們的一生。
錢理群的這番教學實驗還留下一個很大的遺憾，那就是沒有發現真正的「好苗子」。「我去中學教學的時候，心裡暗藏一個期望，就是能找到一兩個天資特別好的學生。可惜，在中國最好的這幾個中學走了一圈，竟然一個也沒有碰到！你不知道，現在的孩子已經貧乏到了什麼地步！絕大多數的學生，除了課本里的東西，其它什麼書都沒有讀過！根本就不能對話！」他長嘆一聲，接著說，「我的感覺是，2000年以後，也就是教育產業化之後，學生的素質大幅度下滑。算了，不說了，提起教育我就生氣！」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局限和瓶頸
錢理群的嚴格苛刻，不但針對學生，也指向自己。他向記者坦言，他並沒有成為自己嚮往的那一層次的知識分子，而且，永遠也無法成為。
在錢理群眼裡，知識分子有四個層次。首先，是做純理論研究的，他們為社會和人類提供價值理想；第二層次的知識分子，懷有理想，具有批判精神，不斷地對現實發出質疑；而第三層次的知識分子，除去自身的學術研究之外，會參與較多的社會實踐；最後一層次，則主要關注自己學科的學術知識，可以被稱為「純學院派」。
錢理群嚮往那種純理論家的境界，希望能憑藉自己的思想創造力和想像力，為中國現代社會提供新的思想和理念。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他為了「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做了大量學術工作，無論作為「歷史的中間物」、「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倖存者」、還是「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批判的知識分子」、「思想者與實踐者」、「漂泊者與困頓者」，他的一切研究、思考與活動，都力圖為「創造中國理論」提供歷史與思想資源。但錢理群也無奈地坦言，他本人無法成為創造理論的那個人。究其原因，恐怕是因為「先天不足」。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封資修」的社會裡，缺少傳統文化的熏陶，又缺乏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所有的知識儲備都以五四新文學為中心。這種知識結構上的缺陷也擴展到精神層面上，造成了他「視野、修養、情趣的狹窄、單一、淺薄、枯寂與粗糙」。而這種狀況普遍發生在他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按照錢理群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是歷史造成的沒有文化的一代學者，無趣無味的一代文人。」
錢理群還指出，非但是他那一代人難成大器，放眼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沒有幾位符合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標準的學者；即使是民國時期那一批令人仰慕的學者，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也很難稱其為「大師」。衡量的標準其實很簡單，就是看那位學者有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朱光潛並沒有他自己的美學思想，而更多的是一個美學史家；馮友蘭的主要價值是他編寫的中國哲學史，而不是自己獨立的哲學思想……總的來說，我們這個民族就存在理論思維能力不強、想像力不足的特點，因此，中國出了許多「史家」，卻沒有多少獨立的思想體系。
更何況，中國知識分子自建國以後就始終生活在一個不利其發展獨立思想的環境中：先是在毛澤東時代被狠狠打壓，又遭遇了「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尷尬時期，而從上世紀90年代起又被政府大量「收編」。眼下，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選擇是，只要你認同並允許自己被納入現行的體制，成為官方認定的「專家」，那你幹什麼都可以，什麼都不幹也可以；而如果你堅持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就得萬事小心、如履薄冰。
錢理群告訴記者，關於知識分子被政府「收編」這一點，魯迅早在幾十年前就有精彩的論述。在《同意和解釋》《宣傳與做戲》這兩篇文章里，魯迅指出，當官的對知識分子就四個要求：一是「同意」，即政府說什麼話，做出什麼決策，提出什麼口號、理論，你都堅決擁護、百分之百贊同；二是「解釋」，就是把政府的口號、他的政策加以理論化、合法化、學術化，引經據典地論證掌權者的決策、口號是怎樣的深刻和偉大。三是「宣傳」，即利用知識分子的三寸不爛之舌，為政府抬轎子、吹喇叭；四是「做戲」，那幾乎是無中生有，而且無時無刻。
錢理群接著魯迅的話往下說，認為當代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在政府「收編」的政策下，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魯迅提出的四個要求，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和獨立思考的權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現在橫行於知識界的，多為學術新貴、學霸和文化明星所構成的「利益集團有機組成部分」，以及向中國販賣西洋貨，向外國販賣中國貨的學術二道販子。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真正的危機是，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馴服工具」，這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
錢理群指出，如果當代知識分子不想被政府「收編」，那隻能自己拿出勇氣和承擔來，與充當「國師」、「謀士」的知識分子劃清界限，站在邊緣的位置，思考中心的問題，發出獨立的聲音。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學者+精神界戰士」，他們永遠不會滿足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因為他懷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對此岸是永遠不滿足的。好像魯迅筆下的過客，因為那前面的聲音，便始終踉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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