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進北京城就變土匪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李自成進北京城就變土匪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崇禎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李自成接過了依然是這個爛攤子。明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雖然皇銀內帑數量驚人，但歷史上並沒有記載這筆錢最後歸於何處。可能崇禎已經大部分轉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來救濟軍隊。總之為了更好的籌集軍餉解決財政，李自成出於對群臣極度的厭惡，做了一個情緒化的決定，他將面試淘汰下來的官員們集中關押，允許官兵「助餉追贓。」

此令一出，天下大亂。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全無章法的招數，而且有著非常隱秘的陰暗心態和過激的情緒。表面上他體現了這樣一種情緒：過去以我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備受助餉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們再來清算你！但究其內里，卻反映出帝國新的掌權人在制度建設上的低能，還不如從前的那箇舊的掌權者。

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當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數次使用過這個法子，這一次，他仍然想用這個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敵視心理，固然因其確有可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也可歸結為一種心理類型：「仇富」。這種仇富心理發展到極致，甚為可怕。不幸的是，農民起義軍中多是長年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佔了絕大多數，一旦放開閘門，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濫。

其實放眼歷史，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後，急於做的就是收買人心，穩定局面，鞏固取得的成績，即使偶有放縱，也會嚴以整之，點到為止；一統天下之後，更不會任軍隊和自己的情緒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沒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相反，從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他陷入了一種勝利者的盲目喜悅和復仇般的快感中，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開始蓄養美女，沉迷聲色，終日以飲酒為樂，追餉就是這種情緒下的產物。他沒有意識到，對於長期生活在疾苦中的軍隊來說，追餉同樣是一種帶有復仇意味的盲目舉動，其實是在助長瘋狂、非理性和貪慾，這個口子放開後，等於是把人性中潛藏的惡欲發揮到了極致，也讓他至少失去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是令前明臣子(還包括散失各地的軍隊及地方抵抗力量)徹底絕望，而事後證明，前明臣子同樣仍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會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使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

助餉和追贓是分兩步進行的，助餉是派餉，就是按指定的對象(將明朝的舊人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個階層)，規定了數目來進行餉銀的分派，規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交納規定的金額，不過，助餉沒有多久就迅速發展成為了追贓，那就是不分對象，沒有數目，無限度的追要，甚至隨時追，隨地追。由助餉到追贓，由尚有幾分理性到全無理性，這是一個極快的過程。

追餉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這個一心想為李闖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沒做成，卻成了劉宗敏的階下囚，在嚴刑拷打下，交出十萬兩黃金，然而劉宗敏並不滿足，仍然拷打不盡，魏藻德的兒子求劉宗敏手下留情，並說明自己的父親有不少門生，可以從他們手中湊足款項，劉宗敏答應了。可是到了約定期限還沒能交全，魏藻德求劉宗敏再給他一點時間，劉宗敏不聽，結果被活活打死。接著是前內閣首輔陳演、成國公朱國純、禁衛軍頭領李國禎、國丈周奎、東廠太監王之心等，明朝有頭有臉的人一個也逃不了，在劉宗敏手下，個個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斷的交錢，一點法子也沒有。

作為大順最重要的軍事首領，劉宗敏腐化得極其迅速。這人仗著功勞極大又與李自成情同手足，強橫之極，到後來，李自成也操縱不了他了。劉宗敏一到北京，就開始「挾妓」取樂，而在追餉的過程中他一定是有著深深的快感的，對於這個窮了一輩子的人來說，可以任意捕捉毆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權貴們，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榨錢，這是一個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為追餉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軍隊是大順最精銳的部隊，在他的影響下迅速腐化，去捉這些有錢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軍國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內，到處跑的都是劉宗敏的兵，「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餘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時代似乎到來了。

大順軍所到之處，開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現在說的「滿大街的抓人」。追餉是以大冊登記姓名，每一百人為一組，由八名騎兵武裝押送到各營拘禁，從早到晚，「冤號之聲不絕於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無論新舊翰林官，每人派餉銀萬兩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餉，規定：不論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餉，其中被起用的官員，派餉數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攤派的數目多，敢說一句「不辦」的話，立即用夾棍嚴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這裡面包括「勸進」黨的國丈周奎，交了五十萬兩黃金仍難逃一死。

劉宗敏成了追餉活動的總指揮，他命令各處兵營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餉，即使在路旁街邊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處處皆可用刑」。派餉的具體數目，按等追繳：中堂官即原明首輔、大學士一級的官，須出白銀十萬兩，各部院、京堂、錦衣官為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官為五萬、三萬，翰林官多則為三萬、二萬，少則為一萬，各部屬員以下的，均以千計。至於皇室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已。」從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餉的活動越來越擴大，由原來的官員、勛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階層、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記載，「各處搜求漸宏，販鬻之家稍有貲產，則逮而夾之，老稚冤號，徹於衢路。」北京城內一片鬼哭狼嚎之聲音。當時的著名文人楊士聰親眼看見，劉宗敏所居府第有三個大院，受夾棍刑罰的每院有百人，這些人中，真正的有錢階層只佔十分之一二，大多數還是一些低級官員和小吏，還有一些商人，他們身受酷刑，慘狀令人不忍目睹，而當天過後，據說這幾百人無一生還。(楊士聰《甲申核真錄》)

用劉宗敏來完成追餉大任務，也充分體現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極為不明智，如果稍有頭腦之人，對劉宗敏這樣殘暴而又難以馴服的傢伙都會有所提防，如果換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後會肯定會賞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卻把這樣一個油水極大、極易失控的工作交給了他，可能是出於哥們義氣吧，他認為劉宗敏忠心耿耿，與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卻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講個人感情的，以李自成這樣的品性，當個黑老大差不多，當政治家，差之甚遠。

劉宗敏的追贓活動整苦了明朝遺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對於老百姓來說，依然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在金錢與殘虐中尋求最大快感的大順軍，到後來已經完全失控了。他們榨完了權貴的錢，開始任意捕捉富戶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鋪和居民經常遭受搶劫，而在劉宗敏的縱容下，搶掠變成了淫掠，強搶民女的事件也多有發生。對長期在外作戰的大順軍來說，進城後掠奪美女亦是其慾望宣洩手段之一，李自成在這方面也起了帶頭作用，他一進北京，就住到皇宮，將宮女集中起來，分賞給諸將和群臣，其他將領也多有此等劣跡。這裡面最厲害的是劉宗敏，他佔據皇親田弘遇府第，將其中數十名女性盡數掠去，而在追餉活動中，為了保命，甚至還有明官獻出妻女家小，收買農民軍領導人或下屬將領，軍紀之壞，已經全無章法。甚至到夜間，「兵丁斬門而入，掠金銀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順軍領袖在追餉、搶奪美女的狂潮中，還爭著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宮外，各將帥則「分居百官第」，如劉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過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佔万駙馬府、田見秀據曹駙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劉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惡之人，「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甲申核真錄》)這是對劉宗敏治下軍隊最真實的寫照。對北京老百姓來說，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支秋毫無犯的義軍就成了左良玉的軍隊了，甚至還不如左良玉的軍隊。李自成最初曾號令軍隊：「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這些命令在追餉面前，都蕩然無存了。

而就在這時候，本應該替李自成矯正思路的文臣們也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夢，每日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擁、諛詞滾滾的氛圍中。其他眾臣也認為大勢已定，開始論功行賞了，包括曾經有過出眾才能和極高戰略眼光的謀士顧君恩，也開始腐化，每日只知挾妓取樂，不思進取。而他們忘了，佔了北京並非佔了天下，也並非佔盡了人心，因為最根本的土地問題、財政問題並沒有解決，還有極大的威脅仍然存在，明朝還有半壁江山沒有打下來，關外有清軍，關內吳三桂的軍隊正在行進途中，江南還有左良玉高傑的軍隊，明朝殘餘勢力仍在。但在復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頭腦最清醒的是李岩。在眾人皆醉的時刻，他以難得的清醒和理性，給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時宜」的奏章，對此，《明季北略》中有記載：

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

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吳鎮(原作「各鎮」，據《小史》改，下同)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並不行。

李岩的這份奏章，是對當時形勢最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了幾個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關外滿清勢力未除，登基之事，享樂之舉，應該在清除外患的基礎上再議；二是追贓影響軍紀，必須停止；三是國內形勢未穩，還應乘勝追擊，穩定陣腳，明朝殘餘勢力特別是左良玉的軍隊仍然控制著大片土地；四是對於吳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輕視，山海關城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撫為主，防止明室反撲。可惜的是，這些道理雖然完全正確，但此時的李自成已經在勝利喜悅中難以自拔，竟然視而不見，甚至認為李岩此時的提法很掃興，於是只簡單的在奏章上做了個「知道了」的批複，並沒有任何舉動。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過一個月時間，李自成軍隊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實屬罕見。在京的時間裡，李自成並沒有急於稱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將卻已經漸漸變質，渴望永遠享受這樣的生活了。李自成在這段時間沒有拿出任何更先進的政治綱領和戰略計劃，即使官制也還是延續著明朝的舊制，對明朝的財政制度，他一無建樹。對於李岩的建議，他不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機喪失了。

李岩上書參政，卻不知這個時候他自己已經陷入困局。最大的敵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舉薦的，李岩待他有推薦之恩，但此時，牛金星已經將他當成了政治對手。同樣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還沒有坐穩之際，即開始玩起了明朝黨爭這一套，李岩對此可能有所察覺，但是因為李自成的緣故，竟也無法可施。而李自成這時對李岩已經不太倚重。牛金星本為李岩所薦引，此時被拜為「大祐閣大學士」，官居丞相之職，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薦引的宋獻策被倚為「開國大軍師」，劉宗敏任一品的權將軍，而李岩的「制將軍」，只是二品。由此可見，李岩已是位卑言輕。

在李自成追贓的官員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後者如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此時吳三桂正在山海關，擁兵自重，這時若逼反了這位將領，形勢會急轉直下。李岩是最早發現這一現象的，他急勸李自成，接著，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獻策也紛紛提出了反對的意見，李自成終於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這時，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頗見成效，該殺的殺，該抄盡的也抄盡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釋放所有關押人員。

但這時已經為時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終於完全明白了，他們想效忠的大順王朝就是一群強盜，決不能抱以一點希望。這時的大順軍也確實蛻變成了一群強盜，放出關押人員後，拷掠竟還沒有停止，喪心病狂的劉宗敏繼續拿平民和商人開刀，軍紀毀壞依然嚴重。牛金星、宋獻策等人也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勸李自成多行仁義，李自成終於清醒，想起遼東勁敵滿清未除，而吳三桂軍威之盛，又坐踞山海關之險，不禁起了愛才之心，他令馬上安撫吳襄，又命降將唐通致書吳三桂，勸他投降，再以吳襄名義給吳三桂具信一封，要他歸順。

大順政權的領導剛剛有所平定，馬上就要走上正軌，劉宗敏卻在這個時候昏了頭，竟然做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他到吳襄府把吳三桂寵妾陳圓圓掠來，想強佔之，而又有一種說法是，李自成貪圖陳圓圓美貌，命劉宗敏奪之，竟然想納之為妃。

他們倆不論是誰做的這件事，都令歷史由此改寫。這個風月事件，令陳圓圓，一個不經意間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女人，讓吳三桂這個原本應該在歷史舞台上歸於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進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浪尖，更讓李自成、吳三桂、多爾袞等人的命運突然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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